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日的始作俑者
尼克森告訴海格：「〔中國人〕必須懼怕日本人，因為日本人曾殘害過中國人一次。」他指的是日本皇軍在一九三○年代和其後對中國的軍事征服。「日本需要發展空間，誰能束縛日本人？除了美國之外還有誰？」尼克森想要讓中國去思考，如果美軍撤出亞洲，接下來會如何？以翻轉中國關於美國在亞洲駐軍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想法。尼克森的戰略很清晰：引發中國對日戰爭的回憶，以及對日本再度興起的恐懼，用以支持讓美國駐軍亞洲會有利於中國的論點。尼克森似乎為自己發現的論點震懾：「上帝啊，［中國〕需要我們，如果你真正認真思考，他們極度需要我們。」
尼克森的論點事實上很類似當時的既有論調：美國在該區域的駐軍被描述成具有抑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功能。雖然這和美國為日本寫下的憲法，以及戰後日本為自己設下的和平路徑都不一致，但東南亞國家大致接受這個論點，讓他們不必擔心自一九六○年代以後，日本在他們國家進行的投資。如果中國基於現實原因，願意擱置和日本的戰爭歷史，尼克森和季辛吉決定他們現在可以精心凸顯這個論點，且事實證明這是一個聰明的策略。
在尼克森時代（一九五○年代擔任副總統時期，以及接下來身為普通公民的十年裡），很少有政治人物像他那樣多次訪問亞洲和日本。尼克森比任何人都了解日本的過去，以及如何與日本首相應對，也了解即便純粹出於自利考量，日本政治人物和民眾都不願在該區域扮演較積極和高調的軍事角色，只願意著重於經濟。從這個意義而言，尼克森對日本重新武裝的警告，顯得做作和諷刺。他對日本真正的批評，不是過度軍國主義，而是在許多層面上軍事化得不夠。然而，尼克森的特使季辛吉卻能讓人相信：日本的軍國主義確有其事。不同於尼克森，季辛吉真心相信，日本有能力重新成為向外擴張的強權。
季辛吉的同事從未真正了解季辛吉為何對日本充滿懷疑。這些同事的作風讓他抓狂，他也從未能找到能一起討論問題的同事。之後，季辛吉在嘗試說明和歐洲相處的困難時，曾諷刺地說：「當我想和歐洲聯絡時，到底可以打電話給誰？」對於日本，他承受同樣的挫折，因為他無法找到在這個權力分散體系內的核心人物。季辛吉在回憶錄裡，坦承他未能掌握日本的政治，並自責未能了解日本形成共識的過程。季辛吉寫道：「事實是，我和我的同事都未能掌握日本文化和心理上的細微之處，我們因此犯了許多錯誤。」
根據同事觀察，季辛吉謹慎行事的更深層因素，來自日本在二戰時為軸心國成員的影響，日本與導致季辛吉家人流亡的納粹德國結盟。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季辛吉的長期助理理查．所羅門（Richard Solomon）說：「季辛吉始終認為，日本人是壞人，且是所有問題的根源。」不管動機如何，當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抵達北京步下飛機時，他已經完全準備好了。同時，對手是周恩來也值得慶幸，他對日本抱著類似的懷疑看法。
周恩來和季辛吉第一次會面時不久，就要求東京維持外交中立。他警告季辛吉：「你們正在重新武裝日本軍國主義者」，這個主題一再出現在兩人的對話裡。然而，季辛吉早已準備好論點以反駁這樣的意見，他告訴周恩來：「如果日本感覺我們放棄了他們，將會建立起自己的軍事機器，而且如果日本擁有核子武器（他們輕易便可做到），我想你所表達的恐懼就會成真。我們雙方的利益相近，都不願看到日本大幅武裝起來。」季辛吉在第一次的訪華行程裡，並沒有就日本議題要求中國做出決定。如同法庭上的聰明律師，他會確保他的論點能在陪審團心中縈繞整晚，季辛吉也將這個議題留給周恩來和中國體系內部。
