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篇《外交事务》2014年发表的旧文，结合新（当年）解禁资料总结评价了美国在刚果的政策

中央情报局、卢蒙巴谋杀案和蒙博托崛起

刚果从比利时殖民地转型为主权国家的过程很快陷入混乱。当这个非洲腹地的矿产富国于1960年6月30日在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领导的民选政府下宣布独立时，苏联和美国都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这位富有魅力的民族主义者领导着议会中唯一具有全国性根基（而非部族或地区性基础）的政党。然而短短几天后，刚果军队就发动兵变反抗白人军官团（殖民时代遗留产物），并开始恐吓欧洲侨民。比利时随即派兵重新占领该国，并支持刚果最富裕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美国拒绝了新政府的求援，转而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希望借此消除刚果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的可能性。但卢蒙巴因联合国未能驱逐比利时军队、终止加丹加分裂行径而迅速与之产生矛盾。在向联合国发出一系列立场反复的最后通牒后，他转向莫斯科求援。苏联随即派遣运输机协助卢蒙巴将部队空降加丹加地区。

艾森豪威尔政府随后派出了中情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界的主流叙事都将美国在刚果的秘密行动描绘成精准且低成本的成功。即便是1975年严厉批评中情局的美国参议院丘奇委员会调查报告也认为，在其研究的五项隐蔽准军事行动中，刚果行动是唯一"实现目标"的案例。持此观点者认为，美国政府既避免了与苏联和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又挫败了共产党阵营掌控这个非洲关键国家的企图。他们承认中情局促成了卢蒙巴的倒台——后者在1960年9月与亲西方的刚果军队首领约瑟夫·蒙博托的权力斗争中失利。但他们坚称，虽然中情局曾策划暗杀卢蒙巴（甚至试图招募特工在其牙膏或食物中投毒），但最终并未实施，与1961年1月卢蒙巴遇害事件毫无关联。他们也认可中情局在军事上击溃卢蒙巴支持者的作用。至于后来成为非洲在位最久、最贪腐领导人之一的蒙博托，传统说法支持者辩称，他的劣迹是在中情局行动结束多年后才逐渐暴露的。

多年来，许多学者和记者对这套正统叙事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公众认知也开始逐渐跟上。但他们的论证因缺乏官方档案证据而受阻。然而近期披露的新证据，描绘出比批评者想象中更为黑暗的图景。关键资料来源包括过去二十年逐步解密的丘奇委员会档案、2001年比利时议会针对卢蒙巴遇害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去年最新出版的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刚果卷》——该丛书逐份收录了美国外交决策文件。新发布的刚果卷包含了迄今为止公开数量最庞大的中情局行动档案。

现有证据表明，尽管刚果独立时共产主义威胁极其微弱，但中情局在1960至1968年间仍通过广泛政治干预和准军事行动，确保该国维持亲西方政权，并在战场上援助其羸弱的军队。这些行动的规模之大，使其成为中情局历史上当时最大的隐蔽行动——按现今美元计算，耗资约9000万至1.5亿美元（不含国防部提供的飞机、武器及运输维护保障）。该时期刚果所有重大政治转折背后都有中情局的影子，每位政府首脑都与其保持资金和政治往来。与丘奇委员会结论相反的是，时任中情局驻刚果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直接影响了导致卢蒙巴遇害的事件进程。

美国的干预不仅范围广泛，而且性质恶劣。中情局通过贿赂与准军事力量，成功使一个狭隘且政治软弱的派系在刚果独立后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统治。而中情局援助的本质，更使刚果政客不愿建立真正的支持基础并采取负责任的执政方针。该机构遗留的代理人网络与权术手段，导致国家陷入长期衰败的恶性循环，腐败横行、政局动荡、依赖西方军事干预成为常态。这个国家机能失调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在1997年彻底崩溃——留下的动荡余波至今未息。

美国在刚果的秘密行动最初仅涉政治领域。华盛顿担忧卢蒙巴行事过于反复无常且与苏联关系过密，若其继续掌权，刚果恐将陷入更大混乱并转向共产主义。1960年8月，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驻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的情报站发去密电："我们得出结论，必须将铲除他作为紧急核心目标，在当前形势下这应成为我们秘密行动的首要任务。"于是中情局驻站人员与比利时情报官员联手，资助两名反对派参议员策划对卢蒙巴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计划是让刚果总统、卢蒙巴的政敌约瑟夫·卡萨武布在投票后解散政府，并提名其中一名参议员为新总理。中情局还资助了反卢蒙巴的街头示威、劳工运动及宣传活动。

