自由之城:简明香港史(共四章,更新至2.4,连载中)


谨以本帖献给英勇的香港人民,及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
在本帖中,我将会根据我对香港历史的理解,写一部短小精悍的简明香港史。写作目的,是梳理香港180年来的历史脉络,探寻香港的自由精神由何而来、为何珍贵,从而使大家明白今日香港革命的历史背景。
正是一代代香港人的共同努力塑造了香港的核心价值,定义了“香港人”的概念。今日波澜壮阔的香港革命,实为伟大历史进程的一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香港国族(nation)先是在英、中两帝国的夹缝间成长,又在共匪的压迫下成型,并在时代革命的号角声中最终形成。香港手足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但我坚信胜利与荣光必终归香港。因为公义必将战胜邪恶,国族共同体必将战胜巨型利维坦。
本简史之作,出于笔者这个大陆人对香港人的敬意,并寄托了笔者对香港手足的祝愿。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愿荣光归香港!
是为序

目录
一、自由之港:早期香港史(1841-1894)
二、动荡岁月:激流中的香港(1894-1945)
三、国族诞生:香港城邦定型(1945-1997)
四、时代革命:为自由奋战的香港(199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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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3-19

40 个评论

怒搶沙發,期待樓主的更新≖‿≖✧
樓主不邀請我關注,你這樣不行呀
建議第四部分改成 時代革命 或者 光港時革
以前有香港人寫過特區十年史(1997-2007),詳細紀錄香港主權移交十年來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

可惜這個Blog已經不存在了,當初有書店打算出版他的手稿,結果也未能成事。
抢个位置
沙发沙发
樓主不邀請我關注,你這樣不行呀建議第四部分改成 時代革命 或者 光港時革

借楼,第二部分可以改为动荡岁月
借楼,第二部分可以改为动荡岁月

感谢,已修改
樓主不邀請我關注,你這樣不行呀建議第四部分改成 時代革命 或者 光港時革

我还是比较新的新人,还不认识这里的好多大佬,抱歉😁已经修改了
一、自由之港:早期香港史(1841-1894)


1、自由传统:古代香港

香港地处南中国海北岸、珠江口东侧、深圳河以南,是一片总面积不足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其中,香港岛与九龙半岛构成了香港的核心区域,更为广阔的新界则构成香港的腹地。香港的地形以丘陵为主,多山少平地、海岸线曲折,拥有263座大小不一的岛屿。自古以来,香港便远离中华帝国中央,是一处追求自由的人们栖息的乐土。

数千年前的香港,是百越民众的活动舞台。那时,中国东南部居民生活习俗、语言文化与中原人迥异,被称为“百越”。考古学的发掘显示,公元前6至前3世纪的香港原住民已经掌握了青铜器技术,拥有着和广东百越先民相似的文化。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征服百越,香港从此在名义上成为中华帝国的领土。这一点虽被后世中国民族主义者用来佐证“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则不能说明中华帝国那时已有效控制了香港。实际上,直到公元10世纪的宋帝国为止,中华帝国对整个岭南地区的控制能力都十分有限。帝国的官僚居于以广州为核心的城市中,仅能控制几条交通干线,对于其外的原住民部落则鞭长莫及。

10世纪宋帝国建立,使局势为之一变。与长期以来依靠中亚丝绸之路进行外贸的唐帝国不同,宋帝国北有辽、金、西夏等政权阻隔,唯有更多依靠海上外贸。正因如此,宋帝国强化了对岭南的控制,帝国官僚的触手也深入了香港。971年,宋廷设盐场于九龙湾,试图垄断香港一带的海盐开采与贩卖权。追求自由的香港先民遂转移至附近的大屿山,继续经营私盐,维护自己的自由贸易权。1197年,因大屿山私盐迟迟不能禁决,赵宋官军遂凶相毕露,登岛将数百名岛民全部屠杀,犯下了中国殖民主义对香港人的第一起有史可查的暴行。

1368年,明帝国建立,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然而,这一情形随着16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被打破。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远东,随之占领了香港的屯门及后海湾以为贸易据点。虽然明帝国官军于1521年驱逐了屯门的葡萄牙势力,但香港的自由贸易已由此复活。明国时期,香港以盛产香木著称,并因此得名“香港”,其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地。17世纪满清取代明国后,一度实行残酷的“迁界”政策,将沿海居民迁往内陆,严重破坏了香港的自由贸易。然而在1669年清廷允许“复界”后,香港的自由贸易再现生机。1757年,清国规定以广州为其唯一对西方国家进行外贸的城市,港口条件优良的香港遂成为西方各国商船的停泊之地,迎来又一繁荣时代。在由清国官方垄断的外贸体系之外,许多亦盗亦商的走私船队亦活跃于香港海域。其中,拥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海盗石香姑、张保仔率领其舰队,曾在1805-1810年间以大屿山为基地,一度控制了珠江口。

面向大海的古代香港因地处中华帝国边陲,得以保留浓厚的自由贸易传统,并从16世纪起融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香港的本土自由传统与奉行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结合,诞生了璀璨的香港城邦。
2、鸦片战争:香港城邦的诞生


1839-1842年间,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因鸦片贸易问题爆发激烈冲突,促成了香港城邦的诞生。

鸦片是一种提炼自罂粟的产品,它富含吗啡,不但能够止痛和治疗腹泻,亦可使人精神愉快,从而对其上瘾。重度上瘾者若久不服用鸦片,便会萎靡不振。18—19世纪,世界各地都有大量鸦片成瘾者。在英国伦敦,许多人饮啤酒时要在其中添加鸦片,男性工人们则往往要在上工前服用鸦片丸以提神。在清帝国境内,情况也差不多,军队中多有瘾君子,许多苦力甚至“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肉”。

