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貪腐概論 不反共無法遏制貪腐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中共的刑法看起來嚴厲,有死刑、無期徒刑,但仔細分析,其懲罰力度並不算大,這還不算執法的隨意性因素。刑法規定:“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個人貪汙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多次貪汙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汙數額處罰。”這即是說貪汙壹萬元以下,不會有太大風險。大貪遍地,小貪自然不會引人註意,只要小打小鬧,出事的可能性極低。比如妳去工商局辦事,塞上幾百塊喝茶錢,辦事減少了阻力,事後再去舉報,下次還來不來?火車站票販子必須向警察行賄,妳本來就是幹違法的買賣,得了便宜賺了錢,自然不會去舉報,自斷財路。利益關系就是這樣形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壹年弄個幾十萬都不成問題,這還算不上貪汙,不過受賄而已,根本無風險可言。刑法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國家工作人員沒有申報個人財產的陽光法律,唯有貪汙受賄犯案被抄家,才會牽扯出巨額財產問題,未有單獨因此項罪名而獲罪者。香港只要有人舉報,廉署必須調查,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者,罪名即成立。香港治貪法律沒有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可判處壹百萬港元罰金和十年監禁,實際上比內地法律具有更強的震懾力。從刑法條文上看,貪汙受賄僅限於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他各種實際利益並不在貪汙受賄的範圍之內。比方說,某市長的女兒出嫁,收禮金幾百萬,某派出所長老父病亡,收慰問金數十萬,這恐怕很難歸入受賄。紅白喜事收送禮物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幾千年文化傳統,送禮表示心意,家家如此,平頭百姓也壹樣,有錢多送,沒錢少送,全看個人關系及能力,官越大人緣越廣闊自然禮多;二來送禮人未必有即時的利益要求,也許為了免於受歧視或出於從眾考慮,不送些禮物面子上過不去,與行賄的法律定義多有不符,難以作行賄論處。再比如A 的兒子到B掌權的單位任職,B的老婆到A任職的企業工作,相互提拔照應,皆大歡喜,無財物來往,亦無非法謀利之嫌。知道了這個道理,舉壹反三,觸類旁通,很多事情也就明白了。每年招考公務員,很多人以為全憑本事吃飯,結果總是有權勢背景者受益,卻無人將此定義為貪汙賄賂。財物是個狹小的範疇,利益則是廣闊的領域,利益有時比財物更實惠,更有吸引力。有人當上了封疆大吏,靠的不壹定是金錢,而是利益交換,是整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分贓。內地從中央到地方各層次的“太子黨”現象,足以說明利益的強大作用。他們並不需要花錢買官,只需將各自的利益需求交換於官場,即可皆大歡喜。香港法律充分考慮到這壹點,《防止賄賂條例》第二條規定:

    關於利益    (a)禮物、借貸、費用、報酬或傭金,其形式包括金錢、有價證券、其他財產或任何財產之權益;    (b)任何職位、雇傭或契約;    (c)支付、免除、清還或清理任何借貸、責任或其他負債之全部或部分;    (d)任何其他服務或優惠(款待除外),包括加以維護以使免受任何刑罰或褫奪資格或免除此等憂慮,或維護以使免受任何紀律、民事或刑事性質之訴訟或控告,無論該等訴訟或控告經已進行或尚未進行者;    (e)執行或不執行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及    (f)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擔或承諾提供在前文(a)、(b)、(c)、(d)及(e)段所指之任何利益。……[22]    香港的法律規定十分詳盡,與內地法律的寬泛粗疏大不相同。這即給司法實踐帶來方便,如某人因賄賂犯案,法官無需考慮復雜的現實、歷史、文化及社會因素,只要有事實發生,即可化復雜為簡單,問話於行賄者:如果對方不是官方雇員,妳還會送禮嗎?回答不會,當事人即構成賄賂罪;回答會,則必須舉出授受禮物的正當理由。《防止賄賂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有關本條例所載罪項之任何訴訟中,被告人不能以本條例所述任何利益之授受乃依照專業、行業、職業或業務之慣例,而作為辯護理由”。至於復雜的控辯過程,則是當事人律師的事,因為賄賂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只要是賄賂,數額大小並無本質區別,公職人員受賄都涉及刑事罪行,免於起訴的,至少會敲掉飯碗,在社會上聲名狼藉,再無謀求體面職務之機會。巨大的犯罪成本使人不敢有非分之想,這才是法律應有的震懾力和預防犯罪作用。內地法律設置五千元的貪汙數額,大概出於腐敗成風的現實,如果每個低於五千元的都懲治,只怕整個官場都要壹窩端了。法律的先天不足正是內地腐敗日盛的病根之壹。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政府雇員,如無總督之壹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屬違法。”現代經濟社會的正常往來中,政府部門不可能沒有任何授受利益的行為,但項目和目的必須明確,壹般許可由總督公告,1992年利益接受之公告,除了明確禁止的利益外,通常大約為二千港元,特別許可依據準則要向總督申請。什麽合法,什麽不合法,壹目了然,無需再加以特別解釋。    易粗不易細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立法原則,法律未盡事項由司法解釋補充。毛時代靠組織紀律和政治運動治國,有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和壹個運動接壹個運動就夠了,鄧時代靠政策加法律治國,政策仍是主導,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壹部刑法。鄧之後才進入立法高潮期,易粗不宜細的原則仍舊存在。不是立法者不懂得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法律應該祥盡,以避免濫用誤用法律,而是認為法律制定得太細,壹來形勢變化快,二來束縛自家手腳,不利於解釋權的靈活運用,解釋權即是法律的操控權。香港基本法實施沒幾年,人大就幾次釋法,皆因牢牢掌握了解釋權,壹看於已不利,就運用釋法權來操控局勢。