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受苦者》弗朗兹 · 法农：第一章 论暴力（一）
国族解放、国族复兴、重建属于人民的国家、英联邦等等，不管是使用什么名称或引进什么新方案，去殖民（décolonisation）始终都是一种暴力的现象。不论我们在什么层次研究去殖民，例如个人之间的交往、新名称的运动倶乐部、鸡尾酒会、警察，还是国有或者私人银行的董事会，去殖民不过是十分单纯地由一「类」人代替另一「类」人的过程。没有过渡期，而是全新的、完整且绝对的交替。我们当然也可能指出一个新国族的涌现，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它的外交关系和政治、经济方向的变化。但是，精确说来，我们选择了消除歧异，去谈论一个白板状态，也就是最初的去殖民从那被定义的起始状态。它不寻常的重要性在于，从第一天开始，去殖民就成为被殖民者最起码的要求。老实说，成功的证明，在于社会结构彻底改变了。这种改变异常非凡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被人们渴望、要求和强求的。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在被殖民者男女的意识及生活中，是以一种原始、冲动和强制的状态存在。但是，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也同样被另一类男女，也就是移殖民者，以下列的形式体验在他们的意识中，认为未来是可怕的。
去殖民的历史过程
企图改变世界秩序的去殖民，根本就是一个全然混乱无序的纲领。但它不可能是一个神奇的操作、自然的撼动或者和睦谅解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去殖民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清那赋予它内容与形式的历史化运动，它才能被理解，才能找到自己的可理解性，使自身变成透明。去殖民是两股天生你死我活敌对势力的角逐，两者的独特性，正是由于它们皆提取自殖民情境所分泌的养分。它们是在暴力的情况下展开首次决战，并在大量的刺刀及大炮下维持共同生活——更确切地说，所谓共同生活，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剥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老相识。当殖民者说他认识「他们」时，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殖民者造就了他们，并且继续制造出他们。殖民者从殖民体制中提取出真实，也就是他的财产。
去殖民绝不可能不受人注目，因为它针对人的存在，它改变了人，它把不具本质性的存在、被压垮的观众，转变成享有特权、几乎受到历史大力吹捧的伟大演员。它在存在里，带进了一种由新人类的节奏、新的语言、新的人性。去殖民是真正地创造新人。但这种创造，不是从任何超自然力量那里得到正当性：被殖民地化的「物」，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变成了人。
因此，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有着对殖民情境做全盘重新提问的需求。如果我们想精确地描述它的定义，可在「后来居上」[1]这句名言中找到。去殖民是这个名言的验证。因此，就描述的层面而言，所有的去殖民化都是一种成功。
去殖民以赤裸裸的姿态展现，它透过所有的毛细孔，以烧红的子弹和血淋淋的刀剑，让人来揣度。如果后来者必须居上，那只能是两大主角决定性、致命对决后的结果。若要使后来者爬到前排的坚定意愿获胜，要使他们在那有名的、用来定义何谓一个有组织社会的阶梯上爬升（有人说，用太快的速度），那只有透过在天平上放入所有的手段，当然包括暴力。
我们无法以这样的纲领就瓦解一个社会，即使只是个原始的社会，如果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甚至是计划本身公式化的最初，就决定要扫除路上所碰到的一切障碍。决定实现这个纲领、使它变成动力的被殖民者，随时准备好动用暴力。他从出生就清楚这个充满禁令的狭小世界，唯有靠绝对暴力，才能对它重新提问。
殖民地是个分割的世界。不必浪费唇舌去重提土著和欧洲人的城市、土著和欧洲人学校的区隔，或南非的种族隔离。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到这种分割的内部，我们至少可以标示出其中几条动力的境界线。走近殖民地世界，走近这个安排和地理布局，将使我们据此重新组织去殖民社会的界线。
被殖民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兵营和警察局标明分界线。在殖民地，宪兵、军队是被殖民者有效的对话者，他们是殖民者及压迫体制的代言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是宗教或世俗化的教导，父子相传的道德反思教育，工人在五十年的优良忠诚服务后获颁的诚实楷模奖章，因和谐与智慧而增长的爱情，或者鼓励遵守既定秩序的美德，这些，都在被剥削者周围营造出一种服从与禁制的气氛，大大减轻了警察的任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被剥削者与当权者之间，有众多道学教授、顾问和「偏激倾向导正专家」的介入。相反的，在殖民地，宪兵或士兵借由他们立即的出现，直接频繁的介入，保持和被殖民者的接触，并用枪和凝固炸弹，命令被殖民者不得动弹。人们可以看到，权力的中介者使用纯粹暴力的语言。中介者并不减轻压迫，也不掩盖支配。他们把压迫和统治暴露出来，忝不知耻地凸显自己那维持秩序的地位，把暴力带进被殖民者的家里和他们的脑袋里。
被殖民者的面貌
被殖民者居住地带与殖民者居住地带，并不呈现互相补充的状态。这两个地带互相对立，但这样的对立不是为一个更高的统一而服务。这两个被纯粹亚里士多德逻辑所支配的地带，都遵守相互排斥的原则：无法和解，多说无益。殖民者的城市是石块和钢筋打造的铜墙铁壁，灯火通明、铺上柏油。而城里的垃圾箱总是塞满了从未见过，甚至是从未梦想到的、不知名的残渣。殖民者的双脚从不被人看见，可能只在大海里才展现，但我们从未足够靠近到可以看见它们。结实的鞋子保护殖民者的脚，城市街道干净、光滑，没有坑洞，没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座吃饱没事干又轻松的城市，肚子总填满了好吃的东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国人的城市。
被殖民的城市，或至少是土著的市镇、黑人的村子、阿拉伯街、印地安人保留区，则是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人们在那里随地、草草地被生了出来。随地、随便因某不知名原因死去。这是个没有间隔的世界：人挨着人，小茅屋挨着小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饥饿城市，渴望着面包、肉、鞋子、煤炭和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蹲下来的、屈膝的城市，一座躺卧着的城市。这是黑人的城市、阿拉伯人的城市。被殖民者以淫荡、羡慕的眼神望着殖民者的城市，梦想占有它。用尽所有占有的形式：坐在殖民者的桌旁、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可能的话和殖民者的妻子上床。被殖民者是嫉妒的，殖民者不是不知道，在他瞥见被殖民者那失控的眼神时，酸苦地见识到这点，但他始终保持警惕：「那些家伙想夺取我们的地位。」的确，一个被殖民者至少每天一次梦想处在殖民者的地位。
这被分割、被一分为二的世界里，住着不同类别的人们。殖民地的独特性就在于：谈经济现实、不平等、生活模式极大的差异，都无法做到遮掩一个属于人道这个层次上的现实。当我们快速审视殖民脉络时，即可明白地看到，分隔这个世界的，首先是属于或不属于这个类别、这个种族的事实。在殖民地，经济的下层结构同时也是上层结构，原因即结果，因为是白人而富有，因为富有而成为白人。所以，每当讨论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总是应该稍微放宽些。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并没有到概念的层次上，我们在此也不是要去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农奴和骑士的本质不同，但两者都必须借助神权来正当化身份的不同。在殖民地，从外地来的外国人，用枪炮和机械来强制统治。尽管他成功地制伏和据为己有，他始终是外国人。首先构成了「统治阶级」特征的，既非工厂，也不是财产，亦不是银行里的账户。统治族群首先是外来的，那些不像当地人（autochtones）的，那些「他者」（les autres）。
暴力主宰了殖民地世界的布局，不断地破坏当地人的社会形态，毫无保留地摧毁了经济、衣着和外表原先的参照坐标。然而，当被殖民者决定成为历史的舞台，奋力冲进禁区的一刻，被要求以及承受的，同样是这个暴力。炸毁殖民地世界，今后将是十分清楚的行动意象，非常可以理解，也能为每个被殖民的构成份子遵循。瓦解殖民地世界，并不意味着在撤废边界线后，人们会整治两个地带间的通道。摧毁殖民地世界，不多不少，就是要取消一个地带，把它埋在泥土深处，或赶出土地。
被殖民者对于殖民地世界提出的质疑，并非是观点上的理性较量。那不是有关普遍概念的论述，而是一种把独特性提出，当成绝对的疯狂论证。殖民地世界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世界。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做肉体上的限制，也就是借由警察和宪兵，限制被殖民者的空间，这还不够。就好比为了阐明殖民剥削的极权主义特点般，殖民者把被殖民者描述成一种「恶的精髓」〔注1〕。被殖民者社会不只被描述成一个没有价值标准的社会。殖民者断言，在被殖民者的社会中，这些价值标准不是被抛弃了，就是根本不曾存在过，这样说还不够。被殖民者被宣称为，对伦理学是抵制的，不仅缺乏价值，也是对价值的否定。他是，让我们敢于承认这点价值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绝对的坏。他是腐蚀成份，破坏一切接近他的东西，是扭曲成份，使一切与美或道德有关的东西变了形，是一切不吉祥力量的受托人，是盲目暴力的无意识及无法回收的工具。梅尔先生（Meyer）可以在法国国会上严肃地说，不应该让阿尔及利亚人进来国会殿堂嫖淫共和国。的确，自从和被殖民者接触过后，所有的价值就不可逆转地中了毒和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习俗、传统、神话，尤其是神话，就是贫困、体质败坏的标志。所以，这也就是为何，要把下列两件事放于同一平面上来看：用DDT消灭寄生虫、疾病的媒介，以及基督教在异端邪说、本能、邪恶等等还在萌芽的状态时就把它们给扼杀了。黄热病的消除和福音布道的进步，分属同一份决算表。但是，布道团的捷报实际上告诉我们在被殖民者内部引进异化酵素之重要性。我谈基督教，谁也没权利对此感到惊讶。殖民地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外国人的教会。它并不召唤被殖民者走向上帝，而是走向白人的道路、主人的道路、压迫者的道路。如众所皆知的，在这一历程中许多人被征召，却很少人入选。
有时候，这个善恶二元论竟然达到逻辑上的极端，将被殖民者去人性。确切地说，把被殖民者动物化了。因此，当殖民者谈到被殖民者时，他使用的是动物学的语言。他影射黄种人的爬行、土著住所散发出的气味、游牧部落、恶臭、大量繁殖、乱钻乱动、比手画脚。当殖民者想描述或找出一个恰当的字眼时，经常参考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欧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的」词。但是，领悟了殖民者计划的被殖民者，理解了人家对他兴讼的意图，立刻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个爬升的人口统计图，这些歇斯底里的群众，这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面孔，这些胖得什么也不像的身体，这群没头没尾的人，这些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野孩子，这种摊在太阳下的懒散，这种植物般的韵律，这些都成了殖民词汇当中的一部分。不久就要涌现了，那些戴高乐将军讲到的「黄色人群」、莫里亚克先生（M.Mauriac）讲到的黑色、棕色和黄色群众。被殖民者知道一切，并且呵呵大笑，每当他们在他者的话语里发现自己成了动物。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动物。更确切地说，恰在他发现自己的人性的同时，他擦亮武器，做好战斗准备，要让人性获胜。
