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支愈发增多的女外卖员说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92ICPOaVs
最近不少人关注到一个现象：送外卖的女骑手越来越多了。十次外卖，至少有三四次都是女性送的。
她们扎着利落的马尾，裹着防晒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不太说话。红灯前停下车，她们会飞快划开手机确认订单；绿灯一亮，又拧动车把扎进车流。如果不是那身深黄外套，我们很难将她们与外卖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变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女性骑手的数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根据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中国外卖骑手队伍规模已超1400万人。早期骑手以年轻男性为主，女性占比不足5%，但到2025年，女性骑手占比已升至24.3%。美团研究院显示，2022年到2024年，女性骑手从51.7万涨到了77万，两年间足足多了35.6%，增速远远超过骑手总数量的增长。照这个趋势算，2027年美团的女骑手总数将会冲破百万大关。
不只是外卖行业，网约车司机的女性数量也在激增。2023年还只有十万，现在已经超过105万，一年多时间翻了快一倍。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群体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社科院的调研显示，女骑手中85%已婚，96.6%育有子女，72.8%要抚养未成年子女。她们中大多数都是“妈妈骑手”；而除了这些中年女性，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未婚的年轻女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印象中，无论外卖还是滴滴都是一个男性碾压的行业，没有固定作息，风里来雨里去，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到深夜。但没想到的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涌入男性的行业，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无声的压力和困境。
为什么这两年女性外卖员增长这么多呢？第一个原因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经济下行期，单靠老公赚钱已经无法支撑家庭了。
讲几个真实的故事。武汉有个女骑手叫沈海雁，44岁，之前是全职家庭主妇。家里靠丈夫开长途汽车，丈夫以前每个月能挣两万多，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客运市场出问题了，行情不好，丈夫的月收入从两万多骤降到几千块，收入砍掉了大半，但支出一分没少：每个月3600元的房贷、2400元的车贷，家里的一样日常开销，这些都是刚性支出。沈海雁没有退路，只能出来工作。但常规工作怎么能照顾家、接送孩子、打理家务？她没法去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最后只能选择外卖。她的节奏是这样的：早上送女儿上学，然后跑午高峰，下午回家做饭，晚上跑外卖到八点。这样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刚好够扛起家里的房贷车贷。
另一个女骑手叫张雨晴，她的经历更惨一点。她和丈夫之前在新疆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欠下了几十万债，婚姻也破裂了。她一个人扛着债，把孩子送回老家，自己去跑外卖还债。全身上下最贵的行头是四五块的工作服，凉鞋七块八，裤子九块九。每月刨去房租生活费和寄给孩子的钱，剩下的全去还债。去年她还了七万，接下来的目标是十万，计划四年内把债全部清掉。
这两个故事拼出来的是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过去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失业、降薪、生意失败的冲击下已经撑不住了。当男人的收入突然垮掉，家里的债没法省，这些原本在家庭幕后的女性就必须走向台前去挣钱。她们不需要证明什么，只是生活压力推到了面前，她们没有退路。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就算她们去找正经工作，市场也没有她们的位置。传统就业市场在系统性地排挤中年女性。
