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三篇之谈笑风生

背景：1998年，美国CBS记者麦克·华莱士所在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通过公关公司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递交了采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申请。
但由于1998年洪灾以及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影响。直到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才最终在北戴河正式接受专访，并制成节目《60分钟》。
以下内容有删减。完整版见：https://www.hmoegirl.com/%E8%9B%A4%E4%B8%89%E7%AF%87#.E8.B0.88.E7.AC.91.E9.A3.8E.E7.94.9F
华莱士：最近贵国官方报纸《中国日报》英文版 （China Daily）有一则报导，标题说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你是否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
江泽民：我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不知道你转述得是否准确。既使准确，我也不知道文章的立论是泛泛而谈还是就一件事得出的引论。不过我有一个感觉，中国媒体和你们美国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用简单的概念描述复杂的事物，并且一哄而起，这在中国被称为“炒概念”。尽管我们不断要求他们要和政府保持一致，但我知道他们真实的目的和你们一样，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至于美国是不是威胁世界和平，我不想下简单的结论而是想提供一些事实。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军费开支，美国拥有可以把地球毁灭几次的核武库和同时可以在任何地区进行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美国是周边政治环境最好的大国，周边国家对美国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所谓构成威胁的国家离美国十万八千里。常识会使我们想，如果美国不想控制世界，它保有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钱去帮助美国国内的穷人和帮助穷国发展经济呢？很可惜，在这些方面欧洲是表率而美国不是，尽管后者富有得多。如果美国以武力做后盾力图控制世界，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不想接受这种没有协商和讨论余地的控制，或者如你们经常提到的那个词，没有民主的控制，那么，这种武力是不是会构成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一种威胁呢？我想，对这个问题你自己会作出判断，如果你像你经常声称的那样有正义感的话。
华莱士：戈尔或小布什将在您的国家主席任内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现在正在看这个节目，您对未来中美关系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江泽民：无论他们谁当选我都祝贺他，并希望在他的任内中美两国人民通过更多的交流、沟通和理解向着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的方向前进。我本人也希望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华莱士：所以，您对两党竞选阵营都捐钱？
江泽民：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不需要花钱去买别人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种习惯，花钱贿买政治家这种习惯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
华莱士：主席先生，您如何形容今日的中美关系？
江泽民：我们之间的关系有风有雨，甚至有乌云。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雨过天晴。我们都希望双方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华莱士：这听起来真像是政客的言谈。不够坦白。
江泽民：政治家，或者如你所说，政客，经常不能非常坦率地讲话的一个原因，是不希望成为你们制造浅薄的轰动新闻而大赚其钱的工具。我知道，克林顿总统挣的比你少得多，我也很清楚，我比我们国家新闻界的那些名人挣的也少得多。我们不希望由于我们的缘故使你们更富有而显得我们更贫穷。当然，我和你们国家你所说的那些政客一样，不能坦率讲话的主要理由是责任。在这个缺乏理解的世界上，政治家的真实的话经常会引起他并不希望发生的很严重的后果。政治家必须考虑他的话带来的可能的后果。这一点不像你们。你们“媒客”说话只考虑是不是能给你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职业的不同。所以，是政治家的责任，而不是你所说的政客的油滑使我们那样说话。
华莱士：您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大独裁者。
江泽民：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您见过任期届满就退休的独裁者吗？
华莱士：独裁者是指强行压制者，无论对象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现在您有点开始接近了。父亲知道的最清楚。如果你挡你父亲的路，父亲就会教训你。
江泽民：你说到宗教自由，我告诉你，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你们的。在你们的祖先在欧洲进行宗教战争和利用宗教裁判所杀人的时候，中国就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建议你到北京的各种宗教场所去看看，在天主教的南堂、北堂，在西四和王府井的基督教教堂，在白云观，在雍和宫，在遍布北京的佛教庙宇，那里人多得可用“摩肩接踵”这个成语来形容了。如果像你所说我们在压制宗教自由，那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甚至建筑都应该被拆了。可是所有这些场所都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宗教组织用信徒捐的钱修缮外，政府也每年拨出大量经费进行保护，难道我们愚蠢到花钱保护我们要压制的东西吗？
至于法轮功，如果它只是锻炼身体、休身养性，我们不会取缔它。它己经存在好几年了，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但是，当一位科学家在一家地方性报纸发表了一篇批评它的文章，它就组织人来围攻政府，他们想通过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来封别人的嘴。是谁在压制言论自由呢？不是我们，是法轮功。
