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er: 走出新疆镇压

大规模拘禁与监控主宰了中国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一个女人挣扎在重获自由的道路上。


一、家

二十几岁住在温哥华的时候,Anar Sabit会跟朋友们说,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她确信,自己的经历足以为证。

Sabit 开朗自信,2014年移民加拿大。她的出生地在奎屯,一个戈壁沙漠西部的小城市,地处中国一个夹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的区域。“奎屯”在蒙古语中是“冷”的意思;传说成吉思汗的士兵在一个严冬驻扎在此,边瑟瑟发抖边喊“奎屯”。在Sabit的童年时期,这个城市是一块未开发的边陲殖民小城,而它所处的争议地区,被当地人称作“东突厥斯坦”。该地区在十八世纪为帝制中国所吞并,之后曾两次脱离出去,直到1940年代毛泽东再次夺回。在北京,它叫做“新疆”:一个未驯服的边疆之地。

在这个亚洲的偏远地区长大,Sabit这样的哈萨克族裔孩子可以在身边随处看到被征服的痕迹。新疆的面积与阿拉斯加相当,边境线连贯八国。人口原以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突厥裔原住民为主。但到了Sabit出生的时候,奎屯与新疆北部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巨变。几十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政府的准军事开发组织,人称“兵团”——协助引入了数百万中国汉族外来人口到当地巨型农场工作,其中很多人是以前参加革命的士兵。在新疆南部,原住民依然普遍,但在奎屯,他们已经成为余烬残留。

儿时的Sabit耳濡目染共产党的教育,即便“兵团”对她这样的人抱持殖民者般的态度,她也一直对自己中国公民身份很坚定。奎屯的汉族居民常称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民族人”,就好像他们具体的文化之间并无分别。Sabit对此习以为常。她的父母是医生和化学教授,他们从未说起自己受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进普通话教学的学校,还教导她接纳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小学的时候,Sabit和同学们给“兵团”摘过番茄。初中时,她摘过棉花,她很讨厌摘棉花:得数小时地弯着腰,要不就得跪在土里。妈妈对她说,这样的劳动锻炼性格。

Sabit学习成绩优异,2004年高中毕业后,她去了上海学习俄语,希望借此打开世界其他地方的职业机会。她很喜欢上海,那里光鲜的快节奏生活给人带来希冀。但她仍旧是一个“民族人”。如果她向刚认识的人提起自己来自哪里,谈话经常由此中断。一些人认为新疆人是“蛮夷”,对她普通话说得如此流利表示惊讶。就在Sabit完成学位之前,科技公司华为举办了一场招聘会,她和朋友们都提交了申请。她是唯一没有进入面试的人——她确信,是由于自己的出身。

Sabit将这样的偏见抛诸脑后,并开始善于将自己的背景一带而过,无妨大碍时,她会撒个小谎说自己来自别的地方。她在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这是一份让人兴奋的工作——她会到俄罗斯、老挝、香港这些地方出差——而且她喜欢自己的老板和同事。

Sabit在上海的时候,她父母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劝她也搬过去,但她推却了,她相信中国更强大、更先进。她这辈子一直在努力做个模范公民,而且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中国——即便当时家乡的政治形势正日益紧张。

2009年,南方广东省的一个玩具厂发生了一起打斗。混战当中,一群汉人暴徒杀死了两个维吾尔员工。次月,在新疆省会乌鲁木齐,数百名维吾尔人走上街道,挥舞中国国旗呼喊“维吾尔”——意在引起中国领导阶层的注意。警察发动镇压,骚乱爆发了。数百人受伤或被杀,另有数百人被捕。超过四十个维吾尔人据信被失踪,有几十人后来被判死刑。

骚乱发生后一年,Sabit跟一组同事去吉尔吉斯斯坦出差。在乌鲁木齐转机时,她被官方人员叫到一边,并被告知因为她是新疆来的,需要特殊许可才能通行。同事们离开了,她却在新疆民宗委耗了一天,取得自己所需的手续文件。

