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球时报文章《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李文亮本要被开除,医生不被允许戴口罩

本文为由《环球时报》采编的文章,是中央级官霉中极为罕见地报道疫情中大量“人祸”负面信息的文章;也是继《人物》杂志对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采访后第二篇深入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在疫情发生初期应对策略和乱象的文章,文中透露了医院领导禁止一线科室医生戴口罩、禁止如实传播上报感染情况、李文亮原本是要被开除的等重要信息。但遗憾的是,目前这篇文章已经遭到全网删除(即便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坏球时报》的)。

---------------以下为原文----------------

“我身边很多医护都曾产生过疫情结束之后就辞职转行的想法。”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刘洁对《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说,“这一次疫情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观和从业观,逝去的同事,无助的病人,怀揣一颗医者仁心,却一次次被现实浇凉。对医护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
“但我们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经历了世间冷暖,见证了城市复苏,有些热爱你只有撑过黑暗,见到曙光,才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刘洁称。

“我告诉自己,17年前那场劫难要回来了”

现已公开的学术论文显示,武汉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于去年12月1日发病。而据公开报道显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被认为最先上报疫情的人,2月6日《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曾专访张继先主任,张继先主任告诉本报记者,去年12月27日,她和院方就已将四名病人病情异常的情况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12月29日,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但在出现的首例病人和省市疾控部门的首次响应之间,这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汉市中心医院并不平静。作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另一家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为最早一批和新冠肺炎病毒“交手”的医院。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12月1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高烧不退的病人,22日这名病人被转到院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高通量测序,后来检测机构以口头通知的方式告诉中心医院,这是冠状病毒。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曾向本报记者透露了一则案例,2019年12月2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收治了一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
该院呼吸内科的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赵苏认为这个病人感染症状比较独特,根据科研课题设计,武汉市中心医院收集病人呼吸道样本,由武汉疾控中心在2020年1月3日下午转交给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个团队。

从医二十余年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陶俊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于2019年12月28日、12月29日,共收治了4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疑似病人,其中3人是华南海鲜城的商户,1人是华南海鲜市场商户的家属。四名病人的特点都是血常规淋巴细胞减少,肺部CT呈现磨玻璃样病变,并伴有发热症状,这些都和平时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显著不同。

陶俊认为,武汉市中心医院12月中下旬的这些疑似病人都是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横行的迹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再生数R0至今也不过3.0左右,与SARS早期情况接近,甚至略低于相当一部分研究报告对SARS早期传播能力的判断,按照传染病的发病趋势,如果第一例患者直到12月底才出现,那么发展的速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迅猛,”陶俊称。

但陶俊也坦言,即便12月份中下旬武汉市中心医院陆陆续续出现一些低热、乏力、CT影像呈现磨玻璃样病变的患者,但在他看来这种并非典型的症状并没有让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和他的同事真正开始对这种异常情况产生警觉还是在12月底。
一份经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证实情况基本属实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2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的医生向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四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四名病人经过CT和查血判断,呈现出病毒性肺炎的表现。
随后院公共卫生科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得到的回复是:近段时间该区也接到了其他地方的报告,送到市里查了各项病原都没有结果,针对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情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向领导汇报后再给予答复。
随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处组织了专家会诊,院呼吸内科专家到急诊科会诊后,两边一通气,发现呼吸内科也有2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武汉中心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一下子达到了6名,当晚20时左右,江汉区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应急办抵迖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对7例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并于当晚连夜送往武汉市疾控中心。
12月30日下午,一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结果传回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测结果上表明患者高度疑似SARS,当天这个消息传遍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看到急诊科的一位医生戴上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口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N95口罩。当我知道检测结果时,我对自己说,17年前的那场劫难要回来了”陶俊称。