自17世纪烟草进入东亚起,吸烟之风便已蔓延整个东亚大陆。18世纪前期,一种新奇的吸烟方法传至清帝国境内,那便是吸食在鸦片浆汁中浸泡过的烟草。1729年,清帝国颁布法令,提出要用刑罚惩治贩卖鸦片者。18、19世纪之交,鸦片不但在清帝国的穷人中大受欢迎,亦令许多富人为之痴狂。吸鸦片成为一种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包括清帝国皇室在内的许多人都有此种习惯,由玉、象牙、龟壳制成的高级烟具因而成为一种时髦的尚品。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攻占孟加拉,随后垄断了在印度的鸦片制造权和贸易权。1784年,英国国会为打击茶叶走私贸易而将茶税降至12.5%。自此,茶叶在英国成为人人皆可消费的廉价商品,导致其英人对闽、粤茶叶的需求激增,进而令大批白银从英人手中流入清帝国。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广州输送鸦片以挽回白银外流。至1816年,平均每年有3210箱鸦片流入广州。1831年,这一数字增至16500箱。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失去对清贸易专利权,大批私商争相加入鸦片贸易,进行暴利走私活动。1839年一年内,流入清帝国的鸦片数量达到惊人的40000箱。

在鸦片流入清国的走私贸易初期,邻近香港的内伶仃岛系一重要交易地点。此后,为逃避清国巡检,走私商人将交易地点改为更靠南的维多利亚港,即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因此,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方面已有将香港变为自由港的呼声。1839年,为解决鸦片贸易问题,清国道光帝派林则徐前往广东,将广州、澳门的英商全部驱逐,英商遂转往维多利亚港暂避,随后与清军爆发冲突。1840年,英国正式对清开战。次年1月,英军攻至广州附近。经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与清两广总督琦善谈判,双方达成《穿鼻草约》,议定将香港岛交由英国统治。1841年1月25日,英军在香港岛西北角的上环水坑口登陆,将之命名为“占领角”。次日上午8时15分,英军在“占领角”升起英国国旗,为维多利亚女王三次欢呼。查理·义律随即在军舰甲板上宣布,香港已是女王陛下的领地。英治香港城邦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

香港城邦的诞生,与鸦片贸易这一不义行为连结在一起,确实是不光彩的。在20世纪发明“中华民族”、“大东亚共荣圈”者的眼中,鸦片战争乃“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体黄种人”的莫大耻辱,象征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或“大东亚”。对于英帝国主义贩卖鸦片的恶行,我们自然无需为之讳言。但笔者仍要指出,中国殖民主义对于古代香港自由贸易传统的破坏,以及发动的数次海禁、屠杀,其罪恶并不亚于英帝国主义的贩毒行为,其持续时长则远过之。19世纪尚非公义盛行之世。对香港而言,能够保障贸易自由的大英帝国已是比清帝国好很多的统治者,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3、自由港与第一次抗争


当英国人占领港岛时,岛上居住着一些零星的蜑民和数个村落,居民共计3650人。蜑民是广东、福建一带的特殊族群,常年以船为居所,受到陆上居民的歧视,多从事捕鱼业及走私贸易行业。英国人在岛上的最初定居点位于其登陆点略东的地方,其后扩展至西环、上环、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一线,称“维多利亚城”。岛上的村民成为香港城邦最早的建筑工,为城邦修建了最初一批西式建筑。

1841年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无需向英国政府支付任何款项。这表明从一开始,香港就是自由之地。1841年8月,义律被召回国,英国以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代之。1842年8月29日,英清签订《南京条约》,清帝国正式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砵甸乍随即于10月27日发出告示称“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

此通告示表明,香港从此将成为零税率的自由贸易港,当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也将受到尊重。在此自由贸易政策下,香港遂成为广东人及西方商人、传教士的理想移民目的地。至1842年,香港人口就已膨胀到1.5万至2万人。1843年4月5日,维多利亚女王发布任命砵甸查为香港总督的制诰。该制诰于6月抵港,砵甸查遂成为首任港督。他当即组织行政局、立法局、最高法院,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香港的最高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港督皆由英国政府委派,行政局、立法局议员则由香港政府委任。城邦建立之初,港岛上有300余名英国人。他们中地位最高者为港督和行政局中的三名官守议员,其下则有43人任“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JP)。“太平绅士”系一种源自英国的制度。出任太平绅士者皆为民间德高望重之人。他们坐镇地方法庭,肩负起维护社区治安、防止法外刑罚的责任,亦要处理一些简单的法律程序。此时,香港的华人尚无任何政治权力,亦无政治义务。

1844年,香港的华人第一次在城邦政治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年8月21日,立法局通过法例,要求所有居民每人每年缴纳1元的“人口登记税”。对于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来说,这笔钱不算多。但对月入仅2至3元的华人苦力、建筑工来说,这样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11月1日,香港华人发起浩大的罢工、罢市活动。十二天后,第二任港督德庇时(John Davis)只得宣布取消“人口登记税”。从此,香港的全体居民无分种族只需向政府登记,不再缴纳此税。因此受益者不单只有华人,亦有定居香港的西方人。相应地,英国人亦在法律上给予华人较高的地位。1845年,一个美国人曾指出:“只有在香港和澳门殖民地,欧洲人才会因为谋杀了华人而被处死。”

1844年香港华人的抗争,只是此后无数次香港社会运动的先声。为不公义之事奋起反抗,从一开始便是香港的城市性格。
看这个还不如看wiki百科,个人倾向性比较明显,一部分人拍手,一部分人叫骂,因为遣词中会带作者的情感而无法做到客观公正的表达

并不能帮助中立者改变观点

辛辛苦苦写出来其实wiki里面早就有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AD%B7%E5%8F%B2
看这个还不如看wiki百科,个人倾向性比较明显,一部分人拍手,一部分人叫骂,因为遣词中会带作者的情感...