Sabit濡染党的宣传,认为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然而,她还是感到了深深的疏离。在中国她不管去到哪里,都还是一个外来者。回到上海,有一天她抬头看着这个城市高高耸立的公寓楼,不禁自问:“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久,Sabit与搬到温哥华的一位朋友聊了聊。然后她去了一趟温哥华,被那里的开放和机遇所吸引;每当她告诉当地人自己来自新疆,得到的回应都是善意的好奇。她报了一个商业文凭的课程,并在夏天返回温哥华,找到了一所公寓和一个室友。她有了一群朋友,还遇见了一个她爱的男人。生活行进在她自己设定的轨道上,相当不错。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亲心脏病发突然去世。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吓到Sabit,她只是说父亲在医院,她应该回来看看。Sabit正在度假,马上改变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登机前,她在手机上登入一个家人群聊。有人用阿拉伯字母写了一条哈萨克语信息:“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Sabit只能看懂“天堂”。整个航程她都在痛苦的揣测中度过。下机后,另一个对她母亲的掩瞒不知情的亲戚对她表示吊慰。她这下明白父亲死了,泪如雨下。

看到母亲悲痛欲绝,Sabit决定留下来支持她。她向上司请求离开几个月,但他无法将职位保留那么久,于是她辞了职。她打电话给温哥华的朋友,让他们将自己的物品放到储存仓。

那个夏天,Sabit和母亲回到奎屯,料理父亲的后事。有朋友告诉她不要去:不断有传言说,对新疆原住民的镇压将升级——还有传言说有哈萨克商人在边境被失踪。但Sabit不到一个月前刚到过那里,并没有发生问题,而且她想陪伴母亲。她们去了两周,见家人、祭先人墓地。后来她回忆,这趟行程“满是伤心和眼泪”。

7月15日,Sabit和母亲开车到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搭乘回哈萨克斯坦的航班。她们到机场的时候是半夜,航站楼空荡荡的。过海关的时候,警察检查了母亲的护照,放了行。但当Sabit递出文件,他停住了,看了看她,然后将她的护照拿进了后台办公室。

“别担心。”Sabit宽慰母亲,解释说多半又是要办什么手续。几分钟后,警察回来了,还有一个维吾尔官员,官员让Sabit坐在一张凳子上。“今天你走不了了,”他说,“你们自己商量是你妈妈先走还是都留下来。”

母亲心如火焚,请求给一个解释。警察说:“我们要问她一些问题。”

“你赶紧走吧,”Sabit跟母亲说,“我今天赶不上,就改机票明天走。”

她们的衣物打包在一起。分行李的时候,母亲哭了起来,Sabit安慰她。然后,她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走向登机口。母亲一离开,官员对Sabit冷冷地解释说,她被标上了“边控”——一个危险记号,表明她有嫌疑。“刚才你妈妈在所以我没有多说,”他说,“现在新疆是什么形势你应该也知道吧,你最好就配合我们的工作。”

二、“过街老鼠”

2014年Sabit决定搬去加拿大的时候,新疆的黑暗前景正在北京一些秘密会议中铺展开来。习近平在之前一年成为主席,当时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在为终身统治扫除障碍的过程中,最终对超过一百万政府官员施以从谴责到死刑不等的处罚。对于中国的少数族裔,他也同样执着于管控。

新疆的动荡历史使其成为一个特别的关注对象。这个地区似乎从未完全为共产党所掌控:它一直是外部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占领部分地区——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地,这与它曾短暂独立有关。长期以来,对于民族在走向乌托邦的征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边缘社会中——共产主义理论家争论不断。苏联在早期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并试图为各民族群体建立自治共和国。中国奉行的政策则更偏同化主义。