从“慎重上报“到”尽量不报“

到了一月份,武汉市中心医院接诊的可疑病人数量呈几何数级的增长,但是真实情况却更难为外界所知。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月3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医生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询问前期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的处置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却是对于此类传染疾病,等上级通知后才能上报,具体上报病种另等通知。在经过几轮“推倭”的操作之后,1月8日到1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终于成功上报了14例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卡。
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江汉区卫健委疾控科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然而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陆奕介绍,这个“慎重上报”的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演变成了“尽量不报”
陆奕称,1月上旬,当时下发到医生手中的不明原因肺炎诊疗标准给出的上报条件需要满足以下三点:
第一、病人必须有在华南海鲜市场生活和工作史,或者和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有密切接触史。
第二,病人的CT显示肺部有典型磨玻璃样病变。
第三,上呼吸道咽拭子排除8种病源:甲流、乙流、合胞体病毒、腺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等。
若同时满足以上三项条件,且伴随咳嗽、咳痰、低热症状,就需要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上报。
但在实际操作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又收到了来自院方的特殊要求。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田栩回忆,一月初,医院突然叫停了对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检测。院方接相关部门通知指示,当有发烧、咳嗽症状的病人来到医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时,不允许给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许拿相关样本向第三方送检做宏基因测序
到了1月上旬,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数量明显增多,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科急诊为例,之前急诊科室每日就诊人数在200~300之间,但那段时间就诊人数突然翻了一倍。面对大量涌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却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

到了一月下旬,大量病人涌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院每天的门诊量是往常3~4倍,院方再度要求,只能将收治住院的病人上报上去,门诊发现的疑似病人一律不报,那些无法住院的病人只能独自回家按医嘱居家隔离服药治疗,武汉市中心医院究竟接诊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人甚至无法统计。

“也是在一月中旬,我们有时候一整天一个科室发现的疑似患者就比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多,这些疑似的病人无法写进真实的数据,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也不代表他们不具有传染性。”陆奕称。

“卸甲的勇士”

大量上报的病人不仅无法呈现为真实的数据上,而且也得不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领导的正视。院领导接连发布通知,不允许医生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客观事实,不允许医生“危言耸听“私自透露医院真实情况,必须要讲纪律,讲组织性。然而,许多在一线直观感受到事态严重性的医生,还是多次请求院领导在院区内开展预防工作并在医院内部示警,但院方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记得在12月30日,关于我院确诊一例冠状病毒的消息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我们有些同事拿着这个消息去询问医院相关部门,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得到的答复却是,纯属谣言。医院相关部门还要求我们帮忙辟谣,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谣没法辟,12月29日,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况我们已经上报到了区疾控中心,12月30日,我们送检的患者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结果也传回了医院,检测结果为高度疑似SARS,医院本应着手让医生提高防护意识,却对我们都隐瞒真相,甚至不允许我们自我防范,这让我们非常心寒。”田栩称。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介绍,医院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平时都会佩戴医用口罩上班,但疫情发生以后,这三个科室的医护向院方请求必须要佩戴N95口罩,医院的领导经过考量,同意了这三个科室的请求,但同时又要求其他科室的医护都不允许佩戴口罩上班

医院领导的这项规定引发了许多医生的强烈不满,在得不到院方支持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但是1月3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一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赵辰称。

不允许医生戴口罩这种始终让许多医生疑惑不解的规定,为后来武汉市中心医院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埋下了祸根。
据赵辰介绍,在疫情大爆发的那段时间,大批量的患者恐慌性地涌入医院各个科室,不论哪个科室都能遇到疑似感染的患者或者潜伏期患者。病毒是不挑科室的,它只会挑那些没有防护的人,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些不允许佩戴口罩的科室,例如甲乳、泌外、心外、眼科、耳鼻喉、超声科就是在一月份倒下了大批医生。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目前已经殉职的医生中,李文亮、梅仲明与朱和平是眼科医生,江学庆是甲乳外科医生。此外,中心医院副院长王萍、院伦理委员会刘励、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都处于情况危急的状态。