解釋權是共產黨最重要的權力之壹,象中世紀的基督教會的解釋權壹樣,毛澤東無論怎麽幹都是搞馬列主義,別人稍有差異就是修正主義,掌握了解釋權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現代法律都是白話文,說得明明白白,有壹般語文水平的人完全看得懂,無需特別註釋,不似甲骨文般艱澀,需要國學大師幫忙才行。人大解釋基本法的理由是說,妳們不懂立法原意,法律是人大立的,人大才明白原意為何,旁人解釋就是挑戰人大釋法權,就有變為敵對勢力的危險。內地法律源於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學理論,其架構類屬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典。香港屬於英國之普通法系,不傾向於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規,並沒有壹部成文的刑法,刑法散見於各種法規和判例中,習慣法,判例法,衡平法,幾種法律形式的運用,奠定法治基礎。香港對法律的見解在法庭上由控辯雙方爭論,法官裁定,法官有自由裁量權,自由心證權,加上刑事審判的陪審團制度,司法程序或審判不公正的情況極為罕見。內地的法庭也有控辯,但審判結果並不由法官當庭作出,是由審判委員會根據領導的意見定案,決定權並不在法官和陪審員,律師的辯護作用更是微不足道。大案要案必須報經政法委員會,再向更高級別的黨委書記匯報,由上面定案。政法委書記壹般由公安局長擔任,淩駕於公檢法之上,統壹管理公檢法部門,法院在政法委領導之下,政法委的意見,法院是無否決權的。政法委員會是黨權司法化的機構,未經法律授權和依法成立,是壹個非法幹預司法的非法組織。政法委是暗箱操作,其意見不列入司法文書,檢察院的起訴及法院審判過程是表演性的,司法權不過是體現黨權而已。黨權不受法律約束,政法委的意見是無須法律支持的,亦非法律的規定程序,卻是涉及領導幹部大案要案的前置程序,因此具有最高的權威。文革中法院曾壹度實行過群眾參與刑事罪犯的定罪制度,先交由各單位革命群眾定罪量刑,然後再進行司法審判。在取消律師的情況下,這也可以視為壹種變相的陪審團方式,只是走形式的成份過大,定罪權在軍管會,群眾參與意見無非是表面上體現群眾專政,根本起不到陪審作用,仍然是黨權的變相表現,更談不到為罪犯辯護層次了。壹個貪汙案件從事發到立案前到審判,是權力與背景角逐的過程,打電話遞條子的絡繹不絕,後面的人比前面辦案的人還要忙,即使在上面的人也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不敢輕易得罪人。各方面權力平衡之後,才是決定起訴與否或判刑多少年的時候,這個過程中司法機關只是橡皮圖章,上面說怎麽辦,必須服從黨的決定,否則就是不與黨保持壹致,要犯政治性錯誤。遠華案涉及面太廣,涉及高官太多,貪汙受賄數額巨大,最後平衡各方利益,決定50萬元以下的退贓就免於起訴,波及中央最高層的均不許聲張,從快處決了壹批案犯,殺人滅口,大事化小,壹場驚天大案迅速化為模糊的記憶。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若按10萬元槍斃的刑法標準,將出現上百輛囚車長龍奔赴刑場,架上機關槍掃射的恐怖場面,定與和諧社會唱反調。遠華大案,中紀委也無權定奪,沒有總書記的指示,誰也沒膽量辦這件吃力不討好的案子。律師就更慘了,凡是刑事案件都不願接,搞不好得罪了上面,弄妳個偽證罪,把自己也送進去了。非刑事案件也未必安全,陜西的油井案是行政案件,涉及地方政府利益,辦案的北京律師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給抓進局子關了幾個月,要不是北京來的律師,斷逃不出天羅地網。沒有司法獨立,沒有律師參與,司法公正淪為空談,社會公正更是無從說起。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中共在司法運作中不得不壹再提高死刑標準,從貪汙10萬元可判死刑到現在的上億元也未必死路壹條,壹再展示法律的玩笑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彰示著犯罪成本的微不足道,這正是在縱容貪腐,中共集團淪為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貪汙集團便不足為怪了。      五、道德操守      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打亂了中國傳統道德,廢除了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基礎亦不復存在。代之以階級鬥爭為綱、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壹類的政治口號。壹切都講政治,政治標準第壹,非政治的道德準則被充滿火藥味的政治標準打壓在地。標準的改變,必然帶來道德內容的改變,價值觀的改變,約束力的改變,大眾社會行為的改變:忠孝治天下、禮義謙恥、舍命全交、摔琴謝知音、怒沈百寶箱、詩酒傲王侯、讓他幾尺又何妨、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兔子不吃窩邊草、劫富濟貧、盜亦有道壹類的傳統觀念變成冒傻氣的東西;欣欣向榮的是壹切向錢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削尖腦袋做官、五十九歲現象、路子野面子大、中國有個“大家拿”、撈了也白撈、無毒不丈夫、笑貧不笑娼、老鄉騙老鄉、有奶便是娘、夫妻母子對簿公堂等等。官場腐敗,商場腐敗,近年來學術腐敗也呈蔓延之勢,抄襲剽竊、學術霸道、權學交易成風,中國已經沒有嚴肅的學術殿堂。中國博士畢業生數量居世界首位,但博士群體多在官場,基本上都是買來或者是贈送的學位,與學術水平無關。2009年底,中國科學院新增35名院士、中國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超過八成都是現任官員,最高學術殿堂已然成為官員和企業家的俱樂部。大學教授則更像政客、幕僚、老板、袍哥,大學正向官場和黑社會蛻變。據官方稱,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4600萬人,居世界第壹,論文產出世界第二,研發經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但中國卻拿不出什麽象樣的科技成果,參與國際競爭,大部分的錢都被騙取和揮霍掉了。    中國人普遍缺乏守法的傳統,古代法家治國的基礎仍然靠儒家傳統的傳承,光憑嚴刑峻法起不到教化人心和規範社會的作用。每個王朝末期的社會矛盾加深,必然是人心凝聚力的衰竭,令人失望的綱紀,道德淪落的民情,只有革命性的壹擊,將舊朝代徹底打爛,建立壹個暫新的王朝,才能重新開始壹輪由盛而衰的重復。王朝初期社會尤其是度過瓶頸期的良性時期,不需要特別嚴厲的法律,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廢掉了割鼻斷足的酷刑,改用笞刑,後又兩次更改笞刑,五百降到二百,三百降到壹百。