五十年代,因为意识到党对新疆的掌控薄弱,毛泽东动员“兵团”在该地区北部建立农场——为可能的苏联入侵提供缓冲。革命者涌入,几十年下来汉人占去人口的40%。因为想要同化原住民,共产党官员试图剥夺他们的传统——穆斯林信仰、学校,甚至他们的母语。当局开始否定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维吾尔人是中国人。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掌权,撤回了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在新疆,清真寺重开,当地语言也被允许,一时文化繁荣。但在新兴的开放氛围中,人们也开始表达对殖民关系的不满。其中有含蓄表达异见的行为:坚守地方传统、甚至保持“新疆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也有一些当地人进行抗议,举出“汉人滚出新疆”的标语。少数极端人士讨论过叛乱。

1990年4月,在喀什市附近,当地人与当局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似乎是由一群半吊子武装激进分子挑起的,然后不明就里的示威人群也加入了进来。警察和“兵团”成员很快压制了暴力。当时天安门抗议刚刚过去一年,中国的统治阶层无法容忍任何动荡。一年后,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坚信民族主义在撕裂该前超级大国方面发挥了作用,变得更加警惕。

政府近乎偏执地寻找任何“分裂主义”的可能迹象。喀什的党委书记朱海仑其中最激进的人之一。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曾担任朱海仑的译者与部下,他回忆说,1998年3月,一道禁止棉农种植蔬菜的裁决令引起棉农抗议。朱海仑骂他们是分裂主义者,并说他们把清真寺变成“根据地”。另外有一次,他嘲笑《古兰经》,对一群维吾尔听众说:“你们的胡大,算个逑。”朱海仑命令阿尤普组织搜查,挨家挨户寻找藏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书籍——告诉他找不到不准回家。阿尤普扰醒人们,一直工作到凌晨。但是,他说:“我什么书都没找到。”

事实表明,新疆的叛乱者无法召集多少拥护者;当地人偏向伊斯兰的苏菲(Sufi)传统,苏菲强调神秘主义,而非政治。9·11袭击发生的时候,该地区没有可提及的恐怖主义暴力。但乌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策划的跨边境行动,给旧有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全新而紧迫的框架。中国当局拟出一份长长的事件列表,声称是吉哈德(jihad)的例子,并提交到了美国国务院。其中很多事件无法证实,或无法与非政治暴力区分。在中国,大规模袭击事件——涉及刀、斧,甚至自制爆炸物——惊人地普遍,而且经常与民族动荡无关。不久前在云南省,一名男子走进一所学校,向五十四人泼氢氧化钠,据官方人员说,他是“报复社会”。另外一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袭击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了炸弹——据说是报复警察殴打。该爆炸案被视为个别事件。一个维吾尔人气愤于这在新疆绝无可能,在Twitter上问道:“为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是恐怖主义?”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当局执着于“维稳”的概念——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将日渐加剧的镇压强度与朝鲜相提并论。孙立平曾在审议了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担任委员,他指出共产党被其自身的妄想所俘虏:它高估了社会动荡危机迫近的可能性,因而对不满的根源视若无睹。孙立平警告说,旨在消除“不稳定幻象”的应激性镇压,将导致压制与动乱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反而导致共产党一直所惧怕的崩溃。

新疆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中国领导人似乎持续将这里的普遍不满误判为不断壮大的叛乱势力。2009年乌鲁木齐的抗议——发生在西藏的一系列同类抗议之后——促使共产党理论家呼吁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单一“国族”,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铺平道路。一位有影响力的国保官员说:“稳定是为了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