一旦被殖民者开始捣乱，开始让殖民者惶恐不安时，我们就会派出一些善良的灵魂，在「文化大会」上向他展示西方价值的特殊性及丰富性。但是，每当话题牵涉西方价值时，立刻就会在被殖民者身上产生一种僵直、肌肉痉挛现象。在去殖民阶段，被召唤的则是被殖民者的理性。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些确切的价值，充分向他们解释：去殖民不该意味着倒退，而是应该建立在一些经试炼过、牢靠、受评定的价值上头。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当一个被殖民者听到一段有关西方文化的论述时，他就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要确保刀子在随手可拿到之处。白人价值之所以拥有优越性，是受到暴力的保证，白人价值在对决的过程中胜过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想方式，是浸满在侵略性中的。暴力、侵略性，透过复返，使得我们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这些价值时，不免换来冷笑。在殖民的脉络中，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被殖民者的攻击，除非被殖民者高声清楚地承认白人的价值优越。在去殖民时期，被殖民大众对这些价值不屑一顾、蔑视并唾弃它。
这种现象通常被掩盖起来，因为在去殖民时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跟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对话关系。在这个期间，当地居民只被视为面貌模糊不清的群众。殖民的资产阶级有机会在各处认识的几个土著，不足在立即的感知上发挥作用，使得差异化得以产生。相反地，在解放时期，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热切地寻找与「社会精英」们接触。那著名的、针对价值的对话，是与这些精英进行的。殖民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在殖民地维持统治时，就决定进行文化、价值及技术各领域的后卫战。然而，绝不应该忘记的，是占极大多数的被殖民民众，他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对被殖民者而言，最根本的价值，首先是土地，因为这最具体：土地保证了面包，当然，也保证了尊严。但这个尊严与做为具「人道的人」的尊严无关。这个理想的人，他从未听人说过。他在自己土地上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抓他、打他、使他挨饿，却不受惩罚；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伦理学教授或神父，过来代他被打，并跟他分享面包。对被殖民者而言，作为一个伦理学家可以十分具体，就是使殖民者的傲慢噤声，使他行使的暴力粉碎，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了当地把殖民者从全景图中驱逐。人人平等这一著名的原则，在殖民地会找到对此的阐释，只有当被殖民者提出，他与殖民者是平起平坐之时。再进一步，他想要为超越殖民者而战斗。事实上，他已决定代替殖民者，并占据他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见，整个物质和道德的世界崩溃了。一直在抽象普遍性方面遵从殖民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如今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能够在新世界和平共处而奋斗。但是，他没有看见，因为确切的说，那是由于殖民主义已经渗透到他所有的思想模式中了，他看不到一个事实，殖民者，一旦殖民的脉络消失，也就没必要与他们共存了。这个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判以前，欧洲少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清楚地表态：他们要求，不多不少，双重的公民资格。就是由于我们局限在抽象的层次上，才想迫使殖民者在未知中做一个十分具体的飞跃。让我们这么说吧，殖民者完全知道任何浮夸的词藻也取代不了现实。
表象化的去殖民
于是，被殖民者发现他的生命、呼吸、心跳和殖民者一样。他更发现殖民者的皮肤不比自己的皮肤值钱。这一发现引起世界的大震撼。被殖民者一切新革命的保证由此而起。如果我的生命确实和殖民者的一样重要，那么他的目光就不再令我觉得咄咄逼人、令我颤栗，他的声音不再令我发愣了。我不再面对他而不知所措，实际上，我已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只在他面前，我不再感到局促不安，而且我正为他布下一个陷阱，使他除了逃走以外没有别的出口。
我们曾经说过，殖民脉络的特征是强制世界一分为二。去殖民把世界统一起来，透过一个激进的决定，根除世界异质性的部分，借由在国家的基础上，有时是在人种的基础上，将世界统一。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爱国者所说的一句恶毒的话，当他们提起总统桑哥尔（Senghor）的手腕时：「我们曾经要求指导层非洲化，而现在，桑哥尔使欧洲人非洲化了。」这意思是说，被殖民者绝对有可能直接地洞悉去殖民是否发生，因为后来者居上是最起码的要求。
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却给这一请愿带来不同的变奏，事实上，他似乎有很好的理由：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专家是必要的。然而，被殖民者却把这些破格的优待，诠释成同样是破坏的手段，而且，随处都会听到一个被殖民者宣称：「早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必独立……」云云。
在那些真正进行过解放斗争的被殖民地区，在那里，人民流淌过的鲜血和武装斗争的时间，促使知识分子们涌回到广大民众根基之处，在那里，我们参与了一场真正的铲除工程，将知识分子所汲取自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根除。在他自恋的独白里，殖民主义资产阶级通过那些教授们的中介，的确使被殖民者深信，本质是不朽的，尽管所有的错误都该归咎于人。那当然就是所谓的西方的本质。被殖民者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基础，人们可以在他脑子的一个褶子里发现一个警惕地捍卫希腊拉丁根基的哨兵。然而，在解放战争时代，被殖民者重新接触他的子民，这个装模作样的哨兵就粉碎了。所有地中海的价值，人道的、光明、美的胜利，都变成了没有生命和褪色的小玩意。所有这些华丽词藻似乎成了空洞的堆积。这些似乎使灵魂高贵的价值黯然失色，因为它与人民投入的具体斗争完全无缘。
首先是个人主义消逝了。被殖民知识分子从他主人那里学到，个人必须受到彰显。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用棒槌把个人社会的想法打入被殖民者的思想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关在自己的主观里，财富就是思想的富有。而在解放斗争时期，有机会逃到人民当中的被殖民者，将发现这个理论的错误。斗争的组织形式将向他提供不同的词汇。兄弟、姐妹、朋友是被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所放逐的词，因为对他而言，我的兄弟就是我的钱包，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手段。被殖民的知识份子，在一种类似火刑中，参与了所有偶像的毁灭：自私、傲慢的辩驳，老是要驳倒人的幼稚愚蠢。这个受殖民主义文化烧伤的知识分子，也将发现村民大会的组织内容密实、人民委员会密布各地，地区或支部会议超乎寻常的频繁。个人的事务今后不断地成为众人的事务，因为具体来说，大家全都将被外籍兵团发现，可能被杀或得救。在这个脉络下，「摆脱困境」（démerdage）这种无神论的救赎方法是被禁止的。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自我批评我们谈很多：但，我们可知，这首先是一个属于非洲的机制？无论是在北非的村落里，或是在西非的集会里，传统的做法是，当一个村子里爆发冲突时，必须当众辩论。当然是集体的自我批评，但带点诙谐气氛，因为大家都很放松，因为所有的人最终期待相同的结果。知识分子渐渐放弃算计、异常的沉默、不可告人的想法、暗中耍小聪明、秘密等等这些，渐渐，随着他投身于民众之间。我们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层次上，团体已然胜利，它发散出自身的光芒，分泌出自己的理性了。
但是，有时候去殖民也会在一些尚未被解放斗争充分撼动的地区发生，我们又可以重新见到同样机灵、狡猾、奸诈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完整无缺的重新找到他们与殖民主义资产阶级交往过程中，捡拾得来的举止和思考形态。昨天他们是殖民主义的宠儿，今天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族权威的骄子。他们组织了某些掠夺国家资源的活动，冷酷无情地通过手段或合法的窃取爬上高位；滥用国家当前的贫困，大搞进出口、开股份公司、炒作股票、享受特权。他们再三要求商业国有化，即把市场和良机独独保留给国族主义者。在理论上，他们急切地要把从国家偷来的赃物国有化。在这个冷酷的国家时期，在所谓严峻阶段，他们掠夺的成功迅速引起人民的愤怒和暴力。在非洲及国际的当前情况下，这个贫困和独立的人民，快脚步迈向社会意识的觉醒。这一点，那些小个人主义者不用太久的时间就明白。
为了吸收同化压迫者的文化并且在其中冒险，被殖民者必须提出一些抵押品。其中，他必须要把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思考模式变成自己的。这点，我们可以在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没有对话能力中看出来。因为他们在面对一个对象物或观念时，不知道去让自己成为不重要的。相反地，当他在民众中积极活动时，他将惊讶连连。他完全被民众的诚实和正直解除了武装。一个在暗处窥伺着他的、一直会有的危险，是搞民众主义（populisme）。他变成一个随声附和的人，同意民众的每一句话，并把它当作格言。然而，农民、失业者、挨饿者并不企求真理，他们绝不会说自己就是真理，因为他的存在就是真理。
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表现得宛如一个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般客观，事实上他没停止耍手段。对人民而言，问题从不在于去拒绝知识分子，或使他走头无路。人民要求的是把一切弄成是共同的。被殖民知识分子在人民大潮里的融合，将会出现推延的情形，因为他对细节的存在带着一种古怪的崇拜。人民并非抗拒分析。他喜欢人家向他解释，喜欢明白论证的逐条陈述，喜欢看方向往哪边走。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当他和人民相处之初，老是计较细微末节，甚至忘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是斗争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被席卷在多元形式的斗争当中，他倾向着重在地方性任务，大搞特搞，总是过于一本正经，却看不到全局。他把规律、专长、领域各种概念导入人民革命这台可怕的混合搅拌机器里。由于投入在一些确切的点上，他有时候会忘记运动全局的统一性，并在局部性失败时，禁不住开始怀疑，甚至心灰气馁。相反的，人民一开始就采用了全体性的立场。土地和面包：如何能获得土地和面包呢？人民所采取的这个表面上局限和狭窄位置，追根究底，是最具丰富性和最有效的操作模范。
真理的问题同样令我们非注意不可。在人民之中，任何时候，真理只归于与国家相关的那些。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关于精神具透明性的论述，可以粉碎这一立场。被殖民者用同样的谎言，来回答殖民地状况的谎言。他们对自己的人坦率，对殖民者在态度上则是收敛和模糊不清。加速殖民统治崩溃的那些，就是真的，促进国家出现的那些，就是真的，保护土著，击溃外国人，这些是真的。在殖民脉络中，没有什么真实的行为准则可言；所谓好的，只不过是伤害「他们」的那些。