但在比利时人的怂恿下，卡萨武布提前两天采取行动，在预定投票日前夕公开宣布解除卢蒙巴职务。卢蒙巴拒绝下台，继续掌控需批准新政府的议会。德夫林很快在29岁的陆军参谋长蒙博托身上找到了打破僵局的办法。两次会面中，蒙博托透露正调兵进驻首都，请求美国协助对付卢蒙巴。德夫林同意提供资金支持，事后向中情局汇报时称——用新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表述——"这标志着蒙博托接管政府计划的启动"。9月14日，蒙博托宣布中止议会和宪法。他罢免了卢蒙巴，保留卡萨武布职位，但实权已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情局迅速提供更多资金，通报暗杀阴谋，推荐内阁人选，并建议蒙博托拒绝与卢蒙巴和解，转而逮捕其核心集团——这些提议正中蒙博托下怀。德夫林不仅成为金主，更作为非正式的实际政府成员施加影响力。其重要抓手是"宾扎集团"：这个蒙博托政治盟友的秘密会议组织，得名于他们大多居住的利奥波德维尔郊区宾扎区，成员包括蒙博托的安全主管、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政变后数月间，该集团在重大军政事务（尤其是处理遭软禁却受联合国部队保护的卢蒙巴问题上）频频咨询德夫林。

这个团体几乎总是听从德夫林的建议。例如在10月，蒙博托曾威胁要解雇总统卡萨武布以扩大权力——此举将彻底剥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德夫林成功说服他接受折中方案：蒙博托与一个由中情局支付薪水的顾问委员会合作，由该委员会为卡萨武布遴选内阁成员并控制议会。德夫林还劝阻宾扎集团放弃了袭击卢蒙巴的联合国安保团队并逮捕卢蒙巴的风险计划。

1961年1月14日，一位政府领导人告知德夫林：已脱离联合国保护的卢蒙巴被蒙博托部队抓获，即将被移交至比利时支持的分离主义省份南加丹，该省领导人扬言要处决他。在次日（1月17日）向中情局总部汇报这一关键接触的电报中，德夫林未表露任何反对该计划的迹象。鉴于其与刚果统治者密切的工作关系，以及先前在卢蒙巴问题上成功干预的履历，德夫林的放任立场无疑是政府决定转移卢蒙巴的重要因素。

但德夫林所做的远不止为转移行动开绿灯。他还刻意将华盛顿方面蒙在鼓里——对于一个由中情局、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严密监管的隐秘计划而言，此举堪称例外。就在获悉卢蒙巴即将被转移的当天，德夫林得知国务院拒绝了他和中情局总部提出的紧急拨款请求。这笔资金本用于收买刚果一支关键驻军，该部队因不满现状濒临哗变，可能成为卢蒙巴重掌政权的威胁。此时距约翰·F·肯尼迪宣誓就职仅剩六天，国务院认为这一请求涉及"重大政策"，应交由新政府定夺。

眼见阻止卢蒙巴东山再起的首选方案受阻，德夫林或许将迫在眉睫的转移行动视为可行的备选方案。但他深知，若向总部透露该计划，势必引发与国务院的磋商——鉴于后者对先前请求的消极态度，几乎肯定会将美国在转移问题上的立场交由新政府决断。这意味着，若华盛顿完全掌握此次密谋，极可能通过德夫林、宾扎集团及其比利时顾问紧急叫停行动。更关键的是，德夫林清楚肯尼迪过渡团队正在重新评估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卢蒙巴的强硬政策。因此，即便与总部保持其他事务的沟通，他仍将转移计划隐瞒了整整三天，直到行动已进入实施阶段。在最后关头，转移目的地变更为加丹加——另一个受比利时支持的分离主义省份，其强势内政部长多次扬言要取其性命。当德夫林1月17日的密电抵达华盛顿时，卢蒙巴已在加丹加遭枪决身亡。

卢蒙巴遇刺非但未能终结刚果控制权的争夺，反而使局势更加激化。1961年8月，迫于联合国和刚果东部亲卢蒙巴政权的压力，美国同意刚果议会复会以组建新政府。但中情局通过贿赂手段确保其盟友西里尔·阿杜拉领导新政府。虽然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吸纳了部分被称为"卢蒙巴主义者"的支持者，但最重要职位仍由宾扎集团成员掌控（蒙博托本人继续担任军队首脑）。

