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合作：中苏经济关系的个案研究(转)
作者:姚昱
20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在天然橡胶问题上展开的合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中苏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最早项目之一，也是最大项目之一，它包含了中苏两国在橡胶贸易与橡胶种植两个方面的全面合作。
作为中苏经济合作中比较罕见的跨贸易与林业合作个案，中苏橡胶合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来重新看待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是，与其他苏联援华工业项目不同，在这个项目上是中国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来帮助苏联，而不是相反。无论是在橡胶贸易领域还是在橡胶种植领域，中共各级领导人都是非常积极地想要承担与完成自己对苏联的国际义务，即使是有时斯大林提出了令人不愉快的要求。可以说，就积极为苏联代购橡胶而言，中国不但主动承担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责任，而且积极介入了经济冷战。但是，中国积极参与的这种合作也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其中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不仅中国难以处理与苏联进行全面合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苏联强硬的要求与中国自身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李森科（Lysenko）主义在中国的泛滥等，即使面对中国发展橡胶种植来说最宝贵的人
力资源——从欧美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具有丰富植胶经验的华侨，中共干部们也难以克服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更不要说其自身在处理经济事务时所具有的急躁盲目等阻碍性因素。中苏橡胶合作这一个案似乎说明，由于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分歧，中苏经济合作也很难持续下去。
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最早披露了中苏领导人关于这一合作事业的讨论情况。 [1] 后来又有若干中文著作从中苏经济合作、中国国内橡胶种植等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 [2] 在这些论著与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1950年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与1952年9月《中苏橡胶技术合作协定》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交易，而苏联突然改变原来意图是1953年5月中苏重新签订橡胶合作协议、中国收缩华南地区橡胶种植的主要因素，同时苏联的李森科主义也极大地干扰了中国的橡胶种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强调的，中国并不热心这一合作，苏联也未从中获得好处。 [3]
本文将尝试以广东省档案馆馆藏地方档案与其他新发现的材料为基础，从经济冷战背景下的中苏经济合作这一角度出发，将中苏在橡胶贸易与橡胶种植两个领域的合作与分歧作为两个彼此联系密切的部分来进行历史重构。 [4] 相关资料说明，导致中苏橡胶合作发生变化的因素极为复杂，除了苏联方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因素起了
很大——如果不是主要的——的作用。此外，与赫鲁晓夫的论断相反，中国方面在中苏橡胶合作中表现得积极主动，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一事业并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集团围绕橡胶问题展开激烈的经济冷战背景下，可以说中国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而主动加入了经济冷战。
中苏橡胶合作的缘起
天然橡胶作为现代经济的基本战略资源之一，在经济与国防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中共领导人对橡胶重要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橡胶的重视。 [5] 1949年底中苏就缔结同盟问题在莫斯科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再三向中国领导人提到战略资源橡胶的重要性，他将橡胶比作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认为橡胶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极为重要。 [6]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强调橡胶，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本国无法生产橡胶，在橡胶供应问题上一直面临着巨大困难。二战初期在轴心国的经济封锁下，苏联的橡胶供应几乎断绝。由于苏联合成橡胶技术落后，难以满足战时经济的巨大需要。苏联曾尝试利用俄罗斯的蒲公英（dandelion）与橡胶草（kok-sagyz）这两种含胶植物来生产橡胶，但代
价极大且效果不佳。苏联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后，情况略有所好转，英国向苏联提供斯里兰卡的天然橡胶，美国向苏联提供合成橡胶并转让了较为先进的合成橡胶生产技术。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极大地扩大了对橡胶的需要，但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大规模采购橡胶则遇到了严重问题。由于不熟悉东南亚商业环境，其进口橡胶出现了大量以次充好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冷战兴起后美国开始限制苏联进口这一战略物资。美国不但迫使英国、荷兰及其东南亚殖民地斯里兰卡和泰国减少或停止对苏联的橡胶出口，并从1949年起将橡胶列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的出口管制清单，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橡胶出口控制在最小数量。 [7]
正是因为斯大林发现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苏联，对苏联搞封锁”，所以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经济联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疆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苏联打破西方的橡胶封锁带来了希望。在1949年末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会面中，斯大林曾多次向中方询问在广东省海南岛等亚热带沿海地区能否种植橡胶的
问题。周恩来告诉斯大林，海南岛地区已有私人种植巴西橡胶树，但面积小、产量低，还不能满足中国国内需要。但周恩来强调，如果国家着手发展橡胶种植业，情况会大不相同。斯大林得知这一点后心情十分迫切。 [8] 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就在1950年3月中苏在新疆建立合资股份公司开发新疆资源后不久， [9] 斯大林即电告中共领导人，要求中方在海南岛上提供土地，由苏联来发展橡胶种植。这一提议遭到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转而提出中国自己进
行橡胶种植，由苏联提供贷款、设备和援助，中国将所产橡胶运给苏联来偿付其援助。 [10]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橡胶问题的重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0年7月14日中南区财经委员会华南分会（简称华南财委）向中南区财经委员会（简称中南财委）提交了发展橡胶种植的初步计划，提出要制订一个为期4～5年、逐步进行的长期计划，通过国家在土地、地租、银行贷款、橡胶收购价格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扩大橡胶园或发展公私合营的橡胶园，将当时中国唯一橡胶产地海南岛发展成为年产橡胶5万吨的橡胶产地。可能与朝鲜战争初期北朝鲜军事进展比较顺利有关，这一计划显然有些节奏缓慢，而中共中央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要求华南分局与华南财委将相关计划和措施进一步细化。 [11]
华南财委的报告提交后不久，1950年8月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举行了全国橡胶工业会议，首次从较为全面的角度对中国的橡胶供应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从这次会议的内容来看，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橡胶问题的看法是相当谨慎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必须实现橡胶的自给自足，否则将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
