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信用為何重要？
剛讀到某人物傳記，發生在600年前的法國。其中一個情節是，法王弗朗西斯為使新教人士重回天主教，決定對流亡國外的新教徒大赦六個月，在此期間他們可以自由地回到法國生活，故事主人公作為一個新教徒，在此期間回到了法國，並且在大赦期結束前順利離開了法國。
從這個案例，我就想到一個政府的信用，難道主人公不怕國王甕中捉鱉嗎？他似乎沒考慮過這個問題，而他只是按照國王的承諾進入、離開法國。
同樣，不論古代中國還是現代諸如美國，政府都有大赦，這就像一個承諾一樣，沒人懷疑過政府會撕毀承諾。
然而，同樣的事如果發生在此時的中國，有多少被赦之人願意相信這個政府的承諾呢？這就是政府信用的問題，連600年前的皇室尚且可以做到，自稱歷史一直在進步的中國共產黨卻讓我懷疑是否做得到。
從這個案例，我就想到一個政府的信用，難道主人公不怕國王甕中捉鱉嗎？他似乎沒考慮過這個問題，而他只是按照國王的承諾進入、離開法國。
同樣，不論古代中國還是現代諸如美國，政府都有大赦，這就像一個承諾一樣，沒人懷疑過政府會撕毀承諾。
然而，同樣的事如果發生在此時的中國，有多少被赦之人願意相信這個政府的承諾呢？這就是政府信用的問題，連600年前的皇室尚且可以做到，自稱歷史一直在進步的中國共產黨卻讓我懷疑是否做得到。
原因是政府的信用決定這個國家所有團體和個人的信用天花板。比如說在做債券信用評級的時候，評級員一定要參考這個國家政府的信用評級。任何該國公司的債券信用評級，最高也祗能是等於其政府的信用評級。
至於現實中會不會有極個別的例子，比如說某個貧窮獨裁國家有一家信用極好的公司，其還債時違約可能性比起政府還低。這當然有可能，祗是不符合歷史經驗主義得出的普遍規律。經驗主義告訴我們的規律是，如果一個貧窮獨裁國家的政府有5%的可能性違約，那麼這個國家最有信用的公司也會有至少5%的可能性違約。後者5%中的大部分是外因性的，比如獨裁政府胡亂操作貨幣，導致流動性突然消失或者突現惡性通膨等。
如果該國有一家信用極好的公司，通過在歐美購買期權和保險等業務使其違約可能性實際低於了5%，那麼對於這樣的公司，把其總部遷到歐美的成本會比繼續留在貧窮獨裁國家還低——原因是搬遷總部將會使其省去（超乎普通人想像的）昂貴的保費，直接得到更高的信用評級，繼而是低息的資本投資，更快把生意做大、做興旺。
信用好於本國政府的公司，遷至信用更好的國家，於是生意做大了、做興旺了，這也符合古人說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用通俗的話講，就是如果一個政府其言其行像個流氓一樣，那麼那個國家所有信用好於流氓程度的人終將移民到外國。畢竟，經濟利益上的利好是驅動人最直接有效的因素。
話說回來，為何政府的信用非常重要？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政府不重視信用，那麼那個國家所有信用好的人都終將移民，而那國所有信用好的公司也終將遷離。剩下的個人和公司，都將背負不超過其政府的信用評級，導致在國際貿易的生態鏈中步入低位，陷入長期的貧困。大部分政權的掌權者，都從歷史中多少瞭解一點這一經驗，因此才不會隨意揮霍政府的信用。
相反，如果我們想快速地用拇指規則估計一個政府的信用，也可以考察該國菁英階級的普遍信用。如果該國菁英階級說話不算話的情形較少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預期該國政府說話不算話的情形會比較少。如果該國菁英階級都像流氓一樣出爾反爾，那麼我們也可以預期該國的政府勢必出爾反爾。
至於現實中會不會有極個別的例子，比如說某個貧窮獨裁國家有一家信用極好的公司，其還債時違約可能性比起政府還低。這當然有可能，祗是不符合歷史經驗主義得出的普遍規律。經驗主義告訴我們的規律是，如果一個貧窮獨裁國家的政府有5%的可能性違約，那麼這個國家最有信用的公司也會有至少5%的可能性違約。後者5%中的大部分是外因性的，比如獨裁政府胡亂操作貨幣，導致流動性突然消失或者突現惡性通膨等。
如果該國有一家信用極好的公司，通過在歐美購買期權和保險等業務使其違約可能性實際低於了5%，那麼對於這樣的公司，把其總部遷到歐美的成本會比繼續留在貧窮獨裁國家還低——原因是搬遷總部將會使其省去（超乎普通人想像的）昂貴的保費，直接得到更高的信用評級，繼而是低息的資本投資，更快把生意做大、做興旺。
信用好於本國政府的公司，遷至信用更好的國家，於是生意做大了、做興旺了，這也符合古人說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用通俗的話講，就是如果一個政府其言其行像個流氓一樣，那麼那個國家所有信用好於流氓程度的人終將移民到外國。畢竟，經濟利益上的利好是驅動人最直接有效的因素。
話說回來，為何政府的信用非常重要？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政府不重視信用，那麼那個國家所有信用好的人都終將移民，而那國所有信用好的公司也終將遷離。剩下的個人和公司，都將背負不超過其政府的信用評級，導致在國際貿易的生態鏈中步入低位，陷入長期的貧困。大部分政權的掌權者，都從歷史中多少瞭解一點這一經驗，因此才不會隨意揮霍政府的信用。