阿杜拉上任后，中情局为其提供公关公司改善国际形象，配备演讲撰稿顾问。中情局还贿赂议会、宾扎集团、工会及部落酋长组织支持新领导人。与此同时，德夫林仍以政府成员自居：他应宾扎集团要求劝说阿杜拉不要向卢蒙巴派系的副总理妥协；当阿杜拉试图解除蒙博托职务时，他又成功劝阻；阿杜拉甚至委托德夫林游说政要以评估自身议会支持率。1961年11月，履职仅一年半的德夫林向中情局总部发电称，该机构"对卢蒙巴政府倒台、蒙博托政变成功居首功，对阿杜拉出任总理亦有重大贡献"。


悬而未决

阿杜拉政府的表现未能达到华盛顿的预期：士兵被迫靠掠夺维生，贪腐官员大肆侵吞国库，通货膨胀则榨干了普通民众的收入。1963年阿杜拉罢免了几乎所有卢蒙巴派部长并解散议会后，卢蒙巴主义者返回家乡省份揭竿而起。至1964年初，这场起义已席卷近半数省份。宾扎集团与卡萨武布被起义规模震惊，决定推举他们认为更有能力平叛的人选取代阿杜拉——加丹加前分裂势力领袖莫伊兹·冲伯，其分离政权曾在1961年杀害卢蒙巴。中情局默许了这轮权力更迭，将冲伯的部族支持者及其他关键政客也纳入了已有的资助名单，同时在刚果政治行动方案中注入了大规模准军事干预要素。

该机构为冲伯新政权配备了一支"现成空军"以镇压正接受中国有限顾问与资金援助的起义军。这支主要由古巴流亡者驾驶美制战机的飞行中队，为白人雇佣兵（以南非与罗德西亚人为主）提供了空中支援，而后者正是刚果政府军的实际指挥者。1964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计划，向刚果派遣41架战斗机和运输机及近200名人员（含古巴机组与欧洲地勤）。1965年初，中情局又增派了一支由古巴人组成的微型海军，旨在阻断邻国坦桑尼亚通过坦噶尼喀湖向起义军输送军事补给的通道。

华盛顿介入的这场冲突尤为血腥。白人雇佣兵与政府军在夺回叛军控制区时，对当地的反叛者和平民实施了无差别屠杀。尽管缺乏系统的伤亡统计，但据估算，此阶段战争中至少有10万刚果人丧生。而叛军在首都斯坦利维尔陷落后，处决了约300名被扣押的欧美人员。

至1965年秋末，刚果政府军及其外援虽大体收复国土，但新的危机已然浮现——卡萨武布总统与冲伯总理之间的政治角力日趋激烈。美国政府与宾扎集团均担忧，二人的权力斗争可能导致某一方寻求非洲激进政权的支持。当危机达到顶点时，蒙博托向德夫林透露，他正考虑再度发动政变，同时取代卡萨武布与冲伯，或采取其他未明言的解决方案。11月22日，美国通过中情局向蒙博托麾下军官追加资金支持，并授予其全权行动的空白支票。

三天之内，蒙博托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政权，德夫林称这一结果是"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中央情报局随即追加资金，供蒙博托收买核心军官、政治领袖与部落酋长。整个1966年和1967年期间，中情局持续向蒙博托提供对其政权威胁的情报，协助其挫败多起重大阴谋（其中一起以公开处决所谓阴谋分子告终）。中情局的秘密空军部队与五角大楼公开提供的运输支持，共同帮助蒙博托击退了两场雇佣兵主导的叛乱。

1966年10月，因不满美国大使未能充分尊重其新晋地位，蒙博托将之驱逐出境，并停止领取中情局的月度津贴。两年后，蒙博托改变主意再度向中情局索要资金并如愿以偿。此时中情局已终止准军事项目，除蒙博托外仅保留对四位关键人物的政治资金支持。在美国看来，刚果既无需要控制的合法反对派，亦无卢蒙巴主义反叛势力或亲冲伯雇佣军需要打击，已可过渡至完全公开的美国军事与经济援助体系。


所酿恶果

遗憾的是，中情局在刚果活动的全貌至今仍部分成谜。出于保护消息源及行动手段的考量，该机构成功将新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出版推迟了十多年。最终面世的版本在删减处理上过于谨慎：完全扣留了四份文件，删减了超过一个段落的内容22处，隐去了具体活动的资金消耗，并试图掩盖除蒙博托之外中情局在刚果其他关键合作者的身份。在事件发生五十年后，这些遮掩大多显得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考虑到历史学家、记者甚至德夫林本人早已将主要参与者的身份公之于众。