是供应必将仰仗外国，因此很容易被切断；二是容易出现奸商囤积。该次会议以华南财委意见为基础，提出了要在海南岛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公私合营企业，种植300万亩巴西三叶橡胶树，以实现七八年后橡胶年产量5万吨、十年后实现自给的目标。这次会议还强调了开发其他产胶植物的可能性：根据苏联二战时种植橡胶草的经验，在中国西北发展橡胶草，尝试在云南、广西和四川种植巴西橡胶树、印度橡胶树。为此中财委命令轻工业部、林垦部、农业部一起组成西南、西北两支调查队，对上述产胶植物在各地种植的可能性进行实地调查。 [12]
除了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强调中国必须要实现橡胶供应的自给自足外，这次会议还强调，当前中国在消费和外贸领域必须采取一些直接应对措施。会议决定贸易部应迅速采取措施，储备一年以上的橡胶原料；同时整顿整个橡胶工业、加强计划管理，控制国内橡胶消费，将橡胶供应的重点从日常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料的制造方面。会议还未雨绸缪地对此后一年橡胶制造工业对天然橡胶的需求量进行了谨慎估计，制定了橡胶制品产量最低与最高两个生产计划，以应对局势的变化。 [13]
会议之后，广东省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以恢复和发展海南岛、广东
南部的橡胶种植和生产。1950年8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拟定了《关于
恢复和发展海南与（广东）南路树胶业方案》，提到为节省进口橡胶
所耗费的外汇及防止帝国主义切断中国的橡胶供应，应当重点发展海
南岛的橡胶种植，使之成为一个“橡皮岛”。为此广东省政府应当积极
扶助和奖励华侨与工商业界进行私人投资，恢复和发展海南岛与广东
省南路橡胶种植业，政府只是插手橡胶的销售环节，准备对出产的橡
胶进行统购统销。初步方案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在土改中对已有
的私人橡胶园做出让步；第二，在各个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以鼓励华
侨与当地私人投资橡胶种植业；第三，奖励发展橡胶树苗圃，禁止破
坏胶园；第四，对橡胶进行统购。该方案还提出为加强种植橡胶的工
作，在广东省政府、海南军政委员会、广东省南路专署将分别设立相
关专门机构，负责有计划有步骤地执行种植橡胶树与收购树胶的任务
。 [14]
9月初，周恩来下达要进行情况勘察与筹建专门领导机构的指示
。 [15] 华南财委立即提议着手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华南橡胶管理局
来主持华南地区的橡胶种植工作，同时还组成了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部、技术人员、华侨、中山大学专家等组成的橡胶考察团，于19
50年9月对海南岛、雷州半岛的天然橡胶种植与生产状况进行了为期2
1天的考察，并就如何维持当前私营胶园的生产水平与未来华南橡胶
事业的发展提出意见。 [16] 这次考察初步摸清了这两个地区橡胶种植
的大致情况，并向这两个地区的党政机关强调了橡胶种植的重要
性。 [17]
此后，中国国内橡胶生产的速度明显加快。10月，中财委责令中
央林垦部抽调能力较强的老干部，筹备成立中南区农林部下属的华南
林业局，专门发展橡胶种植。 [18] 12月，广东省政府命令海南军政委
员会立刻成立橡胶垦殖处（方针上由中南财委和广东省府领导，业务
上由广东农业厅指导，具体组织由海南军政委员会负责），海南各个
产胶重要县份在县政府建立橡胶垦殖科。 [19]
在鼓励私人橡胶业发展方面，经过与中共中央、中共华南分局和
海南军政委员会协商交流后， [20] 广东省政府从10月开始正式颁布了
一系列具体措施。第一，免征1950年橡胶农业税。 [21] 第二，在土地
政策上对私营橡胶园网开一面，承认私人的业权（除敌伪与官僚资本
胶园外），并在土改时按照土地改革法第十九条规定与中央指示办理
，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配，即使是土地所有权为地主所有，
也必须经过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才得收归国有，但仍由原经营者使用
；对于愿意投资橡胶种植业的私人，政府则应当积极划拨土地，予以
扶助。 [22] 第三，政府向愿意发展橡胶种植的私人积极提供贷款。中
央财委于1950年10月11日决定，由中央林垦部拨给华南分局5亿元经费，用于鼓励海南橡胶业的初步发展，并另外专门拨款6亿元，专门
用于向私人提供贷款进行橡胶育苗。 [23]
到1950年12月，广东省政府更拟定了重点生产基地海南岛的橡胶
发展计划。省政府提出，海南岛橡胶种植业的长远发展目标是通过同
时发展私营与公营橡胶园的办法，实现1955年橡胶种植株数达到4250
万株、1963年橡胶产量达到5万吨的中长期目标。在近期目标上，考
虑到海南多数胶园尚待恢复、条件还不具备等情况，1951年的主要方
针是“大力恢复和稳步发展”，以奖励扶植私营胶园发展为主，公营胶
园只起示范和领导作用。为了刺激私营胶园的发展，除了进一步肯定
之前确定的土地、税收、银行贷款等优惠政策外，更特别提出要以橡
胶与大米1比15（即1公斤橡胶换15公斤大米）的高价来收购橡胶，以
刺激私营胶园的发展。 [24]
1951年1月初，周恩来决定专门拨款10亿元用于扶植海南岛的橡
胶种植业发展。在中财委的指示下，海南财委做出决定，为扶植私人
发展橡胶种植业，为旧胶园的恢复提供每笔1.5万亩、每亩3万元的贷
款，对建立新胶园则提供每笔3.5万亩、每亩5万元的贷款，对割胶加
工工具贷款提供每笔5.7万元的贷款；对于公私合营的胶园，政府每
亩投入5万元。同时为了刺激橡胶生产，政府还将橡胶价格维持在橡
胶换大米1比15的高位。 [25]
但应当强调的是，此时中国发展橡胶种植的工作已经暴露出此后
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极端缺乏橡胶种植知识的情况下
，却不重视中国自己现有的专家。当时中国政府为发展橡胶种植而极力搜集相关资料， [26] 其中包括业已回国、曾为东南亚橡胶大王陈嘉
庚编撰的通俗性读物《南洋橡胶史话及生产市场状况》，以了解南洋
的橡胶种植情况。 [27] 但令人惊讶的是，不知何故，直到1955年之前
，中国负责橡胶种植的部门从未就橡胶种植问题咨询过陈嘉庚与其他
熟悉橡胶种植的华侨领袖。
20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在天然橡胶问题上展开的合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中苏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最早项目之一，也是最大项目之一，它包含了中苏两国在橡胶贸易与橡胶种植两个方面的全面合作。
作为中苏经济合作中比较罕见的跨贸易与林业合作个案，中苏橡胶合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来重新看待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是，与其他苏联援华工业项目不同，在这个项目上是中国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来帮助苏联，而不是相反。无论是在橡胶贸易领域还是在橡胶种植领域，中共各级领导人都是非常积极地想要承担与完成自己对苏联的国际义务，即使是有时斯大林提出了令人不愉快的要求。可以说，就积极为苏联代购橡胶而言，中国不但主动承担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责任，而且积极介入了经济冷战。但是，中国积极参与的这种合作也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其中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不仅中国难以处理与苏联进行全面合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苏联强硬的要求与中国自身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李森科（Lysenko）主义在中国的泛滥等，即使面对中国发展橡胶种植来说最宝贵的人
力资源——从欧美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具有丰富植胶经验的华侨，中共干部们也难以克服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更不要说其自身在处理经济事务时所具有的急躁盲目等阻碍性因素。中苏橡胶合作这一个案似乎说明，由于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分歧，中苏经济合作也很难持续下去。
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最早披露了中苏领导人关于这一合作事业的讨论情况。 [1] 后来又有若干中文著作从中苏经济合作、中国国内橡胶种植等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 [2] 在这些论著与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1950年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与1952年9月《中苏橡胶技术合作协定》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交易，而苏联突然改变原来意图是1953年5月中苏重新签订橡胶合作协议、中国收缩华南地区橡胶种植的主要因素，同时苏联的李森科主义也极大地干扰了中国的橡胶种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强调的，中国并不热心这一合作，苏联也未从中获得好处。 [3]