通史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感谢指出。不过我相信品葱朋友一般都是会拍手的。本帖不是一部客观的学术研究著作,是简明的普及文字。
通史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感谢指出。不过我相信品葱朋友一般都是会拍手的。本帖不是一部客观的学术研究著作...

坐等你怎么描述这一段

196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1967年,香港于一场劳资纠纷而演化成暴动。由于受到言论煽动及误解了民族主义,大批挥动毛语录及叫喊口号之暴徒游行往港督府[11]。一个灼热、令人烦恼之炎夏随着1967年5月初来临;集体示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是恐怖主义及放炸弹活动[11]。巴士及电车司机如继续上班保持香港正常运作,即受到恐吓,甚至袭击;暴徒在左派学校之课室内制造炸弹,然后在街上随处放置,更成立斗争委员会,策划与政府展开斗争[11]。街头被亲共人士放满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制炸弹,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经济一片萧条。但不久便发现没有斗争首领愿意往中国参加造成死伤无数之全国性斗争运动;而支持动乱之富商,即所谓“红色肥猫”,则将子女送往他们极鄙之英美两国读大学[11]。

而宝安县方面的红卫兵亦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界,包括爆发沙头角枪战。事件中共产党民兵从中国边境开火[11]。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坚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这事件方逐渐平息。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只要能长期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2]:31、“这其中香港所发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贡献之重要,是无可估量的。由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现状,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现状,才对中国有用,既然有用,就长期而充分的利用之。这个政策一直不变。”[12]:36、“‘反英抗暴斗争’,组织左派群众,和香港的英国政府正面冲突,冲击港督府,与警察打斗,到处放置炸弹。英国出动正规军反击,双方都有死伤,还累及不少无辜市民,一时局面十分恶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左派暴动才渐渐平息。其后这场动乱的组织者与发动者据说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有些人还受到处分惩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改造。经过了这次教训后,‘不得破坏香港现状’的政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更加得到重视,这个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现状的维持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也即是对全党有利,对香港广大中国同胞有利。”[12]:37

暴动过后,香港殖民地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总督麦理浩在任内推行多项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价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阶层逐渐由山边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环境。另外,麦理浩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政府内严重的贪污问题。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大学生资助计划、廉价和优质医疗等,使香港步入现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经济迅速增长,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四个地方并称“亚洲四小龙”。
坐等你怎么描述这一段196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1967年,香港于一场劳资纠纷...

放心 这是重头戏😁
4、艰难创业:香港城邦的最初岁月

香港城邦的最初岁月,是在艰难中度过的。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给香港带来了大量致富机会,致使大量人口涌向港岛,治安恶化。香港城邦的财富,也令活跃于附近海域的海盗垂涎。此外,香港的亚热带气候令英国殖民者难以适应,病死者甚重。在一片混乱中,英国人甚至曾于1844年有过放弃香港、改为占领浙江舟山群岛的打算。

初期香港城邦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民主制度的欠缺。英国虽在香港设立了代议机构立法局,但该局议员的产生方式并非民主选举,而是总督委任制,且最初的三名议员皆为身居要职的官守议员。在此情况下,香港英商于1847年发动香港史上的首次议会民主运动,要求将政治权力“下放予英籍居民”,落实地方自治。经香港英籍人士多次上书英国国会、反复抗争,第三任港督文咸(Samuel Bonham)终于在1850年6月委任了两名非官守议员。此次抗争运动虽为香港英人的内部事务,但仍是首次促进香港民主的议会斗争。假以时日,这一议会抗争传统也将辐射到香港华人群体当中,与街头社会抗争一同成为香港的政治传统。

不过,在香港城邦建立初期,华人并无政治权利,种族不平等是当时香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人居住于独立的社区中,与华人区隔,任用买办处理跨种族商务。香港最初的华人买办多为蜑民或南洋华侨,系因这些族群长期从事海上贸易,身处帝国主流儒家文化之外,许多人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因而较易与西方人合作。这些买办在为英国人服务的同时,又时常依托英人庇护从事非法海盗活动、行贿官员、开设妓院与赌场,进一步败坏了香港的社会治安与风气。

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香港在其开埠的最初十余年依然能依靠其保障自由贸易的制度优势吸引移民。到1853年,香港人口已增至3.9万,既有英国人与华人,也有葡萄牙人、欧亚混血儿、印度人、犹太人、美国人及其他欧洲国家人士。香港的国际化色彩,此时已初现雏形。
5、难民首次涌入与罗便臣改革


从1850年代起,香港进入了一段急速发展的岁月。1854年,广东爆发大规模的天地会起义,紧接着又发生了延绵十余年的土客战争,死者超过百万。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于次年攻占广州。广东的连场战乱使大批难民涌入香港,致使香港人口于1860年膨胀至10万。这是中国流向香港的首次难民潮。此后,每当中国发生战乱及灾难时,大量难民即视香港为躲避灾祸的乐土。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逃离暴政投奔怒海,从这时起便写入香港人的性格中。

与难民潮同时而至的,则是中国帝国主义对香港自治的粗暴干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于镇压天地会起义时屠杀数十万广东平民的屠夫、清两广总督叶名琛曾在香港发动多次恐怖袭击,试图通过超限战打击港英政府。1857年2月,英商开设于湾仔的两间面包房遭清国细作纵火焚毁。此外,有两艘英国商船分别在1月13日和2月23日遭恐怖分子焚毁,船上乘客全部遇害。当时,香港街上出现了许多来路不明的反英标语,身份不明的暴徒更频频袭击西方人的产业,甚至曾试图行刺港英政府官员。一连串恐怖事件下,港岛陷入恐慌中。可见,共匪利用其乡黑走狗发动元朗恐怖袭击的行为,实有其历史渊源。

