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弟兄《左祸与自由危机：以美国为中心的视野主义视野的政治思想史》八
看哪，这个敢于「猎臭鼬」的人
反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业，过去如此，现今也如此。一九五○年代，麦卡锡在参议院内推动一系列对共产党特务的调查，更是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中呼吁民众警惕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渗透，成为美国政界首屈一指的反共斗士。他宣称：「与共产党人共存既不可能、也不光荣、更不讨好。我们的长期目标必须是将共产主义从地球上抹去。」他几乎以一人之力让反共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保守主义思想家威廉·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评论说：「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周围的运动。」富尔顿·刘易斯称赞说：「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麦卡锡本人则给出一句更为形象和更具草根色彩的描述：「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
一九○八年，麦卡锡出生于威斯康辛州阿普尔镇一个爱尔兰裔农夫家庭。其传记作者托马斯·里夫斯写道：「麦卡锡生长在一个尽管贫穷却亲密幸福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父母都有共同的权威，并敦促所有孩子都充分表现自己。」
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占据主流的国家，像麦卡锡家族这种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在这个国家难免遇到歧视。在被新教徒怀疑他们忠于教宗而不忠于美国的历史中，他们形成了对一切阴谋活动的高度过敏性，特别像赤色渗透这种巨大阴谋更难逃他们的关注，反共成为他们消除古老耻辱印记的又一种方式。由于历史上长期被指控参与反美阴谋，他们遂致力于铲除另一个真正的阴谋——这大概是同为天主教背景的肯尼迪家族，比其他民主党人更坚决反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主流的新教徒丧失护教和反共的本能之后，这一使命就转移到天主教徒身上。
麦卡锡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由于家穷人多，他十四岁就辍学，帮助父亲经营养鸡场。后来，他在邻居和老师的帮助下重新上学，以惊人的毅力在一年中完成四年的高中课程，考上密尔沃基市马格特大学法学系——虽然不是东岸常春藤名校，这所天主教大学却让麦卡锡建立了坚定的信仰。在读大学期间，他必须半工半读，在加油站和餐厅当服务员、当修路工。他以优异的社交能力当选学社会主席，还成为拳击选手。
这段生活经历让麦卡锡将成功看作是必须经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获得的果实。他喜欢将农场生活作为政治演讲的素材。他曾用「猎臭鼬」的比喻来解释反共工作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在农场，挖出一只破坏庄稼的臭鼬，是一件又脏又臭的事。 「当你完成这件工作时，没有人愿意靠近你。」但这项工作，「必须有人去做。一个愿意干脏活，忍受恶臭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就像一个不管后果如何，都会为他的信仰挺身而出的人」。 [13]
大学毕业后，麦卡锡先是当律师，然后在一九三九年被选为威斯康辛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当他接手法官职位时，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两百件。他打破官僚程序，延长工作时间，很快清理了积案。一份地方报纸评论说，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美国参战后，尽管法官可免服兵役，但三十三岁的麦卡锡仍志愿加入海军陆战队。一九四二年八月，他成为一名中尉，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当机尾机枪手，参加多次战斗任务，并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他告诉战友，比起当军官来，他更愿意当直接参加战斗的列兵。在三十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广泛赞誉。 [14]
退役回乡之后，麦卡锡继续担任法官，并参选参议员。这个「穿军装的法官」和「尾翼机枪手」，骑着摩托车竞选，跑遍威斯康辛每个郡，跑坏了两部摩托车。他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国会参议员，年仅三十八岁——作为一个中部地区农夫家的孩子，不是毕业于西部名校，没有财团和媒体支持，完全靠着自我奋斗，从律师、法官、军官进而成为参议员，他的人生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传奇。
麦卡锡到华盛顿之后，很快在参议院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一九五○年二月九日，他在西维吉尼亚惠灵市对着一群支持共和党的妇女发表林肯纪念日演讲，提出国务院有两百○五名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惊人之论。这次演讲开启了「麦卡锡时代」之先声。
在那个女权运动尚未兴起的时代，女性中的保守主义者占相当大比例——邀请麦卡锡前去演讲的是当地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家庭主妇是共和党的基础，一如工会成员之于民主党。共和党参议员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指出：「如果没有共和党全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就不会有共和党。」一九五○年代，活跃的共和党员大半是女性，她们所捍卫的是左派竭力摧毁的传统家庭的价值。