本文将尝试以广东省档案馆馆藏地方档案与其他新发现的材料为基础，从经济冷战背景下的中苏经济合作这一角度出发，将中苏在橡胶贸易与橡胶种植两个领域的合作与分歧作为两个彼此联系密切的部分来进行历史重构。 [4] 相关资料说明，导致中苏橡胶合作发生变化的因素极为复杂，除了苏联方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因素起了
很大——如果不是主要的——的作用。此外，与赫鲁晓夫的论断相反，中国方面在中苏橡胶合作中表现得积极主动，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一事业并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集团围绕橡胶问题展开激烈的经济冷战背景下，可以说中国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而主动加入了经济冷战。
中苏橡胶合作的缘起
天然橡胶作为现代经济的基本战略资源之一，在经济与国防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中共领导人对橡胶重要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橡胶的重视。 [5] 1949年底中苏就缔结同盟问题在莫斯科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再三向中国领导人提到战略资源橡胶的重要性，他将橡胶比作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认为橡胶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极为重要。 [6]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强调橡胶，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本国无法生产橡胶，在橡胶供应问题上一直面临着巨大困难。二战初期在轴心国的经济封锁下，苏联的橡胶供应几乎断绝。由于苏联合成橡胶技术落后，难以满足战时经济的巨大需要。苏联曾尝试利用俄罗斯的蒲公英（dandelion）与橡胶草（kok-sagyz）这两种含胶植物来生产橡胶，但代
价极大且效果不佳。苏联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后，情况略有所好转，英国向苏联提供斯里兰卡的天然橡胶，美国向苏联提供合成橡胶并转让了较为先进的合成橡胶生产技术。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极大地扩大了对橡胶的需要，但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大规模采购橡胶则遇到了严重问题。由于不熟悉东南亚商业环境，其进口橡胶出现了大量以次充好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冷战兴起后美国开始限制苏联进口这一战略物资。美国不但迫使英国、荷兰及其东南亚殖民地斯里兰卡和泰国减少或停止对苏联的橡胶出口，并从1949年起将橡胶列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的出口管制清单，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橡胶出口控制在最小数量。 [7]
正是因为斯大林发现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苏联，对苏联搞封锁”，所以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经济联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疆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苏联打破西方的橡胶封锁带来了希望。在1949年末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会面中，斯大林曾多次向中方询问在广东省海南岛等亚热带沿海地区能否种植橡胶的
问题。周恩来告诉斯大林，海南岛地区已有私人种植巴西橡胶树，但面积小、产量低，还不能满足中国国内需要。但周恩来强调，如果国家着手发展橡胶种植业，情况会大不相同。斯大林得知这一点后心情十分迫切。 [8] 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就在1950年3月中苏在新疆建立合资股份公司开发新疆资源后不久， [9] 斯大林即电告中共领导人，要求中方在海南岛上提供土地，由苏联来发展橡胶种植。这一提议遭到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转而提出中国自己进
行橡胶种植，由苏联提供贷款、设备和援助，中国将所产橡胶运给苏联来偿付其援助。 [10]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橡胶问题的重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0年7月14日中南区财经委员会华南分会（简称华南财委）向中南区财经委员会（简称中南财委）提交了发展橡胶种植的初步计划，提出要制订一个为期4～5年、逐步进行的长期计划，通过国家在土地、地租、银行贷款、橡胶收购价格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扩大橡胶园或发展公私合营的橡胶园，将当时中国唯一橡胶产地海南岛发展成为年产橡胶5万吨的橡胶产地。可能与朝鲜战争初期北朝鲜军事进展比较顺利有关，这一计划显然有些节奏缓慢，而中共中央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要求华南分局与华南财委将相关计划和措施进一步细化。 [11]
华南财委的报告提交后不久，1950年8月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举行了全国橡胶工业会议，首次从较为全面的角度对中国的橡胶供应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从这次会议的内容来看，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橡胶问题的看法是相当谨慎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必须实现橡胶的自给自足，否则将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
是供应必将仰仗外国，因此很容易被切断；二是容易出现奸商囤积。该次会议以华南财委意见为基础，提出了要在海南岛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公私合营企业，种植300万亩巴西三叶橡胶树，以实现七八年后橡胶年产量5万吨、十年后实现自给的目标。这次会议还强调了开发其他产胶植物的可能性：根据苏联二战时种植橡胶草的经验，在中国西北发展橡胶草，尝试在云南、广西和四川种植巴西橡胶树、印度橡胶树。为此中财委命令轻工业部、林垦部、农业部一起组成西南、西北两支调查队，对上述产胶植物在各地种植的可能性进行实地调查。 [12]
除了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强调中国必须要实现橡胶供应的自给自足外，这次会议还强调，当前中国在消费和外贸领域必须采取一些直接应对措施。会议决定贸易部应迅速采取措施，储备一年以上的橡胶原料；同时整顿整个橡胶工业、加强计划管理，控制国内橡胶消费，将橡胶供应的重点从日常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料的制造方面。会议还未雨绸缪地对此后一年橡胶制造工业对天然橡胶的需求量进行了谨慎估计，制定了橡胶制品产量最低与最高两个生产计划，以应对局势的变化。 [13]
会议之后，广东省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以恢复和发展海南岛、广东
南部的橡胶种植和生产。1950年8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拟定了《关于
恢复和发展海南与（广东）南路树胶业方案》，提到为节省进口橡胶
所耗费的外汇及防止帝国主义切断中国的橡胶供应，应当重点发展海
南岛的橡胶种植，使之成为一个“橡皮岛”。为此广东省政府应当积极
扶助和奖励华侨与工商业界进行私人投资，恢复和发展海南岛与广东
省南路橡胶种植业，政府只是插手橡胶的销售环节，准备对出产的橡
胶进行统购统销。初步方案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在土改中对已有
的私人橡胶园做出让步；第二，在各个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以鼓励华
侨与当地私人投资橡胶种植业；第三，奖励发展橡胶树苗圃，禁止破
坏胶园；第四，对橡胶进行统购。该方案还提出为加强种植橡胶的工
作，在广东省政府、海南军政委员会、广东省南路专署将分别设立相
关专门机构，负责有计划有步骤地执行种植橡胶树与收购树胶的任务
。 [14]
9月初，周恩来下达要进行情况勘察与筹建专门领导机构的指示
。 [15] 华南财委立即提议着手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华南橡胶管理局
来主持华南地区的橡胶种植工作，同时还组成了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部、技术人员、华侨、中山大学专家等组成的橡胶考察团，于19
50年9月对海南岛、雷州半岛的天然橡胶种植与生产状况进行了为期2
1天的考察，并就如何维持当前私营胶园的生产水平与未来华南橡胶
事业的发展提出意见。 [16] 这次考察初步摸清了这两个地区橡胶种植
的大致情况，并向这两个地区的党政机关强调了橡胶种植的重要
性。 [17]
此后，中国国内橡胶生产的速度明显加快。10月，中财委责令中
央林垦部抽调能力较强的老干部，筹备成立中南区农林部下属的华南
林业局，专门发展橡胶种植。 [18] 12月，广东省政府命令海南军政委
员会立刻成立橡胶垦殖处（方针上由中南财委和广东省府领导，业务
上由广东农业厅指导，具体组织由海南军政委员会负责），海南各个
产胶重要县份在县政府建立橡胶垦殖科。 [19]
