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贼“大佐化”的两大原因

最近关于“民小”和“大佐”的争论又起来了，下面说说我的分析与看法。

1.认同感与共情度下降：

反贼与多数中国人甚至身边的熟人都会出现观念上的严重分歧与冲突，甚至因此被排挤与孤立，长此以往必然造成恶感上升。尤其习上台后，墙内舆论场愈发暴戾极端，反人类反文明言论层出不穷，让追求善政的反贼看了无不“恶向胆边生”。在这种情况下，反贼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与共情度势必持续下降，从善意的同情逐渐变成厌恶甚至仇恨。

就我本人而言，我能清楚的感受到香港反送终运动后我对中国人的共情度是显著下降了，恶感则前所未有的高。因为当时墙内的主流舆论包括周围人的言论确实太可恶了。

2.心理自我保护机制：

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反贼经常能接触到关于中国各种不公与苦难的资讯，这会让反贼长期处于极大的精神压力与痛苦中。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对中国人的共情甚至把中国人的苦难解释成“罪有应得”就是缓解反贼普遍的政治抑郁的有效途径。这点人的潜意识就能做到，所以很多反贼的“大佐化”是无意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落得如此下场也确实不无辜，因此认同感的下降和心理保护机制就会互相强化，让反贼越来越讨厌和痛恨中国人，最后就是看到墙内的苦难只会冷笑。

总结：

个人认为反贼“大佐化”既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也不是罪恶滔天，它属于“人之常情”。基于上述原因，一般来说当反贼时间越久，“大佐化”的可能性与程度就会越大。所以很多反贼一开始是“民小”，逐渐变成“支黑”，最后成为“大佐”。所以真的没必要相互嘲笑相互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