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富国穷国》[美]戴维·S·兰德斯 （界线和障碍）

制度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对于发展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欧洲边缘地区，即在西欧和中欧工业化核心地区以外边缘地区，以及在这个周边之内那些学会迎头赶上的国家同那些依旧落后的国家之间形成的对照。

先从北面说起。斯堪的纳维亚在18世纪的时候，穷得要命，但在智力和政治上却很富有。它是很晚才学习现代工业方式的，但是一经开始，就很快把它们学到了手。

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完全是由于文化上的水平。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欧洲的学识和科学社会中是平等的伙伴，享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并且能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上提供一流的教育。它们还活动在一种政治稳定和保持公共秩序的氛围之中。北欧人曾经一度置身于欧洲最好战者行列之中——人们会想起中世纪的北欧海盗或是想起17世纪瑞典皇家的野心——可是他们现在同南边的各国人民相比却成了最平和的，甚至显得有些冷漠。财产权利是有保障的；农民大体上是自由的；生活中间充满了漫长的阴暗而艰辛的劳作，间或穿插着一场场群聚畅饮和季节性的日照。

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在18世纪，人们也可以看出后来创业精神的希望：瑞典波尔希姆的机器工厂和灵巧的设备；挪威的高钴矿提炼厂，它们向从韦奇伍德到迈森的欧洲玻璃和陶瓷厂供应鲜艳蓝色颜料。大部分的手工技艺同南边的国家相比则粗糙而且过时，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却在工具、仪器和技术方面迅速地赶了上来。最好的线索莫过于钟表制造技术：到18世纪末的时候，丹麦和瑞典最优秀的钟表制造厂制造的机械钟可以同伦敦和日内瓦相匹敌；而且他们都是些当地能手，并非是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和北京的那种西欧的外来专家。

斯堪的纳维亚立足于自由创业的精神和快速的反应，立足于向更为先进的工业国家出口自己的大宗产品，立足于把这种收益向更加多样化的生产进行投资。大宗的出口商品是木材、黄铜，后来还有铁矿石；而就丹麦来说，则是农业产品。在所有情况中，发展的进程总是从原材料到加工品——从原木到板材，然后再到纸浆；从铁矿石到生铁再到熟铁；从生鱼到罐头或瓶装鱼；从鲜奶到乳脂、奶油及奶酪。这一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改善运输和金融机构而培育起来的，而且在这方面，本国的和外国的资本起了作用。但是从非常早的时期开始，斯堪的纳维亚就以自己向外国移民的形式一直在出口技术。例如它曾向沙皇俄国出口技术，在那里，艾尔弗雷德·诺贝尔就是稚嫩的石油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俄罗斯政府早已断断续续地推进工业发展长达几百年之久，在此过程中对其人民又是吓唬，又是吹捧，又是压榨；斯堪的纳维亚人灵活地加入了这一过程又悄悄地走开了。

请比较地中海沿岸欧洲各地，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晚期工业发展。它们的工业发展都受到了宗教和学识方面的偏执的伤害，而且都受到过政治不稳定的困扰。西班牙这时虽然在名义上是统一的，但仍一如从前，被地区性自治体所分割，而且中央当局的软弱无力招致了外国的入侵和对王位的觊觎，伴之以周期性的革命和内战。葡萄牙虽然比较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大体上与西班牙一样，例外的只是王室人员可以逃往巴西并且等待时机好转。意大利依然是分崩离析，而伦巴第直到1860年还依然在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手里，而且威尼斯也是如此，一直拖到1866年；而西西里（那不勒斯及南部）王国在1861年之前一直处于波旁王朝统治之下；罗马教皇各属国和罗马在1870年以前则归教会管辖。

这些国家都很穷，受到雨量稀少和分布十分不匀的妨害，因此农业产量大大低于降水充沛的北欧地区。西班牙条件最差。在湿润的北欧地区同干燥的南欧地区（年降水量在750毫米以上或以下）划一道象征线，大约会把葡萄牙和意大利各一分为二；但西班牙90%的面积处在干燥的一面，而且处于这条线以北的比较湿润的土地大部分是山区而不宜耕种。此外，西班牙的高平均海拔使温度两极化，因此这是一个不宜于谷物生产的地方。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样的贫困地区也能像瑞士那样成为庭院手工业的良好候补者，但是伊比利亚半岛尤其缺乏创业精神和技能，包括阅读的能力。这些缺陷可以上溯到几百年之前——上溯到宗教狂热和反宗教改革者对无知愚昧的培育，而且排除了那种本可以补偿农业贫瘠和贫困的多种经营。比较性的文盲率是不确切的，大部分原因在于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对文盲的界定和判断是不相同的。即使如此，地中海欧洲和北欧之间的反差无可否认是巨大的。例如，在1900年前后，英国只有3%的人口是文盲，而意大利的文盲则达48%，西班牙56%，葡萄牙78%。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大屠杀、追捕、驱逐、强迫改教以及自我施加的学术封闭——被证明是一种原罪。其影响直到20世纪才消除……而且即使到20世纪消除得也不彻底。