新上任的乌鲁木齐党委书记便开始奉行这一政策:女人被告知不能戴面纱,维吾尔书籍和网站被禁,历史建筑被拆除。几年之内,孙立平所警告的恶性循环便开始了。2013年秋天,一个维吾尔男子在两名家人的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开着一辆S.U.V.冲撞一群游人——起因可能是其本地清真寺在一次突袭中被毁。S.U.V.里装满了自制燃烧装置,烧了起来。该男子和家人死了,同时也杀死了两名路人并致伤三十八人。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队黑衣袭击者冲进一个火车站,残忍地挥刀砍死了二十九名路人、致伤超过一百四十人。尽管没有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一个境外的叛乱团体庆祝了袭击事件。当局宣布袭击者为维吾尔分裂主义者,这次事件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的9·11”。习近平出离愤怒。他对政治局说,要团结群众“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年4月,习近平去新疆视察。在喀什的一个派出所,他查看了墙上的武器。“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他在这次行程中说,“所有的武器还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又说:“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视察的最后一天,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致伤几十人致死一人。习近平在北京一个高层会议上斥责宗教极端主义。“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他说,“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久,新疆的共产党领导阶层宣布“人民战争”。瞄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新疆的最高官员着手了这项政治运动,但习近平逐渐对他不满,并在两年后委派了接替人选: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个强硬的党员干部,其忠诚毋庸置疑。

陈全国野心勃勃、一板一眼,他参过军,后来政途坦荡晋升迅速。他2011年到西藏的时候,有僧侣自焚事件——这是对达赖喇嘛称为“文化灭绝”的长期镇压的迫切回应。当时,这一危机登上了国际新闻。

在这个压制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全国在使用暴力方面并无出奇。他的特点在于,他将权威主义策略系统化,以渗透日常生活的方法来对付整个人群。

绝大部分自焚发生在自治区以东,于是陈全国收紧边界管控,对自治区以外的藏人限制入境。在拉萨,他下令没有身份证不能买汽油。他建起了几百个城市警察站点,叫做“便民警务站”,站点之间挨得很近——展示了气势凌人的警力。他派出两万多名共产党干部,到村庄和乡下寺庙去宣传并监视。有当地人报告,志愿者团体“红袖章”巡逻的成员进入居民家中翻找没收达赖喇嘛的照片——中国当局将动乱归咎于达赖喇嘛。拘留情况似乎变多。2012年,一大队西藏人到印度去领受达赖喇嘛的加持祝福,陈全国将他们送入了一个临时的再教育机构。

邻近地区的自焚仍在继续,但在陈全国管辖的地区,接下来四年里只有一起记录。“依法打击,毫不放松地打击非法组织和重点个人。”他宣称。他擅长讨好上司。2016年3月,在他调任新疆之前,西藏自治区的代表团在到达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时佩戴着习近平像章——“自发的表达感激的方式。”官方媒体写道。共产党认为陈全国的策略很成功。

在新疆,陈全国顶着一头精心梳理的标志性黑亮薄发,身边随行的是他从西藏带来的护卫队。他没有搬进党委书记住所,而是住进了一个政府控制且由解放军护卫的宾馆。这栋建筑紧挨警察机关设施,而且陈全国的住处设有高速数据线,连接该地区的数字安全设施。

习近平曾将改革比喻为吃饭,肉吃完了剩下的硬骨头难啃。陈全国表明自己就是来“啃硬骨头”的。他将一个演讲命名为:“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

他的前任已经借用他的西藏策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万党员干部。陈全国将之增加到一百万,并敦促他们挨家挨户去拜访,要“从情感上亲近群众”。在一个“结对认亲”的项目中,地方共产党官员把这些干部介绍给原住民家庭,并宣布:“这就是你们的新亲戚。”干部不请自来,上门吃饭;有时他们还被要求在人家过夜。惊恐的居民强颜欢笑,礼貌地招待他们,回答他们的问询,甚至还让出自己的床铺。

朱海仑当时已成为新疆党委副书记,在其协助之下,陈全国招纳了几万名“协警”,筹备警力,既可以实施大规模拘捕、又能平息拘捕引起的任何动乱。他开始修建几千处“便民警务站”,要对城市生活实施“网格化管理”。他还着手将人口分为三类——可信的、一般的、不可信的——并逮捕任何无法证实足够忠心的人。

