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后清，前清是期望文明人来管理支那人的

不谈赫德蒲安臣这些，谈另一位没成功的。

與此同時，北京發生著另外一件事。剛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中國進行「私人」訪問。光緒第三次接見袁世凱那天，也將見這位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策畫人。

這幾年中，尤其在歐洲列強紛紛占地以來，相當多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像鐘擺一樣從仇恨厭惡擺到好感崇敬。「前年之戰，彼此俱誤。今日西洋白人日炙，中東〔中、日〕日危，中東係同種同文同教之國，深願與中國聯絡。」康有為暗地裡寫了三封奏摺，由洪汝沖、楊深秀、宋伯魯以他們的名字呈交皇上，要求光緒聘請伊藤博文參與指導中國改革、管理中國內政：「一切內政，尤當廣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事權。」即給「東西各國名士」權力。奏摺明白說出，名士主要就是伊藤博文。皇上如能用他，「使近在耳目，博訪周諮，則新政立行。」奏摺還說，有伊藤博文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主導，以「康有為為參贊」，中國「必能轉禍為福」。奏摺還進一步鼓動與日本「聯邦」，甚至「合邦」。

天津的重要中文報紙《國聞報》，此時它發表社論，稱中國改革必須由伊藤博文指導：「侯〔伊藤侯爵〕之功名彪炳冠於亞人，亦為中國人之所敬憚，則中國於此變法之時，其中之深淺緩急，千變萬化，政府諸公所必不能盡合機宜，而不免有毫釐千里之慮者，無不可奉教於侯。」「中國之日抱維新之志，而茫然不知下手之方者，至此亦得其指南矣。」聘請不聘請伊藤博文，是中國「存亡興滅之關鍵」。社論還說中國甲午戰敗，就是因為跟日本作對而不「合邦」：「自合邦之論起，日本已久操此論，中國不悟，乃有中日之戰。」

光緒對日本的感情，可以從他九月七日親筆擬定的給日本的國書中看出。國書一開頭就超越一般外交辭令，「敬問我同洲至親至近友邦」大日本國大皇帝好，結尾是希望與日本「共相維持，以期保固東方大局」。伊藤博文感覺到他這個指導者的位子坐定了，在天津登陸後給妻子寫信說：「一到天津，清國朝野歡迎我的盛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明日當由天津赴北京，皇帝陛下似乎候我久矣，諒能立即謁見。當滯留在天津時，忙於日夜宴會，甚多中國人前來，咸以援助中國為請，實在欲推不得之勢。迄至今日所聽到的是：皇帝似甚賢明，年僅二十七歲……」

光緒定好在九月二十日那天接見伊藤博文。康有為暗中起草呼籲光緒任命伊藤的奏摺中，有一份將在覲見前幾小時到達光緒的御案，另一份在第二天上呈。依照慣例，只要光緒在推薦奏摺上批示同意聘請伊藤，康有為的夢想就成真了。

而后清的支那人只会在共匪里面选来选去，看看台湾的支那人就知道，即使给了它们投票权，还是会票投国民党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