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弗洛姆心理学解释粉红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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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从心理机制上看,人为什么会逃避自由

作者杜丽燕&尚新建|来自《求是学刊》2012第39卷第1期

一、弗洛姆心目中的自由

关于自由问题的经典名句,实在是太多了。信手拈来,我们看到,斯宾诺莎宣称:“自由比任何事情都更珍贵。”卢梭说:“以任何代价都不能抛弃自由。”歌德说:“为生活和自由而奋斗的人,才享有生活和自由。”席勒说:“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名言一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自由问题是西方哲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自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命题,都离不开对自由的界定和探讨。任何与人相关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由问题。在西方哲学的经典文献中,自由之论几乎是俯首即拾。纵观欧美历史进程,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发展:“这就是尽力从束缚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枷锁中获得自由。希望得到新自由权的被压迫者,向那些既有特权的维护者们,发动自由之战。当一个阶级正在为自己从统治者手中赢得解放而战斗时,他相信自己是在为所谓人类自由而战;因而他诉诸一种理想,渴望自由在所有被压迫者那里扎下根来。”[1](P1)自由似乎是欧美文明深入骨髓的气质,可以说西方历史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对此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也是一部探讨人类最高自由的思想史。

在人类持久的自由之战中,弗洛姆看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我们看到,自由一次次地历经挫折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随后就会出现“逃避自由”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认为,这次世界大战是自由之战。一战后民主政权比以往显得强大些。一时间德国人认为,旧的君主制被民主制所取代。但是,没有多久,独裁者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不少人认为,独裁者的胜利是少数人的狂热造成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对希特勒,德国人举起的手臂如森林般的密集,我们还能认为这是少数人的狂热吗?弗洛姆终于“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几百万德国人渴望放弃自由,就如同他们的父辈曾为之而奋战一样,他们在寻找着逃避自由的方式,而不是想要获得自由”[1](P2)。我们不否认,专制体制是对自由最大的损害。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纳粹统治时期德国人的狂热,不能完全归咎为纳粹的独裁专制,这是一个“集体罪恶”。它与人的性格结构中的动力因素相关。

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弗洛姆提出,他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一概念。“一种意义上讲,自由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是成熟的、全面发展的、有创造性的人的性格中的一部分;我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自由’人,犹如我可以说一个有爱情的、创造性的、独立的人。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人就是一个有爱情、有创造、独立的人。”[2](P122)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涉及在两种可能的行为之间作出选择,只涉及人的性格结构。第二种意义是在对立的两种可能性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这种选择指理性与非理性的、善与恶的选择。弗洛姆通常从第二种意义上探讨自由问题。即人在善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在二者之间,人可以有自由的选择。但是,事实一次次地证明,人往往是屈从和懦弱的。特别是当理性地选择善需要付出代价时,人通常会作出相反的选择。“每一次屈服和懦弱的行动,都使我变得更软弱,它给更多的屈服行为打开通道,而且最终丧失自由。”[2](P126)

作为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选择了自己熟悉的视角探讨自由问题。即从“分析现代人性格结构中的动力因素”入手,探讨“自由问题的人的方面,也就是放在人对权力的追逐和对屈从的渴求”上。他的基本估计是,正是现代人性格结构中的动力因素,“使得法西斯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想要放弃自由”[1](P3)。由于人性格的结构所致,人在自由问题上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既追求自由,也逃避自由。

二、人渴望自由的心理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弗洛姆与弗洛伊德都是精神分析学家,但是二人是非常不同的。弗洛伊德相信天性邪恶的传统教义。“对他来说,个人从根本上说是反社会的,社会必须驯化他;也必须准许他的一些直接生理性的,因而是根深蒂固的内驱力得到满足。但对其大部分内容必须加以改良,要巧妙地压抑人的本能冲动。由于社会对这种本能冲动的压抑,某些东西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对本能冲动的压抑导致反抗,这反抗具有文化价值,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础。”[1](P6)所谓天生邪恶,不是无恶不作,而是指个体受激情和焦虑驱动,须寻求满足方得解脱。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认定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静态的关系。人的状况要想有所改变,必须用社会的力量压抑人的本能。所谓“文明就是压抑人的本能”。