2017年初,陈全国到新疆半年后,他要自己的领导班子为一场长期、复杂、“十分激烈的”的运动做好准备。“把严打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他指示说,并指出“先发制敌”很有必要。这一任务,他说,是为了根除分裂主义问题。他表示,对任何不愿全心执行计划的“两面人”官员持零容忍态度。

陈全国到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几天后,他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一场宏大的集会,一万名戴头盔的士兵整齐排列,手拿自动武器准备就绪。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密集的装甲车驶过,陈全国宣布发动“粉碎性打击、毁灭性打击”, 并发誓要“让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他喜欢的领导策略之一是突击检查,有时会随机打报警电话,考验他们的反应时间。“应收尽收。”他指示说,而到了2017年4月,他的警力已经开始大规模拘捕。荷兰的一位维吾尔活动人士得到一份泄露的官方备忘录,其中显示6月19日前仅仅一个星期内,新疆南部四个地方当局抓捕了超过一万六千人;另有五千四百多人被标记为“暂时无法拘捕”,因为调查人员找不到他们。

即便拘留人数激增,当局还在继续抓人。据一个警察队长回忆,一个党员曾经说过:“对藏在庄稼地里的野草,不能一根一根地拔——得喷除草剂一口气杀光。”朱海仑起草了一份指示。“坚持应收尽收,”文件里说,“有了就收。”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一位官员给了Anar Sabit一张拘留证明,这是说明对她实施拘留令的行政文件。上面的日期是6月20日。Sabit被带进一个审讯室。她的电话和文件被没收了,机场官员还告诉她准备接受“视频审讯”。

她被领到一台电脑前;通过视频连接,另一个官员开始用维吾尔语向她问话,而她不懂维吾尔语。(陈全国招募的很多镇压执行人员都来自他所针对的少数民族群体。)

Sabit说:“请使用汉语。”对方换成了蹩脚的普通话,问她为什么护照上有这么多旅行记录。为什么她有一次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国领事馆更换护照?Sabit回答说她去看望家人,行程中护照页面用完了。一个小时后,一个士兵将她带到外面等。她以为自己会被放走;她的回答很诚实,他们要去证实也很容易。但她却被带回了房间,由两个士兵看守。

当维吾尔机场官员首次告知她被标上了“边控”时,Sabit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方不耐烦地说:“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知道,现在要等你们奎屯市公安局的人来把你带走。”Sabit 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来。他恼火地说:“那要看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广播传来一条通知,她的航班延误了,她想像母亲在飞机上忧心忡忡的样子。坐在那儿的时候,看守跟她聊了聊。她们俩都二十出头——是从“内地”参军来的。中国其他地区在新疆被称为“内地”。她们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要离开中国,尤其是去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那么穷、那么落后的国家!”其中一人说。Sabit决定最好不要表示异议。

大概六个小时后,奎屯公安局的几个年轻男子到了,他们一身黑衣。将Sabit转交给他们的时候,机场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公安局会去掉边控,到时她就可以出境了。Sabit点点头,想着可能他是个好心的人,而且能看出她是无辜的。

外面,天正破晓。公安局队伍将Sabit带进一辆车的后座,她的左右各一个人看守,他们配有手铐。几个人看起来很累,毕竟已经开了整晚的车,但他们却没有对她放松警惕。一个情报员坐在副驾驶上向她提问,司机把车开到了每小时一百七十公里以上,近乎疯狂地朝奎屯飞驰。

到了他们的总部,几个人将Sabit带到地下室,这里有几个囚室。他们停在狭窄的囚室前,让她进去。突然,Sabit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严峻处境,哭了起来。“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里面,”她央求道,“我不是坏人。能不能让我在楼上的办公室内等着?”

