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转载)
余先生学贯中西，他推崇中国之“士”，比之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但有趣的是，在同样中译为“知识分子”的两个西语词，intelligentual和intelligentsia中，余先生一般都选用intelligentsia比于中国的“士”。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似未见他专门论证其故，但我觉得是有深意在焉。
汉译“知识分子”的这两个西语词都源出拉丁语，词根都有“智慧”之意，原来是中世纪用以指对世俗王权有抗衡作用的基督教士。他们固然有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来自宗教的超越性关怀（近似于今天所说的理想主义），对王权有独立性，被认为能代表“社会良知”就公共问题发出批判的声音。在那时，依附世俗王权的御用文人和不问世事的技术专家（中世纪的匠人）是从不被看成“知识分子”的。
尽管intelligentual源于日耳曼语，intelligentsia来自斯拉夫语（有人说是来自俄语，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古波兰语），但原初意涵差异并不大。就这个意涵而言，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二字根本就是多余。西方语言，尤其是俄语和法语中的“知识分子”有别于技术专家，就是指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言的知识人。技术专家如果为公众发声当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如果仅仅埋首于“技术”，那是不能算的。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和民煮社会里抗衡王权问题的淡化，西欧诸语中intelligentual的词义出现泛化，尤其在更世俗也更平民化的美国，这个词有时也指一般性的知识人，而如果还是强调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言的知识人，就在当代美式英语和德语中首先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
但是在近代英国英语中，“知识分子”一词就相当于当代美语中所谓的“公知”。一个不问政治不理世事的技术工程师当然也会受尊敬，但没有人会把他称为“知识分子”。尤其在长期砖制的俄国，由于抗衡王权一直是个重要问题，俄语中的intelligentsia（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概念在前近代的准确涵义，特指具有强烈价值关怀、独立于王权而保有自由尊严的公共领域发声者。这个意涵甚至经常比该发声者读过多少书、有多少专业技能更重要，更与他有多少财产无关——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因而也是莫名其妙的。
“现代语意中intelligentsia一词的反义词与其说是无知者，不如说是无尊严者”，而“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与其说是是布尔乔亚，不如说是贫困但有尊严的人”。这个词义确实令人联想起古儒所谓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19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左拉等人发出《我抗议！》的名文后，这个俄语词便大举进入法语，被用来指左拉这类不畏权贵、抨击不公、为正义发声的知识人，并借以区别于词义相对泛化的intelligentual。很快这个词又进入英语，《牛津词典》中给出的定义是：“一个民族中争取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余先生讲的“知识分子”要与intelligentsia（而非intelligentual）对译了。为了区别intelligentual和intelligentsia，当年鲁迅曾用“印贴利更追亚”来音译intelligentsia。而余英时先生则倾向于用“知识阶层”来对译它。
其实在我看来，由于至少在中国大陆“阶层”一词如今经常与财产多少挂钩，这个翻译未必精准。但余先生欲以之与intelligentual即坊间泛称的知识分子相区别的用意是清楚的。余英时为此不仅弘扬古儒“士”之精神，阐发朱熹、方以智、戴震、陈寅恪等典型个案，还专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一书，把中国历史上古儒理想中“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称为知识阶层即intelligentsia，其意也是排除那些仅以儒经为谋取官禄的敲门砖、名尊孔而实颂秦的伪子路、摒弃那些“面谀以取亲贵”的御用文人、那些趋炎附势毫无原则有奶便是娘的“乡愿”，而为中国历史上“争取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那些“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独立知识人树碑立传，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种士人风骨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谋发扬光大。
但余先生虽然以弘扬历史上的士大夫精神自许，却清楚地指出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此文实际也指intelligentsia）的区别。除了古代知识谱系与现代的差别外，余先生主要还是指出“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的移动”。他对此表达了很复杂的心情。
其实正如此文所言，所谓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有多重涵义，余英时先生指出了“三重涵义”。但在我看来，我们最应当关切的还是两种相反的涵义：其一正如现代美式英语intelligentual一词所体现的：由于现代社会日益世俗化，“价值观知识人”渐趋隐没，而“技术型专家”渐趋凸显，同时民煮社会没有了王权打压的问题，抗衡强权的“士人风骨”也作用大减。大声疾呼的左拉式“社会良心”听众渐少，犹如东欧剧变后“异见人士的迷茫”一般。其实从另一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甚或可以说这正是“社会良心”大体完成了使命的体现。此时如果这些人仍然自命不凡呼风唤雨，有时反而会坏事。西方当代一些“保守主义者”对“知识分子”“理性僭妄”的负面评价，从这个角度讲确实不无理由。
但另一种“边缘化”则相反，那就是极度强权打压下的万马齐喑。如晚清郭嵩焘、谭嗣同等痛心疾首的：在历久愈甚的秦制下，“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圣教安得不亡”。我以为，这种“边缘化”才真正是余先生所忧心的。
