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經濟民主化的意義

作者 獨立工會

經濟民主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事情,即便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下,它也有維護個人權利的功能。因此,它壹方面被寄於對專制和威權制度進行和平演變的希望,另壹方面被權勢集團用來抵抗社會政治變革暨對民主轉型持消極態度。後者,給壹些閱讀不足但以「文化人」自居者以個案成功說服庶眾的理由:妳看,我不問政治,自己的日子過得很好。用政治自由的喪失換取經濟民主、消費自由,是前轉型社會的偽精英常態。對於此類讕言,無須展開批判,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有些類的案例參照,盡管那些參照遠未贏得實質尊重。

重點是前者。即便不使用「和平演變」,在轉型理論大師享廷頓那裏,它是經濟改革促動政治改革的思路無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認定:「在那些已經達到中上經濟水平的國家比較容易出現政治變革,而社會環境也較有利於政治競爭,因此,經濟和社會環境對擴大政治競爭和參與較為有利。」大師理論當然有實證支持,問題是,如果這個過程出現小概率事件,那麽,經濟民主將會遭到什麽程度的破壞?進壹步地說是:理論上從中等陷阱走出的國家由於整體經濟風險掉回陷阱,將給人什麽樣的啟示?

壹、重要細節:間接性的兩面性

最典型的掉回陷阱者是拉美的委內瑞拉。在危機發生前,它的發展經濟學特征相當好,如適齡人口識字率百分之壹百,人均GDP十二年間(壹九九九至二〇壹壹)從四千壹百美元達到壹萬美元以上。它有半民主半威權的制度經濟學特征,但它終於因經濟結構單壹、所有制偏重國企(高壟斷)而在全球石油價格危機下,重回陷阱。而且,全球油價危機不只是導致了本次危機,壹九八三年,基督教社會黨在受累於油價危機,輸給了民主行動黨。處於前轉型社會的中國在政治制度方面遠不如委內瑞拉,沒有半民主,只有整威權且有向獨裁回歸的可能。其與前者的兩種經濟同構性,即房地產類於石油收入的高比例以及國企功能的無無限大(至少設想如此),那麽,即便不說經濟崩潰導致的政治崩潰,只看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就會可怕的後果。首先是在宏觀調控層面會回歸大框管理,即是說國家計劃的地位極度突出,中微觀層的代價不予考慮,那怕由此導致政治鎮壓——只要高端計劃大框在,其他壹切代價均不考慮;其次,經濟民主遭受損害,盡管這樣的損害有它的傳統文化合法性——維護政治高端集團的生存必須讓老百姓負出代價,從商鞅到習近平,本質上就這麽壹個思路。

在進行大框管理批判之前,關於經濟民主的相對充分認識是應當確立的。美國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的直接經濟民主失去主體地位,是個值得認真對待的例子。直接的經濟民主是壹種選擇(微觀投票)權利,其如顧客向皮匠預定自己喜歡(想象)樣式的皮鞋。然而,廣告興起,顧客尚能選擇自己的喜歡,但預定市場極大縮小,轉而由廣告引導,廣告引發進壹步的消費民主是事實,但消費者判斷力的下降也是基本事實。幸好的是,壹套發達的間接經濟民主體系與國家單元內的全面民主相關聯,其如輿論功能可以監督包括商業權力在內的任何權力。與此同時,沒有大框管理欲望的國家層面之經濟立法也不會提植入惡意,使伴隨廣告業而來的經濟情報工作完全私人化。這在大框管家理的經濟體是不可能,統計數據的產生與事前統計行為是要納入法規的。因此,大框管理必然產生壹個龐大的以法(不是「依法」)為食的族群。

經濟民主在非大框管理的經濟體系會以看似偶然的形式把政治民主效應帶給社會。現在已經不太有熱度的斯諾登爆料以及維基解密,實際上是與復印機的產生相關聯的。仍是美國案例,「有了施樂復印機,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復制出來」,復印的效果實現了發明者「擴大知識和真理」的初衷,但是,對政府信息的過度保密也是巨大的沖擊,乃至五角大樓的內部文件被公開。這是壹個技術進步誘致制度變遷的經典案例,但更主要的是告訴世人:信息消費不管免費與否,它是整個經濟民主與消費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壹個以國家秘密或社會穩定為由壓制言論自由、截斷信息流動的管理體系,本質上就是反經濟民主的。

大框管理就其內在邏輯而言,是不能自洽的,這是因為在經濟利益層面它很粗暴,旨在保證統治階層的收入水平不受外界影響,其他均被視為不足為道;另壹方面,為保證這個大框的有效存在,必然制定諸多規制,就是用繁密的法律條文限制非統治階層謀求自己的利益。這個內在矛盾直接表現為政治腐敗。當然,政治腐敗只是很近晚的視角,它在歷史文化層面又是合法的。不妨看看兩個制度體系相對完整的中國王朝經驗,壹個是明朝,壹個是唐朝。(這裏的時序之倒是有意安排的,從利益而制度的分析較為便當。)