“为了你我们跑了五百公里,” 情报员说, “你就别给我找麻烦了!” 她走进囚室,注意到墙上覆着泡沫垫——她怀疑是为了防止自杀。里面有两张软垫长凳,长凳上方的墙上分别装有一根管子,管子上的标签说明是用来铐手铐的。Sabit不敢坐下去。

在囚室外看守的协警对她说:“你休息一会吧。”她慢慢地在一张凳子上坐下。这个协警是汉人,从与新疆接壤的一个贫穷省份来,那里是招纳源头之一。他告诉Sabit审讯的人会在当天早上九点到。他拿着她的档案,留意到很薄,说这是个好兆头。

Sabit心乱如麻,她试着不怪自己无视返回中国的警告。“我焦急的心情如同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啃食着我。” 后来她在一份未发表的证词中这样写道。(本文依据她的书面证词、包括她保留下来的短信文字在内的一手文件,还有大量的采访写成。)每过去一分钟,她都希望,自己能快一点向某位更高级别的警察作出解释,这个警察会告诉自己,拘留搞错了。

几小时后,两个警察,一男一女,将Sabit领到一个审讯室,里面有一张“老虎椅”——一个用来束缚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Sabit畏缩了。男警察见状,让人拿一把普通的椅子进来。“我们这里是尊重人权的,” 他说, “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如实回答问题。没什么问题就会放你走的。”

Sabit心慌意乱,胃里一阵刺痛。警察叫了早饭。Sabit吃不下,问能不能用洗手间。

“来吧。”女警察说。在此之前,Sabit可以去囚室旁的一个厕所,一个蹲坑,对着一个摄像头。“可以不去那个带摄像头的厕所吗?”她问。警察把她带到另一层的厕所。回来的时候,Sabit扫到了一眼自己对面那个审讯室内部。她看到一个穿橙色背心和黑裤子的年轻维吾尔男子坐在里面,他的手腕和脚踝锁在老虎椅上。他没刮胡子,脸很脏,眼神涣散,头耷拉着。黑衣的警察冲他叫嚷。Sabit被领着走过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接受询问。

受过审讯的人都知道,审讯意味着重复。审讯者会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抓住细微的前后矛盾,从中发现未说口的真相。

Sabit的审讯进行了数小时,警察重复询问她在机场已经被问过的问题。她说话的时候,能听到走廊对面维吾尔男子房间传来的掌掴声和电击声。他惨叫连连,让她很难集中注意力。主审讯员对搭档说:“让对面的别再打了,吵得影响我们这里的工作。”刑讯安静下来,但只安静了一会儿。

审讯员离开后,有人送来了午饭,但她还是吃不下。一个维吾尔警察拿着热水和胃药进来了,她把他尊称为“大哥”。

三个小时后,主审讯员回来了。“你去过好几个敏感国家,”他说,“我们要对你进行重新的审讯。” Sabit问是哪几个国家有问题,他列出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我都是因为工作原因过去的呀!” 她说, “我以前公司的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

第二轮审讯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这时“大哥”进来了。Sabit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问他:“大哥,我能走了吗?”他摇了摇头,告诉她,“这个装热水的瓶子你留着,饭要好好吃。”

把她从机场带来的情报员拿来了她的行李。

“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Sabit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他说。他带着她朝外面走去。另一个男人走过来,趴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但情报员摇摇头。“她是名单上的人,” 他说, “谁也救不了她。”

三、雪亮

2005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装监控摄像头,这一计划叫做“天网工程”。习近平当权后,中国推出了一个增强版本,雪亮工程,一个预设由五亿摄像头组成的“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系统。在北京,可以说没有一个角落不在监视之下。这些摄像头最终匹配了面部识别软件,给予当局骇人听闻的隐私侵犯性。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厕所里,面部扫描确保如厕的人一次只能拿七十厘米的厕纸。

习近平要用“墙”把新疆围起来,先进技术必不可少。来自视频监控研究组织“IPVM”的研究员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国公安部在2017年做出了一项要求:用在监控摄像上的面部识别软件必须被训练识别维吾尔面孔。好几个大型中国制造商马上着手开发这一技术——华为的一份测试报告中称其中一个系统为“维族告警”。尽管这些基于种族的监控系统只有一定的准确性,但它们还是被安装到新疆以外至少十二个辖区。

