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看了两个视频，令我彻夜难安。

黎明前的黑夜是最漫長的。
安下心來，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不建議衝動過激的行為，現在還不是時候。

纳粹的支持者们早就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了，支持魔鬼自己也成为魔鬼

第一，不是不支持台灣館長的視頻，只是無法理解當初怎麼會捧韓捧上天？
當然，民進黨在高雄執政那麼久了，換人當家也不是不行。

第二，如果有台灣法官上網發表不自殺聲明，政壇、輿論或是街頭就會天搖地動了。

數十年前，曾有小警察來我家收小賄，我也曾經親眼看到警察栽贓，台灣現在一定還有許多黑暗面，但是跟以前比已經進步許多。
希望這樣能夠安慰到你，真的！

我印象中館長好像蠻藍的。可能最近的兩岸新聞，讓他產生了不同的想法

两个视频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告诉对方，大家都是可怜人。有时候想回头，统一台湾后，中国人从此就幸福快乐吗？就算会，一个没有人性和灵魂的躯壳留在世界上又有何意义？我一直在想，文革时，那些把自己的老师，父母，兄弟姐妹拖出去批斗至死，还喊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跟今天的五毛，粉红，自干五，有什么相识之处吗？因为都是把自己的灵魂献给魔鬼的躯壳。

希望自己能踩在别人身上来获取自信心的都是可悲之人

嘿，你是今天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唉，我早知，太简单的推论了，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就可以推出这群人是没有良知的人。他们昧着良心说话做事，居然还能不脸红不羞愧居然还能大声的理直气壮的教育你开导你批评你，而居然的是：太多太多太多的中国人。东亚病夫及中国猪真没叫错。

选举就是选择，不是只有台湾有选举。他支持韩，是他的选择，蔡英文做的对，他也给予肯定。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捍卫你们的自由民主吗？政党只有手段，人民才是目标。你怪他，那些平时支持民进党的企业大佬又不站出来？

您好：
捍衛民主制度才是第一要務。?

有吗？民进党现在都在内部厮杀，怎么团结？

**该用户被封禁，内容已自动替换**

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

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我看过他的视频，他是公知派，他是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我也同意他是个棋子，或许这个棋子现在在棋盘上享受着快乐。如果真有一天，他成为弃子，希望他在消失前，把一切迷雾拨开，让大家知道真相。

崔若是像罗振宇那样远离是非，就会有个轻松得多的人生了

您是說獨派長老逼宮蔡英文的事情嗎？
如果是指這件事，個人真的認為也算好事，如果只是黨內壓力就無法抗壓，怎麼抵擋來自CCP 或是KMT 的壓力？

沒有內鬥的政黨就只是個一言堂的政黨了。

你的看法是这样，我尊重。我告诉你我怎么看，民进党的各势力根本不服蔡英文，一直在下指导棋，而小英拒绝妥协才是根本原因。我虽然比较支持民进党，但是民进党有一个习惯很讨厌，就是做什么都会有一个好听的理由。党内压力也好，百花齐放也罢，不是党内关门解决吗？登报，政论节目，电视访问，马力全开。你们知道现在是团结的时候，可是又在管案，外交部的问题上厮杀呢？难听一点，在一些人脑里，团结代表你现在听我的，大家就团结了。没有这样玩的啦。

了解您的意思了，關於政黨內的八卦我是有親身經歷過，也曾在想適不適合在這裡提起。

關於管案或是外交政策，黨內同志登報上媒體互砍，我能想到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上媒體，語不驚人死不休
當然要罵自家人才能製造話題，吸引觀眾選票。

第二、台灣有句話是這麼形容國、民兩黨的。
國民黨只有大佬，民進黨只有老大
所以看到民進黨內炮轟黨中央
其實真的是民進黨的文化，
看久了真的不意外。

他们只是长期什么都无力改变，而学会习惯于改变自己来无条件接受现实而已。

一个有力的人可以关心他人的安危，一个自身难保的人只会看着旁人死去而祈祷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国人丝毫不关心另一个自己的同胞，是因为他们丝毫没有能力去关心，他们一代代见过太多“多管闲事”导致惹祸上身家破人亡的惨剧。