一个企图制造政治混乱来打击科学家和科学观点的组织理所当然引起政府的警惕，我们开始通过司法程序调查它，这才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的严重。这是一个受骗子控制的组织，它的首脑告诉人们有了病不要去看病，你知道没有任何正经的宗教阻止人们去看病。他还散布世界末日论，在人们心中制造恐慌。他靠散布谎言聚敛钱财，跑到美国去买房买车，过起富翁的生活，难道所谓美国梦都是这么做的吗？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健全，人民的法律意识不强，如果那些受骗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早些运用法律来讨回公道，我们绝不会让他在美国享福，他应该被绳之以法，他聚敛来的财富应该用来赔偿那些家庭。
法轮功提醒了中国政府，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个巨大转折时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骗子，他们有的打着经济的旗号，有的打着宗教、政治或其他什么旗号，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骗敛财富，过他们靠智慧和劳动永远也过不上的豪华生活。
政府在保证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还应该时刻警惕这些骗子，不能让骗子横行，否则政府就无法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失职。
中国政府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确有失职，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正在改变。当然，在具体做法上我们要吸取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教训，他们的做法造成无辜人员和信徒的死亡。我们希望能早点而不是在已经造成无辜人员死亡后再解决，我们主要通过教育和引导，对触犯法律者用法律手段解决。我知道，绝大多数法轮功信徒都是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人，他们老实但有点固执，不容易转弯。我们有耐心，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骗子只有那一个人。
让我们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媒体没有进行任何深入调查就妄下结论，指责我们这不对、那不对，教训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是谁想当父亲教训别人呢？我们都当过年青人，我们年青的时候，父亲们总是这样说：你看，我们多成功，而且我的朋友也很成功，所以你应该走我们的路，照我们的样去做。我们对父亲的这些教训总是很反感，我们总在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另外一条路呢？
我们承认，在建设现代国家上美国有资格当父亲，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尽管如此，美国也没有权力教训别的国家，特别是用打屁股的方式去教训别人。还不仅仅在于这会产生逆反心理，更重要的是，上帝没有给你们这个权力，何况中国不是美国的儿子。我们有权力走自己的路，也许我们会犯很多错误，但是犯错误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力。
许多喜欢教训中国的美国人忘记了美国的历史。做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只有5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上写上“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话，但他自己却终身蓄奴，他对理想和现实想得很清楚。我们和你们一样并不认为他是个伪君子。美国的开国宪法根本没有人权条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摆在第一位。林肯在南北战争前力图用保留奴隶制做筹码换取南方取消独立行动，维护国家统一，显然，林肯的原则是明确的，就是统一大于人权。美国独立100多年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190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取消种族隔离，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不同种族的人是不在一起居住的，他们表面客客气气，却远没有融为一体。
通过分析美国历史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美国政治家和媒体中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这个共识贯穿了两个原则：一个是，他们认识到，像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东西和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思考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改变它需要有耐心，有时间，需要水到渠成。另一个是，在国家的独立、统一、稳定、团结和人们的民主、人权、自由要求之间应该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能让过激的要求损害国家利益，同时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地、有耐心地改变人们的政治环境。
有一个电视剧叫“南北乱世情”，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个台拍的，里面有个有钱的白人妇女嫁给了一个黑奴，在当时这种行为很激进，毫无疑问，这个妇女是个人权斗士，然而作者把她描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这代表了美国一种很普遍的看法。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小心翼翼地不让激进的思想和行为损害美国渐进的改革过程，为什么他们能达成这种默契呢？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美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美国是一个很好的靠知识而不是靠口号和激情改造社会的范例。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很好的向美国学习。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另一面。50年代美国政府主导了麦卡锡主义，大肆迫害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麦克阿瑟将军镇压二战老兵。警察镇压反对越战学生，并且开枪打死了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策动政变，支持那些地地道道的军事独裁者和君主专制政权，他们还把毒品运回国内引诱非裔美国人贩毒。由于美国的这些行为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是个小数目。
