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写于64,对三十年前民主运动的失败进行思考,以及对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展望
既然没看到有人发起相关问题,那么,就由我来抛砖引玉吧。因为我对改革开放,以及党内斗争的细节,不甚了解,资料来源主要就是Wikipedia 和旧品葱的高赞回答(但是,这两个资料来源,未必准确),如有错误,也请指出。
改革派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就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问题在于,改革派的内部,实力并不强大,而且也不团结: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权力来源,是邓小平;一旦失去了邓的支持,胡赵根本无力对抗党内的保守派(陈云,李先念等人,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力远高于胡赵),胡在86学潮后失去了邓的支持,赵在89后,同样如此。其实,仔细想想,八十年代时,CPC 的元老中,改革派有几个?习仲勋,万里,邓小平,好像就没了。但是,邓并不是坚定地支持胡赵(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后来的86和89,胡赵的处理方式,都与邓相左。值得注意的是,赵其实也与胡有矛盾。
与此相比,保守派不管是在声势,还是在手段上,都要强硬得多。一旦改革派内部松动,保守派就会群起而攻之。87年的生活会上,胡被保守派轮流批判: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sup][29][/sup][sup]:1303-1304[/sup]。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其中薄一波认为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杨尚昆和王震指责他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对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进行批判[sup][30][/sup]。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sup][31][/sup]。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sup][3][/sup][sup]:1185[/sup]。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sup][32][/sup]。在所謂的生活會上,只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sup][30][/sup]。(摘自Wikipedia)
(讽刺的是,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却对平民实施高压监控,在开倒车的路上狂奔)
八九民运
大家都知道,因此,我在别的方面,做一些补充:
1 实施镇压,无疑是邓的决定,也很有邓的风格(参考中越战争):要么就不下手,要么就狠到底。清场时间选在夜晚,执行迅速,因此外媒难以记录证据;到6月4日天亮时,清场已基本结束。在军队开始持枪射击平民前,曾有不携带武器的军人前往集会地点,可能是表演,以“证明”“政府曾尝试和平解决”。戒严于5月20日宣布,做这种表演,难度不大(完全可以做到,对那些不持枪的军人下令“走一遍过场”这种命令,因此,那些军人也不清楚要做什么)。
2 邓在89中的决策,很值得推敲。倒不是说,我认为他有多高尚(虽然,我在心里对他的评价,没有一些葱油们那么差)。邓很明显是实用主义:如果对话可以使学生撤离,那么他能接受;如果镇压能做到驱散学生,他也会做这个选择。
3 学运的失败,也可以看出学生领袖的能力问题。学生们的高尚和勇气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弥补实力上的缺陷。赵紫阳在5月19日的讲话时,其实就是在委婉的警告学生:赶紧逃啊!但是,学生没能理解赵所传达出的信息。此外,在长达近两个月的运动中,学生领袖始终无法控制局势,这绝对是一个教训。想要达到目的,发动学运向政府施压,没问题;问题在于,在达到目的后,却无法终止民运,并且要求一步步加码,这就有激怒对手的风险。而且,在有86学潮作为经验的情况下,民运始终无法做到有效组织。像王震这种强硬派,根本不在乎学生能做出什么行为;愿意谈判的温和派,却会因此失去邓的支持,因为,赵紫阳等人无法做到让学生离开,强硬派主张的军事镇压,却做得到。高呼民主自由并愿意为之献身,固然可贵;但要实现民主自由,却要采取务实的行动,组织严密,见好就收(尤其是在对方远强于自己的情况下),像是冲击邓小平的行为,更不可取。如果权力在手,那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既然无权,就应该少树敌,尤其是邓这种并不执意于镇压的人物(如果他真的一开始就想镇压,5月初就做得到)。即使是美国,仍然懂得,为了打击苏联,有必要拉拢中国啊。
后续
讽刺的是,86学潮和89民运,都是为了自由民主,最终却造成(或至少,加速)了改革派和自由派的覆灭。胡耀邦逝世,赵紫阳下台,党内进行清洗,邓为了自保,放弃了胡赵,也断掉了自己的名声,以及政治改革的可能。政治开放几乎完全失败,并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使经济改革迅速倒退。最后,邓靠着仅存的影响力,继续推动了经济改革。从习近平的上台,以及国内的问题来看,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只不过是在苟且,继续维持CPC 这个政权,以及党内高层的特权。
另外,我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在64镇压中的举措,并不满意。事实上,在1989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Brent Scowcroft 受时任美国总统George H. W. Bush 所托,秘密前往中国,寻求减少双边关系的损害,并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此时,镇压已经执行,这次交流,收效甚微。我不满意的是,既然美国愿意与执行64屠杀的CPC 寻求缓和,为什么不想办法制止惨剧的发生呢?