在鼓励私人橡胶业发展方面，经过与中共中央、中共华南分局和
海南军政委员会协商交流后， [20] 广东省政府从10月开始正式颁布了
一系列具体措施。第一，免征1950年橡胶农业税。 [21] 第二，在土地
政策上对私营橡胶园网开一面，承认私人的业权（除敌伪与官僚资本
胶园外），并在土改时按照土地改革法第十九条规定与中央指示办理
，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配，即使是土地所有权为地主所有，
也必须经过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才得收归国有，但仍由原经营者使用
；对于愿意投资橡胶种植业的私人，政府则应当积极划拨土地，予以
扶助。 [22] 第三，政府向愿意发展橡胶种植的私人积极提供贷款。中
央财委于1950年10月11日决定，由中央林垦部拨给华南分局5亿元经费，用于鼓励海南橡胶业的初步发展，并另外专门拨款6亿元，专门
用于向私人提供贷款进行橡胶育苗。 [23]
到1950年12月，广东省政府更拟定了重点生产基地海南岛的橡胶
发展计划。省政府提出，海南岛橡胶种植业的长远发展目标是通过同
时发展私营与公营橡胶园的办法，实现1955年橡胶种植株数达到4250
万株、1963年橡胶产量达到5万吨的中长期目标。在近期目标上，考
虑到海南多数胶园尚待恢复、条件还不具备等情况，1951年的主要方
针是“大力恢复和稳步发展”，以奖励扶植私营胶园发展为主，公营胶
园只起示范和领导作用。为了刺激私营胶园的发展，除了进一步肯定
之前确定的土地、税收、银行贷款等优惠政策外，更特别提出要以橡
胶与大米1比15（即1公斤橡胶换15公斤大米）的高价来收购橡胶，以
刺激私营胶园的发展。 [24]
1951年1月初，周恩来决定专门拨款10亿元用于扶植海南岛的橡
胶种植业发展。在中财委的指示下，海南财委做出决定，为扶植私人
发展橡胶种植业，为旧胶园的恢复提供每笔1.5万亩、每亩3万元的贷
款，对建立新胶园则提供每笔3.5万亩、每亩5万元的贷款，对割胶加
工工具贷款提供每笔5.7万元的贷款；对于公私合营的胶园，政府每
亩投入5万元。同时为了刺激橡胶生产，政府还将橡胶价格维持在橡
胶换大米1比15的高位。 [25]
但应当强调的是，此时中国发展橡胶种植的工作已经暴露出此后
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极端缺乏橡胶种植知识的情况下
，却不重视中国自己现有的专家。当时中国政府为发展橡胶种植而极力搜集相关资料， [26] 其中包括业已回国、曾为东南亚橡胶大王陈嘉
庚编撰的通俗性读物《南洋橡胶史话及生产市场状况》，以了解南洋
的橡胶种植情况。 [27] 但令人惊讶的是，不知何故，直到1955年之前
，中国负责橡胶种植的部门从未就橡胶种植问题咨询过陈嘉庚与其他
熟悉橡胶种植的华侨领袖。
2 个评论
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
正当中国着手发展国内橡胶种植业的时候，中共领导人突然发现橡胶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出现了重大缺口——这不仅是因为战场上的对手美国的经济封锁，更是因为此时的盟友苏联提出了令中方为难的要求。
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美国与其盟友便立刻做出反应，对苏联进行橡胶出口管制，禁止向苏联出售橡胶。这对苏联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威胁。考虑到中国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之间经济联系较为稳定，比较容易获得橡胶，斯大林于1950年11月21日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利用私商或其他“适当途径”，绕过美英政府可能进行的干涉，为苏联分批代购5万吨橡胶，每批8000～10000吨。富有经验的斯大林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中国应抓紧时机，迅速在近期内代购，而且要分批购买，以免
生产国与生产商趁机抬高价格。 [28]
由于中国已经卷入战争，同样面临美国经济封锁的困难，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无疑是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尽管如此，中国方面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回答。在收到斯大林来信的当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讲述了中国在橡胶生产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但提出可以通过压缩国内橡胶消费和发动私商积极大量进口橡胶来完成供给苏联橡胶的任务。周最后强调，“不管如何，菲利波夫（斯大林）现开了口”，中国还是应该同意为苏联代购橡胶，并要求立即从中国现有的橡胶进口存货中拨出5000吨，以解苏联的燃眉之急。然而，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却有不同看法。陈云提出了量入为出的方针，并指出：中国只进口了10000吨橡胶，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立刻向苏联交付8000吨橡胶，而且随着中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自己的橡胶进口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变得紧张起来。经过讨论，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
支持。第二天，11月22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国可以立刻从自己已有的进口橡胶中向苏联提供第一批8000吨（而不是5000吨）橡胶，并可利用中国在南洋的关系立刻为苏方代购5万～7万吨橡胶，数月内运抵天津港交货。 [29]
当然，中国领导人在做出这一决策时也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毛泽东在电告斯大林可立刻拨付苏联8000吨橡胶的同时，就要求苏联以同等价值为中国提供急需的新闻纸和布匹。其次，斯大林在21日的电报中已经慷慨承诺要支付中国代购橡胶所需一切费用，而中国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苏联按照橡胶时价以美元或英镑支付，这就避免了当时橡胶价格快速上升、卢布币值不稳可能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嘉庚答应利用其在东南亚橡胶业的巨大影响，帮助中国通过南洋华侨购入所需橡胶。 [30]
中国领导人的答复令斯大林十分满意。在11月24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斯大林再次强调，苏联过去曾吃过东南亚橡胶商人的亏，特别叮嘱中国领导人，既要注意进行分批小量采购，以避免橡胶生产国的商人趁机抬高价格，更要注意采购高等级橡胶，并重视对所购橡胶的质量检验工作。中苏双方领导人在此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随后由中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苏联政府商务代表负责具体细节的商讨。 [31]
中国领导人爽快地答应了苏方的要求之后，如何突破美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不断加紧的对华经济管制便成为关键。 [32] 此时美国的经济封锁措施对中国的橡胶进口影响有限，因为橡胶的产地是在英国和荷兰控制下的东南亚地区，美国的上述管制措施鞭长莫及。虽然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但由于英国在这方面与美国的做法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在管制的范围和力度上并不严格。在此情况下，中国仍可从英镑区进口，只是用于贿赂、走私等手段的各种“黑费”有所增加。 [33] 中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通过直接贸易或经过香港、澳门的间接贸易，及时抢运了大量橡胶。就在1950年6月29日美国颁布《1950年输出统治法令》的同时，中财委即提出要“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11月22日，在毛泽东回电同意为苏联代购橡胶的当天，陈云、薄一波
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电告中共华南分局、中南局：为了从世界市场上抢购急需物资，已经命令相关部门简化进口手续、增加补办手续港站、优先查验国家进口货物、在铁路调运方面进行配合等。 [34] 即使是美国冻结中国外汇的措施，也只是一时对中国的橡胶进口产生了影响，中国方面迅速展开的易货贸易有力限制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 [35]
中共领导人的这些措施相当成功。到1950年底，中国橡胶进口总量达到7.1503万吨。除来自斯里兰卡的75吨之外，其余全部来自马来亚与新加坡（包括从香港转口进口），价值高达5500万美元，其中从马来亚、新加坡直接进口6万多吨，价值4974万美元。这种进口势头一直延续到1951年上半年。在经过1951年初最初两个月的混乱与调整之后，中国的易货贸易政策与抢购紧缺物资政策产生了巨大效果。从3月到5月18日联合国发布对华禁运令前这一短短的两个半月中，中国利用积存的外汇进口价值4200多万美元的橡胶与轮胎。 [36]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此时大量进口橡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苏联代购橡胶。有资料称1950年中国共进口了12万吨橡胶，其中有8万吨转口给苏联。 [37] 另有数据证明，在1951年中国对苏出口总值82517亿元中，橡胶出口就占到15.14%，约为12493亿元，而1951年中国橡胶进口总值才23751亿元（共6.9万吨），也就是说转口苏联的橡胶总值占中国进口橡胶总值的大约52.6%。 [38]