我们很奇怪，美国不是自称人权斗士吗？为什么你们一面骂我们专制，一面又支持那些真正的专制者屠杀本国人民呢？在美国政府这样做时，美国媒体的正义感跑到哪儿去了呢？我知道有四个秘密，今天我只说一个，这就是美国媒体希望美国在国际社会里充当“父亲”或“教父”的角色。我们没听话，所以我们挨了板子。阿连德虽然是民主选举的总统，但不听你们的话，所以你们要推翻他。俄罗斯虽然按照你们的要求民主化了，但你们怕它当另一个“父亲”或“教父”，抢夺你们的位置，所以你们支持俄罗斯分裂，支持北约东扩。相反，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塞拉西、皮诺切特听你们的话，不管他多独裁，杀了多少人，你们照样给钱给枪给顾问。这就是美国的逻辑。所以，是你们不是我们在充当父亲的角色，而且希望一直充当下去。
我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强势的美国总是恃强凌弱。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许多灰度，我们需要寻找最佳点来确立我们制度的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存在过的制度模型，各种中国制度可能的演进方向和路程，发现人民群众的许多新创造，把所有这些进行对比、排序，以便找到一个最好的目标和路径。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我们有了确定的结果之前，我们将坚持现的的制度方式，以保证稳定和持续的改革。
华莱士：您知道吗？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拦住坦克车那张照片时，我就知道中国的独裁是什么意思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象徵，让中国的独裁打进我的心底。
华莱士：您做学生时曾经在上海示威。
江泽民：不错。
华莱士：那是国民党时代，“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您当时是这样吧。
江泽民：不错。
华莱士：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说什么，也是“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吧。
江泽民：天安门事件是个复杂的事情，不象您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当年的所谓“民主派”在美国也正反思当年的事情，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一些在背后操纵学生的人现形了。还有许多内幕没有被揭露出来，比如说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能够弃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跟从者于不顾，先一步离开天安门广场，并在几天内就顺利出国。世界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被你们称为专制独裁的中国组织这样畅通的管道运人比货物还方便？我想，这道算数题并不复杂。所以，在天安门事件背后的大背景被揭露出来之前，全面评价天安门事件还为时过早。
你刚才说广场上的人“要自由、要民主”，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的人的真实想法可能是“要美国、要英国”。这可不是随口乱说，在背后操纵学生的方励之夫妇一贯主张中国应重新变成殖民地，让外国人来统治。你看，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个区别，我们主张自由、民主是为了把外国的 致允 力、支配势力赶出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让中国人在世界上能够平等地和外国交往。而他们主张的自由、民主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危险，就是自由民主没要到，倒把外国的 致允 力、支配势力请了回来，让中国的历史在原地转圈。
天安门事件后紧接着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被广场的学生们热烈欢呼的戈尔巴乔夫却被本国的人民唾弃。前苏联的民主和私有化带来的是什么呢？少数金融寡头攫取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通过暗箱操作来操纵政治和经济，这不过是在民主外衣下的另一种独裁。国民经济在10年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二，倒退回1917年的水平，前苏联人民80年的辛劳都一风吹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大幅缩短，国家分裂，内战频仍，国际地位下降，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就象我说的，美国和英国真的回来了，他们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他们并不因为俄罗斯民主了，就对她笑脸相迎，他们利用俄罗斯的虚弱步步紧迫，不断制造事端，一会儿是车臣，一会儿是科索沃，天晓得明天还有什么，他们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分裂是绝不会罢手的。前苏联人民失去的所有这一切难道就为了换取一张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选票吗？
相反，这10年里，中国的经济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教授指出，最好的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就是人均寿命，因为人民的营养水平、医疗水平、社会安定和政治满意程度最终都会体现在人均寿命中。中国的人均寿命和美国已经非常接近，都是70多岁，而前苏联在这10年里人均寿命却下降了十几岁，退到了50几岁。就连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道路的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都承认，前苏联的道路是失败的。我们的发展不仅比前苏联地区好，也比印度好。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国际专家经常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除政治制度外在其他各方面都很相似，具有可比性，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发展道路比印度更好、更有效，这其中包括印度的前总理和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这位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个权威学者。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我们的成绩，包括美国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内的国际专家对中国的评价并没有在美国的媒体中得到正面的反映，我们听到的是指责、指责、再指责。为什么呢？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两年前，我在和克林顿总统会谈时曾经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不插手台湾问题，让中国统一能够和平顺利的进行，我们就能集中力量于内部，我向他保证，如果美国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加快民主进程。我们达成了默契。