随着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获叶名琛,香港的危机随之解除。1860年,英法联军与清帝国签署《北京条约》,清国将九龙半岛南部及邻近之昂船洲割予英国,香港城邦的范围由此扩展至大陆之上,其北界相当于今日的界限街。香港城邦由此获得更大的地理纵深,其地缘形势更加安全。

随着大量广东难民涌入香港,政治改革势在必行。1859年,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就任第五任港督,开始推行政改。1862年,罗便臣开始推行“官学生制度”,规定唯有通过公开考试选拔的优秀英国大学生方能至港英政府工作。这些被选中者在从政之前,需先在香港进行为期两年的汉文学习。这批“官学生”熟知华人文化,很快便成长为能够跟华人顺利沟通的专业政务官,从而使港府摆脱了以不良买办充当代理人的恶政。
6、华人自治:南北行公所与东华医院


罗便臣改革虽然建立了专业的行政官员体系,但对一个城邦而言,仅有专业的行政官员是远远不够的。1865年,香港人口已膨胀至12万以上,其中大部分人口为华人。这些人口必须自己组织起来进行社区自治,方能为自己在城市中谋求更多权利,并降低港英政府的治理成本。为躲避战乱涌入香港的大批广东士绅、豪商成为华人自组织的核心。1865年,从事沿海及南洋贸易的在港粤商组建南北行公所,用于裁定成员的商业纠纷。两年后,在南北行公所的要求下,第六任港督麦当劳(Richard Macdonnell)批准其组织“团防局”,招募一批“更练”自行维持华人社区治安。1868年,南北行公所在文咸西街获得一块由港英政府批出的土地,于此建立会所。此后,该会所便成为在港粤商与民众商议公共事务的场所,形同华人自己的议会。至此,南北行公所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行会,其成员也不只有商人,更有各行业工会的领袖、洋行买办和街坊领袖。1870年,南北行公所又开始筹办医院,使香港华人的自治进程再进一步。

香港开埠以来,在港华人因不信任西医,无入医院就医的习惯,患病者往往被遗弃在街头。1851年,商人谭亚才在太平山街设立广福义祠,用于供奉济公活佛及客死于香港者。许多被遗弃在街头的病患遂聚集至义祠,领取基本的茶水和饮食,静候死亡,祠内臭气熏天,遍布死尸。1869年4月,有港英官员造访广福义祠,对其中恶劣的环境深感震惊,乃督促立法局尽快设立华人医院。1870年,立法局通过《东华医院条例》,要求南北行公所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办医院。1872年2月,东华医院在上环普仁街开张。该院为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其大部分医疗服务为中医,亦有为民众接种牛痘的西医服务。医院总理共11人,既有买办,亦有各行业豪商。由于担心医院像广府义祠那样变成收容街头患病贫民的场所,东华总理随即介入济贫事业,出资协助流落香港的无业游民返乡,并设立东华义庄收容死者遗体。此外,东华医院还开设孤儿院,并收容精神疾病患者。这样一来,东华医院便不仅是一所普通的医院,更成为向华人提供社会服务的中心,因而获得巨大威望。根据规定,东华总理每年进行一次选举,凡能捐资10元者皆可参选。换言之,香港各行业中等收入以上的华人皆有参选资格。当选者不但要对医院、义庄进行管理,还经常召集特别会议处理社区内的突发事件、审理民事纠纷。

1877年,第八任港督轩尼诗(John Hennessy)就职。轩尼诗系爱尔兰人,在英国属弱势族群。这一出身使他颇同情华人,并十分尊重东华医院,东华医院遂成为粤人与港英政府接触的唯一渠道。华人民众的诉求多由东华总理向港督当面转达,港督亦时常就政务问题咨询东华总理。1878年,东华总理成立打击人口贩卖的机构“保良局”。该局设于东华医院内,其董事会与医院在人事上多有重叠,人称“东保一家”。一种新的习惯法就此形成了:刚刚步入政坛的华人需先在保良局任职,方能参选东华总理。

东华医院和保良局使华人在香港的政治地位极大提升。1878年,港英政府开始委任华人为太平绅士。同年,港英政府开始允许华人宣誓加入英国国籍。1880年,轩尼诗又任命出生于英属马六甲、由英国留学归来的伍廷芳(祖籍新会)为立法局议员,是为香港的首个华裔议员。虽然在轩尼诗于1882年离职之后,港英政府不再准许东华总理接受民众诉讼。但华人已通过东华医院为跳板开始进入香港主流政治中,东华医院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被称为“东华精英”的群体,已然成为香港华人社区领袖。在大英帝国的卵翼下,香港华人具备了自我治理的能力。这种市民自治的传统,无疑是大英帝国留给香港的一笔宝贵财富。
Liberty City Stories...?
7、西化华人精英的崛起

在1880年代的香港,华人精英虽已通过东华医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开始步入主流政坛,但仍无法获得港英政府完全信任。在英国人看来,多为广东士绅、豪商出身的“东华精英”与西方人文化背景差异过大,使人心生芥蒂。

1883-1885年间,清帝国与法国为争夺越南爆发战争。战争期间,自由港口香港成为法国军舰补给地点之一。清帝国两广总督张之洞遂再施中帝国主义故伎,于香港发动超限战。张之洞一方面收买多名“东华精英”,令他们于香港刺探军情,另一方面又多次向香港华人发布所谓“谕令”,煽动反法暴乱。当时,由于法军威胁攻打广东,而香港华人又多为粤籍,因此仇法情绪在华人群体中普遍蔓延。自1884年9月起,香港船坞华工开始罢工,拒绝服务法国船只。10月3日-4日间,罢工演化为盲目排外暴动,暴乱者在西营盘、上环一带占据街道,到处围殴西方人及警察。在混战中,警察开枪驱散暴乱者,造成1人死亡。