在十月第二次會談之初，周恩來的立場仍很堅定。他施壓季辛吉——日本人難道不想在臺灣駐軍？岸信介不是剛到臺北和臺灣的「親日領袖」見面嗎？周恩來堅定說：中國不尋求戰後報復日本，而是尋求「和平與友誼」，以及日本的中立。在日本重新成為世界強權後，周恩來質疑東京對此會提供哪些回饋。「日本不需要支付戰爭賠償，還從其他地區的戰爭獲益〔也就是朝鮮和越南〕。至少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日本不需為自己的國防支付太多費用。如今情況變得不同，日本的羽翼已豐，且即將高飛。」針對最近數年日本派到中國僅具安慰作用的所有特使（這些人裡的一大部分曾在二戰時期任職於軍國主義政府），周恩來以尖銳諷刺他們作結。他說：「我們對這段歷史非常清楚。」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外國人在盡力理解日本的複雜性時，通常會不小心成為業餘人類學家，以試圖解釋日本獨特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在許多層面上，日本人也鼓勵外人思考日本人自身的獨立和特殊之處。這種解構日本的現象，在為了理解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人的殘酷本質，亦即找出日本人民不顧一切效忠天皇、致力於這場包含骯髒種族歧視戰爭的解釋時，達到最高峰。
季辛吉對於上述認知陷阱，幾乎連試都沒試過要避開，就認定日本人是奇怪的同質群體，人民極富侵略性，固執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根據國務院會議和季辛吉與周恩來的會談紀錄，季辛吉和他的顧問，將美國重要的亞洲盟邦日本，以各式各樣的詞彙描繪成「部落的」、「奇怪」、「難相處和理解」、「種族中心主義的」、「自私」、「自我中心」、「眼光狹窄」、「情緒性」和對意外容易「過度反應」，好像日本人是沒長大的孩童。不論季辛吉是否真心相信這樣的標籤，他和周恩來顯得相互契合。周恩來以相同方式回應季辛吉，將日本描繪成「狹隘」和「奇怪」的島國。
季辛吉和周恩來在十月第二天的會談裡幾乎像唱雙簧。季辛吉告訴周恩來：「日本有能力進行瞬間而劇烈的改變，他們在兩、三年的時間裡從封建體系轉變成為天皇崇拜，又只用了兩、三個月便從天皇崇拜轉變成民主體制。」周恩來回應：「他們現在將重新回到天皇崇拜。」季辛吉提醒周恩來審慎面對希望日本中立的後果，自此開始產生共鳴。他告訴周恩來：「日本要求我們撤軍時，我不認為你們會高興，你們將會為此後悔，就像我們現在後悔讓日本經濟茁壯。」這個高明的收尾，以圓滑、富同理心和「我們也不喜歡日本」的聲調警告周恩來，如果美國撤離日本，將導致混亂。在四個小時對話結束時，周恩來已經不再反對美國駐軍日本。他說：「如果沒有美國的控制，日本在這裡、那裡和任何地方都會是脫韁野馬。」
尼克森的論點事實上很類似當時的既有論調：美國在該區域的駐軍被描述成具有抑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功能。雖然這和美國為日本寫下的憲法，以及戰後日本為自己設下的和平路徑都不一致，但東南亞國家大致接受這個論點，讓他們不必擔心自一九六○年代以後，日本在他們國家進行的投資。如果中國基於現實原因，願意擱置和日本的戰爭歷史，尼克森和季辛吉決定他們現在可以精心凸顯這個論點，且事實證明這是一個聰明的策略。
在尼克森時代（一九五○年代擔任副總統時期，以及接下來身為普通公民的十年裡），很少有政治人物像他那樣多次訪問亞洲和日本。尼克森比任何人都了解日本的過去，以及如何與日本首相應對，也了解即便純粹出於自利考量，日本政治人物和民眾都不願在該區域扮演較積極和高調的軍事角色，只願意著重於經濟。從這個意義而言，尼克森對日本重新武裝的警告，顯得做作和諷刺。他對日本真正的批評，不是過度軍國主義，而是在許多層面上軍事化得不夠。然而，尼克森的特使季辛吉卻能讓人相信：日本的軍國主義確有其事。不同於尼克森，季辛吉真心相信，日本有能力重新成為向外擴張的強權。
季辛吉的同事從未真正了解季辛吉為何對日本充滿懷疑。這些同事的作風讓他抓狂，他也從未能找到能一起討論問題的同事。之後，季辛吉在嘗試說明和歐洲相處的困難時，曾諷刺地說：「當我想和歐洲聯絡時，到底可以打電話給誰？」對於日本，他承受同樣的挫折，因為他無法找到在這個權力分散體系內的核心人物。季辛吉在回憶錄裡，坦承他未能掌握日本的政治，並自責未能了解日本形成共識的過程。季辛吉寫道：「事實是，我和我的同事都未能掌握日本文化和心理上的細微之處，我們因此犯了許多錯誤。」