共和党全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领袖贝蒂·法林顿是麦卡锡的坚定支持者，在一九四八年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败选之后，她认为共和党需要一个能对左派大声说「请停下来！」的强人：「如果一位领导人能够指出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我们会多么感激他。今天世界正需要这样一个人。……作为女性共和党员，我们会在我们的俱乐部里，为他做好准备。」法林顿相信，麦卡锡就是那个男人。
在这次演讲中，麦卡锡提出两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两百○五人的清单。国务卿（艾奇逊）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我手上有五十七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
这两个数字后来成为争议焦点。民主党人要求麦卡锡给出两百○五人和五十七个案件的名单。麦卡锡未能给出名单。民主党人攻击麦卡锡是虚张声势。
麦卡锡在参议院的演讲中解释说，他是国会议员（民意代表），而非执法机构或调查机构负责人，不可能亲自调查每个案件（尽管他有法学背景和法官经验），他的材料来自于其他政府官员。
其中，两百○五人的说法来自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给国会议员萨巴斯的一封正式信件，这封信件被收入一九四六年的国会记录。伯恩斯说，杜鲁门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审查从战争部等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任职的雇员，第一批审查三千人，查出两百八十五人存有安全隐患，监查委员会认定不能长期雇用。其中，有七十九人被解雇。两下相减，就剩下两百○六人。麦卡锡将两百○六人说成两百○五人——这个小小的差错并不能否定他说的事实。
至于五十七个案例，来自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罗伯特·E·李在一九四七年的一份报告。李在这份关于国务院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当初他向国务院告发一百○八个怀疑对象，然而其中的五十七人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仍出现在国务院薪水名册上。 [15]
同年二月二十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一场长达六个小时的清除共产党渗透的演说，该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民主党参议员打断，四名民主党参议员一共打断他一百二十三次——但他们没有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和拳击选手的强悍体力，麦卡锡完成了演讲。他断言美国正在输掉冷战，因为民主党官员们没有想赢的愿望，他们同情共产主义，他们正在背叛「民主基督教世界」。
「我在华盛顿的空气中都能嗅出美国的软弱」
杜鲁门赫然发现，麦卡锡成了其政府的最危险的敌人。他谴责麦卡锡说，「我在参议院工作了十年，从未听说有参议员如此抹黑自己的政府」，「麦卡锡根本不适合参与政治事务」，「我为威斯康辛的选民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代表他们而感到失望」——左派口口声声说尊重民主，却翻脸指责民众选举与之对立的民意代表是「民粹主义」。
杜鲁门为他的国务卿艾奇逊做出辩护。他宣称，对艾奇逊的攻击将为苏联政治局提供可乘之机。他讥讽道，麦卡锡是「克里姆林宫拥有的最大资产」。既然总统都可以如此乱扣帽子，左派媒体积极行动起来：因为麦卡锡反对同性恋，他们干脆污蔑麦卡锡是同性恋者。
面对左派对麦卡锡的攻击和抹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被誉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托（Robert Alphonso Taft）声援说：「麦卡锡参议员是一名正在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他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维护美国的自由。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大的资产始终是国务院里的亲共集团，他们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屈从于苏联的每一项要求，他们利用每一次机会来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以至于在今天造成了共产主义扬言要接管整个亚洲的计画。……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来看，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有理由的。」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麦卡锡严厉谴责民主党，称「民主党的标签现在成了那些听从卖国贼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产了」，但与许多民主党人不同，约翰·F·甘迺迪自一九五三年起与麦卡锡一道在参议院效力，直到麦卡锡在一九五七年去世时，从未批评过他。一九五二年二月，在一次晚宴上，一位演讲人称他很高兴麦卡锡不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时（这是东部菁英深入骨髓的名校崇拜情结，他们蔑视没有上过名校的人，但「毁人不倦」的名校并没有让他们具备常识判断），一名甘迺迪家族成员站起来反驳发言人，并愤而离场。小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问起甘迺迪为什么不批评麦卡锡时，甘迺迪回答道：「见鬼，我在麻萨诸塞州的半数选民认为麦卡锡是英雄。」麦卡锡去世后，罗伯特·F·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专程赶到威斯康辛，全程安静地参加了葬礼。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一九五四年初达到顶峰。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的受访人总体对麦卡锡持正面看法，认为他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赞同他。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当代美国」中排名第四。