然而也正如余先生论证了的，从历史上看尽管有秦制的打压，但“从道不从君”的士人风骨仍不绝如缕。过去曾有人称梁漱溟先生为“最后的士大夫”。但是余英时先生其实比梁先生晚生，却更像是“士大夫”。如今余先生已经远行，我们更有理由希望他的精神不会是“最后的”。
转自-秦晖：士人风骨，学术钜子——缅怀余英时先生
汉译“知识分子”的这两个西语词都源出拉丁语，词根都有“智慧”之意，原来是中世纪用以指对世俗王权有抗衡作用的基督教士。他们固然有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来自宗教的超越性关怀（近似于今天所说的理想主义），对王权有独立性，被认为能代表“社会良知”就公共问题发出批判的声音。在那时，依附世俗王权的御用文人和不问世事的技术专家（中世纪的匠人）是从不被看成“知识分子”的。
尽管intelligentual源于日耳曼语，intelligentsia来自斯拉夫语（有人说是来自俄语，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古波兰语），但原初意涵差异并不大。就这个意涵而言，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二字根本就是多余。西方语言，尤其是俄语和法语中的“知识分子”有别于技术专家，就是指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言的知识人。技术专家如果为公众发声当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如果仅仅埋首于“技术”，那是不能算的。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和民煮社会里抗衡王权问题的淡化，西欧诸语中intelligentual的词义出现泛化，尤其在更世俗也更平民化的美国，这个词有时也指一般性的知识人，而如果还是强调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言的知识人，就在当代美式英语和德语中首先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
但是在近代英国英语中，“知识分子”一词就相当于当代美语中所谓的“公知”。一个不问政治不理世事的技术工程师当然也会受尊敬，但没有人会把他称为“知识分子”。尤其在长期砖制的俄国，由于抗衡王权一直是个重要问题，俄语中的intelligentsia（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概念在前近代的准确涵义，特指具有强烈价值关怀、独立于王权而保有自由尊严的公共领域发声者。这个意涵甚至经常比该发声者读过多少书、有多少专业技能更重要，更与他有多少财产无关——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因而也是莫名其妙的。
“现代语意中intelligentsia一词的反义词与其说是无知者，不如说是无尊严者”，而“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与其说是是布尔乔亚，不如说是贫困但有尊严的人”。这个词义确实令人联想起古儒所谓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19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左拉等人发出《我抗议！》的名文后，这个俄语词便大举进入法语，被用来指左拉这类不畏权贵、抨击不公、为正义发声的知识人，并借以区别于词义相对泛化的intelligentual。很快这个词又进入英语，《牛津词典》中给出的定义是：“一个民族中争取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余先生讲的“知识分子”要与intelligentsia（而非intelligentual）对译了。为了区别intelligentual和intelligentsia，当年鲁迅曾用“印贴利更追亚”来音译intelligentsia。而余英时先生则倾向于用“知识阶层”来对译它。
其实在我看来，由于至少在中国大陆“阶层”一词如今经常与财产多少挂钩，这个翻译未必精准。但余先生欲以之与intelligentual即坊间泛称的知识分子相区别的用意是清楚的。余英时为此不仅弘扬古儒“士”之精神，阐发朱熹、方以智、戴震、陈寅恪等典型个案，还专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一书，把中国历史上古儒理想中“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称为知识阶层即intelligentsia，其意也是排除那些仅以儒经为谋取官禄的敲门砖、名尊孔而实颂秦的伪子路、摒弃那些“面谀以取亲贵”的御用文人、那些趋炎附势毫无原则有奶便是娘的“乡愿”，而为中国历史上“争取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那些“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独立知识人树碑立传，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种士人风骨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谋发扬光大。
但余先生虽然以弘扬历史上的士大夫精神自许，却清楚地指出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此文实际也指intelligentsia）的区别。除了古代知识谱系与现代的差别外，余先生主要还是指出“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的移动”。他对此表达了很复杂的心情。
其实正如此文所言，所谓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有多重涵义，余英时先生指出了“三重涵义”。但在我看来，我们最应当关切的还是两种相反的涵义：其一正如现代美式英语intelligentual一词所体现的：由于现代社会日益世俗化，“价值观知识人”渐趋隐没，而“技术型专家”渐趋凸显，同时民煮社会没有了王权打压的问题，抗衡强权的“士人风骨”也作用大减。大声疾呼的左拉式“社会良心”听众渐少，犹如东欧剧变后“异见人士的迷茫”一般。其实从另一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甚或可以说这正是“社会良心”大体完成了使命的体现。此时如果这些人仍然自命不凡呼风唤雨，有时反而会坏事。西方当代一些“保守主义者”对“知识分子”“理性僭妄”的负面评价，从这个角度讲确实不无理由。
但另一种“边缘化”则相反，那就是极度强权打压下的万马齐喑。如晚清郭嵩焘、谭嗣同等痛心疾首的：在历久愈甚的秦制下，“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圣教安得不亡”。我以为，这种“边缘化”才真正是余先生所忧心的。
然而也正如余先生论证了的，从历史上看尽管有秦制的打压，但“从道不从君”的士人风骨仍不绝如缕。过去曾有人称梁漱溟先生为“最后的士大夫”。但是余英时先生其实比梁先生晚生，却更像是“士大夫”。如今余先生已经远行，我们更有理由希望他的精神不会是“最后的”。
转自-秦晖：士人风骨，学术钜子——缅怀余英时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