弗洛姆认为,自己与弗洛伊德的立场恰好相反。他坚持认为:“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体与世界的特定类型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这种或那种本能的需要本身的满足或受挫。”[1](P7)他不认为世界是这样的:即有一个受本能驱动的个体,在他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社会。社会要么满足个体的本能,要么挫败个体的本能。在他看来,“人最美好的向往与最丑陋的癖好,都不是固定的生理本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结果”[1](P7-8)。社会对个体有压抑的一面,也有创造的一面。人的本性、激情、焦虑都是文化的产物。这一视角也导致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差别,即弗洛姆更注重与个体性格特征相关的社会性格。所谓社会性格是指“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性格结构的核心,这与同一文化中不相同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截然不同”[3](P62)。探讨渴望自由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主要是就社会性格而言。

人对自由的渴望源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人生来是不自由的。就生理学而言,人作为生物,具有生物的一般需求,如进食、饮水、睡眠,等等。这些需求都有限度,不是可以无限满足的。这首先导致人的不自由。即便是满足欲望,也不可能为所欲为。进入社会,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人必须去工作。他必须用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方式去工作。人作为个体,基本上无法改变自己生存的需要和社会制度。人是无奈的、无助的,也是不自由的。

人是社会动物,因而需要归属感。这便造成人与周围世界的密切联系。归属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人的孤独感。一个人可以选择独身,可以在生理上与他人没有什么接触。但是,再孤僻的人也与整个社会的观念、价值、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联系会给予他归属感。一个人或许觉得自己身在人群中,却与环境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心理上、文化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本身也是无归属所致。修道院的修士,身在密室中却可以和上帝沟通。被囚禁的政治犯和狱友关在一起,在躯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不孤单的。不过,如果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即便当他被单独囚禁时,他同样不孤单,因为信仰给了他归属感。归属感给人以生活支柱,但它同时证明,人是不自由的。人必须属于某个群体,无论这个群体是什么。

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看,婴儿在出生时是不自由的。作为生物体,他脱离了母体,成为独立的生物实体。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在生理机能上,仍然与母亲相关。精神的断乳期是很漫长的。“只要个体尚未彻底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的‘脐带’,他便没有自由。可也正是这些联系给他以安全,并使他获得一种归属感和附着感。我想把这些联系称为‘原始纽带’。”[1](P16-17)依赖原始纽带意味着缺乏个性,也意味着不自由。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可以说是逐渐摆脱原始纽带的过程,同时也是走向个体化的过程。而且“摆脱‘原始纽带’的程度越高,他就越发渴望得到自由和独立”[1](P19)。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摆脱原始纽带的过程,也是个体走向自由的过程。

个体化进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儿童躯体、情绪、精神的成长,逐步形成一个由理性和个人意志引导的组织和结构。如果把这一组织结构称做自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个体化的过程是自我力量成长的过程。他能够区别你和我。教育过程虽然不完全是,但是至少包含着对抗。教育意味着我和你。教育教会了孩子区分我和你,孩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且极力想表现这种个性,以表明自己什么都明白。然而,此时的孩子还没有权利义务观念,不知道一个个体不仅仅意味着独立,同时还意味着承担一个独立个体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教育恰恰是让孩子在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的同时,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于是原有的面对面的关系,有可能演变为对抗关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青少年自我力量的成长,常常表现为强烈的逆反行为。有时我们觉得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好沟通,不好教育,概源于此。

另一方面,个体化进程也使孤独感增加。原始纽带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当他与原始纽带分离时,在叛逆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与他人相分离的个体。周围的世界像特定镜头一样,兀立在面前。“这个世界与某个个体存在相比,显得绝对强大有力,导致个体的软弱感和焦虑感。”[1](P20)在世界面前,他孑然一身,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无法抗拒的。对自己命运的焦虑、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导致的软弱感、事事无助的孤独感油然而生。这是自由的代价。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己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而这恰恰是人不愿意、有时也无法承担的责任。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界对抗,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放弃自我,服从外部某种力量。这意味着放弃自由,回到让他有安全感的境遇中。第二条路是,在不否定个性的前提下,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最高表现是爱和生产性工作。”[1](P21)有时你觉得孩子懂事了,或者可以沟通了,可以说这种新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