新疆则已经变成一个数字监控实验室。到了2013年,乌鲁木齐的官员已经开始在住家外面贴二维码,这样相关安全人员就可以扫描获得住户的详细信息。陈全国到了以后,所有的车辆都被装上了政府发的G.P.S.定位仪。每个新的手机号都要进行注册,手机要例行检查;当局什么数据都可以收割,从照片到位置数据。Wi-Fi “嗅探器”被用来抓取电脑和其他设备上的身份数据。陈全国还启动了一个“全民健康体检”的项目,收集生物识别数据——血型、指纹、声纹、虹膜图像——均以医疗的名义进行。所有十二岁到六十五岁的新疆居民都被要求向政府提供一份DNA样本。

要驾驭这些形式迥异的监控,将它们集中化很有必要——这是新疆“人民战争”开端就预见到的问题。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建立“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不同渠道的信息可以在这里汇聚。“恐怖活动一旦发生以后,我们要调查一件事情,去研究为什么发生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需求是预测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项目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这样说道。这一系统启动后,朱海仑断言它将被用作根除看不见的威胁。“‘一体化’平台推送的问题人员或线索,是影响稳定的重大风险隐患。” 他传阅的一份通报上说道,“难以落查的人员或线索更是风险重的风险,隐患中的隐患。”

几万名安全警察分发到IJOP应用,并被敦促上传信息。“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委托进行了对该软件的取证分析,分析发现,有三十六种“人员类别”可能触发异常评估。其中包括不用手机的人,从后门出入而不走前门的人,又或用电量“不正常”的人。哪怕是一把“异样”的胡子也可能带来麻烦。社交过少可疑,而社交关系“复杂”也可疑。这个平台还将不可信看作一种传染病: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够忠诚,那她的家人也很可能被传染了。

按照这个系统的设计,它无法获得信息的情形,也被视作潜在罪责的信号。其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居民出国的情形,尤其是去到被视为“敏感”的国家。2017年6月,朱海仑发了一则通告,强调所有出过国的新疆人都被推定有罪:“不能排除恐怖嫌疑的,则办理边控手续,确保入境即捕。”

在公安局,Sabit被迫跟将她从机场接来的情报员上了一辆车。她看向窗外,童年的奎屯几不可辨,城市的轮廓呼啸而过,显得漠然而冷酷。他们正向西去,朝着她长大的那片街区的方向。“我感到一股希望,或者说一种妄想,我们正开往我以前的家。”她回忆说。然而他们去到了北京西路一处新建的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厅,Sabit留意到一个老人坐在那儿,那是一位邻居,以前跟她父亲在同一单位教学,她跟他女儿从小就认识。“叔叔好,” 她轻声用哈萨克语说, “你还记得我吗?”他没有回答,并示意她不要说话。

Sabit的眼睛湿了。“因为看到他,我如同看到自己刚刚过世的父亲,” 她后来回忆道,“也是因为,我感到万分的恐惧和委屈。”

Sabit被指示跟一位怀孕的警察走,她们走着,警察用哈萨克语轻声说:“他们说什么就做什么。不论如何不要反抗,不然就要受苦。”到了一个私密房间,警察令Sabit脱掉衣服;她对她搜了身,没收了她的首饰和鞋带。

回到大厅,另一个警察记下了她的个人信息。这个人看起来可能是维吾尔人或哈萨克人,Sabit不由壮胆问道:“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你是一体化平台的人带来的,”他解释说,“去过那么多国家。看样子问题可大了。”他指指仍坐在椅子上老教授说:“他出入哈萨克斯坦四十多次,也被带过来,待了十天了。你看样子也得待着!”