面对局势升级,张之洞深感不安。于清国而言,香港系一获取外汇、国际贷款的口岸。如果清国通过煽动排外暴乱摧毁香港,最终只会于己不利。因此,张之洞立刻向香港华商发布“命令”,要求“适可而止”,暴乱则随后于10月5日迅速平息。然而,相似的场景将在此后的历史中反复上演。

“东华精英”的可疑表现,令港英政府怀疑其忠诚。在1880年代,一批于香港出生、接受西式教育、信仰基督徒的西化华人或欧亚混血儿已经成年,这些文化或血统上的混血儿遂成为港英政府新的吸纳对象。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归化为英籍,拥有担任立法局议员及太平绅士的资格。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亦废除东华医院总理受理民事诉讼的资格,并以通晓粤语的英国官员出任抚华道一职,以抚华道为政府与华人的唯一沟通渠道。1891年,抚华道骆克(James Lockhart)改组华人绅商控制的团防局,委任一批西化华人精英于其中任职。原本用于维持华人社区治安的团防局,也被改为政府咨询机构,并负责协助政府管理华人事务,因而被称为“华人的行政局”。1894年,香港爆发为期五个多月的鼠疫,造成2500余人死亡。疫情期间,因以中医治疗为主的东华医院应对不利,致使华人绅商的社会威信大受打击。

至此,西化华人精英遂成为港英政府与华人沟通的主要中介。他们因拥有西方文化背景,比传统绅商更容易影响香港的主流政治。当时,港英政府仍采用议员委任制,并未实行民主制度。立法局议员人数虽已经过多次扩大增至12人(7名官守议员、5名非官守议员),但皆非由民选产生。1894年6月,立法局英裔议员韦赫、遮打及西化华裔议员何启(三人皆为非官守议员)发起议会民主运动,提议非官守议员应由香港所有英籍居民普选产生,且需在立法局中占过半席位。经过一系列博弈,英国殖民地部未能同意议员们的民主诉求,但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仍于1896年略做妥协,增设非官守议员、官守议员席位各一,并以华商韦玉出任增设的非官守议员。此次民主运动虽仅以争取英籍居民政治权利为目的,但参与其中的已有获得英籍的西化华人精英。这表明,香港华人群体已开始具备运用西式代议政治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能力。对于如何启、韦玉这些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的西化华人精英来说,香港不仅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也是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在种族层面虽是华人,在国籍层面虽是英国人,却有着“香港人”这一独特的身份认同。
一、自由之港:早期香港史(1841-1894)1、自由传统:古代香港香港地处南中国海北岸、珠江口东侧...

抄袭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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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古代史可讲的不多,因此写得简略,或许像百度百科。通过徐承恩、高马可两本通史,及《广东通史》只言片语的描述,亦有参考wiki。wiki信息需要fc,其中讲到唐代设立屯门镇,我还查了张一兵、刘智鹏的研究看一看屯门镇到底在哪,发现有香港、深圳两说,因此为严谨计不写入本文。说我抄百度百科,恕我难以接受。
香港古代史可讲的不多,因此写得简略,或许像百度百科。通过徐承恩、高马可两本通史,及《广东通史》只言片...

香港没有古代史,香港岛是无人区,九龙半岛最初就十多个村子,什么都没有。
香港没有古代史,香港岛是无人区,九龙半岛最初就十多个村子,什么都没有。
古代香港岛不是无人岛,石排湾、霄箕湾等村清代已经成型。英国人在占领香港岛的时候统计人口数字,为3650人。关于香港岛开埠前的聚落分布,见此纪录片:https://youtu.be/Mos74XY8R1k
古代香港岛不是无人岛,石排湾、霄箕湾等村清代已经成型。英国人在占领香港岛的时候统计人口数字,为365...
那么多人吗?记得香港岛是没有人啊,只有附近的渔民避风浪的时候会到上面去,你说的那是九龙半岛吗?反正没什么历史,一块荒地。
那么多人吗?记得香港岛是没有人啊,只有附近的渔民避风浪的时候会到上面去,你说的那是九龙半岛吗?反正没...
我说的就是香港岛,看我发的链接。避风浪的是蜑民,岛上也有种地和采石的村民。“一块荒地”的说法是当时英国人的气话,因为当时香港和舟山相比确实很荒凉,英国人更想要舟山。但也不能说香港岛开埠前是无人岛,完全没有历史。
8、光荣与隐忧:早期香港史的总结

1891年1月,港英政府举行了盛大的香港开埠五十周年庆典。在圣公会及天主教教堂的钟声下,城内张灯结彩、礼炮轰鸣,欧裔、华裔、印度裔、欧亚混血儿的社区领袖全数出席了典礼。这一盛典彰显了大英帝国的威严,以及英国人对香港五十年来建设成就的自信。

从许多方面看,英国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值得骄傲。在1890年代初,香港人口达到25万,已初具都市规模。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英国、美国、英属印度及西方各国的许多公司已在香港拓展业务多年,其中以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及美国的旗昌洋行最为知名,不少英国公司甚至将其亚洲总部设于香港。这些公司涉足船运、贸易、制糖、鸦片等产业,将香港变为繁荣的贸易港口。对于华人而言,香港也是一座充满机遇的城市。华人不但可在香港享受和平的生活、较清国而言更为公平的法律,亦可从香港乘船起航,前往美国新开发的加州打工。早在1802年,英国已禁止奴隶制。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亦废除奴隶制。因此,19世纪后期由香港出洋的华工多为合法的契约劳工,由葡占澳门出洋者则多为遭拐卖的奴工。一时之间,香港成为华人赴美务工最重要的转运港。

