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黑屁：中國已經崛起，與它競爭也許是件好事

原文：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705/china-us-competition/zh-hant/

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美國人的繞場慶祝持續了幾十年。我們將其視為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自由對威權、民主對一黨統治的勝利。我們以為遊戲已經結束，我們已經贏了。我們已經到了「歷史的終結」。我們認為中國已經進行了一些自由市場改革，向我們這樣的體制過渡只是時間問題。美國人將對華貿易正常化，耐心等待著「中國的戈巴契夫」。如果你還在等待，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7月1日，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百歲生日，他從蘇聯解體中吸取到了截然不同的的教訓。在他看來，蘇聯解體不是因為共產主義註定滅亡，而是因為蘇聯共產黨的官員變得腐敗，失去了信念。2013年，他作為黨的領導人做出的首批承諾之一就是絕不會讓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

關於哪種制度更好的大辯論並沒有消退。事實上，它正在為下一輪做準備。但是，與其將同中國的競爭視為一場零和博弈，美國可以採取一種競爭方式，激勵我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投資，而這正是我們一直以來應該做的。

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自1949年就開始統治中國，比地球上除朝鮮執政黨之外任何一個倖存的政黨都要長。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比它的蘇聯扶植者活得更久，其經濟也遠比蘇聯更有活力、更繁榮。當共產黨接管中國時，全國只有大約20%的人識字。如今，中國成年人的識字率達到97%。人均GDP從1960年的不到90美元增長到今天的超過1萬美元。到2028年，中國經濟有望超過美國，這一趨勢正隨著新冠大流行而加快。中國正在加強軍事實力，在吉布地開設了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但它的經濟實力甚至更為強大。中國已經悄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貸款國，超過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總和。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說，他著有幾本關於中國的書，包括新作《中國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現在》(China’s Leaders: From Mao to Now)。「中國已經崛起了，它就在這兒。」

中國成為全球大國令華盛頓感到不安。拜登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它將中國視為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幾週前，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克服對彼此的憎恨，通過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該法案加大了對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投資。在最近的一次北約峰會上，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被視為對北約的挑戰。這樣的言論引發了人們對一場可怕新冷戰的恐懼。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日益加劇的競爭有可能失去控制，並造成不可想像的損害。但如果管理得當，這場競爭實際上可能對美國、對中國和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拜登總統在2012年的話可能是最恰當的，當時他告訴習近平：「我們美國歡迎競爭。這是我們DNA的一部分，它推動著我們的國民奮起迎接挑戰。」

我們資本主義國家至少應該明白一件事，競爭是健康的。壟斷往往會導致懶惰、扭曲和赤裸裸的勒索。經濟學中是這樣，在涉及地緣政治優勢時也是如此。超級大國的地位讓美國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抱負，同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災難性戰爭中揮霍鮮血和財富。它讓美國人相信，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全人類的命運，這一點如此明顯，以至於我們甚至不必再為此辯護。它讓我們幻想，我們的國家可以在不投資教育、公民學習或保持民主健康和強大的共同目標感的情況下得以運行。

與中國的經濟競爭可以提供一條途徑，復興一直以來讓美國變得強大的東西。如果中國帶來的緊張感可以讓美國人在科學研究和教育上花更多的錢，這是一件好事。如果它能讓我們確保我們的供應鏈更有彈性，確保我們的經濟不過於依賴任何一種來源，那就更好了。如果它能在美國引發關於如何促進集體繁榮而不僅僅是少數人利益的公開討論，那麼，謝天謝地。

「如果它能讓美國走出低谷，我們至少可以在這個國家實現很多自由主義議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學家布魯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告訴我，「從這個意義上說，與中國的競爭可能是一件好事。問題是，它會滲透到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言論中，而且在軍事層面是非常真實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這種競爭的升溫，中國和美國正在努力解決的是類似的問題：巨大的不平等、製造商轉投低工資國家、環境破壞、不穩定的中產階級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我們必須保持溝通的大門敞開，攜手應對共同挑戰。

也許有一天，這種全球競爭將使中國領導人更深刻地反思繁榮和創新的真正來源，並開放他們的制度，進行更自由的思想交流。畢竟，共產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不是來自它的共產主義，而是來自它使自由市場適應中國情況的能力。

事實上，中國的成功要歸功於後來鄧小平發起的改革，他令中國的體制接受了私人所有制、公眾反饋和基於結果而非意識型態的決策。如果說美國的體制是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搖擺，那麼中國的體制就在那些想加強對人民和經濟控制的人和想要放鬆控制的人之間搖擺。鄧小平是主張放鬆的人，他尋求從世界各地的最佳做法中學習。

習近平則是主張收緊的人，他壓制異見人士，縮減了改革，恢復了一人統治。他所在的那一派的成員主要從其他國家了解什麼是不該做的。他們研究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試圖避免類似的命運。當他們發現企業家傾向於支持革命時，就招募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入黨。當他們了解到蘇聯的經濟孤立是一個弱點時，他們就融入了全球經濟，成為西方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年來，習近平似乎認為沒有更多東西可學了。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和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當選，習近平視美國的失敗為定局也是可以理解的。「東升西降，」他在3月份宣稱。我對此不太確定。儘管美國民主最近很混亂，但我仍然會把賭注押在它身上，而不是獨裁統治。如果我們投資自己，美國人就不用害怕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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