但显而易见的是，中情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干预计划使刚果政治在此后数十年间持续扭曲。这并非断言若无美国插手，刚果本可建立起西式代议制政府。但即便在专制政权遍布的地区，该国的极端治理失序仍显得触目惊心。自中情局介入以来，刚果历任领导者皆具备三重特质：政治合法性极度匮乏、治国能力严重缺失、贪腐肆虐至制度与规范尽数崩塌。美国秘密行动后的岁月里，这些特质引发了经济崩溃、政权动荡循环及西方军事干预。1997年，由卢蒙巴支持者领导、受卢旺达、乌干达及安哥拉军队支持的叛军势力最终驱逐蒙博托，随即引爆了一场持续十年的地区战争，导致逾三百五十万人丧生。

当然，这一切乱局的首要缔造者当属蒙博托。但正如他向中情局坦承的那样，若不是依靠中情局提供的资金收买盟友，他根本不可能巩固权力。因此，美国必须为蒙博托的所作所为承担部分责任。此外，中情局惯用的贿赂与武力手段，为这个国家示范了不负责任的治理方式。蒙博托及其亲信靠着中情局的金钱豢养，无需争取民众支持建立真正的政治基础，自然也没有动力妥善利用国家资源。由于能依赖中情局的准军事支援，蒙博托毫无压力去建设一支合格的军队——事实上，尽管他趁着独立初期的混乱当上陆军总参谋长，其军事才能实在平庸。1964年，美国副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评价这支军队已显露出"无能本质"，若没有外国雇佣军协助，连关键地区都无法驻防。蒙博托真正精通的，正是美国人传授的"乞讨贿赂术"。他两次说服中情局特工德夫林为其填补所谓"挪用的军费"，声称这些资金被用于中情局的秘密行动，若不及时填补恐遭政敌以贪腐罪名攻击。

美国中情局以外的官员很早就意识到蒙博托的缺陷。1965年政变后，国务院一份备忘录警示道："现在判断蒙博托会在腐败与'正常'使用资金和恩惠来维持政府运转之间做何选择还为时尚早。"在1966和1967年白人雇佣兵叛乱期间，美国电报和备忘录措辞严厉。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白宫幕僚长的备忘录将蒙博托描述为"略显无能，其带领刚果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驻刚果大使罗伯特·麦克布莱德称蒙博托"不可理喻"且"极度情绪化"。时任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夫评价他是"令人恼怒且时常愚钝"之人，"其残暴程度可达丧失人性之境"。1968年，麦克布莱德向国务院发电提及总统购置的新款豪华专机、效仿凡尔赛宫建造公园的计划、在刚果三大城市各建一座圣彼得大教堂复制品的设想，以及在瑞士购置别墅等事项。他在电报结尾写道：

"我认为没有任何办法能约束总统这些轻佻的支出行为，因为蒙博托显然已陷入蛋奶酥般的浮夸膨胀。若试图提醒他此类行径的危险性......必将招致雷霆之怒。"

"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作一简报，因为我相信这是刚果当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责任完全在总统身上，失控的支出直接源自他的指令。此外，我意识到这可能影响美国对刚果现政权的政策。"


我们的线人

麦克布莱德似乎没有意识到，八年的隐蔽行动已使美国当时乃至永远都难以采取其他政策选择。中情局不仅扶植了一个政权，更在华盛顿未来决策者心中烙下"美国制造"的印记。随着蒙博托政府在一轮轮危机中蹒跚前行，它始终享有美国和西方的资金与军事支持。多年来，国会诸多人士及国务院部分异见者确实敦促美国政府推动这个被蒙博托于1971年更名为扎伊尔的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改革。他们指出若无法实现，美国就应与蒙博托保持距离，转而与反对派建立政治联系。冷战结束后，国会终于中止了军事与非人道主义援助。但即便在此之后，当政权步入垂死挣扎阶段，美国官员仍无法割舍旧情，去支持新兴反对派提出的和平民主过渡方案。

对美国外交政策而言，依附于一位长期友好的独裁者——即便其缺陷日益危及美国利益——实为一种痼疾。就刚果而言，这种关系是中情局通过秘密行动缔造并维系的。由此形成的特殊亲密光环，渗透在美国官员谈及蒙博托时流露的占有性措辞中。对德夫林而言，蒙博托已成为"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避风锚"；当卡萨武布与冲伯矛盾激化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罗德·桑德斯主张应由蒙博托以武力平息争端，因为"他早已是我们的人"；政变十年后，国务院非洲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尔卡希在国会作证时坦言："我们对蒙博托总统怀有特殊好感。当扎伊尔（刚果）发展亟需援助与建议时，他以非凡的睿智接受了我们的建言，最终使国家获得巨大福祉。"