开埠五十年来,以上种种经济活动将香港编入一张遍及全球的贸易网中,也使香港的金融业初成规模。在此期间,渣打、汇丰等英资银行相继开设,令香港有了稳定的金融业务与钞票发行体系。煤气、电力的普及,则将城市带入一片近代文明的光景中。不过,在这片文明开化的景象中,香港城邦仍存在许多隐忧。政治制度不民主、立法机构缺乏代表性,是这座城邦建立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缺陷。种族间的隔离与不平等,则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香港城邦的精英与居民曾通过街头抗议与议会抗争的方式获得了部分权利,并在此过程中初步形成了追求自由、民主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大英帝国的卵翼下,占城邦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形成了自治传统,并出现了以“香港人”自居的西化精英群体。总体而言,香港城邦的早期历史中虽有不少不足之处及隐忧,但仍充满光荣与成就。然而,香港庞大的北邻在此时已蠢蠢欲动。随着19世纪末的到来,中国出现了强烈的国族建构浪潮,并很快就会将年轻的香港城邦卷入这一大时代的激流。在这激流中,香港人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这便是下一章将要讲述的故事。
(第一章完)
二、动荡岁月:激流中的香港(1894—1945)

2.1、占领新界

1894-1895年间,清帝国在为争夺朝鲜而爆发的清日战争中惨败。清帝国败于新兴亚洲强国日本的事实,触发了世界列强对清国领土的瓜分浪潮。1897年,德国及俄国分别占领山东胶州湾及满洲的旅顺、大连。1898年,英国及法国又各自强行租借山东威海卫及广东广州湾。法国的广州湾殖民地距香港仅有320公里,引发了英国的强烈不安,英国人遂决定扩张香港城邦的战略纵深。1898年6月9日,英清两国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议定英国向清帝国租借香港九龙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200余个离岛,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此处租借地被称为“新界”,极大地向北扩展了香港城邦的面积。

与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相比,新界是一块远更广阔且社会形态迥异的区域。在宋元明时期,当地原住民逐渐接受中华帝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依照儒学伦理编订族谱、修建宗祠、建立儒家宗族,形成了锦田邓氏、新田问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等“五大族”。统治五大族的乡绅控制了大片田产及许多墟市,维系着传统生活方式,对西方人持高度戒备心理。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英国占领新界后“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然而,当地仇外乡绅却散播谣言,称英国人将强征新税、没收田土、破坏传统习俗。1899年4月中旬,英军进驻新界,随即遭到当地宗族乡勇的激烈抵抗。4月14日至19日间,英军与乡勇在大埔、沙田、粉岭、屏山、石头围、吉庆围等地展开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战役,史称“新界六日战争”。此战,乡勇手持简陋武器向英军反复冲击,遭炮火重大杀伤,阵亡500余人,不得不向英军投降,而英军的损失不过是轻伤1人。

平息新界乡勇的抵抗后,第十二任港督卜力(Henry Blake)信守条约承诺,决定仿效清国旧制治理新界,除征税外不干涉当地士绅权力。卜力认为,新界与都市化的香港岛、九龙不同,不宜照搬城邦的英式管理体制。这一决定导致新界长期与香港城邦的社会形态迥异,较少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直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实行“新市镇计划”,对新界进行城市化改造,新界的面貌才逐渐与香港岛、九龙相近。然而,新界与香港市区在文化上的疏离直到今日仍未完全消除。受西方文化影响不深的新界乡绅,尚未能完全融入城邦政治体系,在整体政治倾向方面较为亲近共匪,与香港国族的主流政治立场仍有差异。元朗恐袭及“乡黑”群体的存在,即反映了香港社会中的这一裂痕。
二、动荡岁月:激流中的香港(1894—1945)


2.1、占领新界


1894-1895年间,清帝国在为争夺朝鲜而爆发的清日战争中惨败。清帝国败于新兴亚洲强国日本的事实,触发了世界列强对清国领土的瓜分浪潮。1897年,德国及俄国分别占领山东胶州湾及满洲的旅顺、大连。1898年,英国及法国又各自强行租借山东威海卫及广东广州湾。法国的广州湾殖民地距香港仅有320公里,引发了英国的强烈不安,英国人遂决定扩张香港城邦的战略纵深。1898年6月9日,英清两国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议定英国向清帝国租借香港九龙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200余个离岛,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此处租借地被称为“新界”,极大地向北扩展了香港城邦的面积。至此,今日香港的疆域已经完全形成。


与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相比,新界是一块远更广阔且社会形态迥异的区域。在宋元明时期,当地原住民逐渐接受中华帝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依照儒学伦理编订族谱、修建宗祠、建立儒家宗族,形成了锦田邓氏、新田问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等“五大族”。统治五大族的乡绅控制了大片田产、村庄及许多墟市,维系着传统生活方式,对西方人持高度戒备心理。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英国占领新界后“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然而,当地仇外乡绅却散播谣言,称英国人将强征新税、没收田土、破坏传统习俗。1899年4月中旬,英军进驻新界,随即遭到当地宗族乡勇的激烈抵抗。4月14日至19日间,英军与乡勇在大埔、沙田、粉岭、屏山、石头围、吉庆围等地展开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战役,史称“新界六日战争”。此战,乡勇手持简陋武器向英军反复冲击,遭炮火重大杀伤,阵亡500余人,不得不向英军投降,而英军的损失不过是轻伤1人。


平息新界乡勇的抵抗后,第十二任港督卜力(Henry Blake)信守条约承诺,决定仿效清国旧制治理新界,除征税外不干涉当地士绅权力。卜力认为,新界与都市化的香港岛、九龙不同,不宜照搬城邦的英式管理体制。这一决定导致新界长期与香港城邦的社会形态迥异,较少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成为香港你城邦中的“异域”。直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实行“新市镇计划”,对新界进行城市化改造,新界的面貌才逐渐与香港岛、九龙相近。然而,新界与香港市区在文化上的疏离直到今日仍未完全消除。受西方文化影响不深的新界乡绅,尚未能完全融入城邦政治体系,在整体政治倾向方面较为亲近共匪,与香港国族的主流政治立场仍有差异。元朗恐袭及乡黑群体的存在,即反映了香港社会中的这一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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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講李鄭屋漢墓,單是宋王臺、官塘也有700多年歷史⋯⋯
不講李鄭屋漢墓,單是宋王臺、官塘也有700多年歷史⋯⋯