从种系发生的角度来看,同样存在个体发生的过程。弗洛姆之所以强调亚当夏娃不服从上帝不是原罪,不应该殃及后代,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念:他认为,正是从他们背叛上帝那一刻起,人类的历史开始了。背离上帝是人类摆脱束缚的行为,因此,人类的历史与自由同时发端。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指“自由地做什么”,而是指“解脱了什么”。人从自然中显露出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曾经是自然的一部分,像其他动物一样,人受到自然力的约束。他是安全的,但是,他是不自由的。安全感同样来自自然的原始纽带。当人类逐步脱离自然的原始纽带,成为理性动物,人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感,也感受到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助、孤独、软弱。与个体发生一样,人类渴望挣脱原始纽带,但是,一旦挣脱,人类的孤独感会增加。自由成为人类不能承受的重负。于是新的服从便开始了。

从亚当夏娃,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人类历史沿着一条曲线行进:挣脱束缚获得自由—服从外力失去自由—再挣脱束缚。想获得自由的内在动力是:人渴望成为独立的个体,渴望摆脱自己所依附的力量。而逃避自由恰恰是因为获得自由的人,感受到自由带来的孤独和焦虑,于是,为了解除这种孤独和焦虑,人重新回到服从的老路。自由在弗洛姆这里具有双重意义:摆脱传统束缚“虽然给予个人新的独立感,但同时又使他感到孤独彷徨,满腹怀疑和焦虑,并且驱策他产生新的屈从,以至作出被迫的、不明智的行动”[1](P73)。从人类社会产生直至当代,自由进程始终是这样走过来的。到了今天,现代人性格中便沉积了与自由进程相关的两种特质:“一方面,人变得更加独立,更具批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变得更加与世隔绝,更孤独、更加恐惧。”[1](P73)人们在思考自由时往往只注重一个方面,忽略另一方面。即注重摆脱外在的束缚,却忽略自身内在的束缚。也就是说,忽略伴随自由而来的焦虑和孤独感。正是这种内在的束缚,促使人不断进入这种循环:争取自由,摆脱束缚—陷入孤独、焦虑—走向服从,重新处于不自由境地。

我们在前面简单地陈述了弗洛姆的一个理念,也就是人在获得自由之后,面前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前进到积极的自由之中,即通过爱和工作建立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前者是基督教的信念,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样做,既能保持他的自身独立性,也不损害自身的完整性。一条路是当受到孤独、焦虑重压时,放弃自由,退回到依附状态,以此克服孤独感。后一条道路是一种逃避,对自由的逃避。弗洛姆对自由的探讨,基本理念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他运用否定之否定说明人追求自由的心理机制。就方法论而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完美结合。

三、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与对自由的探讨相应,弗洛姆对于逃避自由的探讨,依然遵循心理分析的思路,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分析逃避自由的机制,是要解决个体在压力、孤独和焦虑中放弃自身独立性,把自己与新的外物相结合,以获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即寻求建立新的“第二性纽带”,以代替已经失去的“原始纽带”。直白地说就是,自己切断了与生俱来的靠山,出于孤独、焦虑和外界的压力,个体重新为自己找个靠山,以便让靠山替自己承担某种责任。

在弗洛姆看来,“逃避机制的最明显形式,可以在屈从或控制他人的欲求中发现;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从受虐狂和施虐狂中发现它”[1](P99)。从表现形式来看,受虐和施虐是两种相反的行为,然而就心理而言,“二者都是想要逃避不堪忍受的孤独”[1](P99)。受虐最常见的形式是显示他们的卑微、无能为力、无足轻重。尽管他们在意识中想摆脱这些感受,然而内心深处的某种无意识的力量,却让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他们想摆脱的东西。就本质而言,自我贬低是一种依赖。他们不想承担责任,不想坚持自己的见解,不愿意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情愿服从外在的力量。生活世界在他们眼中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个人无法支配和控制。他们的生活字典中,没有“我是……”,“我想……”。