再看几个真实的故事。38岁的李姐，之前在餐馆当服务员，月薪3800元。餐馆倒闭之后她开始找工作，一次又一次碰壁，要么嫌她年纪大，要么嫌她不会操作新设备，银行的催款电话一天比一天急。她只能咬牙买了电动车送外卖。
另一位失业的女工情况也类似，在老家服装厂干了十几年，后来厂里引进了自动化设备，她成了第一批被裁掉的；与此同时，丈夫的运输生意也垮了，家里的房贷拖欠了两个月，走投无路下，送外卖成为唯一的路。
最让人唏嘘的是北京的阿凤姐，42岁，80后，金融专业本科生。进过体制、创过业，按理说学历和经验都不差，但她去找工作，超市领班要求38岁以下，她超龄了；房产销售底薪两千，拼死拼活结果也就四千块，最后她也只能送外卖。
这三个人，一个餐馆服务员、一个工厂女工、一个金融专业本科生，背景完全不同，但结局是一样的——都流向了外卖行业。可以这样说，大量的女性在她们原本的岗位上被挤出来，而外卖成了她们最后的落点。
有一项调研数据显示，女性骑手在进入平台之前，50.8%来自服务业，19.8%来自制造业，9.2%来自农林畜牧业。也就是说，这些女骑手以前干的都是工厂工人、服务员、家政等这类工作。但你看这几年这些行业发生了什么：餐饮业消费降级，大量餐馆关门，服务业岗位在缩减；工厂那边自动化设备加速引进，流水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商场里扫码点餐、自助收银越来越普遍，需要的人也是越来越少；电商和直播把实体店打得七零八落，商场导购、收银员这些岗位大规模消失。
以前这些行业是吸纳大量底层女性就业的蓄水池，现在这个池子在缩水甚至见底。而且已婚已育的女性在职场里还背着一个无形的枷锁，叫“母职惩罚”。
上海的陈姐在一家公司做了八年，从小助理一路做到副总监。怀孕期间她一直工作到预产期前三天，生怕被公司优化；产假里也随时在线处理事务。按道理说这样的员工应该被看好吧？但她休完产假回去，发现自己的职位被一个同事顶了。老板说得很委婉：“你刚当妈妈，照顾孩子太累。”然后她就被调去负责边缘项目，重要客户不再交给他。就这样一点点被边缘化。这种案例在职场里太常见了——承担照顾孩子的职责，将会为此付出职业代价：事业中断、竞争力下滑、机会越来越少。没有一个妈妈能完全避开这个代价，于是就会看到很多女性在怀孕生子之后就从主流市场里消失了。
被挤出来的女性，她们去哪儿？那些所谓的女性工作只剩下低薪和重复劳动，她们还能怎么选？看来看去，外卖和网约车就成了最后兜底的选择。不需要看学历，不问婚育年龄，只要有辆电动车、会骑车、愿意出体力，平台给你派单就能挣到钱。对于很多急需现金流的女性，这是在排除了所有其它选项后剩下的唯一能走的路。
很多人觉得平台是冷酷的，它用算法统治骑手，超时扣钱、差评扣钱，把人当工具用。这些都没错。但有趣的是，某位博主跟一个刚入行的女骑手聊天，她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说：“算法是冷酷的，但冷酷本身反而造就了一种公平。”
什么意思呢？她举了个例子：她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之前找工作应聘，只要对方一问家庭情况，知道有两个孩子，基本上话没说完就让她走了。没有哪个雇主愿意雇一个随时可能要请假接孩子的妈。但外卖平台不一样，它不会问你几个孩子，它只认一件事——有没有按时把餐送到。只要送到了，你就拿这份钱，这笔钱跟男骑手是一样的。就是这种绝对的冷酷，反而给了这些遭受职场歧视的母亲一个能挣钱的地方。
当然，外卖这活儿对女性来说还是非常苦的。平台算法不分男女，但人的生理条件是有差别的。那种大桶的矿泉水、几十斤的大米，男骑手搬出一身汗，女骑手也得扛，没有区别对待。下大雨的时候骑电动车，女骑手遇到事故的概率比男骑手高得多。还有每个月的生理期，骑着车风吹雨打，再不舒服也得撑着。
而且你想，很多女骑手还要带孩子。有的干脆把孩子放外卖箱里送，周末没人照看就让孩子坐在电动车后座跟着跑。去年七月份一个报道，室外四十度高温，一个女骑手把生病的孩子带在身边，因为孩子患有恶性肿瘤，夫妻俩都在跑外卖，家里没人看娃，只能这样。这个画面无论如何都很难让人觉得这是积极的信号。
当然了，把事情包装得好看是很多宣传工作的基本操作。于是你在很多媒体平台会看到类似于“带娃送外卖”、“女骑手吃苦耐劳品质美”的新闻，再配上暖心的BGM，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她们是想体验生活。比如上面提到的“怀孕送外卖”、“高温天坚持送”，最后结论是“笑容温暖治愈”。太讽刺了。
所以女骑手越来越多这件事到底说明什么呢？我们觉得至少说明了三件事：
第一，是中国家庭的真实面貌。中国家庭实际负债比例是很高的，买房买车、孩子教育、父母医疗，这些是中国普通家庭最主要的刚性支出。这些支出固定在那里，而男方的收入开始缩水或者不稳定，女性就必须出来撑一把。女骑手越来越多，说明靠单一收入来源支撑这件事，对越来越多的家庭来说已经破产了。