但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美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使我们的总理在美国受羞辱，美国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李登辉跳出来气极败坏地挑起两岸争端，美国要建立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加快了军备步伐并且准备和美国一起插手台湾事务，李洪志从美国跑回来组织围攻政府，美国国内在妖魔化中国，说中国如何如何威胁美国，把李文和事件、贿选事件统统栽在中国政府身上。
中国的国内局势和周边环境突然恶化，特别是，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主张的“岛链”的雏形正在浮现，它将彻底封死中国的出海口，扼住中国的脖子，迫使中国肢解，就象李登辉主张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时间内集束式发生了，难道我们幼稚到会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所以，是谁真正反对和破坏中国的民主呢？是那些不希望中国稳定、富裕、强大的势力，是那些不希望中国通过美国式的渐进改革道路逐渐变得强大的势力，是那些希望中国通过前苏联的激进改革道路走向分裂和衰弱的势力。我们明白了，存在一个势力集团，他们不受美国所谓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是美国政治中隐蔽的一极，我们把它称为“第六级”。他们在美国历史中通过加强中央权力，对外扩张和冷战中极度膨胀起来。华盛顿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曾警告美国人民警惕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由于他们打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可以不受法律控制，并且掌握庞大的秘密和血腥手段，从而拥有巨大的能量。他们使金牧师和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案无法真相大白，使肯尼迪家族的人不断神秘死亡，他们可以让总统和新闻界闭嘴，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这些人的隐私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华莱士先生。许多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个集团的可怖，象美国电影导演斯通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力图探索其中的真相，但他们肯定会白费力气。
我们明白了，我们无法通过讨好他们使他们放弃敌视态度。他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以保住他们的饭碗，获得更多的经费，有成就感，获得提升和让别人害怕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陷害别人使自己得到满足的生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把这称为“滞后效应”。李文和案中的那个情报官不是承认了他是为获得经费和有成绩而陷害李文和的吗？
八九年风波之后，通过前苏联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在中国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人民中终于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这就是中国不能走前苏联的路，中国要坚持渐进改革的道路。我们在经济上正在推行股份制，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在政治上正在推动乡村和城市街道的直选，在人民取得经验后，我们将在县一级进行直选。我们正在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强法制建设。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需要不断地改革和改进。我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民主的美国总是恃强凌弱。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许多灰度，我们需要寻找最佳点来确立我们制度的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存在过的制度模型，各种中国制度可能的演进方向和路程，发现人民群众的许多新创造，把所有这些进行对比、排序，以便找到一个最好的目标和路径。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我们有了确定的结果之前，我们将坚持现有的制度方式，以保证稳定和持续的改革。
我们和当年的学生们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大多数当年在广场的学生，他们到美国留学以后，脱离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后，反而离开了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他们和我一样保有一份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人的同情，同时把他们看成电视剧里那个妇女一样的歇斯底里。海外民主派已经彻底垮了，虽然他们有美国和台湾金钱的支撑，但是10年里他们拿不出一点象样的东西，他们没有那个能耐，他们还象10年前一样只能靠喊口号过日子，而别人都在成熟都在前进。你看，10年后，当我们重新看天安门事件时，难道这不是一条很现实的依据吗？
华莱士：您佩不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那个青年的心，他的勇气。那个独自站在那里对抗坦克车的人。
江泽民：我知道西方媒体很喜欢这张照片，你们想找到一个象征，却不想知道那个象征后面的东西。你说到那个青年的勇气，我来告诉你你所谓的勇气是什么。