因此，我们看到支配殖民地社会的原始善恶二元论，在去殖民时期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那是因为殖民者一直是敌人、对立者，更确切地说，是必须被推翻的人。压迫者在他的辖区里进行统治、剥削和掠夺；而在另一个地区里，被殖民之「物」是被猎杀、被掠夺的，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供养着压迫者，无须过渡地直接从殖民地的岸边到「母国」的宫殿和码头。在这被固定住的地带，表面平静，棕榈树在云朵下摇曳，海浪拍打着鹅卵石，原料来来往往，殖民者的存在同时被正当化。而被殖民者仍旧蹲着，半死不活，永远做同一个梦。殖民者写历史。他们的生平就是一部史诗，一部历险记。他是绝对的肇始者：「这片土地，是我们造就它的。」他是持续的理由：「如果我们走了，一切都完蛋，这片土地将回到中古世纪。」在他面前的，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他们打从内心受到狂热与「祖先的习俗」纷沓困扰，面对殖民唯利是图的新动力，他们构成了一个几近矿物般坚硬的框架。
殖民与被殖民的群众关系
殖民者创造历史，并且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因为他经常参照母国的历史，他并明确地指出，他在这里是延续这个母国。因此，他写下的不是被他掠夺国家的历史，而是他的国家在掠夺、侵略和使人挨饿的历史。被殖民者被强迫成为无法动弹的状态，只有当他们决定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掠夺的历史，并使国族的历史、去殖民的历史出现时，才可能被重新审视。
被割裂的世界，善恶二元论的世界，动弹不得的世界，铜像的世界：征服这世界的将军铜像、架桥工程师的铜像。这个对自己深具信心的世界，如一块巨石，重压在遭受鞭子抽打的脊椎上。这就是殖民地世界。土著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人，种族隔离不过是分割殖民地世界的一种形式。土著首先学会的第一件事，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超越界线。这也是为何，土著的梦，是肌肉的梦、动作的梦、具侵略性的梦。我梦见自己跳跃、游泳、奔跑、攀登。我梦见自己哈哈大笑，跨过大河，被一堆永远逮不到我的车子追赶。在殖民时代，被殖民者从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之间，不停地解放自己。
这沉积在被殖民者肌肉里的攻击性，首先对自己的同胞发挥。这个时期，黑人们彼此互殴，警察和预审法官面对北非这种犯罪行为不知所措。我们在后文将讨论这一现象（参见第五章）。面对殖民地特有的安排，被殖民者恒常处于紧张状态中。殖民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充满排拒，又同时使人想望。我们已经了解到，被殖民者经常梦想安顿在殖民者的位置上。不是变成殖民者，而是取代他。这个充满敌意的、沉重、具侵略性的世界，因为它粗暴的排斥被殖民者群众，但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不是人们想要尽快逃离的地狱，而是一个触手可及，但又有凶猛的看门狗守卫着的天堂。
被殖民者始终保持警惕，由于他很难辨识殖民世界那无数的符号，从不知道自己是否跨越了界线。面对由殖民者安排的世界，被殖民者始终被当作嫌疑犯。他的罪恶感并不是一种承认、接受的罪恶感，而比较像是一种诅咒，大祸临头[2]。然而，在被殖民者内心深处，他并不承认这些对他的审理案件。他是被统治，而不是被驯服。他被贬低，但并没有被说服而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耐心等待殖民者放松警戒，再扑向他。被殖民者的肌肉一直在等待。我们不能说他焦虑不安，说他害怕。事实上，他始终准备好要抛弃猎物的角色，而担任猎人。被殖民者是个恒长梦想自己成为迫害者的被迫害者。社会的象征——宪兵、兵营响彻的军号声、军队列队和高悬的旗帜——既是抑制剂又同时是兴奋剂。这些象征，毫不意味着「别动」，而是「好好准备攻击」。事实上，假如被殖民者有沉睡与遗忘的倾向，那么，殖民者的傲慢，和他心里挂记着想去检验殖民体制的牢固性的想法，也会再三提醒他：重大的决斗绝不会无限期延长。这种取代殖民者的冲动，无时无刻不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下。我们知道，事实上，在目前的情绪状态下，障碍的存在会使运动有加快发生的倾向。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群众的关系。殖民者以其势力来对抗数量。殖民者有暴露狂，他对安全的操烦让他得高声提醒被殖民者：「在这里，我是主人。」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心中挑起了维系着一把一发不可收拾的怒火。被殖民者被锁在殖民主义的天罗地网里。但我们看到，在那里面，殖民者获得的，只不过是一个假的石化状态。被殖民者肌肉的紧张会周期的在一些血腥的爆发中获得纾解：即部落的斗争、酋长间的斗争和个人之间的斗争。
在个人的层次上，我们参与了一场真正的理性的否定。殖民者或警察可以整天殴打被殖民者、侮辱他，叫他下跪，我们可以看到，被殖民者在碰到另一个被殖民者一点点的敌视或挑衅的目光，就会拔出刀来。因为他最后的一招，是用对付自己的同类来保卫自己的人格。部落斗争，只会使深埋在脑海中的旧恨，永远传下去。被殖民者大量地把肌肉消耗在报复上，企图说服自己以为殖民主义并不存在，以为一切照旧，以为历史在继续。我们从那可以清楚地在集体的层次上，理解这些著名的逃避行为的意义：就好像沉浸在同胞的血中，就可以使人看不见障碍，就可以把以武装斗争来反殖民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拖延下去。在部落之争中，非常具体地造成集体的自我毁灭，这因此是被殖民者纾解肌肉紧张的途径之一。所有这些行为，是面对危险时的死亡反应，是自杀行为，它让殖民者在生命及统治获得巩固的同时，认定被殖民者是没理性的一群。被殖民者也同样借助宗教，成功地对殖民者不予理会。通过宿命论、罪恶、贫困、命运回归上帝，压迫者的一切创举都被消除了。个人就这样接受上帝所决定的腐败解体，在殖民者和命运之前伏首贴耳，通过一种内心的再平衡，迈向一种石头般的平静。
然而，在这段期间，生活继续下去，被殖民者通过广泛且可怕的神话——这种神话在落后社会里多如牛毛——而抑制自己的攻击性：邪恶精灵的介入让我们走路歪斜，那些凶神恶煞、半人半豹、半人半蛇、六足狗、殡尸，所有这些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小动物或巨人，在被殖民者周围支配着一个比殖民主义世界更可怕的禁忌、障碍和抑制的世界。这个渗入土著社会、魔术般的上层建筑，在利比多经济的动力中，担任明确的职务。事实上，落后社会的特征之一，即是利比多首先是属于团体、家族的事务。人类学家早已详细描述过这个社会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那个梦见自己不是跟妻子，而是同另一个女人有性关系的人，必须要公开承认这个梦，并向那女人的丈夫或受伤害的家庭尽缴纳实物，或以工代赈的义务。这一并证明了所谓史前社会非常重视无意识。
神话和魔术的气氛，在令我害怕的同时，表现得如同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它在令我惊恐的同时，使我融入传统、融入我的地区、我的部落历史。但又同时令我安心，它给了我一个位置，一张身份证。在落后国家，秘密这个面向是一个集体的面向，特别专属于魔术的范畴中。在这千丝万缕的网内，行动自我重复，带有如同水晶般的永恒性，把我限制在这个网内的同时，被肯定为永恒的，则是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相信我，僵尸比殖民者更可怕。从此，问题不再是让自己去符合殖民主义那披着铁甲的世界的规定，而是在小便、吐痰或夜间出门时必须再三思量。
超自然、魔术的力量，表现为一股惊人的自我力量。殖民者的力量无限的萎缩，被贴上外来的标志。我们不再需要去对抗他们，既然神话结构的可怕厄运也十分重要。我们看到，一切都获得解决了，透过幻想层面上那些永恒的对决。
然而，这群人民，从前被分割成一个个不真实的小圈子，他们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惊吓所折磨、却乐于在梦般的折磨中自我迷失，在解放斗争中，这群人民自行解体了，又重新组织起来，并在血和泪中诞生了实际且直接的对决。给解放战士（moudjahidines）吃的东西、为他们放哨、帮助欠缺生活所需品的家庭、代替被杀害或被囚禁的丈夫：这些都是在解放斗争中，人民被鼓励去执行的具体工作。
在殖民世界，被殖民者的情感被维持在一种十分敏感的状态，犹如裸露的伤口躲避腐烂因素那样。精神机制缩起来，被磨灭了，透过肌肉的示威表现，做自我卸除，这让一些学者认为，被殖民者是歇斯底里的。这种勃起的情感状态，受到看不见的守门人的监视，他们可以直接与人格的核心沟通，不须透过中介，这样被监视的情感的勃起状态，在危机时，将与情欲一起，透过运动机能上的消解，达到自我满足。
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被殖民者的情感状态消耗在多少有些恍神的舞蹈中。这也是为何，研究殖民世界，必须要研究舞蹈和着魔。被殖民者也正是用肌肉的狂欢，来放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最激烈的攻击性、一触即发的暴力被疏导了、转变了和消失了。舞蹈集会是受允许的，它提供保护以及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日期，男男女女聚集在一个约定的地方，当着严肃的宗族面前，大胆地做出步伐不整齐，但实际上是系统化的示意动作，通过许多方法，不去承认头的重要性，脊椎的弯曲，整个身体往后抛，一目了然的看出一个集体为驱魔，获得解放，说出意见做出崇高的努力。一切都被准许……在圆圈内。人们爬上小山岗，好像要更接近月亮，溜到河边陡坡上，彷佛要显示舞蹈、大净、清洗、净礼等是具同样价值的，这些地方都是神圣的场所。一切都被准许了，因为，实际上，人们聚集起来，只是为了让积蓄的利比多和受阻的攻击性，像火山爆发似的喷出来。象征性的死刑，形象化的袭击，想象中的各种谋杀，必须统统发泄出来。不愉快就在吵吵嚷嚷声中，像熔岩般蔓延开来。
再进一步，我们掉入全然的着魔状态中。的确，被组织起来的是场附魔—驱魔大会：对吸血鬼的迷信，中了鬼神、亡灵、妖魔的邪。这些人格的分裂、双重性、解体，扮演了稳定被殖民社会的主要经济功能。去的时候，男男女女十分不耐，步履维艰，「神经紧绷」。回来时，村子恢复平静、和平和静止不动。
在解放斗争时期，我们将在某些操作里头，看到一种独特的去情感状态。人们背靠着墙，刀架在喉咙上，或更精确地说，把电极放在他的生殖器上，在这种情形下，被殖民者被勒令不再陈述自身的历史。
经过几年不切实际、沉溺在最骇人的幻想中之后，被殖民者终于拿起枪，迎击唯一否认他存在的势力——殖民主义势力。在战火洗礼下成长的年轻被殖民者一代，很可能嘲笑……祖先的殡尸、双头马、还魂的死人，以及趁人打哈欠时钻到体内的鬼神，不过，这年轻的一代并没有放弃这些。被殖民者发现了现实，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在使用暴力中，在解放中企图改变这个现实。
我们刚看到，这个暴力，在整个殖民时期，尽管一触即发，但却空转着。我们也看到，它借由舞蹈或着魔的情绪宣泄而被疏导。我们之前看到，它在同胞相残的斗争中消耗殆尽。现在，问题就在于去掌握这个正在重新导向的暴力。之前，它沉溺于神话中获得自我满足，想尽办法发现集体自杀的机会，现在，新的条件将使它改变方向。
暴力，作为补偿
从政治的策略和历史的观点看，殖民地的解放在当代提出一个具根本重要的理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国族解放运动的局势成熟了？它的前卫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去殖民具有多样性，理性于是犹豫着，禁止自身去说，什么是真正的去殖民，什么是假的去殖民。我们将看到，对于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有着决定方法、策略的迫切需要，即领导和组织的问题。否则，只剩下盲目的唯意志主义，具有极端反动的随机性。
在殖民时代，是什么势力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出新方向、新的投资点呢？首先是政党和知识、商业上的精英。然而，某些政治组成有以下的特征：他们只宣布一些原则，而不发出命令。在殖民时代，这些国族政党的一切活动就是选举挂帅，这是一系列连续不断、各抒己见地讨论有关人民支配自己的权利、人性的尊严和有饭吃的权利原则的哲学—政治论文，高唱「一人一票」原则。国族主义的政党从不强调力量对决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根本推翻体制。和平主义者，合法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应该是说，是新秩序，也就是殖民资产阶级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生硬的向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提出一个对他们来说根本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权力。」当涉及暴力这个特殊问题时，精英们总是模棱两可；他们的语言是暴力的，而态度是改良主义的。当这些资产阶级国族主义的政党干部说一件事时，他们直言不讳表示他们实际上不这么想。