文景二帝比不上劉邦的雄才大略,也不及後來的漢武帝出擊匈奴的武功,但他們是聰明人,知道與民休息的道理,采用老莊無為而治的辦法,皇室也節儉度日,減少民間負擔。幾十年間人民富足,社會欣欣向榮,與漢東末期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怨聲載道的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對比。穩定時期也不需要太偉大的政治家,有壹般智慧的領袖就可以治理好國家,王朝末期的亂世反而是出大政治家的時代,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在文景時期必無用武之地,於亂世卻叱咤風雲,成為亂世豪傑。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打爛了舊社會,建立了全新的思想道德體系,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的新社會風貌,絕大多數人,包括革命者,都希望形成壹個與新時代相匹配的社會風氣。但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貪汙問題還是開始顯現,並且日益嚴重起來,“壹九五壹年十壹月份以前,華東各地法院所處理的貪汙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個人貪汙造成國家財產損失高達壹千四百四十二億元(舊幣);華北軍區及軍區直屬各單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屬於貪汙腐化墮落的約占百分之三十六點四,其中六個貪汙案件使國家損失達八十多億元(舊幣),相當於壹萬五千個農民壹年的生活費用。毛澤東看著這壹組組數字,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共產黨人才掌權兩年多啊,怎麽就會有這樣多的黨員幹部墮落成貪汙分子呢?’”[23] 其它地區也情況也十分嚴重,毛澤東壹怒之下,槍斃了總計貪汙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的劉青山、張子善,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其後政治運動不斷,無人再敢以身試法,所以那時候社會尚能保持清廉。若毛不采取果斷措施,中共也許會淪為又壹個李自成或洪秀全版的短命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靠高壓手段建立了比較廉潔的政治,再加上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渡過了王朝初期的瓶頸危機。但反貪沒有法制依托,是靠政治運動,毛澤東曾說,“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壹搞大躍進,就沒時間犯法了。”將每個人卷入令人驚心動魄的政治旋渦中,可以沒有法律,幹部多吃多占,群眾有權批鬥,戴上高帽子,大會批判,免不拳腳侍候,然後下放勞動。捉奸在床的,揍個臭夠,奸夫淫婦脖子掛上破鞋,敲鑼打鼓,遊街示眾,再由群眾監督改造,成為終身的“運動員”。所以,毛澤東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鄧小平不行,放棄了政治運動而轉向市場經濟,便無法抑制權力尋租的急迫欲望,不不立的話,違法連個參照系也沒有,經濟秩序和社會治安就全亂套了,所以1979年,“新中國”第壹部刑法終於問世了。

香港的社會道德,是西方現代基督教加上傳統中國儒家道家佛家的結合體,註重身心修養,社會責任,職業操守,在物欲橫流之世界,是社會公正與安定的基礎。前財政司長因避稅而丟官,就是很好的例子。財政司長梁錦松由於職務之便,預先知曉購買新車增稅的稅法將要實行,先於新法實施前買了壹臺車,省了幾萬元。這對於壹般人來說十分正常,再有錢的人購物也希望省點錢,再說新法出臺前買車,於法律不礙,並無逃稅罪責。問題是梁作為政府高層人士,政策的制定者先為自已謀利益,雖未犯法,但至少證明職業操守有問題,政府與市民不會容許道德操守有瑕疵的人做公務員,納稅人養活的公眾人物必須首先為公眾謀福利,在道德上高於社會壹般水平。公眾可以容忍作為公眾人物的明星們緋聞不斷,並為之津津樂道,但公務員特別是高官,必須比普通人高尚許多,才能作為社會的典範。梁盡管事後捐了百余萬元,超過避稅所得幾十倍,臉紅脖子粗地檢討了無數次,說自己只為接BB買車,確實沒有其他想法,但公眾還是不依不饒,梁只好辭職了事,做回普通市民。巨大的道德成本必將為當事人以後的生活帶來終生影響,成為社會的負面榜樣而載入歷史。公眾的強烈反應,說明社會道德基礎的健全,若此事發生在內地,老百姓決不會有炒作熱情,當官的也絲毫不會臉紅。梁錦松只是偶然失誤,並非事事如此,也許他真的沒有想到避稅,他是高薪人士,香港著名的打工皇帝,年薪曾高達1200萬港元,當財政司長薪金只為原來的零頭,區區幾萬元怎會放在心上?但法律是疑罪從無,道德是疑過從有,自己不小心謹慎就應當承擔後果。梁能當上高官,實現人生理想,證明梁的道德水準並不低,不會低於共產黨的好書記孔繁森。中國無數的三光(錢撈光,官賣光,女人搞光)書記,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長,黑社會警官,流氓人大代表,騙子政協委員等,滿坑滿谷。全社會道德水準之墮落觸目驚心,法律無人尊重,道德乏人堅守,違法違紀司空見慣。納稅人避稅、逃稅、暴力抗稅,收稅人則雇用地痞惡棍,組成棒子隊暴力征稅,亂立名目,敲詐勒索,所到之處,扒房挑谷,雞飛狗跳,出動警力綁票勒索,搞得農村窮困不堪,背井離鄉。我們讀《中國農民調查》,無不為無法無天之政府、哭天喊地的農民,痛心疾首,扼腕長嘯。在這種普遍道德墮落的環境下,依靠道德低劣的貪官反腐敗,只會越反越腐敗,越反越缺德,任爾諸葛亮重生、包青天再世,三口鍘刀也只能束之高閣。越反越腐還有壹個原因,就是抓貪官汙吏而未減少官員數量,反為新官讓出位置。新官上任前花費大筆買官錢,正如餓狼壹般,不吃飽前是不會住嘴的,倒不如舊官僚,總有餵飽的時候。壹些縣委書記上任伊始,便急於調整各級幹部崗位,先大賺賣官錢,即因此理。怕丟官的下屬惟有送禮,依官缺肥瘦的行情繳納“保險費”,上面領導換來換去,下面幹部送來送去,周而復始,哪壹任領導也不敢得罪。以致有民諺雲:“要想富,動幹部”,老百姓的壹句大實話,頂共產黨壹萬句反腐敗口號。河南省的李蔭奎,在擔任封丘縣縣長和縣委書記期間,僅查到的貪汙受賄款就有上千萬元,因為受賄款是以別人的名義存匿的,先後1575次受賄,相當於4年多的時間裏天天受賄。政府主要官員幾年壹任,民主制度下是好事,民眾有重新選擇的機會,官員只需向選民負責,無需觀察其他人的臉色。專制體制下官員任免則是權力再分贓之機,若想升遷,投上司之所好是第壹件要事,政績次之。不圖升遷者,至少要保住飯碗,還是免不了送禮,永遠餵不飽壹批又壹批的餓狼。    