改革派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就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问题在于,改革派的内部,实力并不强大,而且也不团结: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权力来源,是邓小平;一旦失去了邓的支持,胡赵根本无力对抗党内的保守派(陈云,李先念等人,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力远高于胡赵),胡在86学潮后失去了邓的支持,赵在89后,同样如此。其实,仔细想想,八十年代时,CPC 的元老中,改革派有几个?习仲勋,万里,邓小平,好像就没了。但是,邓并不是坚定地支持胡赵(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后来的86和89,胡赵的处理方式,都与邓相左。值得注意的是,赵其实也与胡有矛盾。
与此相比,保守派不管是在声势,还是在手段上,都要强硬得多。一旦改革派内部松动,保守派就会群起而攻之。87年的生活会上,胡被保守派轮流批判: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sup][29][/sup][sup]:1303-1304[/sup]。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其中薄一波认为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杨尚昆和王震指责他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对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进行批判[sup][30][/sup]。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sup][31][/sup]。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sup][3][/sup][sup]:1185[/sup]。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sup][32][/sup]。在所謂的生活會上,只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sup][30][/sup]。(摘自Wikipedia)
(讽刺的是,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却对平民实施高压监控,在开倒车的路上狂奔)
八九民运
大家都知道,因此,我在别的方面,做一些补充:
1 实施镇压,无疑是邓的决定,也很有邓的风格(参考中越战争):要么就不下手,要么就狠到底。清场时间选在夜晚,执行迅速,因此外媒难以记录证据;到6月4日天亮时,清场已基本结束。在军队开始持枪射击平民前,曾有不携带武器的军人前往集会地点,可能是表演,以“证明”“政府曾尝试和平解决”。戒严于5月20日宣布,做这种表演,难度不大(完全可以做到,对那些不持枪的军人下令“走一遍过场”这种命令,因此,那些军人也不清楚要做什么)。
2 邓在89中的决策,很值得推敲。倒不是说,我认为他有多高尚(虽然,我在心里对他的评价,没有一些葱油们那么差)。邓很明显是实用主义:如果对话可以使学生撤离,那么他能接受;如果镇压能做到驱散学生,他也会做这个选择。
3 学运的失败,也可以看出学生领袖的能力问题。学生们的高尚和勇气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弥补实力上的缺陷。赵紫阳在5月19日的讲话时,其实就是在委婉的警告学生:赶紧逃啊!但是,学生没能理解赵所传达出的信息。此外,在长达近两个月的运动中,学生领袖始终无法控制局势,这绝对是一个教训。想要达到目的,发动学运向政府施压,没问题;问题在于,在达到目的后,却无法终止民运,并且要求一步步加码,这就有激怒对手的风险。而且,在有86学潮作为经验的情况下,民运始终无法做到有效组织。像王震这种强硬派,根本不在乎学生能做出什么行为;愿意谈判的温和派,却会因此失去邓的支持,因为,赵紫阳等人无法做到让学生离开,强硬派主张的军事镇压,却做得到。高呼民主自由并愿意为之献身,固然可贵;但要实现民主自由,却要采取务实的行动,组织严密,见好就收(尤其是在对方远强于自己的情况下),像是冲击邓小平的行为,更不可取。如果权力在手,那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既然无权,就应该少树敌,尤其是邓这种并不执意于镇压的人物(如果他真的一开始就想镇压,5月初就做得到)。即使是美国,仍然懂得,为了打击苏联,有必要拉拢中国啊。
后续
讽刺的是,86学潮和89民运,都是为了自由民主,最终却造成(或至少,加速)了改革派和自由派的覆灭。胡耀邦逝世,赵紫阳下台,党内进行清洗,邓为了自保,放弃了胡赵,也断掉了自己的名声,以及政治改革的可能。政治开放几乎完全失败,并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使经济改革迅速倒退。最后,邓靠着仅存的影响力,继续推动了经济改革。从习近平的上台,以及国内的问题来看,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只不过是在苟且,继续维持CPC 这个政权,以及党内高层的特权。