在中国抢运橡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主要依靠的就是东南亚和港澳的华商。 [39] 早在收到苏联的代购要求之前，中方就已经与新加坡南亚有限公司所有者、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取得联系，以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名义从南亚购进大批马来亚橡胶。 [40] 还有材料说，朝鲜战争期间，陈嘉庚的女婿、新加坡橡胶大王李光前的侄子李引桐利用其在香港的南宗公司，由泰国经香港、澳门辗转捐赠给国内21万吨橡胶！ [41] 同时，中国政府利用华润公司和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鼓励并组织包括后来成为香港大亨的霍英东在内的港澳商人，将各类禁运物资从香港运至澳门后，再“走私”进入中国大陆。 [42]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大量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是在当时本国橡胶制品行业处于原料极度紧张，而自己也急需橡胶制品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对橡胶这一战略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1950年冬陈云召开的一次政务院有关各部领导参加的橡胶会议凸显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朝鲜前线不仅需要轮胎与三角带，更急需胶鞋若干万双，因为许多战士在冰天雪地还穿着布鞋，甚至光着脚板。 [43] 以广州的橡胶行业为例，由于原料短缺，整个行业陷入困境。政府不得不一方面以7吨大米换1吨橡胶的比例来进口橡胶原料维持生产，另一方面改组橡胶生产企业，将一些生产能力弱的企业淘汰转产。 [44] 同时，中国在代购橡胶中也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以从香港转运进口马来亚橡胶为例，中国方面负担了各种黑费、运杂费以及比马来亚橡胶价格高出5.2%的额外价格，而且所获得的橡胶质量也难以保证。而
香港商人又往往利用中国急需橡胶这一局面抬高价格、囤积居奇，这些都使得中国在从香港转口进口橡胶时代价很大。 [45]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斯大林在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问题上十分感
谢毛泽东。1951年5月，斯大林决定无偿赠送中国372架米格-15飞机，以替换以前卖给中国而被朝鲜实战证明落伍的米格-9歼击机，并将原来的米格-9飞机继续留在中国，用于训练飞行员。斯大林明确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感谢中国为苏联代购了天然橡胶！ [46]
正当中国着手发展国内橡胶种植业的时候，中共领导人突然发现橡胶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出现了重大缺口——这不仅是因为战场上的对手美国的经济封锁，更是因为此时的盟友苏联提出了令中方为难的要求。
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美国与其盟友便立刻做出反应，对苏联进行橡胶出口管制，禁止向苏联出售橡胶。这对苏联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威胁。考虑到中国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之间经济联系较为稳定，比较容易获得橡胶，斯大林于1950年11月21日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利用私商或其他“适当途径”，绕过美英政府可能进行的干涉，为苏联分批代购5万吨橡胶，每批8000～10000吨。富有经验的斯大林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中国应抓紧时机，迅速在近期内代购，而且要分批购买，以免
生产国与生产商趁机抬高价格。 [28]
由于中国已经卷入战争，同样面临美国经济封锁的困难，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无疑是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尽管如此，中国方面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回答。在收到斯大林来信的当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讲述了中国在橡胶生产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但提出可以通过压缩国内橡胶消费和发动私商积极大量进口橡胶来完成供给苏联橡胶的任务。周最后强调，“不管如何，菲利波夫（斯大林）现开了口”，中国还是应该同意为苏联代购橡胶，并要求立即从中国现有的橡胶进口存货中拨出5000吨，以解苏联的燃眉之急。然而，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却有不同看法。陈云提出了量入为出的方针，并指出：中国只进口了10000吨橡胶，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立刻向苏联交付8000吨橡胶，而且随着中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自己的橡胶进口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变得紧张起来。经过讨论，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
支持。第二天，11月22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国可以立刻从自己已有的进口橡胶中向苏联提供第一批8000吨（而不是5000吨）橡胶，并可利用中国在南洋的关系立刻为苏方代购5万～7万吨橡胶，数月内运抵天津港交货。 [29]
当然，中国领导人在做出这一决策时也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毛泽东在电告斯大林可立刻拨付苏联8000吨橡胶的同时，就要求苏联以同等价值为中国提供急需的新闻纸和布匹。其次，斯大林在21日的电报中已经慷慨承诺要支付中国代购橡胶所需一切费用，而中国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苏联按照橡胶时价以美元或英镑支付，这就避免了当时橡胶价格快速上升、卢布币值不稳可能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嘉庚答应利用其在东南亚橡胶业的巨大影响，帮助中国通过南洋华侨购入所需橡胶。 [30]
中国领导人的答复令斯大林十分满意。在11月24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斯大林再次强调，苏联过去曾吃过东南亚橡胶商人的亏，特别叮嘱中国领导人，既要注意进行分批小量采购，以避免橡胶生产国的商人趁机抬高价格，更要注意采购高等级橡胶，并重视对所购橡胶的质量检验工作。中苏双方领导人在此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随后由中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苏联政府商务代表负责具体细节的商讨。 [31]
中国领导人爽快地答应了苏方的要求之后，如何突破美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不断加紧的对华经济管制便成为关键。 [32] 此时美国的经济封锁措施对中国的橡胶进口影响有限，因为橡胶的产地是在英国和荷兰控制下的东南亚地区，美国的上述管制措施鞭长莫及。虽然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但由于英国在这方面与美国的做法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在管制的范围和力度上并不严格。在此情况下，中国仍可从英镑区进口，只是用于贿赂、走私等手段的各种“黑费”有所增加。 [33] 中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通过直接贸易或经过香港、澳门的间接贸易，及时抢运了大量橡胶。就在1950年6月29日美国颁布《1950年输出统治法令》的同时，中财委即提出要“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11月22日，在毛泽东回电同意为苏联代购橡胶的当天，陈云、薄一波
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电告中共华南分局、中南局：为了从世界市场上抢购急需物资，已经命令相关部门简化进口手续、增加补办手续港站、优先查验国家进口货物、在铁路调运方面进行配合等。 [34] 即使是美国冻结中国外汇的措施，也只是一时对中国的橡胶进口产生了影响，中国方面迅速展开的易货贸易有力限制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 [35]
中共领导人的这些措施相当成功。到1950年底，中国橡胶进口总量达到7.1503万吨。除来自斯里兰卡的75吨之外，其余全部来自马来亚与新加坡（包括从香港转口进口），价值高达5500万美元，其中从马来亚、新加坡直接进口6万多吨，价值4974万美元。这种进口势头一直延续到1951年上半年。在经过1951年初最初两个月的混乱与调整之后，中国的易货贸易政策与抢购紧缺物资政策产生了巨大效果。从3月到5月18日联合国发布对华禁运令前这一短短的两个半月中，中国利用积存的外汇进口价值4200多万美元的橡胶与轮胎。 [36]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此时大量进口橡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苏联代购橡胶。有资料称1950年中国共进口了12万吨橡胶，其中有8万吨转口给苏联。 [37] 另有数据证明，在1951年中国对苏出口总值82517亿元中，橡胶出口就占到15.14%，约为12493亿元，而1951年中国橡胶进口总值才23751亿元（共6.9万吨），也就是说转口苏联的橡胶总值占中国进口橡胶总值的大约52.6%。 [38]