麦卡锡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在华盛顿的空气中都能嗅出美国的软弱。」这句话是真的，却不明智，打击面太广，一下子得罪了军方、情报机构、总统和国务卿，以及参议院共和党的若干同仁。麦卡锡发现，「华盛顿沼泽」从来不是伸张正义的圣殿，而是肮脏的利益分配的交易所——一九五○年代的华盛顿和今天的华盛顿差别并不大，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逐臭之夫。麦卡锡最大的错误或者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愿从众，不愿成为乌合之众的一部分，这让他成为「华盛顿沼泽」中的异类，他的纯粹和不附加政治利害的思考，让他比任何人都能看清红色间谍真相。但他也因为太纯粹、不合群，而被加入黑名单，成为众矢之的。
尽管美国学术界左翼意识形态只手遮天，但敢于说真话的人不会绝迹。二○○三年，政治评论员安·库尔特出版了《叛国：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一书，勇敢地为麦卡锡翻案。而很多反对麦卡锡的人，后来被证实是叛国者。比如，在左派掀起的一场诽谤麦卡锡的大型宣传战中，得力干将之一是所谓的「独立」记者I.F.斯通，此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称麦卡锡为「法西斯」，并得到《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高度赞扬，将其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调查报导员之一」。一九九二年，水落石出，各方资料证实：斯通一直都是从苏联拿钱的特工。库尔特在梳理大量的原始文件后指出，麦卡锡对苏联渗透美国的严重性的估计，不是过高，而是太低，麦卡锡捍卫了美国的自由，给予共产势力以沉重打击：「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是极少数敢于为麦卡锡翻案的历史学者之一。他在《约瑟夫·麦卡锡：重新审视美国最受厌恶的参议员的生命与遗产》一书中指出，麦卡锡没有意识到他几乎是在与整个华盛顿的权力结构对抗。民主党担心共产党同谋的曝光会影响到选票；媒体与学术界早已在大萧条和二战后成为左翼的独占舞台。阿瑟·赫尔曼如此评价麦卡锡的历史贡献：
他从美国的腹地来到这里，是一位顽强而普通的政治家。在一个突然而持久的历史时刻，他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核心真相：他的国家、他的信仰、他的文明正在与共产主义开战，纯碎处于战争状态。 「这场战争不会结束，美国文明若非走向胜利，就必走向灭亡，」他一再强调。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硬加在自己的国家身上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紧迫感。但是，汽车太平稳，繁荣太温柔，艾森豪太慈爱，电视太迷人，这一切使得这个国家开始讨厌真理真相，也讨厌那个一直为真理真相呐喊的人，大家觉得他是多余的人，声嘶力竭地乱喊。这个国家再次进入沉睡状态，那个人也躺下死去了。 [16]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左派是如何毁掉麦卡锡的？
仇恨麦卡锡的人，不是对他的粗鲁、尖刻甚至夸张的表达方式反感，而是与他的政治立场——反共产主义——针锋相对。这在新左派教授艾伦·施莱克的著作《没有象牙塔》中得到极为坦率的承认。这是一本反映麦卡锡主义在大学影响的倾向性很强的书。 「首先，使麦卡锡成为麦卡锡分子的不是他的咆哮叫嚷，而是他的反共使命——问题不在这个人的手段而在于他的信仰，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坚持这样做的目的。」[17]
麦卡锡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但他在战术上犯了若干错误。他未能确立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四处开火，而惹火烧身。七十年以后，川普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试图快刀斩乱麻清除「深层政府」，结果树敌过多，造成施政困难，黑暗势力排山倒海般地发起反扑乃至窃取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麦卡锡有极高的民意支持度，在体制内却少有盟友。他触犯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政治家们最强调的一点：建立稳固的政治根基。没有稳固的政治根基，他影响力巨大，但也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让他在很多时候独自承担一切反对派攻击，没有多少人真心支持他，一旦被打倒，就很难东山再起。
麦卡锡的反共事业遭遇挫败，首要原因是他向马歇尔及军方展开一系列非难，虽迫使马歇尔辞去国防部长一职，但从此与军方结下梁子。
其次，艾森豪出任总统后，麦卡锡未能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艾森豪不是麦克阿瑟那样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将领，其政治立场颇为含糊，自认为是「温和的保守派」，与嫉恶如仇的麦卡锡不对路。 [18]艾森豪上任后，先后解除杜鲁门时期一千四百多名官员的职务，麦卡锡仍嫌其做得不够多。此前，麦卡锡称罗斯福-杜鲁门时代为民主党政府的「叛国二十年」；如今，他又加上一年——「叛国二十一年」，包括艾森豪政府的第一年，这种指责不仅让艾森豪相当恼怒，也让作为副总统的尼克森与麦卡锡分道扬镳。