另外,我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在64镇压中的举措,并不满意。事实上,在1989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Brent Scowcroft 受时任美国总统George H. W. Bush 所托,秘密前往中国,寻求减少双边关系的损害,并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此时,镇压已经执行,这次交流,收效甚微。我不满意的是,既然美国愿意与执行64屠杀的CPC 寻求缓和,为什么不想办法制止惨剧的发生呢?
8 个评论
因此,我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过程,持悲观态度。民主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与威权政府达成协议,纵容威权政府对民众的剥削。最讽刺的是,CPC 在89民运中选择了血腥镇压,民主国家仍愿意与之往来;Gorbachev 统治下的苏联,以相对平和的方式完成了解体和政权过渡,这本应是促使俄罗斯走向民主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欧美国家却选择了袖手旁观,致使民主化在俄罗斯失败。从大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例子来看,在没有外界的帮助下,威权和专制国家难以自身完成向民主化的转型(具体的理论,我会在下面分析)。但是,既然美国不愿帮助俄罗斯实现民主化,为什么就那么会断定,美国会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呢?
对“威权国家实现民主化,需要外界帮助”的理论分析:
因为自身的体制问题,威权国家会存在种种矛盾和危机,但在强大的审查和维稳机制下,民众难以对其了解。当政权垮台时,这些危机会同步爆发,重创国民。但是,尽管祸因是由专制导致的,但它的显现,是与政权垮台,尝试进行民主化时同步的。也就是说,在公众看来,民主化与危机同步发生,那么就容易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即”是民主化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进而动摇民主在威权国家的扎根。日本和德国能走出这个困境,一方面是通过教育,告诉了国民,谁该为危机负责(尽管,我对日本这方面的教育,颇有微词);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援助帮助了日德快速地摆脱了危机,使国民不至于对民主化反感。而俄罗斯,显然没有那么幸运。此外,CPC 正是利用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衰弱,为64镇压辩护。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俄罗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了民主化,那么CPC 的这一借口,也不复存在,而且会实现民主国家对CPC 的合围。可惜的是,现实没有那么美满,俄罗斯的威权主义再度抬头,而CPC 也利用了外国的纵容,不断汲取养分,并对外界进行价值输出。
因为自身的体制问题,威权国家会存在种种矛盾和危机,但在强大的审查和维稳机制下,民众难以对其了解。当政权垮台时,这些危机会同步爆发,重创国民。但是,尽管祸因是由专制导致的,但它的显现,是与政权垮台,尝试进行民主化时同步的。也就是说,在公众看来,民主化与危机同步发生,那么就容易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即”是民主化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进而动摇民主在威权国家的扎根。日本和德国能走出这个困境,一方面是通过教育,告诉了国民,谁该为危机负责(尽管,我对日本这方面的教育,颇有微词);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援助帮助了日德快速地摆脱了危机,使国民不至于对民主化反感。而俄罗斯,显然没有那么幸运。此外,CPC 正是利用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衰弱,为64镇压辩护。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俄罗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了民主化,那么CPC 的这一借口,也不复存在,而且会实现民主国家对CPC 的合围。可惜的是,现实没有那么美满,俄罗斯的威权主义再度抬头,而CPC 也利用了外国的纵容,不断汲取养分,并对外界进行价值输出。