在中国抢运橡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主要依靠的就是东南亚和港澳的华商。 [39] 早在收到苏联的代购要求之前，中方就已经与新加坡南亚有限公司所有者、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取得联系，以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名义从南亚购进大批马来亚橡胶。 [40] 还有材料说，朝鲜战争期间，陈嘉庚的女婿、新加坡橡胶大王李光前的侄子李引桐利用其在香港的南宗公司，由泰国经香港、澳门辗转捐赠给国内21万吨橡胶！ [41] 同时，中国政府利用华润公司和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鼓励并组织包括后来成为香港大亨的霍英东在内的港澳商人，将各类禁运物资从香港运至澳门后，再“走私”进入中国大陆。 [42]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大量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是在当时本国橡胶制品行业处于原料极度紧张，而自己也急需橡胶制品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对橡胶这一战略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1950年冬陈云召开的一次政务院有关各部领导参加的橡胶会议凸显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朝鲜前线不仅需要轮胎与三角带，更急需胶鞋若干万双，因为许多战士在冰天雪地还穿着布鞋，甚至光着脚板。 [43] 以广州的橡胶行业为例，由于原料短缺，整个行业陷入困境。政府不得不一方面以7吨大米换1吨橡胶的比例来进口橡胶原料维持生产，另一方面改组橡胶生产企业，将一些生产能力弱的企业淘汰转产。 [44] 同时，中国在代购橡胶中也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以从香港转运进口马来亚橡胶为例，中国方面负担了各种黑费、运杂费以及比马来亚橡胶价格高出5.2%的额外价格，而且所获得的橡胶质量也难以保证。而
香港商人又往往利用中国急需橡胶这一局面抬高价格、囤积居奇，这些都使得中国在从香港转口进口橡胶时代价很大。 [45]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斯大林在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问题上十分感
谢毛泽东。1951年5月，斯大林决定无偿赠送中国372架米格-15飞机，以替换以前卖给中国而被朝鲜实战证明落伍的米格-9歼击机，并将原来的米格-9飞机继续留在中国，用于训练飞行员。斯大林明确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感谢中国为苏联代购了天然橡胶！ [46]
中国的橡胶种植计划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的决议后，英国与东南亚各国加强了对华橡胶禁运的力度，中国从东南亚各国与港澳地区获得橡胶已变得十分困难。 [47] 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极大地凸显了社会主义阵营实现橡胶自足的重要性。从1951年中开始，中国加快了国内橡胶种植的步伐，但在发展方向上已经与之
前的计划有了极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橡胶种植地区与未来产量上有了巨大的调整：之前是以海南岛为重点地区，10年后实现橡胶年产量5万吨，此时大陆地区成为重点，而目标产量剧增为20万吨。
中国在橡胶种植方面的这一突然转变依然来自于苏联的要求。根据陈云的回忆，斯大林突然来电要求迅速发展橡胶种植，而且至少要达到年产量20万吨。 [48] 由于苏联的橡胶需求量巨大，仅在海南一地发展橡胶种植的计划难以满足其要求，为此1951年5月16日陈云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出，要在海南岛与其他适宜地区多种
植橡胶植物。 [49] 经过短暂考察，6月，陈云向毛泽东报告，除了在海南外，也有可能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和贵州五省发展橡胶种植业。在接到陈云的报告后，毛泽东随即通告斯大林，由于存在可能发展橡胶种植业的广大地区，中国准备立刻发展橡胶种植，希望苏联政府派出代表与中方拟定具体计划。 [50]
随后中国方面立刻行动起来。1951年7月2日中财委负责人指示中南、华东、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当前橡胶种植工作的重点是扩大海南岛的巴西橡胶树种植面积，同时在粤、桂、滇、川、闽等省找寻宜于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地区并找寻其他胶树胶草。到8月2～7日中央财委橡胶会议召开时，就已经确定了在中国南方播种1200万亩巴西和印度橡胶树，10年后橡胶年产量达到20万吨的初步计划。 [51] 8月11日，陈云、薄一波将这一计划报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得到认可，毛泽东又于13日将这一计划通报给斯大林，并向相关各地转发以征求意见。31日政务院第100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林垦部起草的《政务院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最终确定了中国橡胶种植计划。 [52] 计划规定，在大陆种植770万亩巴西橡胶与印度橡胶（海南岛的任务另定），其中广东广西两省400万亩的巴西橡胶树培植工作必须在两年内（到1954年）完成。 [53] 为了加强领导，11月20日，在中共华南分局设立专门负责橡胶种植的华南垦殖局，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出任局长，接受中共华南分局与中央林业部双重领导，其下设海南、高雷、广西三个分局，各分局下辖各种垦殖所（县一级负责机构）和垦殖场（乡一级负责机构，为具体种植与生产部门）。至此中国华南大规模橡胶种植正式展开。 [54]
中国为了满足苏联方面的要求而采取的上述措施有着很明显的仓促性与冒险性，对此中共领导人十分清楚。在1951年8月的中央财委橡胶会议上，陈云特别强调在中国南方快速发展橡胶种植就是在冒险。陈云指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自然环境并不有利的地区实现大量种植橡胶树与生产橡胶，党和政府主要在这样几个问题上面临很大
的困难：品种选择与种子供应，快速大面积垦殖所需的大量苗圃、人力和资金，土地勘察（自然和人文条件），相关科学研究等。一向细
致谨慎的陈云虽然也强调“在栽植方针速度决策上要大胆，但在每个具体的工作上要细心谨慎，必须精细地调查、研究、试验，务求切合实际”，但他以一种十分焦急的口气提到：“一吨金比不上一吨橡胶，因为无橡胶飞机飞不起来，汽车也开不走……我们现在需要就很急迫，所以无论是推广的速度，工作的速度，都希望特别的加快，慢了赶
不上，一定要争取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不能按一般的速度，按部就班的那样干，一定要大步前进，而且要带点冒险性，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冒险，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就没有问题……整个的事业是比较冒险，但必须冒险，从国家目前的和长期的工业和国防的要求来说，冒险是应该的……现在我重复说：第一个要求是速度要快，我们不能等帝国主义打起来，还说没有种好橡胶，大家大胆的去做，失败了我负责任，特别是两广速度要大，四川、云南可稳步前进。” [55]
橡胶种植之所以必须要冒险，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在橡胶问题上确定了四个基本点：“要有、安全、数量要大、要速度快”。“要有”是中共领导人在橡胶问题上的根本目标，即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为了满足中国与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需要，中国一定要实现能够生产橡胶。“安全”是指在中国海军还不强大、容易遭到海上攻击与封锁的情况
下，要保证中国能从相对安全的地区获得橡胶。这一要求使得中共将发展橡胶种植的重点转向了中国大陆，而自然条件更好的海南岛则由于战略安全问题被放在了次要地位。“数量要大”指的是在橡胶问题上必须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需要与未来10年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需要考虑在内，因此虽然中国当前橡胶需要量只有每年3.6万吨，但是必须要将10年后橡胶产量达到20万吨作为根本目标。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速度快”，则是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橡胶种植与生产，实现自给自足。 [56]