麦卡锡还错误地向杜勒斯兄弟发起挑战——本来他们可以成为其反共事业的盟友。艾森豪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坚决反共，与优柔寡断的艾奇逊截然相反。他的一个重要身份是：他是基督教长老教会信徒，他认为对宗教的笃信是他的力量源泉。对杜勒斯来说，反对共产主义是长老会教义（喀尔文神学）的必然结果。国务院内确实长久存在一股亲共势力，但这不是约翰·杜勒斯的错，他无法解雇所有外交官，却不得不面对麦卡锡猛烈的批评。他的弟弟艾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是中央情报局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是美国情报界的传奇人物，早在战前就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麦卡锡发起对艾伦·杜勒斯的副手威廉·邦迪的调查——有人说此人曾向希斯的诉讼基金捐过款。此举让艾伦·杜勒斯成为麦卡锡的敌人。 [19]
当麦卡锡抓住一名被解职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的问题，在听证会上地羞辱陆军部长史蒂文斯，结果将整个军方推到了对立面。作为前陆军最高将领，以及现在身为三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对陆军所犯错误感到不安，对麦卡锡的穷追不舍十分恼火。艾森豪不再保持沉默，公开反击麦卡锡，也策动若干共和党议员反对麦卡锡。
麦卡锡有一个缺点：说话太多，太直率。圣经中说：「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言多必失，无论你多么聪明。尼克森在回忆录中评论说：「我自己对乔·麦卡锡的感情是复杂的。我从来没有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一样，因为他态度粗暴便鄙弃他。说实在的，我发现他这个人还很可爱，虽然有些不负责任地过于任性了。……麦卡锡是真诚的，根据我个人的调查，也知道他的某些指控是有实际根据的。但他总忍不住夸大事实。」
麦卡锡如日中天的反共事业开始遭遇危机。看到麦卡锡力量衰减，敌人们像鲨鱼一样聚集起来发起攻击。对麦卡锡最著名的攻击，是由爱德华-莫罗主持的电视系列节目「现在观看」。莫罗及其工作人员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把麦卡锡塑造成最坏的形象。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这部电视片「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受害者」，后来都被证实或是共产党人或是其同情者。就连反对麦卡锡的评论人士都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新闻业者的职业道德。但莫罗的策略大获全胜，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从此被妖魔化，麦卡锡这个名字被「臭名昭著」这个词语锁定。
三人成虎、改是成非。长期以来，即便倾向保守主义的学者也不敢为麦卡锡辩护。本内特在其作为「重要的保守主义视野的美国史」的《美国通史》中写道：「麦卡锡玷污了反共这个光荣的事业，他使对抗苏联颠覆的合法努力变得名誉扫地。从此以后，对那些不忠诚的人或集团而言，他们只要喊『麦卡锡主义』，就能使公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来。」
英国保守派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美国人的历史》中引用杜鲁门政府的一份反驳麦卡锡的研究报告，声称美国长期存在「仇恨与不宽容」的潜流，周期性地产生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爆发。他评论说：「麦卡锡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颠覆活动调查人，而是一个试图吸引人们关注的政客。他自己的成功，先是让他吃惊，然后是使他失衡，最后把他给毁了。」
保守派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批评说，「麦卡锡主义给大学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麦卡锡、麦卡锡之流和麦卡锡的追随者，显然都是不学无术之辈，是跟学院作对的，尚未入学术之门的野蛮之徒」。但他很快又补充说：「在多数大学里，他们对课程安排和人事任命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没有哪个教授被解聘，他们在课堂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讲授任何东西。」[20]布鲁姆批评麦卡锡，大概因为他是学院中人，即便在质疑大学体制时也情不自禁替这个体制说话。但从他举出的若干例子可发现，伤害学术自由的并非麦卡锡，而是激进左翼分子。
左派学者更不会放过每一个攻击麦卡锡的机会。反对冷战的冷战史学者李波厄特评论说，「麦卡锡的名字甚至成了莫须有污蔑的同义词」。
最出格的辱骂来自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他的《光荣与梦想》一书是当代美国史最通俗的读本。其文笔流畅，叙事生动，但在论及麦卡锡时，是歇斯底里的咒骂：「他是个恶棍，从外貌上看也是如此。他目中无人，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声音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梧，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芝加哥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这段话充斥着外貌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堪称左派最忌讳的「政治不正确」之集大成者——难道相貌不佳就当被歧视（其实麦卡锡比杜鲁门英俊多了）？难道爱尔兰后裔就当被歧视？难道乡下农夫和码头工人的孩子就当被歧视？今天，如果用这种方式攻击任何一个其他人，必定会被告上法庭，但用来攻击麦卡锡，却是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左派早已习惯了「双重标准」。