二、傳統陷阱:復制性的空茫性

明朝的財政制度(食貨)核心是「吃飯問題」,謂之「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第壹等級或第壹項制度設置條文是「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至於官僚體系的歲供(工資)不須引入與展開,只看這個經費制度的恩典性就知道今之江山主義或曰封建社會主義是有其文化合法性的,所以,習近平治下的黨權更願恢復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明朝財政制度的恩典性受到了王朝經濟能力遞減的影響,但是,本質未變,例證是:「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予糧,嘉慶中,月支米六石。萬歷中減至二石或壹石。」形象地說,紅色貴族人員犯罪之後,仍可以領到最低限額基本工資,而平民出身者則無此幸運。
唐朝財政制度裏的保證等級序列雖然沒明朝那樣露骨,但是,恩典性特征十分明顯,其如李治即位之初,對其祖父李淵做隋朝官員時的低級隨從予以專門賞賜,「高祖時婿徒隨材擢用,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隨著王朝統治的鞏固,最高統治者更偏好對自己的恩典,即從占有自由支配的巨額財政收入上滿足自己的效用。比如,李隆基時代通過極為惡劣的稅收制度與稅官任命,積累高額財政贏余,到內戰發生的危急情況下,都不想動作,還要從社會博取戰爭專項費用。史書記曰:「及安祿山反於範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禦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後來的戰爭進程不僅使那些花錢買僧尼道資格的人喪失了重大經濟利益,而且,西安與洛陽的皇家財政實物儲存被叛軍所得。唐朝中後期的財政制度失敗完全起因於玄宗時代的昏悖。後世專寫的該朝《食貨誌》序言部分(可比照中共國家憲法文本的序言來理解這壹格式),對導致財政制度惡化的玄宗時代政策制定人進行了嚴肅道德批判:「太平既久,天下於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為剝喪,而人無敢言。」這種批評是有局限性的,盡管不能拿現代政治文明標準去衡量久遠的歷史狀況,但是,此二十五人行為所依賴的制度體系提供了致「人無敢言」的法律基礎,才是問題的另壹本真。所以,就算到今天中共國家將大框管理推到極致的時候,法律支持仍不可或缺。簡言之,大框管理的概貌是:經濟政策粗放,法律條文嚴密。

中共國家的法律體是正當嗎?或者,近期的文化特定復制性能實心化嗎?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管謂其法系屬大陸法系還是蘇俄法系,都是加進現代性因素的中華法系。既然有現代因素,就不可能不與宗教相關聯;其次,中共國家的宗教本質是個人崇拜(現實的人僭越彼岸的神)加上傳統文化的宗教化提升。然而,孔儒與宋明理學終究沒突破亞宗教地位。所以,這個有現代性因素的法律體系必然是混亂的,結果呢,習近平政治掉進商鞅主義陷阱,追求那種「使法必行之法」的法制(與「法治」不同)理想。習近平對商鞅主義(比孔儒更強大的精英政治傳統)的癡迷無須展開論述,並且,我本人也有民主轉型科學內的相關專題論述。在本文中要說的是,習近平政治體系是個比商鞅主義更蹩腳的東西。商鞅主張體制內低福利,必須做到「刑九賞壹」而不是相反的「賞九刑壹」。對比之下,習近平政治繼承自中共建政以來的體制內高福利本質上是「賞九罰壹」而絕非「刑九賞壹」。這是中共國家委內瑞拉化的另壹重要原因。

極權主義政權史已經表明,它由於虛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導致了社會道德崩解,而從經濟民主角度講,那種惡劣政策等於消滅了庶眾免費精神消費的合法層面。同時,道德崩解也使法律空心化情形更加嚴重。回觀純學術史,法律的現代性至少有兩點是基石性的:第壹,不考慮宗教因素,不僅無法認識美國法律史,而且,「也無法理解十九世紀的美國法律」;第二,「宗教觀念」在現代歐洲大陸債法的歷史中起過重大作用。純理論分析結合中國委內瑞拉化趨勢,可以得出三個實證政治學結論:(壹)所有的政教分離政治治理模式均是最小化宗教對行政的影響,而對法律的影響不曾也不可能隔絕;(二)習近平政治與已經失敗的極權主義政權史的命運壹樣,是反現代性的;(三)習近平政治的威權主義思想資源更多地來源於中國傳統(尤其商鞅主義)而非已經有過的國際政治的國家案例,所以,它最終必然是反人民的。

三、兩個四條:結構性的決定性

反人民,是商鞅主義的核心,這個核心性也是北宋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在個體思維質量上,王安石更是大有問題:明明商鞅(以及其後所有改革者)並未能解「使法必行」的困局,但他還是以詩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來歌頌商鞅。這裏面的寄寓可以理解,但它並不構成不負改革之敗責任的理由。同理,習近平的所謂全面改革之大敗,在歷史書寫方面有意義甚或很悲壯,但這並不構成今日免責的理由,尤其是厲行威權主義給社會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免責的。這當中,「七〇九」事件表現出對人民裏面「無官而長」的公共人物的極端仇視,而後者正是建構公民社會、推動民主轉型的高能人力資源;北京火災後的大驅趕事件則表現對人民裏面「無祿而富」的嫉妒,而後者則是過來有限經濟民主、消費自由的壹大成果。