要诠释国族主义政党的特点，必须同时通过国族主义政党的干部的素质，和支持者的素质。他们的支持者是城市居民。这些已从殖民情况中获利、但显然利益是被打折扣的劳工、教师、小手工业者、商人们，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支持者要求的，是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工资。这些政党和殖民主义者间的对话，从未被中断过。他们讨论规划选举代表制、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讨论着改良。因此，看到大量的土著在宗主国的政治组织分支中积极活动，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这些土著针对一句「政权属于劳工阶级」的抽象口号而奋战，却忘了在他们的地区，首先引导战斗的，是国族主义的口号。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将他们的攻击性，投资在想要同化于殖民地世界的意图上，几乎不加遮掩。他把这个攻击性用来为自身、个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个别被解放了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阶级，就轻易诞生了。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是增加获得自由的奴隶，组织一个真正自由的阶级。相反的，群众并不期待看到个人增加成功的机会。群众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而是他们的位置。大多数被殖民者渴望得到殖民者的土地，对他们而言，重点不是进入与殖民者的竞争当中，他们要的是他的位置。
农民被大多数国族政党的宣传撇在一旁。然而，十分清楚的，在殖民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他不会失掉什么，却应该赢得一切。农民，这个失去地位的人、挨饿的人、受剥削的人，最快发现只有暴力能补偿他。对他而言，没有妥协、没有和解的可能。殖民或去殖民，单纯只是武力较量关系。被剥削的人，为了自己的解放，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别的手段。当一九五六年纪·摩勒先生[3]对阿尔及利亚殖民者投降后，国族解放阵线在一本着名的小册子中指出，殖民主义只是松开架在脖子上的刀，并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觉得这些话太过分。这本小册子只不过表达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殖民主义不是一台思想机器，更不是具有理性的肉体。它在自然状态下即为暴力，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暴力面前才会屈服。
至此都还保持沉默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直到作决定性解释时，才进入行动。他们引进一个新概念，即非暴力，但确切地说，那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花招。在其原来的形式中，这种非暴力对知识分子或经济方面的精英而言，意味着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和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因此为了能共同得救，必须迫切达成协议。非暴力是试图在一切不可逆转的形势、一切流血、一切遗憾的行动发生前，大家围着会议桌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群众不等会议桌周围的椅子摆好，只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并开始放火行凶，我们就会看到那些精英和国族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的头头们，奔向殖民主义者那边，并对他们说：「这太严重了！我们不知如何结束这一切，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必须寻求妥协方案。」
这个妥协的概念在去殖民化的现象中十分重要，因为它并非那么单纯。事实上，妥协同时关系到殖民体制和年轻的国族资产阶级。殖民体制的拥护者发现，群众有可能毁坏一切。破坏桥梁、破坏庄园、压制、战争，这一切都严重打击经济。妥协也是为了国族资产阶级，在认不清这个台风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害怕被这巨大狂风扫到，于是不断向殖民者说：「我们还能阻止这场屠杀，群众仍相信我们，要是你们不想坏了一切，那就赶快做吧！」下一步，国族政党的领袖就和暴力保持距离。他高声断言，自己跟茅茅[4]、这些恐怖份子、这些刽子手没有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退居到恐怖份子和殖民者之间的无人地带，并毛遂自荐当起「对话者」：这意味着在殖民者不能跟茅茅讨论的情况下，他十分愿意开启谈判。这也是说，国族斗争的后卫部队，也就是那些从未停止过与欲斗争对手处于同一边的人们，却翻跟斗的处于谈判与妥协的前卫去了，因为他们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与殖民主义中断接触。
在谈判前，大部分的国族主义政党，在最佳情况下，局限在为这种「野蛮行为」辩解。他们不极力要求人们斗争，往往在一些非公开的圈子里，恣意谴责那些被报纸和母国舆论称之为丑陋的精彩行动。客观看事物的考虑，构成了这种保守主义政治的正当借口。然而，被殖民的知识份子和国族主义政党领袖的这种典型态度，事实上并不客观。事实是，他们不确定群众这种不耐的暴力，是保护他们本身利益最有效的手段。也有人深信暴力办法的无效。对他们而言，无疑的，所有透过武力粉碎殖民压迫的尝试，都是绝望的行为，是自杀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头脑里，殖民者的坦克和战斗机，占据了巨大的位置。当有人对他们说：必须行动，他们看到炸弹从他们的头上投下来，坦克车沿路开过来，炮击、警察……而他们坐着不动。他们一开始就是输家。他们无能用暴力获胜，这点不需要被论证，已然在日常生活及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们还停留在恩格斯所采用的一种幼稚的立场上，恩格斯在跟杜林先生这位幼稚泰斗的著名论证中指出：「就像鲁宾逊能搞到一把剑一样，我们也能让星期五在某个早晨手持手枪出现，于是整个『暴力』关系颠倒了：星期五指挥，而鲁宾逊被迫苦干……因此，手枪战胜了剑，甚至连最幼稚的公理爱好者无疑也会持有这样的看法：暴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愿行为，这个意愿要能付诸实行，得要有一些十分真实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一些工具，而最完善的工具会胜过不太完善的；此外，这些工具得生产出来，这也意味着，较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粗略说来，就是所谓武器生产者——会胜过较不完善的武器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基于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生产反过来是建立在一般生产的基础上，因此……建立在『经济势力』、经济的国家、暴力能支配的物质手段的基础上。」〔注2〕的确，改革主义的领袖们不讲别的：「你们拿什么去跟殖民者作战？用短刀吗？用猎枪吗？」
在暴力这个领域，工具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原则上，一切都建立在工具的分配上。但，殖民地解放为这个领域带来新观点。例如，我们看到，一八一〇年的西班牙战役中，尽管拿破仑统帅四十万雄兵入侵，还是被迫撤退。然而，法国军队可是因它的武器、士兵的勇猛、统师的军事天才，使整个欧洲颤抖。面对拿破仑军队庞大的手段，西班牙人受屹立不摇的国族信念所鼓舞，发现了二十五年前美国民兵曾用来反抗英国军队的那种游击战。但是，如果被殖民者的游击战，不是作为一个新要素，存在于这个全球化的竞争过程、介于托拉斯与垄断之间的一个新要素，那它就不会成为一种暴力工具，能与其他暴力工具对抗。
资本主义与殖民地的共犯关系
在殖民最初，一支特遣队就能占领一大片土地：刚果、奈及利亚和象牙海岸等等。然而，今天被殖民者的国族斗争处于一个崭新的状况中。飞跃上升的资本主义，看到了殖民地是原料的源头，这些原料加工后就可以倾销欧洲市场。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后，它在今天达到了对一椿买卖盈利概念的修正。殖民地变成了市场。殖民地居民变成了买东西的消费者。因此，如果必须继续加强驻军，如果贸易萎缩，即加工品和工业产品不能再出口，这便证明了必须把军事解决方案排除掉。一种奴隶主义型的盲目统治，对宗主国来说，并没有经济的盈利可言。宗主国资产阶级独占派不支持一个仅会依赖刀剑政策的政府。宗主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们所期待的，不是大量杀戮土著，而是要借助经济合作来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
因此，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上爆发的暴力势力，在客观上成为共犯关系。再加上，被殖民者并不是单独面对压迫者。当然，他们受到进步的各国及人民在政治上及外交上的支持。尤其有各国金融集团进行的竞争和残酷的战争。一个柏林会议可以把非洲瓜分成三、四个国籍。今天，重要的不是某个非洲地区是法国的或比利时的统治地，而是经济地域受到保护。猛烈的炮击或焦土政策，如今已让位给经济上的隶属了。今天，不必再为对付苏丹土著而进行镇压战争了。人们较高雅些，较不血腥，决定和平解决古巴卡斯楚体制。人们尝试掐住几内亚，尝试推翻穆萨迪克[5]。因此，害怕暴力的国族领袖如果想象殖民主义者「要把我们都杀光」，那就错了。当然，军人们继续玩弄殖民地征服时代的假象，但金融界人士很快就把他们带回现实中。
这也是为何，有理智的国族主义政党，被要求尽量明确表达他们所要声讨的，并且与伙伴，也就是殖民主义者，一搭一唱，心平气和的，共同寻找一个尊重双方利益的解决良策。我们看到国族改革主义，经常以夸大的公会主义形式表现，一旦他们决定行动，就会透过高度和平的方式：安排城市内工业部门的罢工，以游行示威欢迎领袖，联合抵制巴士或进口食品。这些活动，同时用来对殖民主义施压，又可让人们消耗力气。实行这种冬眼疗法（I’hiberno-thérapie），这种人民的睡眠疗法，有时竟能奏效。于是，从会议桌上的讨论，出现了一种政治的升级，使加蓬共和国（République du Gabon）总统姆巴（M.M’ba）在巴黎官方访问时，十分庄重的说：「加蓬独立了，但加蓬和法国之间什么也没改变，一切继续照旧。」事实上，唯一改变的是，姆巴先生是加蓬共和国总统，和他受到法国总统的接见。
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在安抚被殖民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的协助。所有甘受侮辱、宽宥冒犯、不动声色地接受别人吐口水和辱骂的圣徒，都被当作模范。殖民地各国的精英们、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当他们站在运动的前面，必然以产生一个战斗的代用品而告终结。他们充分利用同胞的奴隶状态来羞辱拥护奴隶制的人，或向与他们竞争的属于压迫者的金融集团，提供一个滑稽可笑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现实上，他们从未真正号召奴隶，从未具体动员奴隶。恰恰相反，在真实的那一刻，即对他们而言是谎言的一刻，他们挥舞起群众动员的威胁旗帜，当作好比可能神奇「终结殖民体制」的决定性武器。在这些政党内部、干部中间，显然有些革命者断然不理这种国族独立的闹剧。但是他们的干预、他们的积极、他们的发怒动作，迅速惹火了党机器。这些人逐渐被孤立，然后被甩开了。在这一刻，宛如辩证法似的关联性，殖民者警察找上他们。在城里不安全，活跃份子对他们避而远之，领袖抛弃了他们；这些带着煽动性眼神的不受欢迎人物，只有离开城市，往乡村去。他们察觉到，带着某种晕眩感，农民群众一知半解的听懂他们的话，而且直截了当问那个他们毫无准备答复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
