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谈天鹅绒革命

从理想状态说，中国最好能步中欧国家的后尘，和平转型。但可惜这只是愿望，因为中国不具备中欧国家转型前的政治文化基础，社会成员的素质也完全不同。捷克、波兰、匈牙利均是输入型共产党国家，他们本国并无俄、中这样深厚的专制传统，更无中国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农平等思想（结果均等）。在苏共铁腕统治之下，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憎恨是双重的，一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恨，二是对民族压迫的痛恨。这些国家的先觉者对苏联的反抗几乎从未断过，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十月革命”，1968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197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大罢工孕育了团结工会。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前，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放了政治空间，社会政治氛围远比今天的中国宽松。中国一些年青“革命者”不了解这些情况，总以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是一夜间从天而降。


上述国家在转型中还形成了社会共识，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转型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是经济可能恶化、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做好了忍受的准备，少有人抱怨。有幸的是，经济恶化程度较轻，时间很短，转型阵痛不是很强烈。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舆论在转型时期谴责试图发转型财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前共产党官员，还是异议人士，谁都不能钻空子为自己非法搂钱。因此，中欧国家转型期的腐败远远小于前苏联各国，“异议人士”这个身份往往换不来乌纱帽或从天而降的财富。对那些期望革命过后天新地新日月新的中国青年来说，这些事实很不符合他们的革命期望。


中国人是要权利，还是要重新分配财产（指国有财产之外的社会财富）；是让精英从事政治，还是让社会边缘人通过革命翻身成为掌权者，这是两条革命道路的不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