与其他类似存疑的承诺一样，美国对蒙博托的长期支持被合理化解释为不得已之举，因为除混乱外别无选择。事实上，华盛顿错失了推动重大改革的良机。1970年代末，当安哥拉的刚果流亡者两次入侵扎伊尔未果后，美国未能利用由此引发的西方军事干预所创造的契机，去寻求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府。1980年代反对派风潮席卷扎伊尔期间，美国拒绝支持民众要求建立第二政党的呼声。即便1990年代初一场强大的民主运动迫使蒙博托做出政治让步后，当蒙博托违背承诺时，老布什政府仍阻止其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赫尔曼·科恩要求蒙博托下台。虽然克林顿政府禁止向蒙博托的亲信发放签证，却也支持了他关于"自由选举"的荒唐可笑计划。

秘密行动造就了一个基本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刚果政府，却让美国在非洲的外交背负了数十年重负。特别是卢蒙巴遭推翻和杀害、美国对冲伯白人雇佣军的支持，激怒了非洲民族主义者，恶化了美国与阿尔及利亚、加纳、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许多关键国家的关系；这些行动还引发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南非和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的敌意。中情局在刚果的行动所滋生的怨恨与猜疑，随着该机构在该国介入程度的降低而略有消退，但从未消失，并在1970-1980年代西方（尤其是中情局）干预该地区时一再浮现。


共产主义的刚果？

中情局干预刚果的根源在于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过度夸大分析。研究刚果的学者长期质疑一个假设：若卢蒙巴继续掌权，其政府将倒向苏联或中国。当时甚至部分美国官员也心存疑虑。1962年，时任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卸任不久便承认："我认为我们高估了苏联在刚果的威胁。"肯尼迪政府最初的政策文件（后经修订）主张建立"涵盖刚果所有主要政治力量"的广泛基础政府，继而释放卢蒙巴。即便在1964年叛乱高潮时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仍致信约翰逊总统："尚不明确中国势力在叛乱中渗透多深。哈里曼认为程度较深，但情报界多数判断其影响较为边缘。"同年11月，刚从叛军控制的斯坦利维尔经历三个多月囚禁获释的美国领事迈克尔·霍伊特向决策层汇报：卢蒙巴派叛乱领袖"仍处于刚果政治光谱之内"，且"本质务实，遵循自身利益行事"。

怀疑论者的判断是正确的：卢蒙巴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屈从于外国控制。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在反殖民斗争中积累了政治经验，对外部势力的任何形式的统治都深恶痛绝。他们更倾向于不结盟政策，所认同的外国势力是非洲其他独立运动领袖，而非赫鲁晓夫或毛泽东。卢蒙巴及其追随者也深知，共产主义世界永远无法取代作为刚果亲西方经济根基的欧洲巨额投资和万名比利时技术专家。即便他们接受苏联军事援助以实现国家统一或对抗政治排挤时，仍持续向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及非洲国家寻求支持。然而华盛顿拒绝施以援手。

前苏联阵营的档案证实，尽管莫斯科热衷于利用西方在刚果的困境攫取宣传优势，但它明白卢蒙巴及其追随者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对其支持有所保留。1960年蒙博托发动政变后，苏联悄然撤走驻刚果的飞机和军事顾问，未对卢蒙巴施以援手。直至卢蒙巴遇刺及白人雇佣军占领斯坦利维尔激怒整个非洲，苏联对其继任者的援助仍微乎其微。即便此时，苏联也仅提供武器而不派遣顾问指导使用。苏中的军事援助还受制于需经非洲邻国转运的制约，而这种过境权并非总能获得。

回望历史，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刚果政策时显然错误地将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冷战经验投射到条件迥异的非洲大陆。在刚果，既无苏联军事存在，亦无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干部。可悲的是，华盛顿摒弃了另一种政策选择：通过外交途径与卢蒙巴及其继任者接触，将其作为防止冷战渗入刚果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相反，它册封蒙博托及宾扎集团其他成员为比利时的继承者。尽管卢蒙巴行事急躁且缺乏经验，他仍是刚果在后殖民时代实现成功转型的最大希望。完全有理由相信，与他及其他新兴民主力量合作本可使美国和刚果双方受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