麦卡锡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菁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国习俗
一九五四年，参议院针对四十六项麦卡锡「行为不当」的指控进行调查。经过特别委员会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只能得出其中两项勉强成立的结论，这两项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麦卡锡拒绝参加某委员会，又对另一个委员会有「诽谤」之论。十二月二日，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一份对麦卡锡的指责。这就是后来人云亦云的「谴责决议」。实际上，麦卡锡的支持者、参议员H·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指出，该决议「不是谴责决议」，终稿使用的是词汇是「condemn」（认为不当）而非「censure」（谴责）。
就在参议院针对麦卡锡充满敌意的投票之前十天，曾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安德列·维辛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他曾嘲笑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是一个梦呓）。在莫斯科审判期间，作为史达林的打手，维辛斯基签署了数百份对列宁的老近卫军的死刑判决，尽管他知道他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苏俄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史达林的政治肖像》一书中描述说，维辛斯基长篇大论的起诉书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多数人在最后发言中只能表示认罪。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史达林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后又「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
维辛斯基逼迫已经屈服的被告背诵所需要的台词，发表所提示的声明，「揭发」所指定的人。这种可耻的排演反覆进行多次之后，就告知「导演」哪些「演员」可以进行「首演」。德国作家福伊万格在《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一书中评论说：「假如委托一位导演来排演这场审判，那他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预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们是如此认真和努力，相互之间决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差错，他们的激昂情绪表现得竟如此有分寸。简言之，训练这些被告人的催眠家、麻醉师和审判官员，除了他们的一切惊人的素质之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导演和心理学家。」
作为史达林的头号法学家，维辛斯基为该大清洗提供了理论依据，其重要基石包括：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及口供是证据之王。在漫长的大清洗中，有数百万普通人被杀害，更有近千万人被送到古拉格群岛服苦役。然而，史达林发动的大清洗和大审判，维辛斯基的暴行，不仅没有受到西方左派的谴责，反倒得到鼓掌欢迎。
与此同时，美国左派却将维辛斯基的恐怖面具戴到麦卡锡头上——麦卡锡只是行使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判决赋予国会的、有限的调查权（他并没有执法权），他的个人品行无可指责，他的调查活动没有违背法律。他没有将任何一个人送上绞刑架，也没有将任何一个无辜者送入监狱。一九九五年解密的维诺娜文件证明，当年麦卡锡小组委员会闭门听证会公布的记录，显示麦卡锡所认定的共产党人是精确的。阿瑟·赫尔曼评论说，麦卡锡的绝大多数指控的准确性「已不需要讨论」，它们现在「已被接受，就是事实」。二十世纪四○到五○年代，苏联间谍的确在美国大肆活动，人数之多、渗透之深，超过美国政治领袖和大众的预想。
麦卡锡主持的调查确实让很多人的生活轨迹受到影响，有些人失业了——但仅此而已，好莱坞受到调查的「十君子」中有几个人被解雇，却很快就以「英雄」的身份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就连出狱的希斯都能衣食无忧并权喋喋不休地自我辩护。然而，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可怕讽刺就在于，是麦卡锡的名字，而不是维辛斯基的名字，被西方世界普遍记住，并被斥为恐怖和猜疑时代的象征。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一九五四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利，麦卡锡保住了参议员的职位，但再也没有一点调查权力，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警惕共产主义的威胁。任期结束后，他回归布衣身份，与妻子收养了一名女婴。长期的战斗让他的身体不胜重负。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麦卡锡在贝蒂斯海军医院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官方诊断结果是急性肝炎。媒体却故意暗示他死于酗酒。