“李文亮和梅仲明两位医生都是在1月上旬被一位82岁青光眼患者感染,两位医生当时都是在不允许戴口罩的情况下接诊了这名病人,二人在被感染后都出现了咳嗽、低热、乏力等症状。他们的情况被报到院方那里后,院方在明知二人已经被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并没有及时安排他们转入传染科住院,反而让他们住进了眼科自己的病房,而且也没有给眼科的医生提供任何防护措施,但眼科医生还是按要求照常上班。”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张婷称。

除了那些“逆潮流”被要求摘下的口罩,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还因为医院相关部门的执意拒收失去了募集而来的防护服

整个一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都为防护服而同医院领导和相关部门做着各种抗争。

一月中旬的时候,医院领导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当科室主任因为戴着口罩开会而被医院领导训斥之后,我们急诊科的一些医生只能偷偷进行自我保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将自己私下准备的防护服或是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所幸领导也不会临床巡视,我们就这样‘蒙混过关’了,”田栩称。

后来,随着疫情的发展,防护服开始成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标配,但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却又无法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足够的防护服。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日子里,雨衣,垃圾袋都曾扮演过防护服的角色,“2月上旬,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曾经建了一个群探讨用雨衣代替防护服的相关事宜,大家就雨衣是否防飞溅、气密性、消毒循环使用次数进行了多次严肃的论证和商讨,但最终没有广泛使用该方案。那段时间,大家穿什么的都有,一直到外地工厂复工,来自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大量援助,这些窘境才得以缓解。”田栩称。

然而最让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们寒心的是,一面是院方无法为一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

“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临床一线医生别说防护服,连普通外科口罩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事拉来了一批德国商会捐赠的防护物资,院领导以这批物资不符合红十字会要求为由拒收,沟通无果后,这批物资经华科校友会的协调,绝大部分被转送给了武汉市四医院和武汉市协和医院,他们欢天喜地的接收了,我们的心却在滴血。“田栩称。

疫情面前,无视一线医护对于防护的需求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大批量的医护被感染,据公开报道显示,武汉中心医院有2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医护感染人数位居武汉市各大医院前列。“应该说,我们医院有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这即正常,也不正常,正常就在于我们有院区就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我们也是最先一批遭遇新冠肺炎病毒的医生,不正常就在于,我们医院很早就发现了人传人的事实,院方却一直对我们隐瞒真相,甚至阻止我们进行自我防护。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它们也是最先和新冠肺炎病毒‘交锋’的医院。武汉市中医院离我们南京路院区只有几百米远,他们面临了和我们一样的处境。他们都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但整体情况却比我们好很多,这就能够说明问题。”赵辰称。

“被阻挠的抚慰”

除了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捐往武汉各大医院的防护物资,社会各界对于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帮扶和保障,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就为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一项人道救助基金,其受助者包括但不限于确诊感染和因公殉职的一线医务工作者。

按照中国红基会官网提供的资助标准,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确诊感染,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条件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人资助人民币10万元整;对于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殉职,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标准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个家庭资助人民币100万元整。

这项官方设立的救助基金申请、审核、拨付流程简洁高效,自从1月26日全面开放受理医院和个人资助申请之后,截止3月14日,该基金已经为48批共2322名(共2324人次)抗击疫情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其中,2294人为抗击疫情而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28人为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申请者包括来自武汉协和、同济、武大中南、湖北省人民、湖北省中西医等武汉各大医院的抗疫医务工作者。

按照官方给出的申请资助流程,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或者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直系亲属在填报《医务人道救助基金自主申请书》后,经就职医院或防疫服务所在医院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后,附个人身份证,确诊医疗证明,身故证明等有效证明材料,即可向基金办公室提出救助申请。

然而这样一项抚恤抗疫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却也受到百般阻挠。

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显示,直到2020年2月7日第十一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一次出现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助人员为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幸殉职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然后到2月12日,第十七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二次出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

然而在那时已经有大批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开始向中国红基会申请救助,结果却被卡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纸公章上,许多符合申请标准的被感染医护人员,在各项证明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医院却迟迟不愿为他们盖章确认情况属实。

