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姨学」这个东西，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

「姨学」这个东西，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不是马克思或者我提出来的，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字或者是赞同过这个字，或者是曾经对粉丝做过任何许诺。粉丝就是被牺牲的人。比如说我是周星驰的粉丝，但是我从来不敢向周星驰提出任何要求的。我从来只提「诸夏爱国者」。「诸夏爱国者」是个政治词汇，它是要有相应的义务的，大蜀民国国民是带着枪和带着钱来投靠的。很明显，你在网上或者在书上看到了一些什么，拍拍屁股说我很赞同你，我要拿着这个主张作为我的旗号，在网上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去跟别人辩论，以此满足我膨胀的ego什么的，这种事情我是完全不负责任的。anyway，你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也可以说相反的话。对于我来说，传播者就像是斯宾格勒所谓的报刊杂志的读者一样，支持什么或者反对什么、说什么都是全然没有关系的。我偶尔会关心一点儿，那是看你有没有带来一点信息量，如果没有信息量的话，你就这么干下去好了，这是舆论战或者认知战的一部分。舆论战和认知战比起财政和军事战争来讲是极其次要的，但是anyway，因为你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就勉强依靠这一点。
比较高级的、喜欢复杂分析的人，那么你只有两个去处：A，做一个情报分析员，对少数负政治军事责任的人提出更加靠谱的分析。这就是古代儒生所谓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一部分，买主市场非常狭窄，只有军阀和政治集团才需要。B，做一个知识分子，准备为后世关心历史学术的极少数公众写一些靠谱的著作，这个市场不仅极其狭窄，而且在当代很可能就没有。在任何时代能够阅读学术著作的人都是极少数，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家都会把这些东西放下，只有在遥远的外国和遥远的后世才会出现极少量的读者，他们永远不会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所以它的市场也是极其狭窄的，市场狭窄就意味着竞争激烈，只有极少数资格足够的、运气甚好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所以大多数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堕落为文宣人员。
而我呢？我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养一些学术人员，至于政策分析人员，我自己就是。我的政策分析完全依靠我自己，而我也不想去养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员。所以实际上我是只招募未来的军阀和资本家的。其他的人，就是目前这些自称是粉丝或者是自称是姨黑的人，对我来说存在不存在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之所以还愿意给他们捧一捧场，是因为现在我还没有更好的资源可以用，而战争正在日益逼近。如果我的预测错了的话，临时要改也很容易，但是如果我的预测是对的，事先没有准备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anyway，我现在是在按照战争必然会爆发的预案来制造未来，是准备通过舆论导向，在未来可以产生军阀的那些豪杰当中培养一批潜在的支持者或者是合作者，在2025年、 2026年以后的未来可以利用的。大多数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一个信息传播员，像我以前说过的那些抢到了丰臣秀吉的粮食、替丰臣秀吉运到北方去的人一样，其实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没有意义，如果通过你的，你的用处就是把信息搬运到更远的地方去。然后这个搬运的过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信息库、可以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变异版本，这些变异版本在演化的意义上来讲可能比原始版本更有生命力，将来我肯定会选取最有生命力的版本，而不是选取最符合我自己愿望的版本。
假如我不是我，而是某一个姨粉的话，我肯定会说，我去把大蜀民国捧起来，而大蜀民国对我不负任何责任、死了活该，这事对我是不划算的事情。我有几项选择：A，我干脆做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费拉，至少在和平的这几年我能赚些钱来，好好过日子。B，我既然相信此人的理论靠得住、未来是一个乱世，他可以当大蜀民国总统，我不能够当大燕民国的总统、大齐民国的总统、大淮民国的总统吗？我也是总统，我自己去招募人马，凭什么要听他的？第二就是在将来军阀混战的时候，把他的部队俘虏过来，通通该枪毙枪毙该收编收编。假如我有豪杰的气度我肯定会这么做。C，我不相信他这一套能够成功，我觉得其他的政治势力，比如说习近平，或者国民党或者其他势力能够成功，我去投靠他们。别在这里浪费时间，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在搞这些论证活动，我心里面的看法就是，你在耽误你自己的时间而降低自己未来的阶级地位和生存机会。但是我并不对你负任何责任，你愿意这么干，anyway，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这么干是因为你并不是我的心腹要员。我对我自己为数不多的心腹的态度是这个样子：你们最好跟着我走，在比如说未来发生军阀混战的时候形成核心小团体，实在不行的话，要走其他路的话尽快地早走，不要在现在这个时候还在唧唧歪歪地搞什么舆论政治，那是耽误你自己的事情。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对于沦陷区缺乏贵族阶级和世代遗传的人来说的话，所有人的资源，或者几乎所有人资源都是靠自己在最近这几年攒下来的，一旦没有了从头开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基本上你就整个完蛋了，你是经历不起犯错误的，所以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我说这话肯定是，即使对于大多数人听到这话的人来说也是不管用处的，大多数人做出决策的方式和他看待问题的方式也是早就注定了的，这也是舆论政治不起什么作用的原因。

刘仲敬：我以前是纯粹的游士，而且除了游士以外也不想做什么。什么叫游士？游士就是门客，蹭饭吃的。你负责保护我，负责给我钱，我负责给你提供一些文化产品，比如说像洪昇给扬州盐商写些《长生殿》之类的。我的祖先原先是青年党人，而且也是当地的土豪，所以他们是有一点组织度的。但是他们的组织度已经被共产党打散了，他们自己也变成在共产党体制内蹭饭吃的技术员了，就没有什么组织度。而我全凭我个人的才气，所以我的组织度是零，是一路蹭着走的，并不打算成立什么小团体。有点成立小团体的原因是因为后来，那都是2012年以后，有一些主动凑上门来的粉丝。然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些人出于我不能理解的原因，好像是我说什么他们都会相信那样，那样我就对他们可以施加一点影响。而他们会给我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既然总说共产党的坏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去信基督教？然后我就听他们逼逼。当时我自己还没有去，但是我出于政治角度来说，这些人是一些资源。让他们走到哪一方面最好？当然是走到基督教一方面最好，最接近于我理论上效忠——也就是说抱着抽象的忠心效忠的西方文明那一方面去。至于你的教会是不是匪谍还是其他什么人，我管不了那么多，先走走再说。
我现在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些从观点相近的粉丝当中选拔政治团体的做法，但是这是最糟糕的做法，因为我是游士，我没有别的资源。当你没有别的资源的时候，你只能抓稻草了；如果你有更好的资源，你就不要轻易使自己的资源降格。例如，如果有人以诸夏的名义跑到台湾去，你就不能接受他，因为他只是有一张嘴，他是匪谍还是很软弱的人，都是有可能的。即使不是匪谍，也很可能是软弱的、除了嘴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人为了极小的原因就会背叛你。而且他很可能发现自己在新的社会中是极其边缘的，是最下一等，然后反过来对这个社会不满，反过来依靠远方的祖国来颠覆他得不到升迁机会的这个寄居社会。像89年逃出来的很多人最后都变成了匪谍，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英文不好，在美国社会比墨西哥人和黑人更加低微，最后他们走着走着，共产党就很容易把他们收买回去了。

昆仑风 @kunlunfeng
绝大多数姨粉、国粉、川粉做的是同一个梦，梦想不劳而获，回避政治抵抗，等着天上掉馅儿饼。

刘仲敬 @LiuZhongjing
任何时间地点的大多数人都是搭便车的，而且注定是搭便车的，他们的用途是思想病毒的载体和变异筛选压力，最后胜出的版本通常是变异版。诸夏胜利的最可靠标志就是，各种变异版本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

5:52 AM – 22 May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