企图改变世界秩序的去殖民，根本就是一个全然混乱无序的纲领。但它不可能是一个神奇的操作、自然的撼动或者和睦谅解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去殖民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清那赋予它内容与形式的历史化运动，它才能被理解，才能找到自己的可理解性，使自身变成透明。去殖民是两股天生你死我活敌对势力的角逐，两者的独特性，正是由于它们皆提取自殖民情境所分泌的养分。它们是在暴力的情况下展开首次决战，并在大量的刺刀及大炮下维持共同生活——更确切地说，所谓共同生活，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剥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老相识。当殖民者说他认识「他们」时，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殖民者造就了他们，并且继续制造出他们。殖民者从殖民体制中提取出真实，也就是他的财产。
去殖民绝不可能不受人注目，因为它针对人的存在，它改变了人，它把不具本质性的存在、被压垮的观众，转变成享有特权、几乎受到历史大力吹捧的伟大演员。它在存在里，带进了一种由新人类的节奏、新的语言、新的人性。去殖民是真正地创造新人。但这种创造，不是从任何超自然力量那里得到正当性：被殖民地化的「物」，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变成了人。
因此，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有着对殖民情境做全盘重新提问的需求。如果我们想精确地描述它的定义，可在「后来居上」[1]这句名言中找到。去殖民是这个名言的验证。因此，就描述的层面而言，所有的去殖民化都是一种成功。
去殖民以赤裸裸的姿态展现，它透过所有的毛细孔，以烧红的子弹和血淋淋的刀剑，让人来揣度。如果后来者必须居上，那只能是两大主角决定性、致命对决后的结果。若要使后来者爬到前排的坚定意愿获胜，要使他们在那有名的、用来定义何谓一个有组织社会的阶梯上爬升（有人说，用太快的速度），那只有透过在天平上放入所有的手段，当然包括暴力。
我们无法以这样的纲领就瓦解一个社会，即使只是个原始的社会，如果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甚至是计划本身公式化的最初，就决定要扫除路上所碰到的一切障碍。决定实现这个纲领、使它变成动力的被殖民者，随时准备好动用暴力。他从出生就清楚这个充满禁令的狭小世界，唯有靠绝对暴力，才能对它重新提问。
殖民地是个分割的世界。不必浪费唇舌去重提土著和欧洲人的城市、土著和欧洲人学校的区隔，或南非的种族隔离。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到这种分割的内部，我们至少可以标示出其中几条动力的境界线。走近殖民地世界，走近这个安排和地理布局，将使我们据此重新组织去殖民社会的界线。
被殖民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兵营和警察局标明分界线。在殖民地，宪兵、军队是被殖民者有效的对话者，他们是殖民者及压迫体制的代言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是宗教或世俗化的教导，父子相传的道德反思教育，工人在五十年的优良忠诚服务后获颁的诚实楷模奖章，因和谐与智慧而增长的爱情，或者鼓励遵守既定秩序的美德，这些，都在被剥削者周围营造出一种服从与禁制的气氛，大大减轻了警察的任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被剥削者与当权者之间，有众多道学教授、顾问和「偏激倾向导正专家」的介入。相反的，在殖民地，宪兵或士兵借由他们立即的出现，直接频繁的介入，保持和被殖民者的接触，并用枪和凝固炸弹，命令被殖民者不得动弹。人们可以看到，权力的中介者使用纯粹暴力的语言。中介者并不减轻压迫，也不掩盖支配。他们把压迫和统治暴露出来，忝不知耻地凸显自己那维持秩序的地位，把暴力带进被殖民者的家里和他们的脑袋里。
被殖民者居住地带与殖民者居住地带，并不呈现互相补充的状态。这两个地带互相对立，但这样的对立不是为一个更高的统一而服务。这两个被纯粹亚里士多德逻辑所支配的地带，都遵守相互排斥的原则：无法和解，多说无益。殖民者的城市是石块和钢筋打造的铜墙铁壁，灯火通明、铺上柏油。而城里的垃圾箱总是塞满了从未见过，甚至是从未梦想到的、不知名的残渣。殖民者的双脚从不被人看见，可能只在大海里才展现，但我们从未足够靠近到可以看见它们。结实的鞋子保护殖民者的脚，城市街道干净、光滑，没有坑洞，没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座吃饱没事干又轻松的城市，肚子总填满了好吃的东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国人的城市。
被殖民的城市，或至少是土著的市镇、黑人的村子、阿拉伯街、印地安人保留区，则是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人们在那里随地、草草地被生了出来。随地、随便因某不知名原因死去。这是个没有间隔的世界：人挨着人，小茅屋挨着小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饥饿城市，渴望着面包、肉、鞋子、煤炭和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蹲下来的、屈膝的城市，一座躺卧着的城市。这是黑人的城市、阿拉伯人的城市。被殖民者以淫荡、羡慕的眼神望着殖民者的城市，梦想占有它。用尽所有占有的形式：坐在殖民者的桌旁、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可能的话和殖民者的妻子上床。被殖民者是嫉妒的，殖民者不是不知道，在他瞥见被殖民者那失控的眼神时，酸苦地见识到这点，但他始终保持警惕：「那些家伙想夺取我们的地位。」的确，一个被殖民者至少每天一次梦想处在殖民者的地位。
这被分割、被一分为二的世界里，住着不同类别的人们。殖民地的独特性就在于：谈经济现实、不平等、生活模式极大的差异，都无法做到遮掩一个属于人道这个层次上的现实。当我们快速审视殖民脉络时，即可明白地看到，分隔这个世界的，首先是属于或不属于这个类别、这个种族的事实。在殖民地，经济的下层结构同时也是上层结构，原因即结果，因为是白人而富有，因为富有而成为白人。所以，每当讨论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总是应该稍微放宽些。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并没有到概念的层次上，我们在此也不是要去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农奴和骑士的本质不同，但两者都必须借助神权来正当化身份的不同。在殖民地，从外地来的外国人，用枪炮和机械来强制统治。尽管他成功地制伏和据为己有，他始终是外国人。首先构成了「统治阶级」特征的，既非工厂，也不是财产，亦不是银行里的账户。统治族群首先是外来的，那些不像当地人（autochtones）的，那些「他者」（les autres）。
暴力主宰了殖民地世界的布局，不断地破坏当地人的社会形态，毫无保留地摧毁了经济、衣着和外表原先的参照坐标。然而，当被殖民者决定成为历史的舞台，奋力冲进禁区的一刻，被要求以及承受的，同样是这个暴力。炸毁殖民地世界，今后将是十分清楚的行动意象，非常可以理解，也能为每个被殖民的构成份子遵循。瓦解殖民地世界，并不意味着在撤废边界线后，人们会整治两个地带间的通道。摧毁殖民地世界，不多不少，就是要取消一个地带，把它埋在泥土深处，或赶出土地。
被殖民者对于殖民地世界提出的质疑，并非是观点上的理性较量。那不是有关普遍概念的论述，而是一种把独特性提出，当成绝对的疯狂论证。殖民地世界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世界。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做肉体上的限制，也就是借由警察和宪兵，限制被殖民者的空间，这还不够。就好比为了阐明殖民剥削的极权主义特点般，殖民者把被殖民者描述成一种「恶的精髓」〔注1〕。被殖民者社会不只被描述成一个没有价值标准的社会。殖民者断言，在被殖民者的社会中，这些价值标准不是被抛弃了，就是根本不曾存在过，这样说还不够。被殖民者被宣称为，对伦理学是抵制的，不仅缺乏价值，也是对价值的否定。他是，让我们敢于承认这点价值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绝对的坏。他是腐蚀成份，破坏一切接近他的东西，是扭曲成份，使一切与美或道德有关的东西变了形，是一切不吉祥力量的受托人，是盲目暴力的无意识及无法回收的工具。梅尔先生（Meyer）可以在法国国会上严肃地说，不应该让阿尔及利亚人进来国会殿堂嫖淫共和国。的确，自从和被殖民者接触过后，所有的价值就不可逆转地中了毒和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习俗、传统、神话，尤其是神话，就是贫困、体质败坏的标志。所以，这也就是为何，要把下列两件事放于同一平面上来看：用DDT消灭寄生虫、疾病的媒介，以及基督教在异端邪说、本能、邪恶等等还在萌芽的状态时就把它们给扼杀了。黄热病的消除和福音布道的进步，分属同一份决算表。但是，布道团的捷报实际上告诉我们在被殖民者内部引进异化酵素之重要性。我谈基督教，谁也没权利对此感到惊讶。殖民地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外国人的教会。它并不召唤被殖民者走向上帝，而是走向白人的道路、主人的道路、压迫者的道路。如众所皆知的，在这一历程中许多人被征召，却很少人入选。
〔注1〕我们已在《黑皮肤，白面具》书中描述过这种善恶二元论的世界。
有时候，这个善恶二元论竟然达到逻辑上的极端，将被殖民者去人性。确切地说，把被殖民者动物化了。因此，当殖民者谈到被殖民者时，他使用的是动物学的语言。他影射黄种人的爬行、土著住所散发出的气味、游牧部落、恶臭、大量繁殖、乱钻乱动、比手画脚。当殖民者想描述或找出一个恰当的字眼时，经常参考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欧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的」词。但是，领悟了殖民者计划的被殖民者，理解了人家对他兴讼的意图，立刻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个爬升的人口统计图，这些歇斯底里的群众，这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面孔，这些胖得什么也不像的身体，这群没头没尾的人，这些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野孩子，这种摊在太阳下的懒散，这种植物般的韵律，这些都成了殖民词汇当中的一部分。不久就要涌现了，那些戴高乐将军讲到的「黄色人群」、莫里亚克先生（M.Mauriac）讲到的黑色、棕色和黄色群众。被殖民者知道一切，并且呵呵大笑，每当他们在他者的话语里发现自己成了动物。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动物。更确切地说，恰在他发现自己的人性的同时，他擦亮武器，做好战斗准备，要让人性获胜。
一旦被殖民者开始捣乱，开始让殖民者惶恐不安时，我们就会派出一些善良的灵魂，在「文化大会」上向他展示西方价值的特殊性及丰富性。但是，每当话题牵涉西方价值时，立刻就会在被殖民者身上产生一种僵直、肌肉痉挛现象。在去殖民阶段，被召唤的则是被殖民者的理性。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些确切的价值，充分向他们解释：去殖民不该意味着倒退，而是应该建立在一些经试炼过、牢靠、受评定的价值上头。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当一个被殖民者听到一段有关西方文化的论述时，他就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要确保刀子在随手可拿到之处。白人价值之所以拥有优越性，是受到暴力的保证，白人价值在对决的过程中胜过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想方式，是浸满在侵略性中的。暴力、侵略性，透过复返，使得我们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这些价值时，不免换来冷笑。在殖民的脉络中，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被殖民者的攻击，除非被殖民者高声清楚地承认白人的价值优越。在去殖民时期，被殖民大众对这些价值不屑一顾、蔑视并唾弃它。