李郑屋、宋王台不在港岛。港岛也有很古老的古迹,比如史前时代的石刻。
2.2、开启动荡:清末保皇派与革命派争夺香港

清日战争后,清国知识分子受败于小邦日本的刺激,开始试图以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潮改造中国,由此产生了保皇派与革命派两大阵营。

保皇派的创立者为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及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康有为主张清国当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体制。1898年,康有为辅佐清光绪帝进行“百日维新”,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失败告终,遂与其徒梁启超流亡海外。梁启超在流亡至日本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启发,认为唯有民族国家方能在世界各国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生存,遂主张联合清帝国境内的汉满蒙藏回等各族,共同建构一个拥戴清帝的“中华民族”。为践行其政治主张,康梁于1899年在加拿大设立保皇会,其后亦在香港开设分会。

革命派的创立者为广东香山人孙中山。孙中山早年曾于香港中央书院及西医书院接受西式教育,后转而从事革命活动,主张汉人应进行排满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1894年,孙中山于夏威夷檀香山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次年,他又创立兴中会香港分会,以香港为招募兵员、筹集军火的革命据点,随后于广东发动了多次失败的武装起义。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政界帮助下于东京成立同盟会,又于同年成立同盟会香港分会。

保皇派与革命派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以十万计的会众,其成员多为不满清廷的海外华人。因政治主张迥异,双方在世界各地展开了一连串斗争。随着双方在香港争相设立组织,香港也被卷入他们之间的激斗中。在香港华人中,传统绅商出身者多倾向立宪派,西化精英则倾向革命派。1905年7月,美国波士顿移民官员在无拘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一名华人。该华人之后于上海美领馆前自杀抗议,引发清国抵制美货浪潮。革命派借此机会,亦于香港发起反美运动,以报刊大造舆论,致使许多香港华商拒用以面粉、煤油、布匹为最大宗的美货,至同年9月方告平息。此次运动结束后,左翼革命派因不满于运动草草终结,转而联络劳工,在太古洋行开设于鰂鱼涌的工业区及船坞组织工会,为工人权益与英国资方抗争,并促使太古洋行赔偿遭西方员工诬告、殴打的华工。香港工人的社会运动,由此开始。

至此,香港的革命派已在宣传及社会影响力方面超越保皇派,保皇派乃展开反击。1908年2月,日本商船“二辰丸”在向广东革命派走私军火时,于澳门附近被清国查获。因清国缉私人员登船时曾扯下日本国旗,日本政府遂要求清国道歉。保皇派深知革命派与日本关系匪浅,乃于广东、香港煽动仇日情绪。自1908年4月起,倾向保皇派的香港华商开始拒绝售卖日货。以南北行公所为首的各商会对出售日货的会员收取罚款,并组织敢死队恐吓贩卖日货者。革命派虽反对抵制日货,亦无济于事。由于香港对以海产品为主的日货依赖程度远少于美货,抵制活动得以长期进行。至10月起,抵制活动转趋暴力,一名售卖日本海产商铺的店员遭保皇派暴徒割耳。11月1-2日,因传闻西营盘货仓偷藏日货,大批保皇派暴徒于西营盘、上环一带大肆抢掠、袭击商铺。最终,警察只得开枪射杀两名暴徒,拘捕百余人,将此次暴乱平息。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此次暴乱的不仅有香港本地保皇派人员,亦有由广州赴港的保皇派组织粤商自治会成员。中国共匪以暴徒跨境赴港破坏,在此也可找到历史渊源。

1909年1月,在港英政府强力弹压下,保皇派的抵制日货运动终于平息。然而,这只是中国民族主义者首次在香港进行的暴力活动。此后,香港将面对来自中国方面更加严峻的挑战。
香港没有古代史,香港岛是无人区,九龙半岛最初就十多个村子,什么都没有。

港島在英軍佔領之前已有人居住,例子證言包括前殖民地官員許舒:香港島有「幾條頗大的鄉村,另外還有小村落,並有少數較大的沿海村落」。
香港古代史可讲的不多,因此写得简略,或许像百度百科。通过徐承恩、高马可两本通史,及《广东通史》只言片...

不怪得我從中感覺有點高馬可的味道吧(當然我不是指你抄襲),香港古代史真的資料不多,就算有也較少描寫居民的心態,多描寫軍事、官事等方面
2.3、中国共和革命冲击下的香港

1911年10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11月,广东军政府成立。随着清国统治的瓦解,中国民族主义的狂潮随之又一次于香港点燃。支持革命派的民众走上街头,冲击中国银行及保皇派喉舌《商报》报社,取下了两处悬挂的清国黄龙旗。有人高呼“香港回归中国”口号,并袭击西方人,认为既然满人已经倒台,下一个驱逐对象就是英国人。《南华早报》及《士蔑西报》的华人员工则发动了反西方罢工,至年底才平息。1912年1月,民国成立,香港华人的反西方活动仍未完全终止。该年7月,甚至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Francis May)都遭遇了华人刺客的未遂袭击。

以何启、韦玉为代表的香港西化华人精英虽然倾向革命派,却对革命派操纵的排外暴动感到恐慌。为维持治安,何启、韦玉以议员身份于立法局投票,允许港英政府对被捕暴动者施以笞刑。然而,一场社会运动又接踵而至。1912年11月,因广东军政府过量发行的粤币大量流入香港市面,梅含理令电车公司及往返港岛、九龙的天星小轮停止接收粤币,以稳定币值。如此规定使惯用粤币的华人劳工大为不满。自11月22日起,华人劳工发起罢搭电车运动,并袭击电车乘客及警察。最终,在东华医院主持下,香港各商号决定以月票形式资助员工通勤费用,罢搭运动乃于1913年2月和平结束。此次反抗运动因劳工经济诉求而起,又由港英政府培育的自治华人绅商妥善解决,为香港社运史留下了光辉一页。