但谨慎的陈云已经认识到，要想冒险成功，必须要以细致谨慎的具体工作策略作为基础，而这一矛盾又是极难解决的。他寄希望于通过积极发动各级党政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与群众，集中利用各种已有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使得这一冒险变成“有条件的冒险”。但由于橡胶种植计划过于巨大与急迫，陈云再三强调的“细心谨慎”恰恰未能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以下可视为原作者将锅甩给苏联人，事实上“可怜无辜且正确”的中国技术干部，尤其是东北技术干部在中苏决裂从而赶走苏联技术专家后的表现比苏联人恶劣得多)
苏联不仅提出了中国要尽快发展橡胶、实现未来年产量至少20万吨这一根本性目标，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橡胶种植计划的各个方面，却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首先表现为苏联的技术指导令中国在确定橡胶品种方面走了很大的弯路。虽然此时巴西橡胶树已经在中国海南岛大面积成活，并在种子、技术、专业劳动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累，但对战略安全的强调令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能够在较为安全的、纬度较高的地区种植的橡胶植物。虽然橡胶草在苏联国内种植并不成功，但由于李森科鼓吹已将橡胶草改造成为适应温带气候的高产橡胶植物，这使中共领导人误信在新疆发现的橡胶草可以在较为安全的中国北方温带地区种植并实现高产。在1950年12月5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的扩大谈话会上，军事部门代表特别向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提出，对如何利用新疆橡胶草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农业部与工业部在此前后已在兰州与北京工业试验所进行了试验，汇聚了中国最优秀植物学人才的中科院也将其发展橡胶植物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橡胶草的培植与利用研究中。但经过半年多试验证明，橡胶草不仅产胶量低，所产橡胶质量较差，而且因其必须灌溉与精耕细作，从而在土地与人力上与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形成极大竞争。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9月8日的中财委橡胶会议依然犹豫不决，仍要进一步试验并要到苏联考察后者所谓的成功经验。 [57]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苏联向中国介绍的耐寒性较强、可以在北纬21～24度之间种植的印度橡胶树（Ficus elastica）上。虽然已经从苏
联专家那里了解到德国试种印度橡胶树成功但不产胶，但受到李森科关于生物会发生变异以适应环境的学说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在广东、广西等地发现了极少量印度橡胶树，中共领导人特别重视在战略位置相对安全的西南地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金沙江沿岸——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可能性。未经认真科学考察，1951年8月2日中央财委橡胶会议就初步计划，在到1956年大陆种植橡胶树700万亩、10年后实现割胶10万吨的总目标中，有500万亩是在北纬21～23度地区种植印度橡胶树、使其未来年产量达到7.5万吨。 [58] 尽管受制于中国已有的印度橡胶树母树与种子非常稀少，这次会议最后仍将印度橡胶树的种植面积确定为300万亩，并决定一旦能获得足够种子，就会扩大印度橡胶树种植面积而缩小巴西橡胶树的种植面积。 [59] 会后陈云于23日与27日两次致电叶剑英，要求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查找印度橡胶树，摸清印度橡胶树在华南地区的生长情况与种子情况，但结果证实印度橡胶树的生长情况并不理想。 [60] 到1951年11月17日中共华南分局拟定出橡胶垦殖六年计划时，原来准备大规模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四川、福建已经被排除在外，整个华南地区的橡胶种植以巴西橡胶树为主，但印度橡胶树的繁殖与割胶试验并未被放弃。 [61]
华南橡胶种植的品种直到11月29日中财委橡胶会议上才确定下来：以巴西树为重点，橡胶草与印度橡胶树继续试验。 [62] 但无论怎样，苏联对橡胶草与印度橡胶树的介绍对中国确定橡胶种植主要品种造成了极大干扰，中国方面的种植计划不仅因此而反复修改，而且以中国科学院为首的一批高级科研机构将精力与时间浪费在这两个早已被苏德两国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橡胶品种上，而未能尽早将精力转到巴西橡胶树的研究上。
而苏联方面更大的负面影响来自于其对中国橡胶种植计划的修改上。根据中方要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1951年11月由11名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到达中国，在陈云和林业部部长林希、副部长李范五等人陪同下前往华南地区进行考察。11月18日苏联专家组与中共华南分局一起召开了华南橡胶垦殖会议后，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前往雷州半岛与海南岛进行考察。专家组考察结束后（12月10日返回广州），于12月27日向陈云提交了建议书。 [63] 苏联专家团肯定了华南橡胶种植的可行性，也赞同华南垦殖局在11月17日提出的将橡胶种植面积从原来的1200万亩缩减到750万亩的计划， [64] 但是将时间大大加快——华南垦殖局计划是从1952年起6年内完成750万亩橡胶的种植，苏联专家却强调这一任务可在两年之内完成！ [65] 苏联专家这一不切实际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的同意，后者更提出如在纬度较高的广西、云南等地
橡胶树试种成功，便要将橡胶树种植总面积扩大到1000万亩。此外，苏联专家在这次考察中就胶树培育、施肥等方面提出的建议也有颇多问题。相比东南亚此时流行的先鉴定优良高产的橡胶母树，再利用其芽条在砧木上发展高产芽接树的先进方法，苏联专家提出的胶树培育建议，却是不经优良母树鉴定与优良种籽选种而无区别地将所有收获橡胶种子培育成实生橡胶树，这使得此时建立的胶园全为橡胶产量很低的实生橡胶树，中国后来又不得不在60年代初利用芽接方法改造这
些实生树。为增加橡胶树种子产量，苏联专家还提出增加施肥来改良土壤，由青岛提供磷肥、东北提供豆饼，但中科院专家发现，仅豆饼运输费用就为其本身价格的20倍！ [66]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的决议后，英国与东南亚各国加强了对华橡胶禁运的力度，中国从东南亚各国与港澳地区获得橡胶已变得十分困难。 [47] 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极大地凸显了社会主义阵营实现橡胶自足的重要性。从1951年中开始，中国加快了国内橡胶种植的步伐，但在发展方向上已经与之
前的计划有了极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橡胶种植地区与未来产量上有了巨大的调整：之前是以海南岛为重点地区，10年后实现橡胶年产量5万吨，此时大陆地区成为重点，而目标产量剧增为20万吨。
中国在橡胶种植方面的这一突然转变依然来自于苏联的要求。根据陈云的回忆，斯大林突然来电要求迅速发展橡胶种植，而且至少要达到年产量20万吨。 [48] 由于苏联的橡胶需求量巨大，仅在海南一地发展橡胶种植的计划难以满足其要求，为此1951年5月16日陈云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出，要在海南岛与其他适宜地区多种
植橡胶植物。 [49] 经过短暂考察，6月，陈云向毛泽东报告，除了在海南外，也有可能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和贵州五省发展橡胶种植业。在接到陈云的报告后，毛泽东随即通告斯大林，由于存在可能发展橡胶种植业的广大地区，中国准备立刻发展橡胶种植，希望苏联政府派出代表与中方拟定具体计划。 [50]
随后中国方面立刻行动起来。1951年7月2日中财委负责人指示中南、华东、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当前橡胶种植工作的重点是扩大海南岛的巴西橡胶树种植面积，同时在粤、桂、滇、川、闽等省找寻宜于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地区并找寻其他胶树胶草。到8月2～7日中央财委橡胶会议召开时，就已经确定了在中国南方播种1200万亩巴西和印度橡胶树，10年后橡胶年产量达到20万吨的初步计划。 [51] 8月11日，陈云、薄一波将这一计划报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得到认可，毛泽东又于13日将这一计划通报给斯大林，并向相关各地转发以征求意见。31日政务院第100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林垦部起草的《政务院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最终确定了中国橡胶种植计划。 [52] 计划规定，在大陆种植770万亩巴西橡胶与印度橡胶（海南岛的任务另定），其中广东广西两省400万亩的巴西橡胶树培植工作必须在两年内（到1954年）完成。 [53] 为了加强领导，11月20日，在中共华南分局设立专门负责橡胶种植的华南垦殖局，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出任局长，接受中共华南分局与中央林业部双重领导，其下设海南、高雷、广西三个分局，各分局下辖各种垦殖所（县一级负责机构）和垦殖场（乡一级负责机构，为具体种植与生产部门）。至此中国华南大规模橡胶种植正式展开。 [54]
