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看“反贼”

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刚从苏联叛逃的人（其实我非常不想参与此事）……我对他那种极度痛苦、充满恳切但又混乱无序的讲话感到失望：他相信自己了解西方的一切（他从俄罗斯逃出来总共才七个月），相信自己理解这两种制度的不足，知道如何纠正西方制度从而将人性引入正途，他质问西方为什么不激烈对抗和打击苏联，或者（假设）对其发动战争。我暗想：“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你们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让一个人变成这样，让受压迫的不同政见者也变得像你们一样思维混乱不堪？”

我随随便便就放下自己现在的一切，我的研究、写作、家庭、职业，不光要把在欧洲剩下的时间，而且还要将回国后几个星期的时间，都耗费在向西方通报他的叛逃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上。我还要安排他出书，经济上也要做出相应安排，以确保他能生存下去。他会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可能会公开表示对我的表现并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