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刘仲敬：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出版（或重版）的。這些書能夠從同時期出版的布羅代爾、亨廷頓等大家著作中脫穎而出，給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後永遠沒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文筆的質量。我是苛刻的辭章鑑賞者，經常歧視那些口齒笨拙而材料豐富的作者。文筆是視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鏡子，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內心最深一層的價值天平上，博雅比專業分量更重。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純粹技術性的研究能打動我。我查看這樣的作品，動機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會因為查字典而繪製或修改認知地圖，只會運用補充的材料將原有的地圖變得更細密。對我來說，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種偉大傳統通過作者進行的自我表達。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稱職工具（照柏拉圖的說法），其作品就僅僅是用過即扔的梯子和錘子。今天的年鑑學派雖然聲勢浩大，我卻私心以為他們豐富的資料和狹隘的識見不成比例。人類只有兩個時代產生了偉大的博雅傳統。第一個是古典時代，第二個就是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時期。在此之後，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實屬鳳毛麟角。我在這裡舉出的兩位就屬於這樣的極少數。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19世紀以後，傳統已經基本窮盡其可能性。作者的個人才幹並不能發揮決定性作用。

托克維爾最大的特點，其實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滄桑感。我深信：如果讀者對古典和基督教傳統沒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領悟“字縫裡的涵義”，這種涵義猶如余英時解釋的陳寅恪“心史”，只能領悟，不能證明。領悟的基礎只能是共同精神結構下的設身處地。你在托克維爾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銳而冷靜的觀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過流俗之見和文宣辭令，揭示了舊制度並不美好的真實面貌，使人無法懷疑民主的正當性和必然性。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托克維爾也是一位優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宮廷中都能如魚得水，能讓賣花姑娘在紳士淑女當中怡然自得。這種人從來不會忘記在作品中讚美死敵“心胸高尚”，卻可能忘記表揚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無異於瑪麗·安東尼特在斷頭台上向劊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敵人更有失風度，你就是輸家。我們浸淫於野蠻的20世紀鬥爭文化，習慣於明確、誇張、惡毒地攻擊敵人。如果我們從字面意義理解前人，就會犯下最荒謬的錯誤。加里波第說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於托洛茨基說某人“罪不可赦”。兩者描述的現像是一樣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戰友，由於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對他本人並不反感，但一定毀滅他的事業。”真正的貴族托克維爾其實對群眾時代的原子化極為恐懼，但他相信大勢已定、逃避無益；因此他對理性認同、感情陌生的新時代用盡了廷臣的恭維，這種客套絕不會用在“像自己一樣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維背後，他是想盡可能禮貌地發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將會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質。群眾平等的洪水過後，只剩下官僚平庸專制的淤泥。當然，托克維爾不會將宿命感羅織成系統理論。學究氣是中產階級缺乏品位的證明，斯賓格勒就是這樣一位中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