从外部表现来看,施虐狂与受虐狂不同。弗洛姆概括出施虐狂的三个特征。第一,想使别人依赖自己,想拥有绝对的无限权力去控制别人,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如同捏泥人一般。第二,从情感、智力、精神、物质诸多方面绝对控制、压榨他人。第三,以折磨他人为乐,或者希望看到他人痛苦。这种痛苦既指肉体上的,更指精神上的,其目的是主动伤害他人。施虐狂有依附性吗?施虐的一切表现似乎都告诉人们,他企图通过施虐让他人服从自己,人们从中看不到施虐者自身的依赖性。其实不然。施虐者生活的全部价值,都依赖自己施虐的对象。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虐待他人。如果没有对他人的虐待,他的生活就失去了价值。因此,从受虐者身上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施虐者最大的依赖性。施虐者与受虐者一样,同样是为了躲避孤独。他们都是弱者。在很多情况下,施虐和受虐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最典型的代表是希特勒。

弗洛姆宣称,他不愿意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探讨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因为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受虐与施虐,通常指性行为和性心理。而这个角度与弗洛姆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了集中解决自由的心理机制,弗洛姆将施虐受虐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权力欲。“虐待狂不同于权力欲;前者以伤害和折磨他人为目的,可是权力欲却是它最主要的表现形式。”[1](P112)“Power”这个词本身有力量的含义。如果把虐待狂的范围限制在权力欲上,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误解,即权力意味着有力量。在人们心目中,有权力意味着“强者”。“但是,从心理意义上看,对权力的贪婪不是起源于力量,而是植根于虚弱。它是个体自身不能独立生存的表现,它拼命试图获取第二种力量,而真正的力量正在丧失。”[1](P112)

如果说被支配或者说依附,是人感受到自己的软弱孤独,自己为自己建立的第二性纽带,那么执掌权力者同样是心理虚弱的表现。如果没有权力作为支撑,施虐者可能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力量。施虐者的生存能力来自他为自己建立的第二性纽带——权力。弗洛姆更愿意把依赖权力而生存的人称做“权威主义性格”,以有别于弗洛伊德“受虐-施虐”特定的含义。

弗洛姆明确表示,他所说的权威主义性格有几个理由。首先,施虐受虐的特征通常与他对权威的态度有关。这种人推崇权威,对权威有屈从倾向。由于这种倾向所致,他有极强烈的成为权威的渴望。因而在受虐的性格中,也潜藏着施虐的禀性。其次,“法西斯制度自称为权威主义,因为权威主义在它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起支配作用。我们使用‘权威主义性格’一词,还隐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它所代表的个性结构,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1](P114)。权威主义之“权威”,不是某人所具有的性质,不像他有财产、有家庭等。权威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当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高于自己时,这种权威关系就形成了。

弗洛姆并不认为,所有的权威都是病态的。世界上有权威存在,这是事实。然而,权威分为合理的权威与压抑性权威。合理的权威并不是指对他人的压抑,例如,正常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权威关系中,心理动力是爱、仰慕、感谢。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权威,人们对之心悦诚服,权威不是生杀予夺的象征,而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它不属于施-受范围。还有一种权威主义是弗洛姆所说的施-受权威,即压抑性权威,如主奴关系。这种关系是敌对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敌对首先指事实上的敌对,即便奴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主人是敌对的,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敢于敌视主人,这种敌对关系也存在。确切地说,这种关系是一种异化关系,因为奴隶出于自身生存考虑服从主人。长期的压抑感,形成了潜意识中的怨恨。怨恨有可能暴发,使双方处于敌对状态。但是,由于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因而也有可能在压抑下,怨恨成为对异已力量的一种盲目崇拜。这种盲目的崇拜,使奴隶把主人神化。主人那原本压抑的形象,成为强大、聪明、优越的形象。美化主人的倾向是一种受虐,它产生了两种作用:“一是消除痛苦和危险的仇恨感;二是淡化屈辱感。”[1](P115)耻辱变成了荣耀,压抑变成了崇拜。主奴关系的心理机制大抵如此。对主人的神话是奴隶受虐心态所致。