“我当时自嘲是医院的‘毒王’,”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哲称,“我和其他一些被感染的医生不一样,他们都是症状很重,但是连续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而我虽然症状很轻,但是多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阳性。我是在2月初的时候被感染,2月中旬我就申请了红基会的救助,但是医院那时已经拒绝给我的申请书盖章了,因为我们医院有大批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在申请这项救助,院方看到这种局面就给我们做工作说,这么多医护申请救助,传出去后被外界知道中心医院被感染的职工太多,影响声誉。”

后来,那些被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纸公章所阻挠的感染医护人员开始向中国红十字会反映情况,“事情捅到红十字会后,红十字会和我们医院取得联系,询问院方,为什么不愿意给这些被感染的医护盖章,院方迫于外部压力,2月下旬才同意给核酸检测为阳性的感染医护人员盖章,我清楚的记得,我的章子在3月1日那一天才盖下来。”李哲称。

根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显示,直到2月25日第三十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公布时,才有十名以上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出现在名单之上。2月28日第三十三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上一次性出现了46名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感染医护人员,随后,差不多每一批公示名单上都会有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护出现。这个透明的公示名单印证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曲折的求助历程。

也是在3月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党支部书记、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救治无效后殉职,中国红基会的工作人员周志翔在朋友圈中转发了这一消息,并评论称:“一路走好,江大夫!又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这次医护人员被感染最多的也是该院,救助金申请最多的也是该院,很多事情需要痛定思过,否则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医护人员会伤心的。”

据本报记者根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统计,截止3月14日第四十八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公布时,已有231位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领取到了中国红基会的救助,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告诉本报记者,这也不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的全部。

“我安慰自己,这场疫情也许是件好事”

目前,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16家方舱医院的休舱,以及大批病人的出院预示着肆虐武汉三个多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局势已经稳定。但是谈起武汉市中心医院所经历的那段灰暗的时刻,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刘洁却表示很多事情不堪回首。

“对于医生而言,她最无助的事,就是救不了自己的家人,”刘洁称。除了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武汉中心医院还存在大量医护家属被感染的情况,很多医生一边在一线抗击新冠肺炎,一边还要为被感染的家人四处寻找床位,她们每天都在拯救与无助之间徘徊。

“我们有位超声科的同事,本人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但是公公,爷爷,奶奶、大伯都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家人病重的时候求助120,因为医院没有床位,120也没法上门接病人,求助武汉中心医院,医院告知只能先期备案,被感染的医护家属已有100余人在排队等候住院了,在迟迟等不到有效救治的情况下,她的奶奶,公公,爷爷在二月前三个星期依次离世,一场疫情摧毁了一个家庭,然而一次次擦干眼泪之后她还要继续回到抗疫的战场,我都无法对她说出安慰的话,看着她的朋友圈我都会流泪,我对她充满了敬意,但这份敬意也只能留在我的心里。”刘洁称。

在回溯她所经历的这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时,刘洁称,太多的病人就是在等候那张床位的过程中病情恶化,乃至离世,自己能够为病人看病,却无法为他们提供有效治疗,这一次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如果不是中央及时高效地指导,帮助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武汉市的损失肯定更加惨重,”刘洁称。在刘洁看来,一些原本求医无门,年龄较大的,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各大定点医院等治疗机构的的建立和设立,获得了住院治疗的机会。

“2月份,当来自甘肃、重庆、黑龙江、陕西的多家医疗队陆续进驻中心医院,我们才迎来了转机。”说起这个这个从无序到有序,从匮乏到充裕的过程,刘洁认为,这背后是中央不惜一切代价收治病人的决心与行动。

“疫情带给我们无限的伤痛,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我有时会想,这场疫情也许也是件好事,它让那些一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风气的人暴露出来了,我必须要说,疫情是面照妖镜”刘洁称。

(文中刘洁、陶俊、陆奕、田栩、赵辰、张婷、李哲、周志翔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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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3-19