作家余傑說得好:“貴族往往是悲觀主義者,他們窮奢極欲,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窮奢極欲。”紅色貴族的不義之財,只能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方式消耗掉,即便明天完蛋,從貴族淪為階下囚,老子也風光夠了。人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壹部貪汙史,到了共產中國,貪汙史發展到高級階段,不妨套用中共的壹句言:“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中共官員之富,舉世無敵,壹個九品芝麻官的區區鄉鎮長到澳門豪賭輸掉幾千萬元,只有共產黨才能做到。據有關報道,中國內地大量賭金流入境外,每年通過境外賭博、網絡賭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種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賭博資金已超過人民幣6000億元。相當於2003年全國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發行總額的15倍。目前中國周邊正形成從俄羅斯、日本、南北韓、澳門、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到菲律賓、印尼、並延伸至澳洲及歐美的龐大境外賭博網,無不以中共貪官為經營目標。賭博是中共貪官們斂財洗錢的重要手段,有的賭場老板本身就是中共高官,貪官通過賭博形式轉移資金的現象愈演愈烈。在澳門和拉斯維加斯賭城,華人巨額狂賭、出手之闊綽更令西方人大驚失色,下註數額巨大令賭場老板震驚,這些豪賭客絕大多數都是中共貪官。貪官們很少用私款參與賭博,往往以貪汙受賄、挪用公款等非法手段獲取賭資。而壹旦嗜賭成癮,又會加劇索賄等腐敗行為。貪官們可以跟莊家達成默契,我盡可能輸錢,但是壹部份錢要歸我。賭場當然願意,大家分贓,雙方得利。就這樣,通過賭博把公家的錢洗成私人的錢,被貪官挪用的公款源源不斷地流向境外。華人在加州、紐約等地買巨資豪宅,也引起西方關註。賭場也可以成為政治鬥爭的場所,在澳門的大賭場,中紀委、國安部、公安部都派有人,賭客是自己的人不管,若是政敵,就壹直跟蹤獲取證據,殺雞給猴看。    在中共反腐敗的作秀表演中,腐敗更發展到空前階段。2008年10月22日,江蘇省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傑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被南京市中級法院壹審判處死刑。姜的單筆受賄金額為8250萬元人民幣,壹舉打破了由雲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長、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保持的“收受單人行賄3200萬元”的最高紀錄。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收受他人錢財合計人民幣1.9573億元。陳對金錢的胃口巨大,把企業的錢視為囊中之物,每月公款吃喝100多萬,日均揮霍4萬元,是公司人見人怕的霸王。2009年7月,陳被壹審判處死刑,法院認為,論罪應判死刑,鑒於其有自首情節,且認罪悔罪態度良好,並檢舉他人犯罪線索,故從輕判處死緩。也就是說,無論怎樣貪腐,已無性命之憂,死刑只適用於普通百姓了。陳同海的父親陳偉達為中共上海老壹輩領導人之壹,並不位居權力中樞,沒有免死金牌,而那些有刑事豁免權的老壹輩革命家的“太子黨”,其貪腐帳單壹定更為可觀。2010年落馬的深圳市長許宗衡,涉案金額更高達20億元。共產黨執政集團早已淪為公開的貪汙搶劫團夥,同病相憐,自然會對團夥成員手下留情。有了錢就往外跑,謀壹條後路,也已是共識。2008年10月,上海市盧灣區副區長忻偉明和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區委書記楊湘洪先後在法國考察期間“失蹤”。滯留法國15天後,51歲的忻偉明經勸說已回國,而52歲的楊湘洪仍然稱病滯留海外,不知所蹤,有媒體披露“之前其女兒已定居法國”。外逃並非壹時興起,需經過精心準備,先將贓款轉移到國外,然後安排家屬出國,等家屬在國外定居之後,自己再找機會逃之夭夭。這種官員稱之為“裸體做官”,據學者估計,過去10年逃往北美和歐洲等地的中國貪官高達1萬余人,攜帶出逃款項在6500億元人民幣以上。裸官們成功攜走巨額資金,又逃往國外肆意揮霍的事例,對國內潛在的貪官形成了強烈的“示範效應”。目前官員公費出國考察的機會非常多,成為幹部福利,有些貪官正是利用這些名正言順的機會外逃。逃出去便難以尋找,以胡星為例,出逃前除了雲南的身份證和護照,還持有廣東的戶口及護照和澳門的居民身份證,以及南太平洋島國瑙魯護照等。被懸賞20萬元通緝,2002年已經外逃的雲南省原省委書記、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擁有“高嚴”、“高慶林”和“張傳偉”等至少3個不同名字的身份證,4本中國護照及壹本港澳通行證。花錢就能辦個假證,近年各地已暴出數起公安機關參與倒賣護照的醜聞。不但內地人這樣做,不少港澳臺商人也都擁有國內的正式身份證,目的都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身份及在內地活動方便。在縱容腐敗的體制下,貪官的級別和貪汙的數額向壹大壹小迅速發展,過是是大官大貪,現在是小官也能大貪,關鍵看手中權力的含金量。山西蒲縣壹個煤炭局長,區區科級幹部,在中共領導職務序列中居於最末端的鄉科級,但其非法獲得的家財竟高達幾個億,僅北京、海南等地就有35套房,市值1.7億元,另有現金存款1.27億元,違規違紀資金高達3.05億元,被壹審判處20年徒刑。廣東中山市女市長的家族財產至少有20個億。小官尚如此,大官就更不必說了。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壹擲億金買下南半球最昂貴的住宅“葵閣墨”,市值約合人民幣3.85億元。曾家究竟有多少財產,無人知曉。比曾更大的江澤民、胡錦濤或溫家寶的子女都有商業資產,更是無人能夠統計。中共貪官親屬紛紛在外國置業,少男少女壹出手就是上百萬元,竟然讓倫敦和悉尼等的房價暴漲,香港的豪宅更是成倍地漲。2010年4月26日《證券時報》發布消息,稱商務部否定自己過去做過壹個研究報告,2004年8月16日北京《法制晚報》登載的“商務部分析資金外逃:4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商務部否認其六年前的報告,也有壹個重要的原因,這六年來的貪官與外逃資金已經多到不敢統計了,只好上升為國家機密。這樣壹來,等於又為縱容腐敗的體制關閉了紅燈。