这种现象通常被掩盖起来，因为在去殖民时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跟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对话关系。在这个期间，当地居民只被视为面貌模糊不清的群众。殖民的资产阶级有机会在各处认识的几个土著，不足在立即的感知上发挥作用，使得差异化得以产生。相反地，在解放时期，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热切地寻找与「社会精英」们接触。那著名的、针对价值的对话，是与这些精英进行的。殖民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在殖民地维持统治时，就决定进行文化、价值及技术各领域的后卫战。然而，绝不应该忘记的，是占极大多数的被殖民民众，他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对被殖民者而言，最根本的价值，首先是土地，因为这最具体：土地保证了面包，当然，也保证了尊严。但这个尊严与做为具「人道的人」的尊严无关。这个理想的人，他从未听人说过。他在自己土地上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抓他、打他、使他挨饿，却不受惩罚；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伦理学教授或神父，过来代他被打，并跟他分享面包。对被殖民者而言，作为一个伦理学家可以十分具体，就是使殖民者的傲慢噤声，使他行使的暴力粉碎，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了当地把殖民者从全景图中驱逐。人人平等这一著名的原则，在殖民地会找到对此的阐释，只有当被殖民者提出，他与殖民者是平起平坐之时。再进一步，他想要为超越殖民者而战斗。事实上，他已决定代替殖民者，并占据他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见，整个物质和道德的世界崩溃了。一直在抽象普遍性方面遵从殖民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如今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能够在新世界和平共处而奋斗。但是，他没有看见，因为确切的说，那是由于殖民主义已经渗透到他所有的思想模式中了，他看不到一个事实，殖民者，一旦殖民的脉络消失，也就没必要与他们共存了。这个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判以前，欧洲少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清楚地表态：他们要求，不多不少，双重的公民资格。就是由于我们局限在抽象的层次上，才想迫使殖民者在未知中做一个十分具体的飞跃。让我们这么说吧，殖民者完全知道任何浮夸的词藻也取代不了现实。
于是，被殖民者发现他的生命、呼吸、心跳和殖民者一样。他更发现殖民者的皮肤不比自己的皮肤值钱。这一发现引起世界的大震撼。被殖民者一切新革命的保证由此而起。如果我的生命确实和殖民者的一样重要，那么他的目光就不再令我觉得咄咄逼人、令我颤栗，他的声音不再令我发愣了。我不再面对他而不知所措，实际上，我已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只在他面前，我不再感到局促不安，而且我正为他布下一个陷阱，使他除了逃走以外没有别的出口。
我们曾经说过，殖民脉络的特征是强制世界一分为二。去殖民把世界统一起来，透过一个激进的决定，根除世界异质性的部分，借由在国家的基础上，有时是在人种的基础上，将世界统一。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爱国者所说的一句恶毒的话，当他们提起总统桑哥尔（Senghor）的手腕时：「我们曾经要求指导层非洲化，而现在，桑哥尔使欧洲人非洲化了。」这意思是说，被殖民者绝对有可能直接地洞悉去殖民是否发生，因为后来者居上是最起码的要求。
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却给这一请愿带来不同的变奏，事实上，他似乎有很好的理由：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专家是必要的。然而，被殖民者却把这些破格的优待，诠释成同样是破坏的手段，而且，随处都会听到一个被殖民者宣称：「早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必独立……」云云。
在那些真正进行过解放斗争的被殖民地区，在那里，人民流淌过的鲜血和武装斗争的时间，促使知识分子们涌回到广大民众根基之处，在那里，我们参与了一场真正的铲除工程，将知识分子所汲取自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根除。在他自恋的独白里，殖民主义资产阶级通过那些教授们的中介，的确使被殖民者深信，本质是不朽的，尽管所有的错误都该归咎于人。那当然就是所谓的西方的本质。被殖民者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基础，人们可以在他脑子的一个褶子里发现一个警惕地捍卫希腊拉丁根基的哨兵。然而，在解放战争时代，被殖民者重新接触他的子民，这个装模作样的哨兵就粉碎了。所有地中海的价值，人道的、光明、美的胜利，都变成了没有生命和褪色的小玩意。所有这些华丽词藻似乎成了空洞的堆积。这些似乎使灵魂高贵的价值黯然失色，因为它与人民投入的具体斗争完全无缘。
首先是个人主义消逝了。被殖民知识分子从他主人那里学到，个人必须受到彰显。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用棒槌把个人社会的想法打入被殖民者的思想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关在自己的主观里，财富就是思想的富有。而在解放斗争时期，有机会逃到人民当中的被殖民者，将发现这个理论的错误。斗争的组织形式将向他提供不同的词汇。兄弟、姐妹、朋友是被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所放逐的词，因为对他而言，我的兄弟就是我的钱包，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手段。被殖民的知识份子，在一种类似火刑中，参与了所有偶像的毁灭：自私、傲慢的辩驳，老是要驳倒人的幼稚愚蠢。这个受殖民主义文化烧伤的知识分子，也将发现村民大会的组织内容密实、人民委员会密布各地，地区或支部会议超乎寻常的频繁。个人的事务今后不断地成为众人的事务，因为具体来说，大家全都将被外籍兵团发现，可能被杀或得救。在这个脉络下，「摆脱困境」（démerdage）这种无神论的救赎方法是被禁止的。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自我批评我们谈很多：但，我们可知，这首先是一个属于非洲的机制？无论是在北非的村落里，或是在西非的集会里，传统的做法是，当一个村子里爆发冲突时，必须当众辩论。当然是集体的自我批评，但带点诙谐气氛，因为大家都很放松，因为所有的人最终期待相同的结果。知识分子渐渐放弃算计、异常的沉默、不可告人的想法、暗中耍小聪明、秘密等等这些，渐渐，随着他投身于民众之间。我们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层次上，团体已然胜利，它发散出自身的光芒，分泌出自己的理性了。
但是，有时候去殖民也会在一些尚未被解放斗争充分撼动的地区发生，我们又可以重新见到同样机灵、狡猾、奸诈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完整无缺的重新找到他们与殖民主义资产阶级交往过程中，捡拾得来的举止和思考形态。昨天他们是殖民主义的宠儿，今天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族权威的骄子。他们组织了某些掠夺国家资源的活动，冷酷无情地通过手段或合法的窃取爬上高位；滥用国家当前的贫困，大搞进出口、开股份公司、炒作股票、享受特权。他们再三要求商业国有化，即把市场和良机独独保留给国族主义者。在理论上，他们急切地要把从国家偷来的赃物国有化。在这个冷酷的国家时期，在所谓严峻阶段，他们掠夺的成功迅速引起人民的愤怒和暴力。在非洲及国际的当前情况下，这个贫困和独立的人民，快脚步迈向社会意识的觉醒。这一点，那些小个人主义者不用太久的时间就明白。
为了吸收同化压迫者的文化并且在其中冒险，被殖民者必须提出一些抵押品。其中，他必须要把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思考模式变成自己的。这点，我们可以在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没有对话能力中看出来。因为他们在面对一个对象物或观念时，不知道去让自己成为不重要的。相反地，当他在民众中积极活动时，他将惊讶连连。他完全被民众的诚实和正直解除了武装。一个在暗处窥伺着他的、一直会有的危险，是搞民众主义（populisme）。他变成一个随声附和的人，同意民众的每一句话，并把它当作格言。然而，农民、失业者、挨饿者并不企求真理，他们绝不会说自己就是真理，因为他的存在就是真理。
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表现得宛如一个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般客观，事实上他没停止耍手段。对人民而言，问题从不在于去拒绝知识分子，或使他走头无路。人民要求的是把一切弄成是共同的。被殖民知识分子在人民大潮里的融合，将会出现推延的情形，因为他对细节的存在带着一种古怪的崇拜。人民并非抗拒分析。他喜欢人家向他解释，喜欢明白论证的逐条陈述，喜欢看方向往哪边走。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当他和人民相处之初，老是计较细微末节，甚至忘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是斗争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被席卷在多元形式的斗争当中，他倾向着重在地方性任务，大搞特搞，总是过于一本正经，却看不到全局。他把规律、专长、领域各种概念导入人民革命这台可怕的混合搅拌机器里。由于投入在一些确切的点上，他有时候会忘记运动全局的统一性，并在局部性失败时，禁不住开始怀疑，甚至心灰气馁。相反的，人民一开始就采用了全体性的立场。土地和面包：如何能获得土地和面包呢？人民所采取的这个表面上局限和狭窄位置，追根究底，是最具丰富性和最有效的操作模范。
真理的问题同样令我们非注意不可。在人民之中，任何时候，真理只归于与国家相关的那些。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关于精神具透明性的论述，可以粉碎这一立场。被殖民者用同样的谎言，来回答殖民地状况的谎言。他们对自己的人坦率，对殖民者在态度上则是收敛和模糊不清。加速殖民统治崩溃的那些，就是真的，促进国家出现的那些，就是真的，保护土著，击溃外国人，这些是真的。在殖民脉络中，没有什么真实的行为准则可言；所谓好的，只不过是伤害「他们」的那些。
因此，我们看到支配殖民地社会的原始善恶二元论，在去殖民时期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那是因为殖民者一直是敌人、对立者，更确切地说，是必须被推翻的人。压迫者在他的辖区里进行统治、剥削和掠夺；而在另一个地区里，被殖民之「物」是被猎杀、被掠夺的，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供养着压迫者，无须过渡地直接从殖民地的岸边到「母国」的宫殿和码头。在这被固定住的地带，表面平静，棕榈树在云朵下摇曳，海浪拍打着鹅卵石，原料来来往往，殖民者的存在同时被正当化。而被殖民者仍旧蹲着，半死不活，永远做同一个梦。殖民者写历史。他们的生平就是一部史诗，一部历险记。他是绝对的肇始者：「这片土地，是我们造就它的。」他是持续的理由：「如果我们走了，一切都完蛋，这片土地将回到中古世纪。」在他面前的，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他们打从内心受到狂热与「祖先的习俗」纷沓困扰，面对殖民唯利是图的新动力，他们构成了一个几近矿物般坚硬的框架。
殖民者创造历史，并且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因为他经常参照母国的历史，他并明确地指出，他在这里是延续这个母国。因此，他写下的不是被他掠夺国家的历史，而是他的国家在掠夺、侵略和使人挨饿的历史。被殖民者被强迫成为无法动弹的状态，只有当他们决定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掠夺的历史，并使国族的历史、去殖民的历史出现时，才可能被重新审视。