（无需言明，这种诉状不能迎合西班牙政界和知识界精英们的口味。谁个也不喜欢被别人告知〔提醒〕自己的失败是由于自身的弱点造成的，或者他自己感到骄傲的源泉不是美德而是罪愆。因此，西班牙和西班牙裔拉美籍学者才做出了持久的努力来驳斥这种指控，把它称为“黑色神话”——怀有邪恶信念的人进行的诽谤。然而，“衰微”的事实却依然存在而且要求作出解释：300多年的落后确实在收入和成就方面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几个中心具有特殊的（即使是不很高的）适应性，躲过了上述的共同的遭际。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从其他地区中脱颖而出，早在18世纪就开始对纺织制造业实行了机械化。后来，矿产资源的开发，尤其是19世纪末叶对铁矿石的开发，为巴斯克地区吸引来了金钱和贸易。但是，这种矿石的绝大部分却运往国外的冶铁中心；西班牙工业很少加以利用。

意大利前进的速度比较快一些，尤其是在波河流域（伦巴第，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以及热那亚及其周边地区。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曾经是繁荣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当时则处于变作纯旅游胜地的过程之中，修起了一批批商店、旅馆和生动的博物馆。哪个旅行者也舍不得错过它们。（这种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而且威尼斯已经不得不限制入境人数。）意大利的统一（1870年）没有怎么改变早先的分工和财富分布状况。北部，特别是伦巴第和皮埃蒙特地区，是农业和工业、河谷低地和平原相混合。南部（“正午地带”）依旧是一片荒原，人们在那里荒凉的高地和广阔的庄园上从事着难以维持生计的刨地活路。不识字的农民大部分都是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没有土地的农工，要听命于当地的知名人物。这些人物是旧的和新的财主，培养骄傲（“尊敬”）以及一种令人回想起“旧体制”的生活格调。南部最大的出口品就是人：向新大陆移民，尤其是移向美国和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向本国北半部移民。甚至连北部也将它的儿童送到国外去，一般是送到阿尔卑斯山以北那些比较富庶的工业区去。例如，法国人严重地依赖意大利移民来开采那些新开辟的（19世纪80年代）铁矿和经营洛林的工场。

南方至今依然落后，尽管意大利政府给它拨了大量开发补贴，如今欧共体也给它补贴。那里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闲置的工厂、未完工的住宅开发区以及通不了车的道路。这一片衰败和令人心寒的景象显示出种种深沉的缺陷：无知，偏见，缺乏社区感，却有着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正午地带”仍在为昔日的罪过还债。许多北方人感到十分厌恶，以至于谈论起南北分离。该理解为驱逐。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等于是捷克人存心让斯洛伐克离去。

东欧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讲斯拉夫语的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农奴制以其最恶劣的形式顽固存在着。挥金如土的贵族手中掌握着如此巨大的财富，其本身就意味着降低了消费者对那些基本工业制造品的需求，而这种制造品本可以导致现代工业的出现。在普通情况下，政权专制的俄国可以只是从容不迫地效仿西方：人民习惯于贫困而且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但俄罗斯是一个大国，有着巨大的领土野心。它很早很早（16世纪）就已经试图向西方学习了，只是唯一的目标是在诸如枪炮制造这种战略性的部门中获得自主。作为一个大国，它需要工业，所以沙皇政府恳求外国人帮忙，出钱请他们在俄国设立工厂或定居并工作。个别的一些土地占有者容许具有创业精神的农奴去从事贸易和工业，以金钱贡赋作为回报。其结果是一种不规则的、发育不全的工业化。

俄国的企业也不是在和西欧企业相同的天地里运行。它们向国内市场出售，而向国外出口很少或者说没有。它们简直就没有竞争性——在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特别在苏维埃年代里更没有。唯一售往苏联以外的制造品是发向卫星国和第三世界附属国。与此同时，生产数据成堆，而且许多人都相信。你是相信那些数字呢还是相信明摆着的证据呢？假若统计人员按照真实的市场价格和质量而将产量打折扣，他们也许会比较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比俄罗斯更贫困、更落后的是巴尔干诸国。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效率低下的奥斯曼帝国的枷锁下痛苦挣扎，那是一种比它们自己的社会更原始的社会的暴政。长期的沉寂之后，它们在18和19世纪感染了民族主义的病毒，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没完没了的斗争，先是同土耳其人斗，后又同其他的巴尔干民族斗。这可能是一种高尚的事业，但是由于它依赖于不肯妥协的宗教，所以很容易导致仇恨和不理智。对于商业或发展来说，都是无益的。

这些社会都不是能够从内部产生创业精神的社会。贸易和钱财都是为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德国人准备的。这些外来人并不受欢迎，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靠做买卖（所以，不是靠艰苦工作）而发财致富并且让农民和地主吃亏，而且还因为这些人在礼仪上、服饰上、外貌和宗教信仰上都不同。（这些外来人毫不留情地回敬了这种轻蔑。）当独立和现代政治来到这些巴尔干人身边的时候，当地人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外来人赶出去，也就是说，要把经济中最积极的成分驱逐出去。他们成功了，即使这些外来人自然很不愿意离开。（这种不友好、怀有敌意的地方曾提供了这么多的挣钱机遇。）

今天，巴尔干人依然很贫困。由于没有外来人，他们就彼此开战，并且把自己的苦难归罪于西欧那些经济比较富裕国家的剥削。这么想，他们心里觉得要好受一些。

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喜欢这样的解释。他们是根据核心和外缘的观念进行思维的，即富有的中心与周边的依附国家相对立。但是，这种比喻或形象并不确切：欧洲发展道路的斜坡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从受过教育的人到没有文化的人，从代议制的制度到专制的制度，从平等到等级，等等。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资源或金钱；也不是受到外来人的不公正的待遇。问题在于内在的原因——文化，价值观，首创精神。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渐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他们就是不晓得拿它去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