第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以前吸纳底层女性就业的行业现在大规模萎缩，自动化和数字化消灭了大量岗位。而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中年女性是最先被淘汰的一批。学历不够、年龄大了、孩子要照顾，这三个标签叠在一起，基本就和正常职场无缘了。
第三，是整个灵活就业市场的进一步内卷。外卖、快递、网约车，原来号称是中年下岗后的三大蓄水池，现在女性也大规模涌进来。池子里的人越多，僧多粥少，单价只会越来越低，竞争只会越来越惨烈。
这就是为什么对那些工作稳定、没什么压力的人来说，生活质量反而会有所提升。因为他们可以在极度内卷的基础上，花比之前低得多的钱买到相同的服务。而代价是什么呢？是这群已婚、有小孩、背负庞大债务的女性。
所以，某种意义上，女骑手变多这件事是整个经济运行状态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来的是债务压力、就业萎缩、产业调整这些宏观问题。大量女性被迫离开原本相对适配的就业领域，进入一个并不天然适合她们的战场。这当然是就业结构恶化、底层通道变窄的信号。
但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你又很难用贬义去定义它。因为对于沈海雁来说，那五六千块确实帮她扛住了房贷车贷；对于张雨晴来说，四年还清六十万的愿望让她在绝境里看见了一丝光；对于那个带病娃跑外卖的骑手来说，今天的每一单就是明天孩子的药费。
说到底，女骑手越多这个现象没办法非黑即白地评判。它既是经济寒潮中普通人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冰冷证据，也是无数被家庭困住、被职场抛弃、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普通女性，在困境里靠自己站起来的真实写照。她们需要的不是被歌颂，而是被看见；她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机会——是不被边缘化的工作，是不被打折的价值，是一个对母亲更友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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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生活条件如此之艰 大部分支那人的繁殖癌依然还是如此的顽劣
佩服佩服
最近不少人关注到一个现象：送外卖的女骑手越来越多了。十次外卖，至少有三四次都是女性送的。
她们扎着利落的马尾，裹着防晒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不太说话。红灯前停下车，她们会飞快划开手机确认订单；绿灯一亮，又拧动车把扎进车流。如果不是那身深黄外套，我们很难将她们与外卖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变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女性骑手的数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根据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中国外卖骑手队伍规模已超1400万人。早期骑手以年轻男性为主，女性占比不足5%，但到2025年，女性骑手占比已升至24.3%。美团研究院显示，2022年到2024年，女性骑手从51.7万涨到了77万，两年间足足多了35.6%，增速远远超过骑手总数量的增长。照这个趋势算，2027年美团的女骑手总数将会冲破百万大关。
不只是外卖行业，网约车司机的女性数量也在激增。2023年还只有十万，现在已经超过105万，一年多时间翻了快一倍。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群体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社科院的调研显示，女骑手中85%已婚，96.6%育有子女，72.8%要抚养未成年子女。她们中大多数都是“妈妈骑手”；而除了这些中年女性，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未婚的年轻女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印象中，无论外卖还是滴滴都是一个男性碾压的行业，没有固定作息，风里来雨里去，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到深夜。但没想到的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涌入男性的行业，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无声的压力和困境。
