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匪为什么如此重拳打击校外培训？

无论这个政策的原始目的可能是减轻家庭负担，减低教育资源不均，降低金钱在高考成功上的作用等等，这个政策的实施都只能流于形式成为另一场政治运动。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些因素，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决定了庆丰这个时候雷厉风行地实施，那就是不让民间资本控制教育。把民间资本从庆丰害怕的领域踢出去是这段事件很多事情的主旋律，其中包括大数据，金融，意识形态领域，高端社团等等。这样看来，有“精华学校”这种前科的民办辅导领域被划入这个范畴就不难理解了。

机翻一篇《外交政策》杂志的报导，我觉得对讨论这个问题有帮助。

    北京的民办教育之战

    中国政府针对民办教育行业颁布了严格的新规定。这些规定包括要求补习和教育服务公司转变为非营利状态，禁止在周末和假期进行以通过考试为目的的核心课程补习，以及禁止外语课程或雇用外国人远程教学。

    几个月来一直暗示的监管举措打击了价值 1200 亿美元的行业的股价。主宰英语学习的新东方公司从 2 月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高点 19.68 美元暴跌至上周五的低点 2.18 美元。像 VIPKid 这样的公司，其整个商业模式都是围绕通过数字学习提供相对便宜的西方教师机会而建立的，现在别无选择，只能绝望地转向。

    人们很容易将民办教育的规定与北京对科技公司和垄断企业的战争联系起来——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打击当然赋予了监管机构权力。但这些新措施也反映了中国的普遍看法，即私人补习行业对城市中上阶层父母和孩子都有不良影响，无论是父母的成本还是对孩子的心理影响。

    在中国，教育取决于高考，这是非常重要的高考。中国父母为了让孩子保持竞争力，每年可以花数千美元在课外辅导上；为人父母的压力甚至变成了热门视频游戏。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成本属于相对特权阶层。四分之三的中国儿童在农村地区长大，那里的平均年可支配收入约为 2,635 美元，接受教育的机会严重受限。

    普通的政府官员也是中上阶层的一员，他们都经历过教育竞赛对自己家庭和孩子的影响。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些措施在限制补习课程的同时，还试图鼓励放学后的爱好和文化兴趣。与美国不同，课外活动是大学录取的关键部分，它们在高考系统中几乎没有作用。

    如果新规定能够减轻父母的成本负担和儿童的压力，政府希望它能扭转人口下降趋势。在中国，抚养孩子的价格是限制家庭规模的一个强大因素，即使在政府提高了计划生育限额之后也是如此。当局不仅关心增长，还关心所谓的人口质量——他们希望富裕的家庭，而不是农村的穷人，生育更多的孩子。

    这些措施也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仇外心理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CCP）花了很多时间担心思想教育。例如，限制研究美国和世界历史的措施早在几年前就已实施。在中共看来，禁止外语课程和外教可以防止外国思想的蔓延影响，并阻止中国学生申请海外大学。

    这些规定不会阻止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常春藤名校的抱负，无论如何通过谨慎的个人联系和美国银行账户寻求外教。在高端，一对一辅导的现行价格已经是每小时 200 美元，并且在采取这些措施后可能会上涨。

    问题是，中产阶级的课外辅导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市场——提高而不是降低保持竞争的必要成本。韩国提供了一个相关的教训：独裁者全斗焕在 1980 年禁止私人教学，但到 1991 年该部门重新合法化时，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韩国在 2011 年开始的第二次打击高成本私立教育的尝试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原文：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7/28/china-private-tutoring-education-regulation-crack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