10 个评论

**该用户被封禁,内容已自动替换**

防火长城促进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吗?假如没有墙,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国产企业还能崛起吗?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304656
相反,极大以制了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首先,破除一个误区是,拥有高技术公司,不一定是 : 拥有大量用户的大公司。
因为大公司都是收购或者强行抄其它小公司的好产品出来的怪物。

真正的技术水平要看整体环境。

其实美国大科技企业也不都是高新技术真正的原创者,它们也是到处收购,玩大鱼吃小鱼资本怪物。
但是,你想吃小鱼,你先得有个足够大的池塘让你有小鱼生长。

这个池塘,就是硅谷千千万万个中小公司,背后是美国发达自由的市场,对人才极度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的法治。而带来的极其强大的创新力。

而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更是跟着美国大企业后面,利用中国工程师红利,模仿抄袭而已。

所以,你说墙给了中国互联网什么,一个封闭的市场,就叫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有利了吗?

错。

防火墙,导致中国中小型互联网公司生存发展环境很恶劣,你做一个公司,抄国外的,抄得没大公司快。自己开发新的,要么最后一看国外已经有了,你因为防火墙不知道,要么最后大公司一看,立刻抄一个一样的,把你竞争下去。

比如今天人人用的微信,你可以搜一搜一个叫悠信的软件,看看悠信图标和微信有什么区别。然后你再看看悠信是哪年做出来的,又是哪年倒闭的。而微信是什么时候抄它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根本不注重创新,而是注重版本的快速更迭。国外新技术的快速应用。所以,中国工程师,几乎很难有美国工程师那样的学习和开发生活。中国企业由于劣币效应,大家最后都在疯狂压榨人力成本,很多技术员的青春都被消耗在不合理的版本更新速度,以满足上级的业绩指标。最后丧失健康和对技术的热爱。

这使得,中国互联网虽然用户很多,工程师很多。但是技术的池塘很小,几乎没有什么小鱼。
就像华为一样,表面风光,背后还是依靠美国的大树。

只不过,软件产品抄袭起来非常容易。国外难以像制裁华为那样去禁止中国使用国外的软件产品。

但是,最近几年防火长墙和民族主义反而在加速脱钩。

一方面号称要自己造操作系统,要自己操一切轮子。一方面又在不停地禁用更多的类库。我期待git彻底被墙的那一天,看看中国互联网技术水平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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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说说阿里,很多人都赞同没有防火墙,阿里也是世界级企业。

阿里的确和防火墙直接关系不大,但是我认为没有防火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没有对外资的不合理管制。

阿里能起来是因为第三方支付,但是你们要知道第三方支付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银行业由国企垄断,五大行和中共一切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赚钱,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银行,谁也没有动力去推进完善个人信用体系。
说白了,还是因为中共的经济独裁导致的:个人信用分数比互联网出现得还晚。

这个现象说明了中共独裁是多么的不合理,个人征信其实根本不需要互联网技术,可是直到阿里钻了空子中国政府才反应过来。

反过来,假设中国在80年代,就是个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外国银行、外国企业可以在中国境内开展正常个人业务。那么以当时欧美计算机电算化的发展程度,以及人民对外贸易的诉求,中国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只会比互联网更早。

如果2000以前中国人就已经用上支票,信用卡,那么2000之后,阿里本土化做得再好,也不会发展得如今天这么好。
小骂帮大忙,制造中央伟光正,就好像先把一个人打晕强奸然后打死最后操家,最后道歉时候只是说对不起不应该打晕她。
再po一篇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一把手党委书记蔡莉女士的文章。
据网上传言,蔡大书记的女儿成绩不好,却能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学,并且是最早在武汉开着宝马7系、出入奢华场所的官二代之一。蔡莉书记女儿于2015年托关系进入了江汉大学任职。
而据武汉市急诊科主任艾芬的回忆,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就“泄密”一事训斥她时,给她扣了三顶大帽子:“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