至1913年,香港华人被辛亥革命挑起的反西方情绪已经消退。不但市民对革命派煽动的排外暴乱感到厌倦,广东形势的演变也使华人坚定了对港英政府的信心。是年7-8月间,广东军政府相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并战败,袁世凯部将龙济光占领广州,实行高压统治。战争导致大批广东难民涌入香港,使香港人口在1914年膨胀到50万。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整个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滇桂护国军在同年攻占广东,实行专制统治与掠夺政策。中国在革命后的战乱与香港的和平形成鲜明对比,使港英政府的威信颇为高涨。在港英政府的保护下,香港城邦开始加速发展。
2.4、社运范式的形成:反童工与反蓄婢运动

1914年,一战爆发。随着大英帝国参与一战,香港四分之一的英籍男子走上前线,欧洲列强在香港的贸易额亦随之萎缩,香港华人地位则进一步上升。华商将资本投入了曾由西方人垄断的香港银行业及航运业,并与西方人一同捐资资助战争。欧亚混血儿何东在此期间涉足航运业及地产业,获得大量财富,曾向英军捐赠飞机。一批华工也随英军参战,华人与英国人获得了共同战斗的经历。一战结束后,香港人口继续增长,到1920年已达60万。

然而,表面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掩盖香港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首先,香港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不平等问题。1918年,港英政府推出《山顶地区法》,禁止非欧裔居民居住于香港岛的太平山顶。1919年,港英政府又将长洲岛部分地区划为专供英美传教士度假之处。虽然太平山山顶缆车早已于1888年运行,但直到这时,大部分非欧裔居民依然不能享受它带来的便利。

另一方面,香港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使用童工,畜养“妹仔”(婢女)等习俗。大量不足14岁的儿童在华人商铺、工场、工厂中每日工作超过十小时,缺乏任何保障。许多贫穷的广东家庭则将幼女卖给香港华人,使她们成为近似家内奴隶的“妹仔”。虽有少部分妹仔在长大后成为男主人妻妾,甚至能继承财产,但对“妹仔”的性侵、虐待依然普遍。对于这两种不公义的恶俗,香港华人精英多视之为传统习俗,不思革除。一战后,左翼政党工党崛起于英国政坛,多次执政,进步主义思潮亦流行于英国。在此背景下,遂产生了英国人主导的香港社会改革运动。

1918年及1920年,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匹兹女士(Miss Pitts)及医生奥布雷(Dr. Aubrey)两次调查香港童工问题,发现华人童工中甚至有年仅11岁者。童工的悲惨情况被刊载于香港及英国本土各报刊,使舆论哗然。英国国会有议员就童工问题质询殖民地部,使港英政府面临来自本土的压力。1921年3月,港英政府委任了一个专责委员会,对童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然而因列席委员会的华商周寿臣、李平反对废除童工制,委员会未能提出完全废除童工。1922年9月,因应委员会建议,港英政府推出《儿童工业雇佣条例》,仅规定不得雇佣10岁以下童工,搬运重物及从事危险工作童工年龄不得低于12及15岁。经立法局批准后,该条例于1923年1月正式实施。此后,华人雇用童工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但在港英政府不断检查之下,童工数量开始减少。至1930年代,港英政府将最低工作年龄上调至16岁,童工问题方得正式解决。

与废止童工相比,反畜婢运动进行得更为艰难。1917年,一名英国国会议员得知香港华人中普遍存在畜婢情况,大感震惊,遂责成殖民地部调查。1919年,驻港英国军官之妻希士活夫人(Clara Haslewood)撰文抨击港英政府纵容华人畜婢,致使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下令将希士活夫妇调回英国。希士活夫妇返英后,继续激烈反对香港蓄婢现象,一面组织群众集会、向报刊投稿,一面向英国国会施压。在香港,一批以华人为主的基督徒及劳工组织成员亦响应希士路活夫妇,于1921年9月成立“反对蓄婢会”。有见于此,态度保守的香港华人绅商在东华医院董事会、保良局、团防局支持下,针锋相对地成立了“防范虐婢会”,试图借“防范虐婢”之名保留蓄婢制度。1922年2月,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国会承诺将在一年内废除香港蓄婢现象。在此压力下,反对蓄婢会与防范虐婢会于同年4月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香港蓄婢情况。1923年1月,立法局通过《管制家庭服务形式条例》,规定禁止买卖婢女及释放10岁以下婢女。然而,这一条例仍未能帮助大龄婢女。到1929年,立法局又通过条例修正案,要求婢女需在政府注册,并获得薪水。1936年,立法局通过新条例,规定对虐待婢女之家主实施监禁。此后,香港婢女数量大幅减少。然而,残存的蓄婢风俗,一直在香港延续到1970年代。

英国人主导的反童工、反蓄婢运动,为此后的香港社会运动提供了良好的行动范式。在这两场运动中,社会活动家及社会团体通过调查的方式揭露社会问题,并通过大规模宣传及动员民众制造舆论,从而倒逼政府回应、进行社会改革。港英政府对香港的治理虽然问题多多,但作为非极权主义政权仍会回应民意,并与民间形成互动,与共匪有本质不同。这一社运范式在此后的香港史中将多次发挥作用,并最终促成了二战后香港民主社会的形成。

然而,此时的香港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巨大贫富差距。占据优质社会资源的英国人及与他们合作的华人精英,与劳工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阶级区隔。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邪恶势力。这一邪恶势力,很快就将利用香港的社会问题掀起巨浪,并成为此后直到今日香港城邦最为凶恶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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