相反，如果我們想快速地用拇指規則估計一個政府的信用，也可以考察該國菁英階級的普遍信用。如果該國菁英階級說話不算話的情形較少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預期該國政府說話不算話的情形會比較少。如果該國菁英階級都像流氓一樣出爾反爾，那麼我們也可以預期該國的政府勢必出爾反爾。
因为信用能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同任何人一样，欧洲皇室开始也是不讲信用的，横征暴敛，借债不还，最后战争爆发后，才发现资金枯竭没人借钱了。
之后才慢慢开始重视信用。比如英法战争，英国的信用很好，可以从世界的金融中心荷兰，融到未来十几年国库收入的资金，而法皇信用破产，没人借钱，最后只能战败。
同任何人一样，欧洲皇室开始也是不讲信用的，横征暴敛，借债不还，最后战争爆发后，才发现资金枯竭没人借钱了。
之后才慢慢开始重视信用。比如英法战争，英国的信用很好，可以从世界的金融中心荷兰，融到未来十几年国库收入的资金，而法皇信用破产，没人借钱，最后只能战败。
這樣看「信用」太表面了。
信用本質上是信任，如何讓人信任另一個人？那當然是做到答應對方的承諾，盡可能的不去違背，如此緩慢積累信任，最後達到雙方在大多數時候都願意相信彼此。
國家層面而言也是如此。
人民如何信任政府？政府得做到承諾過的。
這無關民主或專制，民主一樣有三流政客開出根本做不到的空頭支票騙取選票；專制就更不用說了，除了宣傳其他國家多糟多爛，自己多好多棒以外，大多數時候連騙都懶的騙。
那政府如何信任人民？人民得表現的讓人放心。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部分民主國家開發出一個辦法，那就是參政權中四大權利的構建（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以這種方式強化公民對政府的參與和制衡。
而如此一來，參與政治的公民就會參與政府的決策，資訊也必須公開透明，這就會強化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而反過來，又因為公民參與政治，在長時間的磨合中，公民的行為也必須合乎法律，政府也就會在此過程中信任公民。
最後達成互信，也就是雙方彼此的信任，信用就是這麼累積的。
並不是政府單方面的遷就人民，那不叫信用，那叫民粹。
信用本質上是信任，如何讓人信任另一個人？那當然是做到答應對方的承諾，盡可能的不去違背，如此緩慢積累信任，最後達到雙方在大多數時候都願意相信彼此。
國家層面而言也是如此。
人民如何信任政府？政府得做到承諾過的。
這無關民主或專制，民主一樣有三流政客開出根本做不到的空頭支票騙取選票；專制就更不用說了，除了宣傳其他國家多糟多爛，自己多好多棒以外，大多數時候連騙都懶的騙。
那政府如何信任人民？人民得表現的讓人放心。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部分民主國家開發出一個辦法，那就是參政權中四大權利的構建（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以這種方式強化公民對政府的參與和制衡。
而如此一來，參與政治的公民就會參與政府的決策，資訊也必須公開透明，這就會強化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而反過來，又因為公民參與政治，在長時間的磨合中，公民的行為也必須合乎法律，政府也就會在此過程中信任公民。
最後達成互信，也就是雙方彼此的信任，信用就是這麼累積的。
並不是政府單方面的遷就人民，那不叫信用，那叫民粹。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出自《论语》
人没有诚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做业务没有诚信，就不会兴盛；国家没有诚信，就会衰败
人没有诚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做业务没有诚信，就不会兴盛；国家没有诚信，就会衰败
杠杆 信用就是那个支点 省力还是费力就靠这个了
现代社会，信用是一切商业和经济活动的基石，政府信用好不好，看管辖地经济繁荣不翻荣以及货币坚挺不坚挺就知道了
山丘上的魔术师
Peopl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their governments. Governments should be afraid of their people
信用虽然可以是很表面的...
只是政府就是等同一个企业品牌
一个品牌的产品和保证跟信用的关系就知道了吧
只是政府就是等同一个企业品牌
一个品牌的产品和保证跟信用的关系就知道了吧
刘鹤
派樂迪
爹给我们注入了阶级斗争的红色基因，我们满脑子阴谋诡计，为了胜利拳拳到肉，不给信用一丁点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