为什么这两年女性外卖员增长这么多呢？第一个原因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经济下行期，单靠老公赚钱已经无法支撑家庭了。
讲几个真实的故事。武汉有个女骑手叫沈海雁，44岁，之前是全职家庭主妇。家里靠丈夫开长途汽车，丈夫以前每个月能挣两万多，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客运市场出问题了，行情不好，丈夫的月收入从两万多骤降到几千块，收入砍掉了大半，但支出一分没少：每个月3600元的房贷、2400元的车贷，家里的一样日常开销，这些都是刚性支出。沈海雁没有退路，只能出来工作。但常规工作怎么能照顾家、接送孩子、打理家务？她没法去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最后只能选择外卖。她的节奏是这样的：早上送女儿上学，然后跑午高峰，下午回家做饭，晚上跑外卖到八点。这样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刚好够扛起家里的房贷车贷。
另一个女骑手叫张雨晴，她的经历更惨一点。她和丈夫之前在新疆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欠下了几十万债，婚姻也破裂了。她一个人扛着债，把孩子送回老家，自己去跑外卖还债。全身上下最贵的行头是四五块的工作服，凉鞋七块八，裤子九块九。每月刨去房租生活费和寄给孩子的钱，剩下的全去还债。去年她还了七万，接下来的目标是十万，计划四年内把债全部清掉。
这两个故事拼出来的是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过去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失业、降薪、生意失败的冲击下已经撑不住了。当男人的收入突然垮掉，家里的债没法省，这些原本在家庭幕后的女性就必须走向台前去挣钱。她们不需要证明什么，只是生活压力推到了面前，她们没有退路。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就算她们去找正经工作，市场也没有她们的位置。传统就业市场在系统性地排挤中年女性。
再看几个真实的故事。38岁的李姐，之前在餐馆当服务员，月薪3800元。餐馆倒闭之后她开始找工作，一次又一次碰壁，要么嫌她年纪大，要么嫌她不会操作新设备，银行的催款电话一天比一天急。她只能咬牙买了电动车送外卖。
另一位失业的女工情况也类似，在老家服装厂干了十几年，后来厂里引进了自动化设备，她成了第一批被裁掉的；与此同时，丈夫的运输生意也垮了，家里的房贷拖欠了两个月，走投无路下，送外卖成为唯一的路。
最让人唏嘘的是北京的阿凤姐，42岁，80后，金融专业本科生。进过体制、创过业，按理说学历和经验都不差，但她去找工作，超市领班要求38岁以下，她超龄了；房产销售底薪两千，拼死拼活结果也就四千块，最后她也只能送外卖。
这三个人，一个餐馆服务员、一个工厂女工、一个金融专业本科生，背景完全不同，但结局是一样的——都流向了外卖行业。可以这样说，大量的女性在她们原本的岗位上被挤出来，而外卖成了她们最后的落点。
有一项调研数据显示，女性骑手在进入平台之前，50.8%来自服务业，19.8%来自制造业，9.2%来自农林畜牧业。也就是说，这些女骑手以前干的都是工厂工人、服务员、家政等这类工作。但你看这几年这些行业发生了什么：餐饮业消费降级，大量餐馆关门，服务业岗位在缩减；工厂那边自动化设备加速引进，流水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商场里扫码点餐、自助收银越来越普遍，需要的人也是越来越少；电商和直播把实体店打得七零八落，商场导购、收银员这些岗位大规模消失。
以前这些行业是吸纳大量底层女性就业的蓄水池，现在这个池子在缩水甚至见底。而且已婚已育的女性在职场里还背着一个无形的枷锁，叫“母职惩罚”。
上海的陈姐在一家公司做了八年，从小助理一路做到副总监。怀孕期间她一直工作到预产期前三天，生怕被公司优化；产假里也随时在线处理事务。按道理说这样的员工应该被看好吧？但她休完产假回去，发现自己的职位被一个同事顶了。老板说得很委婉：“你刚当妈妈，照顾孩子太累。”然后她就被调去负责边缘项目，重要客户不再交给他。就这样一点点被边缘化。这种案例在职场里太常见了——承担照顾孩子的职责，将会为此付出职业代价：事业中断、竞争力下滑、机会越来越少。没有一个妈妈能完全避开这个代价，于是就会看到很多女性在怀孕生子之后就从主流市场里消失了。
被挤出来的女性，她们去哪儿？那些所谓的女性工作只剩下低薪和重复劳动，她们还能怎么选？看来看去，外卖和网约车就成了最后兜底的选择。不需要看学历，不问婚育年龄，只要有辆电动车、会骑车、愿意出体力，平台给你派单就能挣到钱。对于很多急需现金流的女性，这是在排除了所有其它选项后剩下的唯一能走的路。