中国为了满足苏联方面的要求而采取的上述措施有着很明显的仓促性与冒险性，对此中共领导人十分清楚。在1951年8月的中央财委橡胶会议上，陈云特别强调在中国南方快速发展橡胶种植就是在冒险。陈云指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自然环境并不有利的地区实现大量种植橡胶树与生产橡胶，党和政府主要在这样几个问题上面临很大
的困难：品种选择与种子供应，快速大面积垦殖所需的大量苗圃、人力和资金，土地勘察（自然和人文条件），相关科学研究等。一向细
致谨慎的陈云虽然也强调“在栽植方针速度决策上要大胆，但在每个具体的工作上要细心谨慎，必须精细地调查、研究、试验，务求切合实际”，但他以一种十分焦急的口气提到：“一吨金比不上一吨橡胶，因为无橡胶飞机飞不起来，汽车也开不走……我们现在需要就很急迫，所以无论是推广的速度，工作的速度，都希望特别的加快，慢了赶
不上，一定要争取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不能按一般的速度，按部就班的那样干，一定要大步前进，而且要带点冒险性，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冒险，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就没有问题……整个的事业是比较冒险，但必须冒险，从国家目前的和长期的工业和国防的要求来说，冒险是应该的……现在我重复说：第一个要求是速度要快，我们不能等帝国主义打起来，还说没有种好橡胶，大家大胆的去做，失败了我负责任，特别是两广速度要大，四川、云南可稳步前进。” [55]
橡胶种植之所以必须要冒险，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在橡胶问题上确定了四个基本点：“要有、安全、数量要大、要速度快”。“要有”是中共领导人在橡胶问题上的根本目标，即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为了满足中国与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需要，中国一定要实现能够生产橡胶。“安全”是指在中国海军还不强大、容易遭到海上攻击与封锁的情况
下，要保证中国能从相对安全的地区获得橡胶。这一要求使得中共将发展橡胶种植的重点转向了中国大陆，而自然条件更好的海南岛则由于战略安全问题被放在了次要地位。“数量要大”指的是在橡胶问题上必须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需要与未来10年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需要考虑在内，因此虽然中国当前橡胶需要量只有每年3.6万吨，但是必须要将10年后橡胶产量达到20万吨作为根本目标。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速度快”，则是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橡胶种植与生产，实现自给自足。 [56]
但谨慎的陈云已经认识到，要想冒险成功，必须要以细致谨慎的具体工作策略作为基础，而这一矛盾又是极难解决的。他寄希望于通过积极发动各级党政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与群众，集中利用各种已有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使得这一冒险变成“有条件的冒险”。但由于橡胶种植计划过于巨大与急迫，陈云再三强调的“细心谨慎”恰恰未能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以下可视为原作者将锅甩给苏联人，事实上“可怜无辜且正确”的中国技术干部，尤其是东北技术干部在中苏决裂从而赶走苏联技术专家后的表现比苏联人恶劣得多)
苏联不仅提出了中国要尽快发展橡胶、实现未来年产量至少20万吨这一根本性目标，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橡胶种植计划的各个方面，却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首先表现为苏联的技术指导令中国在确定橡胶品种方面走了很大的弯路。虽然此时巴西橡胶树已经在中国海南岛大面积成活，并在种子、技术、专业劳动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累，但对战略安全的强调令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能够在较为安全的、纬度较高的地区种植的橡胶植物。虽然橡胶草在苏联国内种植并不成功，但由于李森科鼓吹已将橡胶草改造成为适应温带气候的高产橡胶植物，这使中共领导人误信在新疆发现的橡胶草可以在较为安全的中国北方温带地区种植并实现高产。在1950年12月5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的扩大谈话会上，军事部门代表特别向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提出，对如何利用新疆橡胶草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农业部与工业部在此前后已在兰州与北京工业试验所进行了试验，汇聚了中国最优秀植物学人才的中科院也将其发展橡胶植物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橡胶草的培植与利用研究中。但经过半年多试验证明，橡胶草不仅产胶量低，所产橡胶质量较差，而且因其必须灌溉与精耕细作，从而在土地与人力上与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形成极大竞争。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9月8日的中财委橡胶会议依然犹豫不决，仍要进一步试验并要到苏联考察后者所谓的成功经验。 [57]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苏联向中国介绍的耐寒性较强、可以在北纬21～24度之间种植的印度橡胶树（Ficus elastica）上。虽然已经从苏
联专家那里了解到德国试种印度橡胶树成功但不产胶，但受到李森科关于生物会发生变异以适应环境的学说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在广东、广西等地发现了极少量印度橡胶树，中共领导人特别重视在战略位置相对安全的西南地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金沙江沿岸——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可能性。未经认真科学考察，1951年8月2日中央财委橡胶会议就初步计划，在到1956年大陆种植橡胶树700万亩、10年后实现割胶10万吨的总目标中，有500万亩是在北纬21～23度地区种植印度橡胶树、使其未来年产量达到7.5万吨。 [58] 尽管受制于中国已有的印度橡胶树母树与种子非常稀少，这次会议最后仍将印度橡胶树的种植面积确定为300万亩，并决定一旦能获得足够种子，就会扩大印度橡胶树种植面积而缩小巴西橡胶树的种植面积。 [59] 会后陈云于23日与27日两次致电叶剑英，要求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查找印度橡胶树，摸清印度橡胶树在华南地区的生长情况与种子情况，但结果证实印度橡胶树的生长情况并不理想。 [60] 到1951年11月17日中共华南分局拟定出橡胶垦殖六年计划时，原来准备大规模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四川、福建已经被排除在外，整个华南地区的橡胶种植以巴西橡胶树为主，但印度橡胶树的繁殖与割胶试验并未被放弃。 [61]
华南橡胶种植的品种直到11月29日中财委橡胶会议上才确定下来：以巴西树为重点，橡胶草与印度橡胶树继续试验。 [62] 但无论怎样，苏联对橡胶草与印度橡胶树的介绍对中国确定橡胶种植主要品种造成了极大干扰，中国方面的种植计划不仅因此而反复修改，而且以中国科学院为首的一批高级科研机构将精力与时间浪费在这两个早已被苏德两国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橡胶品种上，而未能尽早将精力转到巴西橡胶树的研究上。
而苏联方面更大的负面影响来自于其对中国橡胶种植计划的修改上。根据中方要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1951年11月由11名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到达中国，在陈云和林业部部长林希、副部长李范五等人陪同下前往华南地区进行考察。11月18日苏联专家组与中共华南分局一起召开了华南橡胶垦殖会议后，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前往雷州半岛与海南岛进行考察。专家组考察结束后（12月10日返回广州），于12月27日向陈云提交了建议书。 [63] 苏联专家团肯定了华南橡胶种植的可行性，也赞同华南垦殖局在11月17日提出的将橡胶种植面积从原来的1200万亩缩减到750万亩的计划， [64] 但是将时间大大加快——华南垦殖局计划是从1952年起6年内完成750万亩橡胶的种植，苏联专家却强调这一任务可在两年之内完成！ [65] 苏联专家这一不切实际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的同意，后者更提出如在纬度较高的广西、云南等地
橡胶树试种成功，便要将橡胶树种植总面积扩大到1000万亩。此外，苏联专家在这次考察中就胶树培育、施肥等方面提出的建议也有颇多问题。相比东南亚此时流行的先鉴定优良高产的橡胶母树，再利用其芽条在砧木上发展高产芽接树的先进方法，苏联专家提出的胶树培育建议，却是不经优良母树鉴定与优良种籽选种而无区别地将所有收获橡胶种子培育成实生橡胶树，这使得此时建立的胶园全为橡胶产量很低的实生橡胶树，中国后来又不得不在60年代初利用芽接方法改造这
些实生树。为增加橡胶树种子产量，苏联专家还提出增加施肥来改良土壤，由青岛提供磷肥、东北提供豆饼，但中科院专家发现，仅豆饼运输费用就为其本身价格的20倍！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