據“維基解密”披露,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近年來中共政府在鐵路建設上共投放2.2萬億,那個被抓的鐵道部長親自安排和指揮項目的分配,他涉受賄約100億元人民幣,有3個妻子與18名情婦,其屬下張曙光據說存放在海外的巨款高達28億美元,妻子女兒早已移居海外。中共腐敗已然成為國際問題,很多國家的經濟正從中國空前的腐敗大潮中獲益,正如壹篇網文所的:    我們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我們給六四平反,中國將會發生三件事:壹是民選政府官員,二是法治社會,三是輿論自由。這三件事壹落實,問題就不是我黨失去政權那麽簡單了,而是我們很快就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獨立的反貪局審查。即便按照我們今天的法律嚴格查壹下,這些人也都該進監獄的,很多人要被槍斃的。六四平反之後,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壹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裏,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會因為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政府查收,荷蘭的紅燈區會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利大街的商店會壹下子冷清壹半,德國的奔馳和寶馬工廠將會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間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24]

中國古代治貪極為嚴厲,“漢時贓罪被核,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廟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更有甚者:“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革。府州縣衛之左,特立壹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壹剝皮實革之袋,使觸目驚心。”清光緒二十年,珍妃賣官案事發,慈喜太後嚴令光緒皇帝著即將珍妃連降二級,貶為貴人,禦前太監及珍妃景仁宮太監等涉案人犯,共交內務府慎刑司立斃杖下,僅前後打死的太監就有60多人。珍妃之兄避禍逃滬,亦被革職查辦。買官賣官在當今中國已是泛濫成災,若像慈喜壹樣下猛藥,中共執政集團便無人可活。所以只能象征性地抓幾個替死鬼,根本追不到皇親國戚。越級到北京的上訪舉報貪官者,皆打個鼻青臉腫,關押勞教。貪官再無顧忌,只要朝裏有人,舉報者便無可奈何。嚴刑峻法的剝皮酷刑尚不能根絕貪汙,壹黨專制的共產王朝治理全面貪腐的中國社會,癡人說夢耳。從古到今都壹樣,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上下勾結聯手,造成壹個貪汙大局面,貪官越多就越安全。對於這局面,用少數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再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無濟於事,共產黨只能是壹天天爛下去。中共官場腐敗是制度性腐敗,是體制縱容的結果,所以中共王朝決不可能實現清廉政治。古代王朝是家天下,皇帝是大家長,縣以上官員由皇帝委派,各級官員向皇帝負責,忠於王事。盡管每個時代都有貪腐,但也有眾多堅守道德的清廉官員,以修齊治平、忠君愛民、禮義廉恥為核心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官場文化的主流,貪腐是欺君禍民的大罪。朝廷對官員有壹套成熟的考核制度,如明清實行三年壹次的“京察”和“大計”。對京官考察叫“京察”,對地方官考核稱“大計”,三品以上官員及總督、巡撫等方面大員,先自陳政事得失,最後由皇帝敕裁。三品以下官員由吏部和都察院負責考核。官員按照“稱職”、“勤職”、“供職”三種等級實行獎懲。“大計”是考核道府及州縣官員,壹般由各級官員隸屬關系逐級考察,作出評斷,最後申之各省督撫,核其事狀,註考造冊,送吏部復核。“大計”後的官員按“卓異”與“供職”兩等級獎懲。清朝對官員的考核,無論品級都以“四格”、“六法”為標準。“才”(指才幹,分長、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貪三類)、“政”(指政務,分勤、平、怠三類)、“年”(指年齡,分青、中、老三類)為“四格”;“不謹”、“罷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個方面的缺失為“六法”。列入“不謹”、“罷軟”者革職處分,屬“浮躁”、“不才”者降級,“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此期間官聲如何,是否受彈核,都影響考核的成績,當然專制王朝不可能完全避免虛應故事的弊端。中共王朝是黨天下,黨務系統遍布天下,黨靠共產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治國,黨組織壟斷各級政權,黨員出任行政官員,黨政官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及所謂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些都是虛幻不實的東西,忠不忠於“黨和人民”並無壹套實際可行的考核標準,實際上官員只需對上級負責即可。遠華案中,有的人槍斃了,有的人異地升遷,無人能通過上疏彈核渠道,懲治那些後臺強硬的貪官。毛澤東之所以能建立較為清廉的政治,壹是王朝初期革命精神尚在,二來毛澤東帝王般的權威起作用,成功領導革命建立王朝使毛成為魅力型領袖,貪腐是不忠於毛主席的罪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購統銷,統壹分配資源,物資貧乏,尋租空間極小,大多數幹部是靠特權多吃多占壹些。民間也不準經商,亦無需向上行賄,至多是走走後門,參軍上大學而已。所以毛歷來講人治——領導幹部治國,而不提倡法治,他說:“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個會也是法,治安條件也是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這是講上層建築部分。”[25] 黨權大於壹切,毛澤東無帝王之名,行帝王之實,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運動的領袖地位、以革命的正義和神明般的光環成功喚醒中國人潛意識中的忠君情結,贏得政界和民間的廣泛尊崇。