習近平政治從全面改革到全面失敗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必要。轉型科學與政治實踐必須維護庶眾的經濟民主、消費自由,而做到這壹點就必須否定大框管理而進行反框設計。反框設計的要點必然是:第壹,名義全民回歸實質全民,把國家管控下的所謂國有資產量化給人民;第二,農村土地取消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制,完全回歸農民個人所有,是否實行集體制則取決於各傳統單元的集體表決意願,而不是全國統壹法律;第三,全面免費醫療,高等教育分成嚴格的公立與私立兩塊,公立壹塊免費;第四,建立國家財政支撐的青年住房平權基金,讓工作狀態的婚齡青年獲得五到十年的無租金住房,而後,再用個人的積累進行私有房屋購置。這四條是結構性的,也是決定性的;沒有這四條,民主轉型後,整個社會的經濟民主質量會很低,消費自由也不會有質量上的提升。

民主轉型的社會政治基礎仍然不可忽略,盡管上述的結構性與決定性很有影子內閣性質。所以,相應的文化倫理必要性選擇是:(壹)對威權主義暨個人崇拜的傳統進行批判;(二)對源自傳統的個性獨立文化予以光大;(三)推進平民主義觀念,尤以教育中的適當學歷為主;(四)政教分離基礎上的廣泛法因吸收,即是諸宗教中的善性與良治觀點壹起構成新法系的價值基礎。這當中,第壹條與第三條更具實踐性也可以短期見效。比如說,大框管理的反動性在文化上,它與商鞅主義關聯,似乎表現出創造性,因為「不法古,不修今」的氣概意味著壹切規範(條框)均可造成與眾不同的變異,從而制造出行為者被崇拜的氣氛。然而,此等「兩不」正是獨裁主義分子知識上無可能的印證,即是說,某種制度設計既不精煉歷史以提有益也不調研現狀以合人望,那麽,它肯定是無效的。狹義到經濟領域,只能是規模性推進而不計較會計學上的可能。中共國家政權史上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就是此等貨色。至於「平民主義——適當學歷」這個理性民粹結構已由特朗普政治的成功予以證實,在競選時他說:「我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壹般理解這是競選策略,但實質上,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出現問題,在教育投資上最直接地傷害了底層社會;壹方面,教育質量下降,使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難以獲得消費者剩余;另壹方面,像貨幣現象的通脹壹樣,文憑通脹成為社會常態。

關於個性獨立文化與宗教共構法系價值可以用壹個著名反論來說明,是為普魯東與曾經的政治合作者馬克思的「免談」。前者反對新的偏執、新的使徒姿態,因此,要鼓勵不同意見暨反對壹切排他主義。這是後者所無法接受的,因此,也就導致了前者所說的「否則,免談」。「共產主義這種讓生氣、絕對不容異己的狹隘性」當然導致它的政治失敗,因此,蘇聯的政權實踐出了如此結果:政治精英對學術界的統治,聲勢浩大的異己思想整風,異己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安置。等等。這樣的政權在法律、經濟諸方面明顯失敗不是任何改革所挽救得了的!

結論 轉型乃道德自新機會

極權主義政權史表明,它們拒不承認自己在法律、經濟、宗教、文化諸方面的全面失敗,「改革」不僅是欺騙社會的幌子,也是統治體系的致幻劑。為了防止幻想被異見力量打破,政權會采取違背自己法律的政治打擊,實行國家恐怖主義。中共國家的「七〇九事件」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既不亞於此前二十六年的廣場開槍,也不亞於蘇聯對社會精英的殘酷流放。然而,無論如操弄「改革」符號,極權主義政權最終在經濟方面必然表現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公平方面,而且,隱蔽地表現在大框管理的政策操作中。比如,經濟政策頂尖決策層根本不擔心銀行壞賬,因為那些壞賬經由國家權力可以瞬間攤銷給公眾(狹義為儲戶)。

外國觀察家對攤銷行為津津樂道:「壞賬規模有可能比壹些人所說的少百分之四十;因為他們沒有註意到壹個事實,即壞賬中的這壹部分可以全部被銷賬。」當然,壹些具有分析能力的資產高凈值人士為了避險,開始向海外轉移自己的資產。忽略這個微觀層面問題不計,針對大框管理的反框設計放在轉型科學裏面,本質上是給中國社會壹次經濟道德自新的機會。這次機會到來後,自然會消滅可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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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1-03-21

2 个评论

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中國需要遏制社會達爾文主義。
共匪運用商鞅的馭民術與原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統治基層人民,共匪本質上屬於極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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