这个青年从小就从父母、老师和社会那里了解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绝不相信子弟兵的坦克车会从他身上压过去。更何况他的想法在那张照片之前被很多人很长时间证实着。大约有20多天里，持枪军队的军车被阻，枪械被抢走，士兵们被围困在车内，在大热天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但是这个青年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只军队。
正象你们的录像拍到的那样，坦克车果然停下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青却束手无策，这倒底说明了什么？是象你们解释的那样说明了这个青年的勇敢，还是说明了这只军队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去伤害人民？如果这个青年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或是美国军队，他还敢单枪匹马地站在坦克车队前面吗？我敢保证，他不会这样蠢，他会去参加革命，使他的勇敢产生更有价值的效果，就象我们当年做的那样。
刚才我的助理抗议你拿出这张照片，我很遣憾。他很蠢。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看不出这张照片的真实含意，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
我们相信，这个青年和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是真诚的，他们要求的反腐败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政府和大多数学生之间没有根本分歧，政府要做的是把有良好愿望的学生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背后的有险恶用心的操纵者区别开来，因为，就像我说过的，真正的骗子只是极少数人。很可惜，当时的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时的政府和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真诚的学生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忘了群众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除了大部分好人之外，还有一些犯罪份子和潜在的犯罪份子。如果让这些人得到机会，形势将更加混乱。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学生阻止军队达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夜间，犯罪份子有机会制造燃烧瓶并利用前些天抢走的武器武力进攻军队。这样，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你不可能阻止军队面对自己的战友被屠杀而不还手，然而军队在还手时分不清他面对的是学生还是犯罪份子。
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进行巨大变革时，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大规模抗议事件。我们低估了国外势力利用中国形势的能量，高估了我们人民面对巨大变化的耐受力。社会巨变重新分配了利益关系，一部人暂时不满甚至强烈不满是正常的。例如，放开农产品物价虽然使农民获益，却使消费这些农产品的城市居民、工人、学生降低了生活水平；价格双轨制使掌握物资流通的人获益而使其他人不满。天安门事件正是城市人对价格转轨的不满背景中产生的。这以后我们认识到，在涉及利益重组的改革措施上，我们需要更加小心；我们还要准备好必要的警力和装备，以准备应付人们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严厉惩治腐败，以使人民对我们改革的公正性有信心。
华莱士：天安门事件过后一个月，您写了一篇演讲稿，其中写道：“贪腐在中国成长。如果所有党政机构都利用权势谋求物质利益，那跟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广场上的学生也是抗议您提到的贪腐。所以，他们显然对您和您的政党产生了一些影响。
江泽民：天安门事件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腐败问题。有些腐败钻了改革措施的空子，处在法律的边缘；有些是体制问题，靠处理人无法解决；有些腐败隐藏很深，找不到证据。以后我们认识到，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制度、体制改革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我们正在压缩政府的规模，实行政企分开，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加入WTO，这样，我们的经济活动将更加规范。在必要的经济监管部门制定了规则。同时开展以打击走私和处理大案要案为重点的法律行动。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解决腐败的成本很高，经济转型期的腐败是普遍问题，我们必须有长期与腐败做斗争的准备。
华莱士：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我们认为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有关连。您为何担心新闻自由？
江泽民：在美国，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死了，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和猜测，使这个女孩的父母蒙受了巨大的和额外的精神痛苦。是谁给媒体权力在法律判决之前制造痛苦以满足另一些人不正常的心理并使自己大赚其钱呢？是“新闻自由”。
美国有一个长着大下巴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比赛前一天的节目中，在中国女足步出旅馆的画面上搞了一些身穿黑衣上写“FUCK YOU”两字的人。是谁给了这个家伙随便侮辱别人的权力？是“新闻自由”。
美国媒体在报道警察带走古巴男孩埃连时刊登了一张警察用枪指着男孩的照片，可是据现场目击者说，枪根本没指向男孩，是由于拍摄角度，使照片产生了这种效果，结果产生了一场风波。是谁给了媒体这种歪曲事实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西方媒体道听途说，硬说科索沃发生了种族大屠杀，引致北约军队的侵略。事后北约军队到处寻找，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屠杀，把各种原因死亡的尸体加在一起也没有北约军队轰炸杀死的人多。是谁给了媒体这种造谣杀人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只不过新闻界利用自己能控制人们思想的特殊权力不断炒作，硬是把说了一千遍的谎言变成了真理。