被割裂的世界，善恶二元论的世界，动弹不得的世界，铜像的世界：征服这世界的将军铜像、架桥工程师的铜像。这个对自己深具信心的世界，如一块巨石，重压在遭受鞭子抽打的脊椎上。这就是殖民地世界。土著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人，种族隔离不过是分割殖民地世界的一种形式。土著首先学会的第一件事，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超越界线。这也是为何，土著的梦，是肌肉的梦、动作的梦、具侵略性的梦。我梦见自己跳跃、游泳、奔跑、攀登。我梦见自己哈哈大笑，跨过大河，被一堆永远逮不到我的车子追赶。在殖民时代，被殖民者从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之间，不停地解放自己。
这沉积在被殖民者肌肉里的攻击性，首先对自己的同胞发挥。这个时期，黑人们彼此互殴，警察和预审法官面对北非这种犯罪行为不知所措。我们在后文将讨论这一现象（参见第五章）。面对殖民地特有的安排，被殖民者恒常处于紧张状态中。殖民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充满排拒，又同时使人想望。我们已经了解到，被殖民者经常梦想安顿在殖民者的位置上。不是变成殖民者，而是取代他。这个充满敌意的、沉重、具侵略性的世界，因为它粗暴的排斥被殖民者群众，但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不是人们想要尽快逃离的地狱，而是一个触手可及，但又有凶猛的看门狗守卫着的天堂。
被殖民者始终保持警惕，由于他很难辨识殖民世界那无数的符号，从不知道自己是否跨越了界线。面对由殖民者安排的世界，被殖民者始终被当作嫌疑犯。他的罪恶感并不是一种承认、接受的罪恶感，而比较像是一种诅咒，大祸临头[2]。然而，在被殖民者内心深处，他并不承认这些对他的审理案件。他是被统治，而不是被驯服。他被贬低，但并没有被说服而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耐心等待殖民者放松警戒，再扑向他。被殖民者的肌肉一直在等待。我们不能说他焦虑不安，说他害怕。事实上，他始终准备好要抛弃猎物的角色，而担任猎人。被殖民者是个恒长梦想自己成为迫害者的被迫害者。社会的象征——宪兵、兵营响彻的军号声、军队列队和高悬的旗帜——既是抑制剂又同时是兴奋剂。这些象征，毫不意味着「别动」，而是「好好准备攻击」。事实上，假如被殖民者有沉睡与遗忘的倾向，那么，殖民者的傲慢，和他心里挂记着想去检验殖民体制的牢固性的想法，也会再三提醒他：重大的决斗绝不会无限期延长。这种取代殖民者的冲动，无时无刻不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下。我们知道，事实上，在目前的情绪状态下，障碍的存在会使运动有加快发生的倾向。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群众的关系。殖民者以其势力来对抗数量。殖民者有暴露狂，他对安全的操烦让他得高声提醒被殖民者：「在这里，我是主人。」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心中挑起了维系着一把一发不可收拾的怒火。被殖民者被锁在殖民主义的天罗地网里。但我们看到，在那里面，殖民者获得的，只不过是一个假的石化状态。被殖民者肌肉的紧张会周期的在一些血腥的爆发中获得纾解：即部落的斗争、酋长间的斗争和个人之间的斗争。
在个人的层次上，我们参与了一场真正的理性的否定。殖民者或警察可以整天殴打被殖民者、侮辱他，叫他下跪，我们可以看到，被殖民者在碰到另一个被殖民者一点点的敌视或挑衅的目光，就会拔出刀来。因为他最后的一招，是用对付自己的同类来保卫自己的人格。部落斗争，只会使深埋在脑海中的旧恨，永远传下去。被殖民者大量地把肌肉消耗在报复上，企图说服自己以为殖民主义并不存在，以为一切照旧，以为历史在继续。我们从那可以清楚地在集体的层次上，理解这些著名的逃避行为的意义：就好像沉浸在同胞的血中，就可以使人看不见障碍，就可以把以武装斗争来反殖民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拖延下去。在部落之争中，非常具体地造成集体的自我毁灭，这因此是被殖民者纾解肌肉紧张的途径之一。所有这些行为，是面对危险时的死亡反应，是自杀行为，它让殖民者在生命及统治获得巩固的同时，认定被殖民者是没理性的一群。被殖民者也同样借助宗教，成功地对殖民者不予理会。通过宿命论、罪恶、贫困、命运回归上帝，压迫者的一切创举都被消除了。个人就这样接受上帝所决定的腐败解体，在殖民者和命运之前伏首贴耳，通过一种内心的再平衡，迈向一种石头般的平静。
然而，在这段期间，生活继续下去，被殖民者通过广泛且可怕的神话——这种神话在落后社会里多如牛毛——而抑制自己的攻击性：邪恶精灵的介入让我们走路歪斜，那些凶神恶煞、半人半豹、半人半蛇、六足狗、殡尸，所有这些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小动物或巨人，在被殖民者周围支配着一个比殖民主义世界更可怕的禁忌、障碍和抑制的世界。这个渗入土著社会、魔术般的上层建筑，在利比多经济的动力中，担任明确的职务。事实上，落后社会的特征之一，即是利比多首先是属于团体、家族的事务。人类学家早已详细描述过这个社会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那个梦见自己不是跟妻子，而是同另一个女人有性关系的人，必须要公开承认这个梦，并向那女人的丈夫或受伤害的家庭尽缴纳实物，或以工代赈的义务。这一并证明了所谓史前社会非常重视无意识。
神话和魔术的气氛，在令我害怕的同时，表现得如同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它在令我惊恐的同时，使我融入传统、融入我的地区、我的部落历史。但又同时令我安心，它给了我一个位置，一张身份证。在落后国家，秘密这个面向是一个集体的面向，特别专属于魔术的范畴中。在这千丝万缕的网内，行动自我重复，带有如同水晶般的永恒性，把我限制在这个网内的同时，被肯定为永恒的，则是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相信我，僵尸比殖民者更可怕。从此，问题不再是让自己去符合殖民主义那披着铁甲的世界的规定，而是在小便、吐痰或夜间出门时必须再三思量。
超自然、魔术的力量，表现为一股惊人的自我力量。殖民者的力量无限的萎缩，被贴上外来的标志。我们不再需要去对抗他们，既然神话结构的可怕厄运也十分重要。我们看到，一切都获得解决了，透过幻想层面上那些永恒的对决。
然而，这群人民，从前被分割成一个个不真实的小圈子，他们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惊吓所折磨、却乐于在梦般的折磨中自我迷失，在解放斗争中，这群人民自行解体了，又重新组织起来，并在血和泪中诞生了实际且直接的对决。给解放战士（moudjahidines）吃的东西、为他们放哨、帮助欠缺生活所需品的家庭、代替被杀害或被囚禁的丈夫：这些都是在解放斗争中，人民被鼓励去执行的具体工作。
在殖民世界，被殖民者的情感被维持在一种十分敏感的状态，犹如裸露的伤口躲避腐烂因素那样。精神机制缩起来，被磨灭了，透过肌肉的示威表现，做自我卸除，这让一些学者认为，被殖民者是歇斯底里的。这种勃起的情感状态，受到看不见的守门人的监视，他们可以直接与人格的核心沟通，不须透过中介，这样被监视的情感的勃起状态，在危机时，将与情欲一起，透过运动机能上的消解，达到自我满足。
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被殖民者的情感状态消耗在多少有些恍神的舞蹈中。这也是为何，研究殖民世界，必须要研究舞蹈和着魔。被殖民者也正是用肌肉的狂欢，来放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最激烈的攻击性、一触即发的暴力被疏导了、转变了和消失了。舞蹈集会是受允许的，它提供保护以及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日期，男男女女聚集在一个约定的地方，当着严肃的宗族面前，大胆地做出步伐不整齐，但实际上是系统化的示意动作，通过许多方法，不去承认头的重要性，脊椎的弯曲，整个身体往后抛，一目了然的看出一个集体为驱魔，获得解放，说出意见做出崇高的努力。一切都被准许……在圆圈内。人们爬上小山岗，好像要更接近月亮，溜到河边陡坡上，彷佛要显示舞蹈、大净、清洗、净礼等是具同样价值的，这些地方都是神圣的场所。一切都被准许了，因为，实际上，人们聚集起来，只是为了让积蓄的利比多和受阻的攻击性，像火山爆发似的喷出来。象征性的死刑，形象化的袭击，想象中的各种谋杀，必须统统发泄出来。不愉快就在吵吵嚷嚷声中，像熔岩般蔓延开来。
再进一步，我们掉入全然的着魔状态中。的确，被组织起来的是场附魔—驱魔大会：对吸血鬼的迷信，中了鬼神、亡灵、妖魔的邪。这些人格的分裂、双重性、解体，扮演了稳定被殖民社会的主要经济功能。去的时候，男男女女十分不耐，步履维艰，「神经紧绷」。回来时，村子恢复平静、和平和静止不动。
在解放斗争时期，我们将在某些操作里头，看到一种独特的去情感状态。人们背靠着墙，刀架在喉咙上，或更精确地说，把电极放在他的生殖器上，在这种情形下，被殖民者被勒令不再陈述自身的历史。
经过几年不切实际、沉溺在最骇人的幻想中之后，被殖民者终于拿起枪，迎击唯一否认他存在的势力——殖民主义势力。在战火洗礼下成长的年轻被殖民者一代，很可能嘲笑……祖先的殡尸、双头马、还魂的死人，以及趁人打哈欠时钻到体内的鬼神，不过，这年轻的一代并没有放弃这些。被殖民者发现了现实，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在使用暴力中，在解放中企图改变这个现实。
我们刚看到，这个暴力，在整个殖民时期，尽管一触即发，但却空转着。我们也看到，它借由舞蹈或着魔的情绪宣泄而被疏导。我们之前看到，它在同胞相残的斗争中消耗殆尽。现在，问题就在于去掌握这个正在重新导向的暴力。之前，它沉溺于神话中获得自我满足，想尽办法发现集体自杀的机会，现在，新的条件将使它改变方向。
从政治的策略和历史的观点看，殖民地的解放在当代提出一个具根本重要的理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国族解放运动的局势成熟了？它的前卫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去殖民具有多样性，理性于是犹豫着，禁止自身去说，什么是真正的去殖民，什么是假的去殖民。我们将看到，对于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有着决定方法、策略的迫切需要，即领导和组织的问题。否则，只剩下盲目的唯意志主义，具有极端反动的随机性。
在殖民时代，是什么势力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出新方向、新的投资点呢？首先是政党和知识、商业上的精英。然而，某些政治组成有以下的特征：他们只宣布一些原则，而不发出命令。在殖民时代，这些国族政党的一切活动就是选举挂帅，这是一系列连续不断、各抒己见地讨论有关人民支配自己的权利、人性的尊严和有饭吃的权利原则的哲学—政治论文，高唱「一人一票」原则。国族主义的政党从不强调力量对决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根本推翻体制。和平主义者，合法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应该是说，是新秩序，也就是殖民资产阶级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生硬的向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提出一个对他们来说根本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权力。」当涉及暴力这个特殊问题时，精英们总是模棱两可；他们的语言是暴力的，而态度是改良主义的。当这些资产阶级国族主义的政党干部说一件事时，他们直言不讳表示他们实际上不这么想。
要诠释国族主义政党的特点，必须同时通过国族主义政党的干部的素质，和支持者的素质。他们的支持者是城市居民。这些已从殖民情况中获利、但显然利益是被打折扣的劳工、教师、小手工业者、商人们，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支持者要求的，是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工资。这些政党和殖民主义者间的对话，从未被中断过。他们讨论规划选举代表制、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讨论着改良。因此，看到大量的土著在宗主国的政治组织分支中积极活动，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这些土著针对一句「政权属于劳工阶级」的抽象口号而奋战，却忘了在他们的地区，首先引导战斗的，是国族主义的口号。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将他们的攻击性，投资在想要同化于殖民地世界的意图上，几乎不加遮掩。他把这个攻击性用来为自身、个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个别被解放了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阶级，就轻易诞生了。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是增加获得自由的奴隶，组织一个真正自由的阶级。相反的，群众并不期待看到个人增加成功的机会。群众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而是他们的位置。大多数被殖民者渴望得到殖民者的土地，对他们而言，重点不是进入与殖民者的竞争当中，他们要的是他的位置。