但文革和六四打破了民眾的幻夢,共產主義成為民主時代的垃圾,失去共產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失去共產革命的正統性,共產王朝亦失去合法性資源。靠權力而致富,靠金錢而謀權,將整個社會變為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市場。執政者雖然發出腐敗將亡黨亡國的危言,但誰也不會停下貪腐的腳步,把貪汙的機會讓給別人,只要權力在手,不撈白不撈,沒人操心身後的事。    共產主義的幻想破滅之後,毛澤東從神明降為凡人,後世君主不再是魅力型領袖,無力激發人們的忠君意識,又無主權在民的權力制衡制度,社會走向全面貪腐化就是必然的。忠君與忠於“黨和人民”不同,忠君有儒家文化為依托,對君主不忠首先在道德上是有罪的,忠於黨而無共產主義信念,就是忠於上司而已。共產黨已經暴露其邪教本質,黨既然無法獲得道義上的忠誠,忠君又不可行,官員失去了唯壹的道德約束,其價值觀隨即轉向腐敗,為個人牟取私利。黨國體制下,人民處於受奴役的地位,讓黨政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受奴役的民眾謀福利,就是壹句荒唐的廢話。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提倡壹部人先富起來,個人占有支配資源的空間增大,為公共權力私人化運作提供了貨幣化空間,推動官倒腐敗大潮。人人知道共產黨最終會垮臺,人人都想趁亂撈上壹把,上至貪官汙吏,下至流氓地痞,各自占據領地,各顯撈錢神通。這樣壹來,共產政權反而穩固了,貪腐體系成為中共控制各級政權和官員的紐帶,整體貪汙的機構反而是穩定的。壹個失去正義與合法性的執政黨,如果沒有腐敗支撐著,官員維護它還有什麽實際意義呢?六四之後,反對勢力蕭條,當局不必懼怕民主運動,知識分子另尋出路,迅速與官僚和資本結成同盟,溶入體制,結成牢固的鐵三角關系,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掌握著中國的政權和財富。由於對政治前途的擔憂,紛紛將財產和親屬移民海外,據中組部調查,近年來中共高幹家屬子女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壹共108萬人。這些移民生活奢侈,用現金買豪宅買跑車,還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貪官壹條街”,洛杉磯“二奶村”、溫哥華“大奶屯”。這兩個地方的女人們有壹個共同特點:豪宅、名車、沒男人。洛杉磯的“二奶村”以妙齡美婦為主,溫哥華的“大奶屯”則以中年怨婦為主。澳大利亞也是理想的移居地,沿海灘的豪宅,許多為華人擁有,基本上都是付現金買房。貪官攜帶的款項,主要來自土地開發、稅收、城建工程經費、金融機構貸款、截留的政府開支、大型國家建設項目資金等等。大小貪官各有去向,大貪官壹般選擇北美或歐洲國家,原因是這些國家擁有獨立的司法體系,小貪官則選擇相對容易入境的東南亞及南美大陸。很難從國外將這些人引渡回國,要有引渡條約,司法程序耗資巨大,過程漫長,中外雙方均得不償失。共產黨官員十分清楚貪腐情況,他們壹邊加緊貪汙、壹邊做好隨時“棄船”的準備,互相幫忙,結成利益共同體。    現代民主憲政實行代議制,公眾是委托人,議會和行政官員是代理人,公眾通過委托代理實現自己的意誌。公眾與統治者是合二而壹,只是角色不同而已。中共政權表面上看也是代議政制,有議會(人大)設置,自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民眾並無投票權,共產黨不是代理而是代表,是國家的統治者。人大是象征性的,其成員由黨來指定,權力沒有制衡,自然形不成委托與代理關系。“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共產黨認為已經代表了公眾的全部利益訴求,其代表地位是共產革命形成的,具有天然的不可侵奪性,公眾無需再通過授權委托和監督程序來確認。那麽,黨的統治地位及其國家政權就是永久性的,自然不準反對力量存在。統治者和公眾是分離的,兩者之間是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因此這種“代表制”是盜竊型的專制體制,腐敗就是壹種自盜型的內生現象,是體制所為,是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統治而有意識的系統安排。這當然不是合法的代議制,而是不合法的專制政制,統治者為了實施治理權力,只有通過官階機構,統治者必需給付官階機構額外的報酬——腐敗收益,來換取效忠。由於政權是非正當性的,面對平民大眾的反對,還必須維持規模龐大的官僚集團,利益的豐厚使得官僚集團日益龐大,執政成本不斷上升,導致腐敗程度加深。這種體制下,反腐敗僅僅是壹個口號,而不是承諾,承諾了也不可能實現。統治者的作為在於如何優化腐敗水平,在效忠度與腐敗度之間適當加以調控,通過“反腐敗”行動剔除那些效忠度差的官員,保留效忠度高的,以成功維持其領袖統治。官員最大的風險並不在於腐敗度高,是在於效忠度低,較清廉的官員往往不受信任,高忠誠度的官員往往具有高腐敗度,我們從王寶森和陳良宇之類的高層腐敗案件中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專制政權條件下的腐敗與民主憲政社會發生的腐敗根源不同,所以制度性腐敗並不是壹個代理問題,而是壹個制度問題。統治者的“反腐敗”不會降低腐敗水平,“反腐敗”的指向具有歧視性和選擇性,操作權在統治者手中,是壹種統治策略,為了優化自身統治的效用水平,是維持專制統治所需的逆淘汰機制。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專制統治並無本質區別,其腐敗程度的差異是暫時性的,時間長了,都會將中國拉向全面貪腐社會。毛是靠壹個接壹個的政治運動治國,毛死後政治運動不好搞了,鄧小平把人們的政治熱情從廣場轉移到商場上來,腐敗的機會就增多了,程度自然超過了毛時代。毛澤東晚年搞批林批孔運動中,原計劃把批走後門也列入運動目標,只是怕幹擾了大方向,才取消了“三箭齊發”的口號。可見當時幹部的走後門之風已為民眾廣泛不滿。如今的權貴集團以“太子黨”為核心,腐敗程度比毛執政初期要嚴重得多,越反越腐是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特點,因為腐敗分子越要顯示自己的效忠度,圈更多的錢行賄買官,用更多的錢來向上表示忠誠,避免被“反腐敗”的準星瞄住,作了槍口下的犧牲品。壹個社會要想根治貪汙,除了司法獨立,壹個重要的約束是貪汙的法律成本,當成本微不足道時,就會形成縱容犯罪的結果。中共將刑事處罰標準壹再提高,等於變相鼓勵貪汙犯罪。即使不幸受到刑事處罰,但貪官仍然倍受優待甚至是豪華的享受,坐牢並不是件可怕的事,那麽犯罪的風險成本必然降至於零。同病相憐,中共為保護他們貪官,可謂不惜代價,想方設法改善貪汙犯罪分子的監禁條件,建造專用監獄,“蘇州監獄是引起最大關註的監獄——歐式的大樓設施完備齊全、高檔酒吧、高檔辦公室、豪華會議中心、帶陽臺的單人牢房二十平方米、小區裏的國標運動場、塑膠籃球場和塑膠跑道、人工河流、公園等,架勢看起來像‘白宮’,太奢華了!人們都不敢相信,這確實是監獄嗎?蘇州監獄擁有6個塑膠籃球場。其豪華的設施好過高檔社區,比大多數中國人自家小區環境都要好很多。這可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26] 那些住在“白宮”裏的罪犯,他們會懺悔嗎?而廣東江門壹位副市長因受賄罪被判刑10年,結果案子沒審完,就已經弄好了保外就醫的假證明,花了不到10萬元。壹樣住別墅,養二奶,開寶馬,進酒樓,比沒犯罪的人還活得高貴瀟灑。