很多人觉得平台是冷酷的，它用算法统治骑手，超时扣钱、差评扣钱，把人当工具用。这些都没错。但有趣的是，某位博主跟一个刚入行的女骑手聊天，她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说：“算法是冷酷的，但冷酷本身反而造就了一种公平。”
什么意思呢？她举了个例子：她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之前找工作应聘，只要对方一问家庭情况，知道有两个孩子，基本上话没说完就让她走了。没有哪个雇主愿意雇一个随时可能要请假接孩子的妈。但外卖平台不一样，它不会问你几个孩子，它只认一件事——有没有按时把餐送到。只要送到了，你就拿这份钱，这笔钱跟男骑手是一样的。就是这种绝对的冷酷，反而给了这些遭受职场歧视的母亲一个能挣钱的地方。
当然，外卖这活儿对女性来说还是非常苦的。平台算法不分男女，但人的生理条件是有差别的。那种大桶的矿泉水、几十斤的大米，男骑手搬出一身汗，女骑手也得扛，没有区别对待。下大雨的时候骑电动车，女骑手遇到事故的概率比男骑手高得多。还有每个月的生理期，骑着车风吹雨打，再不舒服也得撑着。
而且你想，很多女骑手还要带孩子。有的干脆把孩子放外卖箱里送，周末没人照看就让孩子坐在电动车后座跟着跑。去年七月份一个报道，室外四十度高温，一个女骑手把生病的孩子带在身边，因为孩子患有恶性肿瘤，夫妻俩都在跑外卖，家里没人看娃，只能这样。这个画面无论如何都很难让人觉得这是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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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女骑手越来越多这件事到底说明什么呢？我们觉得至少说明了三件事：
第一，是中国家庭的真实面貌。中国家庭实际负债比例是很高的，买房买车、孩子教育、父母医疗，这些是中国普通家庭最主要的刚性支出。这些支出固定在那里，而男方的收入开始缩水或者不稳定，女性就必须出来撑一把。女骑手越来越多，说明靠单一收入来源支撑这件事，对越来越多的家庭来说已经破产了。
第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以前吸纳底层女性就业的行业现在大规模萎缩，自动化和数字化消灭了大量岗位。而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中年女性是最先被淘汰的一批。学历不够、年龄大了、孩子要照顾，这三个标签叠在一起，基本就和正常职场无缘了。
第三，是整个灵活就业市场的进一步内卷。外卖、快递、网约车，原来号称是中年下岗后的三大蓄水池，现在女性也大规模涌进来。池子里的人越多，僧多粥少，单价只会越来越低，竞争只会越来越惨烈。
这就是为什么对那些工作稳定、没什么压力的人来说，生活质量反而会有所提升。因为他们可以在极度内卷的基础上，花比之前低得多的钱买到相同的服务。而代价是什么呢？是这群已婚、有小孩、背负庞大债务的女性。
所以，某种意义上，女骑手变多这件事是整个经济运行状态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来的是债务压力、就业萎缩、产业调整这些宏观问题。大量女性被迫离开原本相对适配的就业领域，进入一个并不天然适合她们的战场。这当然是就业结构恶化、底层通道变窄的信号。
但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你又很难用贬义去定义它。因为对于沈海雁来说，那五六千块确实帮她扛住了房贷车贷；对于张雨晴来说，四年还清六十万的愿望让她在绝境里看见了一丝光；对于那个带病娃跑外卖的骑手来说，今天的每一单就是明天孩子的药费。
说到底，女骑手越多这个现象没办法非黑即白地评判。它既是经济寒潮中普通人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冰冷证据，也是无数被家庭困住、被职场抛弃、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普通女性，在困境里靠自己站起来的真实写照。她们需要的不是被歌颂，而是被看见；她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机会——是不被边缘化的工作，是不被打折的价值，是一个对母亲更友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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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生活条件如此之艰 大部分支那人的繁殖癌依然还是如此的顽劣
佩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