农民被大多数国族政党的宣传撇在一旁。然而，十分清楚的，在殖民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他不会失掉什么，却应该赢得一切。农民，这个失去地位的人、挨饿的人、受剥削的人，最快发现只有暴力能补偿他。对他而言，没有妥协、没有和解的可能。殖民或去殖民，单纯只是武力较量关系。被剥削的人，为了自己的解放，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别的手段。当一九五六年纪·摩勒先生[3]对阿尔及利亚殖民者投降后，国族解放阵线在一本着名的小册子中指出，殖民主义只是松开架在脖子上的刀，并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觉得这些话太过分。这本小册子只不过表达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殖民主义不是一台思想机器，更不是具有理性的肉体。它在自然状态下即为暴力，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暴力面前才会屈服。
至此都还保持沉默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直到作决定性解释时，才进入行动。他们引进一个新概念，即非暴力，但确切地说，那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花招。在其原来的形式中，这种非暴力对知识分子或经济方面的精英而言，意味着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和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因此为了能共同得救，必须迫切达成协议。非暴力是试图在一切不可逆转的形势、一切流血、一切遗憾的行动发生前，大家围着会议桌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群众不等会议桌周围的椅子摆好，只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并开始放火行凶，我们就会看到那些精英和国族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的头头们，奔向殖民主义者那边，并对他们说：「这太严重了！我们不知如何结束这一切，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必须寻求妥协方案。」
这个妥协的概念在去殖民化的现象中十分重要，因为它并非那么单纯。事实上，妥协同时关系到殖民体制和年轻的国族资产阶级。殖民体制的拥护者发现，群众有可能毁坏一切。破坏桥梁、破坏庄园、压制、战争，这一切都严重打击经济。妥协也是为了国族资产阶级，在认不清这个台风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害怕被这巨大狂风扫到，于是不断向殖民者说：「我们还能阻止这场屠杀，群众仍相信我们，要是你们不想坏了一切，那就赶快做吧！」下一步，国族政党的领袖就和暴力保持距离。他高声断言，自己跟茅茅[4]、这些恐怖份子、这些刽子手没有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退居到恐怖份子和殖民者之间的无人地带，并毛遂自荐当起「对话者」：这意味着在殖民者不能跟茅茅讨论的情况下，他十分愿意开启谈判。这也是说，国族斗争的后卫部队，也就是那些从未停止过与欲斗争对手处于同一边的人们，却翻跟斗的处于谈判与妥协的前卫去了，因为他们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与殖民主义中断接触。
在谈判前，大部分的国族主义政党，在最佳情况下，局限在为这种「野蛮行为」辩解。他们不极力要求人们斗争，往往在一些非公开的圈子里，恣意谴责那些被报纸和母国舆论称之为丑陋的精彩行动。客观看事物的考虑，构成了这种保守主义政治的正当借口。然而，被殖民的知识份子和国族主义政党领袖的这种典型态度，事实上并不客观。事实是，他们不确定群众这种不耐的暴力，是保护他们本身利益最有效的手段。也有人深信暴力办法的无效。对他们而言，无疑的，所有透过武力粉碎殖民压迫的尝试，都是绝望的行为，是自杀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头脑里，殖民者的坦克和战斗机，占据了巨大的位置。当有人对他们说：必须行动，他们看到炸弹从他们的头上投下来，坦克车沿路开过来，炮击、警察……而他们坐着不动。他们一开始就是输家。他们无能用暴力获胜，这点不需要被论证，已然在日常生活及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们还停留在恩格斯所采用的一种幼稚的立场上，恩格斯在跟杜林先生这位幼稚泰斗的著名论证中指出：「就像鲁宾逊能搞到一把剑一样，我们也能让星期五在某个早晨手持手枪出现，于是整个『暴力』关系颠倒了：星期五指挥，而鲁宾逊被迫苦干……因此，手枪战胜了剑，甚至连最幼稚的公理爱好者无疑也会持有这样的看法：暴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愿行为，这个意愿要能付诸实行，得要有一些十分真实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一些工具，而最完善的工具会胜过不太完善的；此外，这些工具得生产出来，这也意味着，较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粗略说来，就是所谓武器生产者——会胜过较不完善的武器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基于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生产反过来是建立在一般生产的基础上，因此……建立在『经济势力』、经济的国家、暴力能支配的物质手段的基础上。」〔注2〕的确，改革主义的领袖们不讲别的：「你们拿什么去跟殖民者作战？用短刀吗？用猎枪吗？」
在暴力这个领域，工具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原则上，一切都建立在工具的分配上。但，殖民地解放为这个领域带来新观点。例如，我们看到，一八一〇年的西班牙战役中，尽管拿破仑统帅四十万雄兵入侵，还是被迫撤退。然而，法国军队可是因它的武器、士兵的勇猛、统师的军事天才，使整个欧洲颤抖。面对拿破仑军队庞大的手段，西班牙人受屹立不摇的国族信念所鼓舞，发现了二十五年前美国民兵曾用来反抗英国军队的那种游击战。但是，如果被殖民者的游击战，不是作为一个新要素，存在于这个全球化的竞争过程、介于托拉斯与垄断之间的一个新要素，那它就不会成为一种暴力工具，能与其他暴力工具对抗。
〔注2〕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反杜林论》（Anti-Duhring）第二部，第三章〈暴力的理论〉（Théorie de la violence），Éditions sociales，页一九九。
在殖民最初，一支特遣队就能占领一大片土地：刚果、奈及利亚和象牙海岸等等。然而，今天被殖民者的国族斗争处于一个崭新的状况中。飞跃上升的资本主义，看到了殖民地是原料的源头，这些原料加工后就可以倾销欧洲市场。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后，它在今天达到了对一椿买卖盈利概念的修正。殖民地变成了市场。殖民地居民变成了买东西的消费者。因此，如果必须继续加强驻军，如果贸易萎缩，即加工品和工业产品不能再出口，这便证明了必须把军事解决方案排除掉。一种奴隶主义型的盲目统治，对宗主国来说，并没有经济的盈利可言。宗主国资产阶级独占派不支持一个仅会依赖刀剑政策的政府。宗主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们所期待的，不是大量杀戮土著，而是要借助经济合作来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
因此，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上爆发的暴力势力，在客观上成为共犯关系。再加上，被殖民者并不是单独面对压迫者。当然，他们受到进步的各国及人民在政治上及外交上的支持。尤其有各国金融集团进行的竞争和残酷的战争。一个柏林会议可以把非洲瓜分成三、四个国籍。今天，重要的不是某个非洲地区是法国的或比利时的统治地，而是经济地域受到保护。猛烈的炮击或焦土政策，如今已让位给经济上的隶属了。今天，不必再为对付苏丹土著而进行镇压战争了。人们较高雅些，较不血腥，决定和平解决古巴卡斯楚体制。人们尝试掐住几内亚，尝试推翻穆萨迪克[5]。因此，害怕暴力的国族领袖如果想象殖民主义者「要把我们都杀光」，那就错了。当然，军人们继续玩弄殖民地征服时代的假象，但金融界人士很快就把他们带回现实中。
这也是为何，有理智的国族主义政党，被要求尽量明确表达他们所要声讨的，并且与伙伴，也就是殖民主义者，一搭一唱，心平气和的，共同寻找一个尊重双方利益的解决良策。我们看到国族改革主义，经常以夸大的公会主义形式表现，一旦他们决定行动，就会透过高度和平的方式：安排城市内工业部门的罢工，以游行示威欢迎领袖，联合抵制巴士或进口食品。这些活动，同时用来对殖民主义施压，又可让人们消耗力气。实行这种冬眼疗法（I’hiberno-thérapie），这种人民的睡眠疗法，有时竟能奏效。于是，从会议桌上的讨论，出现了一种政治的升级，使加蓬共和国（République du Gabon）总统姆巴（M.M’ba）在巴黎官方访问时，十分庄重的说：「加蓬独立了，但加蓬和法国之间什么也没改变，一切继续照旧。」事实上，唯一改变的是，姆巴先生是加蓬共和国总统，和他受到法国总统的接见。
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在安抚被殖民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的协助。所有甘受侮辱、宽宥冒犯、不动声色地接受别人吐口水和辱骂的圣徒，都被当作模范。殖民地各国的精英们、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当他们站在运动的前面，必然以产生一个战斗的代用品而告终结。他们充分利用同胞的奴隶状态来羞辱拥护奴隶制的人，或向与他们竞争的属于压迫者的金融集团，提供一个滑稽可笑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现实上，他们从未真正号召奴隶，从未具体动员奴隶。恰恰相反，在真实的那一刻，即对他们而言是谎言的一刻，他们挥舞起群众动员的威胁旗帜，当作好比可能神奇「终结殖民体制」的决定性武器。在这些政党内部、干部中间，显然有些革命者断然不理这种国族独立的闹剧。但是他们的干预、他们的积极、他们的发怒动作，迅速惹火了党机器。这些人逐渐被孤立，然后被甩开了。在这一刻，宛如辩证法似的关联性，殖民者警察找上他们。在城里不安全，活跃份子对他们避而远之，领袖抛弃了他们；这些带着煽动性眼神的不受欢迎人物，只有离开城市，往乡村去。他们察觉到，带着某种晕眩感，农民群众一知半解的听懂他们的话，而且直截了当问那个他们毫无准备答复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
2 个评论
这本书 令人 大开眼界。
马克思主义文库中 有作者简介和相关著作， 是台湾学者翻译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
作者简介
弗朗兹·法农 Frantz Fanon， wiki 页
马克思主义文库中 有作者简介和相关著作， 是台湾学者翻译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
作者简介
弗朗兹·法农 Frantz Fanon， wiki 页
如果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极少数人对群众的高度剥削，那么自1917 年十月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比犹太苏维埃政府更资本主义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