《“敢言”蔡莉, 对谁敢言?》

就像大多数明星一样,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女士也有自己的人设。

2017年3月24日,武汉市属最权威媒体《长江日报》刊登了市委组织部对76名公务员的通报表扬,其中包括蔡莉。表扬词如下:

敢言直言善言  真为能为有为  蔡莉

她坚持原则当好参谋,实事求是甘于奉献,严守纪律规矩,处事冷静,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她致力打造人才创新服务平台,关爱党员、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卫生计生事业发展集聚力量。积极创新党务工作,“党建十佳品牌”成为党务业务互促共进的生动实践。她勇于开拓,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在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获得这样的荣誉,相当不简单。蔡莉女士的德才超迈,万中无一,可见一斑。这份隆重的表扬词全市传扬之后不到4个月,2017年7月21日,武汉市卫生计生委组织人事处处长蔡莉女士获得新任命:任中共武汉市中心医院委员会书记。
此前,她一直在卫生党政系统工作,如今,执掌武汉市属最大一家三甲医院。该院有4300余员工,其中博士、硕士1206人。
她来了,她的宏图伟业就要展开了。
果然,9月11日,蔡莉女士在《健康报》发表署名文章《先进典型领航 红色引擎驱动》:
以先进典型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大力繁荣“红色文化”,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党员和群众见贤思齐,积极投身建设健康武汉、服务群众健康的实践,推动了医院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用“复兴梦想”激励职工奋勇前进,用“共同愿景”激发职工追赶超越,用“核心价值”引领职工自我实现。
通过讲院史、唱院歌、学院训,大力倡导“仁术百年、精诚至善”的医院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开办人文讲坛、重修院史陈列室、拍摄医院宣传片等医院文化活动,让“尚德、精医、博学、笃行”的医院精神内化于心。通过每年评选表彰“双十佳”,每月推荐“文明职工”、通报违反《职工守则》行为,让党员职工知荣明耻,让医务人员牢记为民服务的从医初心和医学誓言,培育风清气正的院风。
如果是《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也许会对上述这段情节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到了2019年7月13日,蔡莉女士在《武汉市中心医院2019新职工岗前培训完美收官》的新闻稿中对全体新职工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讲政治,二是勤学习,三是守规矩

历史总是厚道的,公平的——它给了蔡莉女士两年时间整军经武,排兵布阵。

2019年年末,人类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狡猾病毒之一:新型冠状病毒,选择在九省通衢的中心城市武汉爆发;更选择了蔡莉女士所执掌的武汉市中心医院(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不到2公里,最近的医院之一),作为与人类防疫体系交锋的首战之地。

“敢言直言善言 真为能为有为”的蔡莉女士,率四千余员工、千余博士硕士,帅旗高擎,正面当之!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蔡莉女士将会如何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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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7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邂馨到中心医院视察,蔡莉女士发言。也在此时,新型冠状病毒已在武汉出现,大战在即。图自武汉市中心医院官方社媒账号。

我们先看结果:到今天,四名医生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朱和平(眼科副主任)、江学庆(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李文亮(举国关注的英雄医生)、梅仲明(与李文亮同科室,合称“明亮组合”),目前,还有四位医生濒危:王萍(副院长)、刘励(伦理委员会)、易凡(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峰(泌外科副主任),“有的全凭外部医疗手段支持、维持生命”。

该院最新的感染总人数并未有更新。我先后看到的两份数据,一份是31人确诊,还有一份是68人确诊。另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该院达到确诊标准的医护人员达230多人,仅仅该院急诊科被确诊的就有30多人。无论实际数字是多少,中心医院的伤亡人数在武汉应属突出之列。

中心医生损兵折将!医护们的朋友圈,多次集体点亮蜡烛,悼念殉职同事。

作为观察者,我多次注意到,中心医院的物资奇缺到医护“裸奔”上阵的地步。2020年3月,《中国新闻周刊》《人物》《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等多家媒体,集中了极为宝贵的一线采访力量,陆续报道了武汉市中心医院。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呈现,蔡莉女士的工作,也渐渐清晰起来。我们分3方面做一个复盘综述与梳理:

1. 前所未有的斥责

2019年12月29日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接诊了4例华南海鲜市场病例,病情异常。

急诊科把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拿去测序,得回一份惊人的检验报告。12月30日下午4点,急诊科主任艾芬在报告中的一排字(“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上,画了个红圈,并拍了下来发到科室医生群里,提醒同事们注意防范。当晚,通过8位后来被警方训诫的医生(其中很可能包括李文亮),这份报告在医生圈子中大量传播。

李文亮连夜被约谈,而今,李文亮殉职,我们很难再知道约谈内容。但艾芬也被院领导约谈,三个月后,在场其他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对艾芬主任的训斥, 用了三句排比句,“把我们主任吓得不轻”。而艾芬则在《人物》刊发的自述中说,当时她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

1月3日,医院组织中层开会,要求“管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家人”。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记载着的会议记录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戴着口罩去开会的江学庆被批评。此后,该院多位医生都看到他没戴口罩。不幸的是,几天后,江学庆被确诊,3月1日经全力抢救无效,殉职。

在江医生殉职之后,他的那份会议记录在朋友圈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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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庆医生的会议记录

2. 各自为战
禁言之后的武汉市中心医院,防护可谓脆弱。比如,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之间,大厅里只隔了一块宣传板,没有从顶部隔开。因为医院防护不力,该院后台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出现感染。

与病毒交锋的“战况”实际上已进入焦灼状态,但医院高层并未警示全院,反而批评戴上口罩的江学庆医生,责其“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一位医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最多的时候后湖院区急诊科都有800多人。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问影像科,医院一天到底有多少个白肺?那是一月十几号,他说100个肯定有。其实任何一个医生面对这种情况,都知道这是个很不正常的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人来问过我们情况,我很疑惑为什么处在疫情中心的发热门诊没有人来调查。所以,传染病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如果一开始不实事求是,认真地去解决这件事,后面就很难把它控制下来。”

李文亮、梅仲明、朱和平(均已去世)所在的眼科向设备科、院感办申请防护物资,但当时只得到最初级的“一级防护”。伦理办公室、甲状腺乳腺外科、消化内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医护也纷纷感染。一位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说:“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上前线抗击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了。”

在病毒面前,[b]这家医院竟是“各自为战”之象?[/b]

因为物资奇缺,医生们纷纷用雨衣、垃圾袋改装为防护服,鼓起敢死队般的勇气上阵。1月8日,李文亮在接诊一位82岁的女性青光眼患者后被感染;1月10日,后湖院区的一名护士被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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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面屏、护目镜,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用塑料袋作为代替。(图片由医院受访者提供,刊登于《中国新闻周刊》)

一开始,医生以个人名义向社会求助,遇阻。该院一位ICU护士对前来访问的《南方周末》记者说,协和、同济医院开始公开征集以后,其他医院才敢发帖,因为这两家是省属医院。同样,防护也是,“我们医院是看到同济防护后才敢防护的”,一开始防护服不让穿,怕引起紧张。”这位护士基本工资“五险一金”扣完以后只有1000元不到(补贴另计),但自费从美国买了180个达标口罩,就花了2000多元。

2月11日,我注意到来自一位医生的一封信,这才知道该院弹尽粮绝:“看着身边的同事与好战友,主任与院领导一个一个倒在病魔面前,他们脆弱得如同小孩,一次一次流泪,可是擦干眼泪他们却要毫无保留的拖着疲惫的身躯把自己挡在最前线,抵挡着这无情的病魔。可今天已经有同事没有打仗的武器,穿上了透明的,滤网装防护服,医护倒下了,又何来医护去抵抗疫魔啊。我们害怕了,太无助了,我们不会讲故事,那今天就撕开这层面皮,撕碎来给大家看,把血淋淋的事实摆出来。”也正是这一天,我开始联系外地朋友,为该院捐赠了些许物资,点对点直达。一直到2月20日,我们联系的医生才告诉我们,由于各方支持力度加大,物资匮乏终于缓解。