Sabit打了个冷战。她在老人身边坐下来。“孩子,我怎么会不认识你?”他用哈萨克语低语道,“你跟我女儿一起长大,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为她父亲说了一句祷词:“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然后告诫她要小心——要忍住,不要批评共产党,也不要赞美她出国所见。“你要坚强,”他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在这里不用害怕。老叔叔陪着你。”

在押人员通常睡在一间审讯室——男人一边,女人一边——但审讯室满了。那天夜里,警察在大厅放了一个军用床垫,命Sabit和另一个年轻女子合用。那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裙子。“她特别瘦,一双无辜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 Sabit回忆,“看她的样貌,我知道是维吾尔人。”

她们挤在床垫上,女人解释说她是个学生,因为用一个叫做快牙(Zapya)的文件共享程序下载音乐而被捕。用IJOP的官员需要登记任何“可疑”应用程序——有几十个,但很多居民不知道是哪些。女人告诉Sabit,另外还有两个关在派出所的男人,一个她的同学一个屠夫,也是因为用快牙被捕。

时值七月,燥热难当蚊虫成群。Sabit赶着蚊子一整晚没睡。大厅里的灯整夜都开着,警察的对讲机的哔哔声和沙沙声嘈杂不断,他们在那儿处理吸毒者、醉酒者、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和其他轻微犯罪者。对这些被带进来的人,警察态度粗暴。有一回,一个被铐在老虎椅上的人大叫:“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

第二天,Sabit被载到医院做体检。他们给她抽了血、取了尿样、做了心电图、超声波和胸部X光。回到派出所,警察给她拍了照、采了指纹和DNA样本。她还被扫描了虹膜、被迫对着一个话筒说话采声纹:更多数据要上传到IJOP。

那天晚上,Sabit和那个维吾尔女人睡到审讯室,结果那里比大厅更糟糕。蚊子同样顽固,对讲机还是清晰可闻,但现在Sabit跟另外两个女人挤在一个小铁笼里。房间里又闷又热,而且,即便全身汗透了,她还是裹着一条毛巾,好抵挡蚊子。她的胃疼得发紧。

另一个笼子里,老教授跟两个维吾尔男子关在一起。夜里,教授睡在地上的床垫上,两个年轻一点的男子被铐在墙上,这样他们就躺不下来;接下来几天,Sabit注意到两个年轻男子只在吃饭和如厕时被松铐,他们一直都没洗澡。

Sabit就像被吞进了飓风一样被陈全国发起的大型拘留计划所席卷。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在新疆生活——占中国总人口的2%不到——但是跟据一份以政府数据为准的评估,到2017年年底,该地区的逮捕数量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

在派出所,Sabit注意到大量维吾尔人被带进来上传数据。很多是在进入奎屯的检查站时被拦下的;其他的则被IJOP标记为不可信。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女性或孩子。看起来,年轻男性都已经被关起来了。

白天,Sabit被允许回到派出所的大厅,但是每当她的亲戚来看她,她就被迅速带离、送回到笼子里。有时她认识的其他人走进来,一想到让他们看到自己被拘留,她感到羞愧难当。然后她意识到,他们可能以为自己跟他们一样,只是来解决一些官僚手续的问题。有一次,一个老熟人走进来,为去哈萨克斯坦看望父母办手续。那个女人听说过Sabit被拘留了,开始朝她走过来,但是教授示意她不要过去。女人在离开前悄悄对Sabit说,她会传信儿给她妈妈。Sabit强忍住泪水,无声地看着她。

Sabit被捕十九天后,“大哥”走进派出所。她想起他的善意,感到一股希望。她叫住他,问他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他看了看她和其他人,说:“你们要被送去学习。” Sabit从派出所的闲言碎语中听说过,“去学习”是指去政治再教育营。她惊呆了,问:“学习多久?”他说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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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a-reporter-at-large/magazine/2021/04/12/surviving-the-crackdown-in-xinjiang-translation-mandarin-raffi-khatchadou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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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1-05-08

2 个评论

我靠……我還以為自己已經看完了,結果點開完整版,這竟然只是序章
纽约客杂志的长篇调查

文章最後特別提到了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區別

對黨國是否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有疑問的朋友可以當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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