20世纪30年代以前，“商业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也是一种图腾，从亚当·斯密说看不见的手可以摆平一切以后，商业自由成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则。后来人们发现，自由竞争会引致合谋和垄断，会侵犯消费者利益，必须对商业自由加以限制。在美国这个最倡导自由经济的国家，在政府里成立了一大堆监管商业的部门，总数有10万人之多。在社会上成立了各种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组织。事实上，美国是经济监管最严格、最好的国家，对此我们非常赞赏。我们正在学习美国的监管体制来改造我们的政府部门。
新闻、媒体也是企业，它们不是非赢利组织，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新闻是这些企业制造的产品，它们想用新闻这个产品去赚钱，它们就有充分的动机弄虚做假、以次充好、串谋合谋、唯利是图。凭什么新闻这个产品的质量就可以不受监管、不受控制呢？在新闻质量和新闻消费者之间不是一样存在一个信息非对称问题吗？看来，美国这个先进国家还没有想出监管新闻这种产品的好办法来，就象你们在30年代以前对商业自由那样，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必要匆匆忙忙去抄袭你们呢？还是等你创造出更好的经验后，我们再去学习吧。
至于个人自由，任何人的绝对自由都是对别人的限制。美国南部有个工厂，白种工人在车上画着南方联邦的旗帜，非裔工人向厂方提出抗议，厂方同意不让这些车进厂门，白种工人又抗议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到底谁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呢？双方都有就会产生冲突，一方有，另一方就会受到限制。
有一个人烧了美国国旗，地方法院要起诉他，最高法院认为这个人无罪，因为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力。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不干了，他们要立法使这个人有罪。倒底谁说的对呢？
所谓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奕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所以要用民主集中制来限制它。民主集中制就是多数原则，是用多数人的自由限制少数人的自由。集中是由多数人的代表来行使多数权力，本质上是多数人中的少数人限制多数人的自由。之所以个人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是因为还存在一个效率原则。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效率和公正不可偏废，当效率和公正相抵触时，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原则，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或者称为历史悖论。看来华莱士先生不太懂历史和哲学，我就不多说了。
中国共产党打败有强大外国势力支持的国民党，是因为人民支持我们，就是说多数选择了我们。所以我们执政是有群众基础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国还处于分裂状况，内战状况，中国的国家政治还无法进入现代国家的常态运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结束内战，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是美国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把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我把对克林顿总统说的话再对你并通过你向美国公众说一遍：请还给我们统一以让我们早日获得民主和自由吧，恳求你们了。
到底为什么和他谈笑风生呢：

对于华莱士对江主席的采访材料，中美双方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公布全部的交流内容，只有部分资料流出。美方在视频中播出的部分因为电视节目限制进行剪辑，并且除去江主席以英文回答的部分大部分由英文翻译的声音改去。严格意义上字幕的中文翻译经过了3次翻译和编辑。[ul]常被指责有刻意编辑的嫌疑。

不过根据后来的专题新闻，当时双方约定文字以中方整理的文稿为准。录音先由国新办整理成中文统稿，经过江审核，最后由外交部翻译室译回英文。后来流出的部分采访文本内容上来看，文本内容符合在视频里偶然会听清楚的语句，和双方的交流神情与态度。但是因为这份文字材料是唯一流出的资料，所以考证也十分艰难。

网上能找到一些中文文本，但都不是CBS节目的60分钟完整翻译稿。有的是对话简稿（与节目相比有所省略），有的是摘要稿，还有的则完全是yy。所以听得懂英文的就直接看视频吧。

在一些说法中指出在会议前江曾指示其助手和工作人员要明确告诉华莱士可以提出任何方面的问题。江泽民唱的歌曲为《毕业歌》，是以前学生示威中经常唱起的一首歌。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是很不幸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2012年4月8日宣布，该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已于7日晚间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疗养院中去世，享年93岁，从此世间再无不样不森破的记者。有诗云：“莱士已乘赛艇去，蛤蛤依旧笑风生。垂死病中惊坐起，谈笑风生又一年。”

江泽民：Your soul will be so sweet. I will miss you.

所以2个月后怒斥香港记者时他说：你们非常熟悉西方的那套理论，你们毕竟还图样，明白这意思吗？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啦，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他（水平）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生。就是说媒体啊，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姿势知识水平，识得唔识得啊？””随后就爆“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你们比西方的那些记者跑得还快，但是问来问去，问的问题都图森破，上台拿衣服！识得唔识得啊”

但是以事实资料来看，当时双方对这次的采访进行了长时间并且完整的准备，准备时间长达两年，录制时间总长3小时57分钟。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华莱士的问话多尖锐而犀利，当时的工作人员曾想对其的问题提出抗议，而江主席予以了阻止。（因为是江主席主动邀请华莱士，并且要求没有问题限制。）作为结论江指责香港记者不上档次是有原因也有道理的，从问题的方式和作为新闻从业者在问题的深度和尖锐性上，比起华莱士这个老油条，香港记者的确是图样图森破

[/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