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延安美梦变恶梦。梦未醒人已死无葬身之地

王实味，作家，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



1926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以后，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学，他与支部书记发生矛盾，被说成"小资情调浓厚，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入党动机卑鄙"。北大支部最后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1937年10月，31岁的王实味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个性耿直狷介，看不惯顶头上司陈伯达种种谋上压下的表现，导致与领导关系紧张。
1941年9月，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不再翻译外文著作，有了一定的创作自由，开始写文章了。
1942年3月，他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写成了5000多字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这篇文章为他惹来杀身大祸。


《野百合花》的开头，王实味写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一派"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
他说，在路上听到两个延安女青年的对话。
"（某领导）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通过这段对话，王实味说出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失望和激愤。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延安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写到这里，王实味已经从表达年轻人的不满，转为批评延安的政治制度了。他得出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仿佛还嫌这样说不过瘾，他笔锋一转，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
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这段话闯了大祸：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王实味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直接批评的后果，继续满腔热血地慷慨陈辞：
"我们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如果让这样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最后，他还书生气十足地声明，自己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制度表现出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野百合花》发表后，在延安引起轰动。
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办起自己的内部刊物，说出人们真实的感想。王实味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95%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成为大家批评的目标。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一时之间，延安的宣传阵地有失控的迹象。

毛泽东对《野百合花》是什么态度呢？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读完《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作出深刻检查。他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1942年3月31日，《野百合花》发表后一个星期，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
第二天，1942年4月3日，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1942年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至此，局势完全转变，暴风雨即将来临。
7.
1942年4月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整顿内部，有条不紊地部署反王实味斗争。很快，院内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先后戴上了三项"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他抵抗了几天，先是称病缺席，后被抬着担架至会场接受批斗。
1942年6月4日，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王实味的书呆子气再一次发作，宣布褪出中共（来到延安前，他已经重新入党），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他太天真了，党组织这个时候绝不会给他这种自由，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
1942年6月6日，他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被开除出党。即使他痛哭流悌，收回褪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6年，王实味的审查结论公布，他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王实味作为在押犯，随同大队撤离延安，来到山西省兴县，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1947年6月，兴县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批准。
1947年7月1日晚上，王实味被砍头，尸体扔进一眼枯井，时年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