看到中心医院艾芬、李文亮等诸多医生的表现,我们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当钟南山说出“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时,忍不住流出了泪水:
三位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医生说,疫情暴发两三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这个细节令人匪夷所思,这难道就是蔡莉女士的“敢言直言善言 真为能为有为”?我宁愿相信它是一个虚假信息。

在接受《人物》等多家媒体访问时,急诊科主任艾芬悲愤难掩:“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LAOZI到处说,是不是?”

3. 遭遇踢皮球之后

现在的记录显示,2019年12月29日下午,后湖院区急诊科接诊4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异常病例后,就通知了公共卫生科,而后,向区疾控报告,但对方并未重视。六天后,区疾控的回复仍是:“等上级通知后再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之后,关于如何上报、上报给谁,又遭遇了“踢皮球”。长期在卫生行政部门任职的蔡莉女士,在这段时间是如何向上争取“敢言直言善言”的?我们并不知道,但从公开信息看,她并未能发挥出过往履历的优势。

武汉市卫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医护人员零感染。但当时,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已经可以用“众多”来形容。

与此同时,同样发现异常病例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成功地直接将疫情上报到市里和省里。2020年2月6日,因“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汇报,为省、市卫生健康部门迅速应对处置创造了条件”,该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被湖北省人社厅、湖北省卫健委记大功奖励,并被认定为“疫情上报第一人”。

疫情之后,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蔡莉女士公开发言,包括对本院医护重大伤亡的表态。

让我们再次回顾2017年蔡莉女士上任之前所获的表彰:“敢言直言善言 真为能为有为”。在我的认知世界里,蔡莉女士重新定义了汉语中的“敢言”二字,她似乎是对“下属”从来很“敢言”,对上一级却并无表现。这一点,和我前段时间揭露的广东省泗安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陈某似乎打着同一个精神烙印。

和蔡莉女士一样,陈院长也长期在卫生计生党政部门工作;和蔡莉女士一样,也是在2017年7月同一个月,被派往这家省卫健委直属正处级医院当一把手。

陈院长上任之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叫停医院所管辖的麻风康复村各项公益活动,新装修诊室明明有装修污染还强令医生去坐诊,并以加强领导的名义,对检测空气的林医生严厉处分,乃至动手。辱骂劈头盖脸,咆哮声之大,可谓“敢言”之极致。(在呦呦鹿鸣披露之后,陈院长已被广东省卫健委连夜免职,目前调查组正在工作中)

我绝不认为陈蔡的轨迹相似是一次巧合。世间并没有什么巧合。

汉语的世界,博大无垠似海洋能纳百川,精微深奥如天籁声声尽含。许多词语不断被重新定义,不变的永远是流变。我能理解这一次对“敢言”的重新定义,甚至能接受,我只是,一点也不喜欢。这不是我所热爱、所天天使用的汉语。

疫情结束之后,我希望,把它重新变回来。
李文亮是有名有姓的。除非原文如此表述,否则建议修改标题
長篇大論也只是想把鍋甩回給地方政府,如果不是維尼熊下令地方怎會對公眾封鎖消息?別忘了周巿長說一月已上報中央,華大媽也說過3/1多次向美國求助。
这个花式飞盘叼住了,将来王沪宁第二不是梦。

难为胡编找的好机会啊。
结尾硬是要医生说中央是青天大老爷……
难怪李文亮最后一台微博写道“尘埃落定”,他心中是多委屈,尘埃落定,他用他的命证明他是被冤屈的。
只是,这代价太大了。。。
不这样怎么能上报传播。
李文亮因為吹哨人的身份,大家都認識,所以他的一些遭遇都被人看在眼裡…
可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無名醫生,他們的遭遇估計也只能有苦說不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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