所以还是回到了要么八个大大,要么军阀割据,要么献忠清空人口,诸夏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虽然王怡有点太过热衷现实政治了,但是之前看到芝士粉子在揭露王怡“想要建立加尔文式的神权共和国”,我都看笑了,还嫌弃日内瓦呢。

我认为六四是一场可以避免悲剧,直接来看是因为当时那批学运领袖太年轻、太缺乏领导力。我不觉得是他们缺乏掌控局势的能力,而是他们的思维没有摆脱党化教育的束缚,在当时各种复杂的形势下没有把握住自己的情绪,没有把握住妥协的最佳时机,没有把握住取舍。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其实很好的记录了这一历史。学运领袖们大多都是临时起意,被浪潮推到最前面,他们并没有太多关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深思熟虑,他们那时候还只是一张白纸,缺乏足够的阅历和历练在浪潮之巅冷静的把握不断扑面而来的激情、虚荣、野心、愤怒、以及全世界的寄托和期望。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错过了一次次妥协的机会,忽视了一次次的危机和警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换了一波又一波,最后只剩下一批孤立的人守候在纪念碑下抱团取暖。那些经历过集会演讲和谈判的学生在激情之后发出的理性撤退与妥协的声音没有能压过后到的一波波新人的激情与愤怒,民主的机制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去搜集运动参与者的民意,整个场面一片混乱、失控。
但是把问题归结到学生领袖是绝对不公平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经历过这种历史场面。这些外在的内在的考验不仅远超那批20出头的学运领袖所能承受,即便是对那个时代活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难以把握的巨大考验。要知道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普遍处于集体主义文化之中,对权威的崇拜,对西方的幻想,极少有真正独立的人,更不用说独立的领袖。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间或许能找到几个饱经历练的企业家能够在那样的场景中把握自己、保持清醒。但绝大部分人仍然是不独立的,是集体主义思维的,今天如果再来一场六四,其群众基础或许比三十年前增加两个数量级,但这样的基础还是不够,或许不到14亿的5%。
从顶层设计来说,中国的地域发展极不平衡,我个人比较支持在发达地区先搞特区的小平模式,当然这些特区是指政治改革特区。珠三角+粤港澳、长三角都可以开始搞一些基层政治改革,放开舆论、互联网和民间组织等,这种步调对地方也是好事。本来前几年还蛮有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最近习近平开倒车真的是大跌眼镜。
但是把问题归结到学生领袖是绝对不公平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经历过这种历史场面。这些外在的内在的考验不仅远超那批20出头的学运领袖所能承受,即便是对那个时代活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难以把握的巨大考验。要知道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普遍处于集体主义文化之中,对权威的崇拜,对西方的幻想,极少有真正独立的人,更不用说独立的领袖。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间或许能找到几个饱经历练的企业家能够在那样的场景中把握自己、保持清醒。但绝大部分人仍然是不独立的,是集体主义思维的,今天如果再来一场六四,其群众基础或许比三十年前增加两个数量级,但这样的基础还是不够,或许不到14亿的5%。
从顶层设计来说,中国的地域发展极不平衡,我个人比较支持在发达地区先搞特区的小平模式,当然这些特区是指政治改革特区。珠三角+粤港澳、长三角都可以开始搞一些基层政治改革,放开舆论、互联网和民间组织等,这种步调对地方也是好事。本来前几年还蛮有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最近习近平开倒车真的是大跌眼镜。
和@台湾研究 @Pracseeuvn 有同感,妥协是民主共和的精髓,然而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欠缺的,无论是组织内部还是对外,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看,以不知如何去实施的诉求和满腔情绪将本该尽力拉拢的的改革派和本该努力维护的改革现状断送。举个例子,美国建立初期,为了维护脆弱的联邦,奴隶制都是好商量的。一个良好的现实开端胜过一切远在天边的理想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