维系权威主义状态中的主奴关系的力量是权力。就人生的态度而言,权威主义最擅长做的事情是,“喜欢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环境,喜欢把别人的命运交由他们来安排”[1](P118)。弄权决定别人的命运是施,服从上峰意志,服从他们为自己作出的安排是受。造成这种施-受关系的,不是别的,正是权力。权威主义运作的支柱是权力。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权力与权威者的关系是狐假虎威。施-受关系不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它潜在的危险是冲突和破坏性。主奴关系靠权力的高压运作,与此同时,在高压下,潜在的心理冲突和破坏性力量也在增长。“破坏行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标不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共生,而是消灭它的对象。”[1](P124)破坏性的心理动因,同样是无助感和孤独感。主奴关系使受者的无助感与日俱增,为摆脱自己的无助感,受者会奋起摧毁使自己产生无助感的力量。破坏这个世界,使自己从受蹂躏状态中解放出来,是受者最后的迫不得已的举措。施虐者是通过统治别人来获得自己的权威感,而受虐者则是通过破坏行为消灭施虐者,以增强自己的权威感。受者如同活火山,当压抑达到一定程度时,它会喷发,其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结果是束缚双方的次生性纽带再度断裂,人自由了。然而,获得自由的人由于感受到孤独和无助,会再次对环境产生适应,于是新的联系纽带会建立起来,人又成功地逃避了自由。

参考文献

[1]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许合平,朱士群译,范进校[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2]弗洛姆.恶的本性,薛冬译,陈恢钦校[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王馨钵校[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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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2-15

5 个评论

写的非常好。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有非常多的国人符合你的描叙和分析。

根据我的观察,还有一部分人不是真的不爱自由,而是对现实感到无奈,只能说服自己去接受。当这些人面对自由与真相往往情绪反应比那些真心相信党国的人更为激烈,因为你是在强迫他们面对自己最怕的东西。

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关心的事物过于狭窄,而他关心的领域恰好还没有被党国完全管束,因此感受不到不自由。这些人往往无法理解别人在争取什么,我只能跟他们解释:自由是原则,不是你不关心就可以没有的东西。就像你会因为一笔财产暂时用不上就拱手让人吗?
空條990 已停用
施虐狂和受虐狂,
主人和奴隸,
TG和韭菜。

但是,由于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因而也有可能在压抑下,怨恨成为对异已力量的一种盲目崇拜。这种盲目的崇拜,使奴隶把主人神化。主人那原本压抑的形象,成为强大、聪明、优越的形象。美化主人的倾向是一种受虐,它产生了两种作用:“一是消除痛苦和危险的仇恨感;二是淡化屈辱感。

我之前在品葱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小粉红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产物。
讀完覺得人類社會永遠在繞圈圈,獲得自由後又會感動孤單無助,又再度進入社會環境產生適應性,然後又再次覺得不自由,又開始追求自由的過程....無限♾
我认为人只要活着就要受到这个世界各种客观物理规律的束缚(真空光速,能量守恒,熵增)
以及衍生而来的自然规律(物竞天择)
更使得每个人又无可避免的要受到他活着的时代的限制,比如旧时代的奴隶。

所以其实这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枷锁与牢笼,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囚徒。

从这个角度来讲,死亡真是一种仁慈,永生才是最恐怖的束缚。而对于死亡的恐惧也对应着挣脱这个宇宙所能带来的自由的恐惧。自由越大,恐惧与不确定感也越大。所以终极的自由,对于行走于此间的绝大多数凡人,意味着终极的恐惧。

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也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直接自杀太过激烈,所以以一种相对软性的方式对这个宇宙的束缚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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