你假如换位思考，他们一旦真的去同情另一个国人，去愤慨社会的吃人，他们会怎样？啥也不能做，进一步则害怕，退一步心里也沉甸甸的。一件事他们会愤慨，但是一件又一件他们就习惯了，就像“封杀”是违法行为，但是现在完全变成被封杀者“太跳”触了朝廷的霉头的错，就像地铁安检是违法行为，但是奥运会时候开始搞以后，哪天没了你还要惊讶一样。

谢谢你的分享，你说的两条原因我是知道的，是我在阿扁时代知道的。阿兄啊，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当时的中共，国民党还有老大吗？现在两个老人已经要去大陆访问了，国际的解读是他们想要得到习近平的祝福啊，国民党的老大在北京啊。因为中美贸易战关系，中共的动作越来越冒进了，不考虑台湾人的感受了，加拿大的人质事件，中共已经越来越不顾虑国家形象了。老共变了，国民党变了，新的对手柯P出现了，唯一没变的只有民进党。这样好吗？我纯粹跟你分享我的看法，不是指责你们，请不要介意。只是中共现在是步步进逼，看到你们还在互相厮杀，急

你所描述是之前他们给我的感觉，今天的他们真的不一样，好像上次低端人口，疫苗的问题，他们还知道这样不好，这次的法官事件和过期疫苗问题，他们马上为党服务。每次有人跟我说，国家很大，一定有好人也有坏人。我就气，这个什么话？哪个地方没有好人跟坏人？ 唉，算了，随他吧。反正我打算，乱邦不入，危邦不居了。

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正义与邪恶自由发展，双方处于均衡状态，在独裁专制的环境下，正义与邪恶都被抑制，邪恶通常以一种伪正义的面目显露出来，而真正的正义则一直被抑制，双方处于失衡状态。

真的伤到他们个人头上他们绝对是知道疼的，譬如房子被扒了，譬如孩子被扎了，绝对说不出“一定有好人也有坏人”这种话，现在只不过是不在乎他人死活罢了。而且实际上他人的遭侵犯是可以反映出一些公共利益的缺失的，而这个其实会伤害到他们，但是他们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直接侵害到个人他们会喊疼，但是间接恶劣化生存环境他们只能忍忍。谁不希望疫苗安全呢？谁不希望法律公正呢？谁不希望吃的食品卫生安全呢？但是他们只有个人，因此只能管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他们进一步去捍卫公共利益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他们去为了罪行辩护的原因。

你叫不醒一堆装睡的人，他们做着伟大复兴的白日梦，而且奉旨发言。
这堆装睡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你希望他们有良知，把吃饭的碗砸了一起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然后把他们自己做过的坏事公之于众，是不现实的。
在我身边更多的人，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老实本分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常常被现实问题压得喘不过起来，不学习，懒于思考。最多也是感叹今年去年的行情不好，感叹今年的行情不好，但就是不会去想中共及其政策不好，这似乎在他们脑海中是个“禁忌”。
很多人没有在网上发声。网上的舆论很可能只是被少部分人操纵而已，就比如五毛水军。在一些小论坛，说真话的人不少，但没多少人关注（关注的人多了或许就看不到了）。在大的媒体，运营方受到中共的严格管制，删除或者屏蔽了不利于它的评论，于是很容易出现评论一边倒的情况，所以这可能让许多人产生了认知偏差。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洗脑宣传，就像打造GFW这种东西，就是做贼心虚的体现。
也有一部分人，常年累月被洗脑，彻底丧失了自我思考能力，就比如看到别人喊统一，他也跟着喊统一，反正不管对不对，跟着别人屁股后面撵，这类人估计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跟館長一樣想法的人其實滿多的，那些五毛其實只能增加他的人氣，而能真正拍視頻來反擊他的都太弱了聚集不了觀眾。

你这么叫中国猪，以后中国这个词就成了贬义，你应该说支那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