根據同事觀察，季辛吉謹慎行事的更深層因素，來自日本在二戰時為軸心國成員的影響，日本與導致季辛吉家人流亡的納粹德國結盟。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季辛吉的長期助理理查．所羅門（Richard Solomon）說：「季辛吉始終認為，日本人是壞人，且是所有問題的根源。」不管動機如何，當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抵達北京步下飛機時，他已經完全準備好了。同時，對手是周恩來也值得慶幸，他對日本抱著類似的懷疑看法。
周恩來和季辛吉第一次會面時不久，就要求東京維持外交中立。他警告季辛吉：「你們正在重新武裝日本軍國主義者」，這個主題一再出現在兩人的對話裡。然而，季辛吉早已準備好論點以反駁這樣的意見，他告訴周恩來：「如果日本感覺我們放棄了他們，將會建立起自己的軍事機器，而且如果日本擁有核子武器（他們輕易便可做到），我想你所表達的恐懼就會成真。我們雙方的利益相近，都不願看到日本大幅武裝起來。」季辛吉在第一次的訪華行程裡，並沒有就日本議題要求中國做出決定。如同法庭上的聰明律師，他會確保他的論點能在陪審團心中縈繞整晚，季辛吉也將這個議題留給周恩來和中國體系內部。
在十月第二次會談之初，周恩來的立場仍很堅定。他施壓季辛吉——日本人難道不想在臺灣駐軍？岸信介不是剛到臺北和臺灣的「親日領袖」見面嗎？周恩來堅定說：中國不尋求戰後報復日本，而是尋求「和平與友誼」，以及日本的中立。在日本重新成為世界強權後，周恩來質疑東京對此會提供哪些回饋。「日本不需要支付戰爭賠償，還從其他地區的戰爭獲益〔也就是朝鮮和越南〕。至少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日本不需為自己的國防支付太多費用。如今情況變得不同，日本的羽翼已豐，且即將高飛。」針對最近數年日本派到中國僅具安慰作用的所有特使（這些人裡的一大部分曾在二戰時期任職於軍國主義政府），周恩來以尖銳諷刺他們作結。他說：「我們對這段歷史非常清楚。」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外國人在盡力理解日本的複雜性時，通常會不小心成為業餘人類學家，以試圖解釋日本獨特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在許多層面上，日本人也鼓勵外人思考日本人自身的獨立和特殊之處。這種解構日本的現象，在為了理解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人的殘酷本質，亦即找出日本人民不顧一切效忠天皇、致力於這場包含骯髒種族歧視戰爭的解釋時，達到最高峰。
季辛吉對於上述認知陷阱，幾乎連試都沒試過要避開，就認定日本人是奇怪的同質群體，人民極富侵略性，固執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根據國務院會議和季辛吉與周恩來的會談紀錄，季辛吉和他的顧問，將美國重要的亞洲盟邦日本，以各式各樣的詞彙描繪成「部落的」、「奇怪」、「難相處和理解」、「種族中心主義的」、「自私」、「自我中心」、「眼光狹窄」、「情緒性」和對意外容易「過度反應」，好像日本人是沒長大的孩童。不論季辛吉是否真心相信這樣的標籤，他和周恩來顯得相互契合。周恩來以相同方式回應季辛吉，將日本描繪成「狹隘」和「奇怪」的島國。
季辛吉和周恩來在十月第二天的會談裡幾乎像唱雙簧。季辛吉告訴周恩來：「日本有能力進行瞬間而劇烈的改變，他們在兩、三年的時間裡從封建體系轉變成為天皇崇拜，又只用了兩、三個月便從天皇崇拜轉變成民主體制。」周恩來回應：「他們現在將重新回到天皇崇拜。」季辛吉提醒周恩來審慎面對希望日本中立的後果，自此開始產生共鳴。他告訴周恩來：「日本要求我們撤軍時，我不認為你們會高興，你們將會為此後悔，就像我們現在後悔讓日本經濟茁壯。」這個高明的收尾，以圓滑、富同理心和「我們也不喜歡日本」的聲調警告周恩來，如果美國撤離日本，將導致混亂。在四個小時對話結束時，周恩來已經不再反對美國駐軍日本。他說：「如果沒有美國的控制，日本在這裡、那裡和任何地方都會是脫韁野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