官員腐敗是官場潛規則,不腐敗便無緣於官場,腐敗就是其生存基礎。財政公共信息制度的保密化也在助長著官場腐敗,凡是涉及揮霍公款的事項都屬於國家機密,納稅人無權查詢,即使公布了也是假的。“黑箱財政”保證了中共統治集團的絕對權力,擴大了尋租機會。早在經濟改革初期,當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引起民眾不滿時,中共仍不以為然,黨的理論家胡喬木曾對胡軍濤說:“沒有哪個朝代能真的消除腐敗,不要天真。”[27] 紅色江山是消耗了幾千萬人的鮮血生命打下來的,共產黨永久執政是流血犧牲的法定報酬,黨的天下黨徒受益,天經地義,又具有世襲性,至於腐敗自然也屬於報酬,這是官場潛規則。學者吳思在解釋這種血酬定律時說:    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類似股東收益,那是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官吏的潛規則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額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權的過程中私下交易所得,這種灰色收入雖然不那麽合法,但這筆賬卻不能不算在皇帝頭上。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雇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正如老子和韓非所說,官爵賞罰和軍隊壹樣,乃“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壹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28]      六、西藏地區      西藏的貪汙少見於報端,在大環境影響之下,宗教被破壞,人性之劣根性難以束縛,西藏官場決不會是世外桃源。過去班禪喇嘛曾說:“中央給了那麽多錢到哪裏去了?為群眾辦了幾件事?還不是幹部和職工吃掉了,正因為如此,不能為群眾多辦實事。但不幫助壹點,西藏主要靠兩手勞動,窮透了。”[29] 壹部分錢養活了幹部職工,壹部分錢讓幹部們揮霍掉了,如今中央給西藏的錢更多,西藏的貪官壹定過上了更為富裕的日子。西藏問題學者王力雄先生,在他的書中特別提到西藏官場的腐敗問題:    西藏真正工作的時間很少,空閑時間十分多,喝酒吃飯自然就成了打發時間和尋找快樂的重要內容。當然,僅僅吃喝在今天已經不夠了,拉薩的娛樂業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發展,歌舞廳、夜總會、遊戲機房……色情業當然也會相伴而生。不過那些後發展的項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飲業重疊或以餐飲業為基地。如西藏軍區大門外飯館群被拉薩市民稱為“紅燈區”或“軍妓壹條街”,就是諷刺那些飯館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薩的飯館酒店已開始向高檔化發展,提供餐飲、娛樂、色情“壹條龍”服務。    我認識壹些在拉薩的漢人“援藏幹部”,他們除了平日隨機地尋找各種可能機會吃喝玩樂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這些地方,常常帶妓女回家過夜。那幾乎是壹種公開行為,除了瞞著自己遠在萬裏之外的家庭,對其他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誠。據他們講,援藏幹部多數都有這樣的行為,否則到這麽艱苦的地方,再沒有壹些享樂,如何能堅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樹為“典型”號召全黨學習的孔繁森,據說生前也曾是拉薩歌舞廳的常客。    ……就是這樣壹個由外部勢力培養的、徹底異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盤踞和生長的時間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在這些年月中,靠著時時刻刻吸吮北京輸送的大劑量營養,它已經在西藏根深葉茂,並且長成了龐然大物,成為西藏社會壹個固有的存在成分。這個集團絕無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養,哪怕壹天斷了供養就會造成大亂(甚至供養減少壹點就會不穩)。因為他們人數如此之多,無法棄之不管讓其自生自滅,又因為他們占據著西藏所有城市和各個中樞,他們壹亂就會以連鎖形式擴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壞西藏整個社會,所以就必須養著他們,誰也不敢不養他們,誰做西藏的主人也沒法不養他們。[30]    內地的腐敗形式西藏都有,包括軍隊和“太子黨”, 西藏也少不了“太子黨”問題。大昭寺是著名的文化遺產,是進藏遊客必入之地,喇嘛們申請提價多次,未獲批準。“創跡公司”找到大昭寺,要求與寺院壹同經營,重新負責印制多媒體光碟門票,能保證門票從35元提價到70元,收入分成。喇嘛們對承包經營沒熱情,予以拒絕。誰知來者手眼通天,竟通過自治區領導和宗教事務局向寺院下達指令,要喇嘛與“創跡公司”簽訂10年寺院門票承包合同。後來壹打聽,“創跡公司”有手眼通天的“太子黨”——全國政協副主席帕巴拉·格列郎傑活佛女兒做後臺,她本人也是自治區常委。大昭寺遊人如織,她手指都無需動壹下,每年即有幾百萬元的進帳,她同時還承包著幾家寺院,十年當個億萬富翁易如反掌。喇嘛內心不滿,但在“穩定壓倒壹切”的高壓下,亦無計可施。[31] 為了化解藏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央對西藏的腐敗睜壹眼閉壹眼,至今尚未有壹位藏族高官因經濟問題受審,更不用說“太子黨“了,西藏是貪官最安全的地方。西藏原來可不是這樣,活佛有轉世,喇嘛憑修煉,政府人員靠選拔,不完全以出身裙帶定高下。西藏過去是封建神權政治,並不是有錢人的天下,達賴喇嘛即出生於普通人家,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則徹底權貴化,成為利益集團分割社會肌體的壹把把鋒利的藏刀。如果說毛澤東的中國是壹個人說了算的君主專制,那麽現在當政者說話如同聖旨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轉向壹種權貴集團專制——紅色貴族政治,這在內地和西藏都表現得極為明顯。    由於西藏的特殊因素——怕藏人鬧獨立,就必須養活龐大的幹部和軍隊,王力雄稱之為“穩定集團”。光幹部階層,按內地30:1的官民比例,600萬藏人中幹部不會少於20萬,加上親屬子女,壹個巨大的集團寄生於黨政體制。這不是壹個高效而廉潔的團體,不是為了振興國家,也不是為了藏人利益,因為藏人的最高理想是西藏獨立,次壹等的理想是高度自治,穩定中共對西藏的統治,保持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從來不是藏人的主動選擇。因而藏人幹部比內地幹部又多了壹層民族感情問題,顯得更為復雜。西藏受異族暴力統治,幹部階層因宗教和民族感情,有潛在的良心責備甚至負罪感,不可能對中共心悅誠服,有錢幫妳維持表面穩定,沒錢壹拍兩散。不少藏人幹部將子女送到達賴喇嘛的達蘭薩拉讀書,即說明這種復雜心態和兩手準備的意思。現實使西藏的腐敗更沒有辦法解決,或者根本就不去解決,若懲治了腐敗幹部,對藏人幹部來說,我犧牲民族利益為妳幹,好似漢人的吳三桂,再不撈些好處,所為何來?我信奉達賴喇嘛,妳的民族團結又與我何幹?不但不能反腐敗,還要用貪腐籠絡人心,形成壹個無法與中共脫鉤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沒有這種人身依附形式的利益集團,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壹天也維持不下去。    我們觀察內地的腐敗,也是受類似的潛在機制驅動,上層縱容腐敗,下面不會錯過機會,沒有了共產主義理想,沒有了道德追求,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犧牲精神,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攫取,人人追求無止境的物欲。共產黨不再是壹個誌同道和者組成的政黨,它的維系只能靠縱容成員之貪腐,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否則入黨做官便毫無現世意義。民主體制下,可以用正當手段實現名利,我做微軟總裁,妳做白宮主人,各憑功夫高低實現個人價值。極權體制下,沒有自由競爭與選票,只靠關系和利益交換,做官只需對上面負責,上面高興了即能升官發財,無需考慮民眾因素。給我好處的是上級領導,不是抽象的國家和人民,共產黨人又有什麽動力竭誠為國家服務、為民眾效力呢?西藏獨特的地理條件,生態的極端脆弱性,人口承載量過低,極為有限的稅收無力養活龐大的黨政軍集團。在現代化過程中,由中央政府年年花費巨資把西藏養起來,既要包養大批援藏幹部,更要包養藏人幹部,這是中共為有效管制西藏而形成的歷史性關系。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毛澤東時代是這樣,鄧小平時代也是這樣,江胡時代更是如此。畸形經濟模式只具有政治目的,就是保證對西藏統治階層內部形成吸引力,由此養成的惰性和物欲必須以更大的財富刺激來滿足。這是絕無僅有的經濟模式,新疆、內蒙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給予援助,但從未形成純供養關系。即然是供養,還要與時俱進,養得越來越肥些,因為援藏幹部並不心甘情願呆在西藏,與家屬長期分居,本地幹部也有越來越奢侈的消費需求,這都要靠中央不斷增加對西藏的財政扶持。上世紀末筆者行車在青藏高原,曾看到壹條長長的車龍,約有五六十輛新款豐田吉普車,是沒上牌照的新車,往西藏方向行駛。這麽龐大的車隊,在內地生活多年也未曾見過。當時這種車的價格每臺約五六十萬元,總價值應在3000萬元左右,養這幾十臺車,以壹臺車3至5萬元費用計算,壹年至少200萬元。西藏是經濟落後的地區,此等氣派的豪華車的入藏,除了滿足“穩定集團”的奢侈心理,看不出有什麽迫切的理由。進口吉普車的越野性能適合西藏高原環境,卻也不必非豪華豐田不可。難怪壹些藏人感嘆,西藏是中國最腐敗的地方。但西藏花掉的錢再多,以整個中國的經濟總量算不了什麽,西藏的腐敗程度與龐大的內地群體相比,亦九牛壹毛,消耗揮霍的社會財富無非增加壹些稅收罷了。    內地及西藏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共已墮落到“以腐治國”的層面,貪汙不但不是專制政權的腐蝕劑,還恰恰是“保鮮劑”。不縱容腐敗,黨政職務便與社會上的其它職業壹樣,成為普通工作。正因為有貪汙機會,有超常回報,眾人才趨之若鶩,直接或間接維護這個體制,非此,則失去向心力。經濟改革之初,在政府部門任職並不是個令人羨慕的工作,除了當大官,壹般幹部遠不如企業幹部實惠,機關工作人員也不比國企工人吃香,就是因為權力還未進入市場。經濟改革進入市場化階段,權力轉為貨幣能力,政府幹部才獲得了大實惠。另壹方面,信仰的破產,極權體制的效忠問題便很難通過思想信仰來解決,人們只有躲避靈魂的追問,眼睛盯緊物質享受,實現人生追求。少數民族地區多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必須用唯物主義置換宗教價值觀,縱容貪腐,讓黨政幹部消除心理上罪惡感,變為成功意識,中共統治少數民族就容易多了。中共也必須通過象征性的反腐盡量達到平衡,抓壹些典型來平息民怨,展示體制的正當性。在民族地區,往往是宣傳大於實際,反腐不會落到實處。中共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無恥最貪腐的政權,歷史上盡管有昏惡暴虐的朝代,但每個朝代都有大批剛直清廉的官員,從未形成過全面貪腐的局面,儒家與法家的傳統文化深入人心,成為社會道德的基石。共產黨就不同了,對政治權力及民間社會的高度壟斷,使整個社會失去傳統的道義約束,又完全抵制普世價值觀,遂使全社會失去道德約束,墮落為執政集團貪汙掠奪揮霍國民財富的大競賽,民間也大行假冒偽劣之道,每壹種行業都是黑幕重重,社會風氣汙濁不堪。毛澤東時代尚存些共產主義的使命感,還有幾個清官,鄧小平及後世君主開創了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時代,從黨魁到普通黨員,無壹不是為著撈取好處而來,“悶聲發大財”,在權力市場化的過程中,共產黨正成為壹幫無法無天的匪徒。
0
分享 2021-05-11

2 个评论

不反共無法遏制中國社會的貪腐,中國社會的貪腐是共產極權統治的產物。
共產極權國家的貪腐與自由世界的貪腐不在一個頻道上邊,共產極權國家的貪腐只能依靠結束共產極權統治的方式進行遏制。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

发起人

認同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共異議人士

状态

  • 最新活动: 2021-05-10
  • 浏览: 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