麦卡锡没有辜负美国，而是美国辜负了麦卡锡——如果没有麦卡锡的孤身奋战，美国不可能赢得冷战。近年来，很多历史学家重新评价麦卡锡的历史地位，认为「麦卡锡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及时抑止了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的颠覆，此后美国政府内部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子弹和氢弹设计图纸泄密这样的事件了」。麦卡锡是冷战中最具勇气的、堪与麦克阿瑟媲美的英雄，这两位「麦先生」都是生命不休、反共不止的战士。
左派拒绝承认麦卡锡是美国精神的守护者的这一历史事实。一九五四年，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一个麦卡锡主义研讨会，左派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用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一九五○年出版《威权主义人格》一书的理论，把麦卡锡主义解释为「假保守派」毫无根据的恐惧在社会上的投射。他后来还写了《美国政治中的类妄想狂风格》一书，成为民主党政府否定麦卡锡主义的经典表述。其实，这是「德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侵蚀美国思想和美国精神的又一案例。
然而，美国的学术菁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乡巴佬和红脖子们矢志不渝地追随麦卡锡（包括后来投票给川普）？答案很简单，麦卡锡是那个看到敌人在铁轨上安置石头、要让列车倾覆的人，他排除了危险，让列车安然前行。列车上的人，只要是以身为美国人而骄傲，就会感激他。那些仇恨麦卡锡的左派，不知道自己还活着应当归功于麦卡锡——如果他们憧憬的共产主义在美国实现，希特勒史达林或毛泽东式的独裁者不会让他们活着，在极左派眼中，不够左的左派是些无病呻吟、必须用暴力消灭的小资产阶级。
麦卡锡主义并不是《英语大辞典》中说的「毫无根据指控陷害他人」的专制主义，而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一，为了捍卫自由而勇敢奋战，消灭一切危害自由的敌人与叛徒，正如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形容保守主义「会被不断嘲讽，但却始终守护着文明的存续」。麦卡锡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精华，虽然不断地被误解和嘲讽，但它守护了美国的自由，在美国立国时就存在，现在依然存在。自由永远需要守护者和捍卫者，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用一句话就概括麦卡锡的遗产和麦卡锡主义的实质：
麦卡锡主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国习俗。除掉叛徒、渎职者和不忠的仆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美国决心。
[13] 臭鼬是美国乡村常见的动物，笔者曾经在开车时曾不慎碾压到一只臭鼬的尸体，结果整整一个星期车辆上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臭味，怎么洗都洗不掉。其实，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所有曾经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生活过的人，身上都有这种类似的臭味，都需要终身像关公那样「刮骨去毒（臭）」。
[14] 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Chester W. Nimitz）评价说：「（麦卡锡）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属于最好的。」海军陆战队副司令福德·哈里斯少将在一封给麦卡锡的信中写道：「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麦卡锡的直接上级莫里少校，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在若干危险区域参加的轰炸任务：「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麦卡锡腿部受伤造成终身残疾，此后他走路略显跛脚。下流的左派媒体为诋毁麦卡锡，抹煞其为国战斗的经历，将其腿部受伤说成酒醉后摔伤，公开嘲笑其身体的残疾。
[15] 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03。
[16] Arthur Herman：《Joseph McCarthy：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Free Press，1999。
[17] 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145。
[18] 艾森豪参选前的政治倾向并不清晰。已被选民厌弃的杜鲁门突发奇想，想邀请艾森豪加入民主党参选，自己当副总统搭档，被艾森豪一口拒绝。艾森豪是温和的保守派，不是雷根或川普式的真保守派。就宗教信仰而论，艾森豪此前并未固定属于基督教的某教派。基督教领袖葛理瀚在与之会面后说，艾森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实际上，艾森豪的宗教信仰是弥散形态的，有他的话为证：「如果不是根植于一种可以感知的深深的宗教信仰，美国就毫无意义——不过，我并不在乎是哪种信仰。」
[19] 艾伦·杜勒斯担心中情局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向尼克森求助。尼克森告诉麦卡锡，他认为邦迪是忠诚的美国人。麦卡锡追问：「那么他捐款给希斯是怎么回事？」尼克森回答说：「你必须了解剑桥镇（哈佛大学所在地）的人的思想状况。邦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希斯也是。我想他只是赶浪头，根本没有考虑这个浪头要冲向何处去。」麦卡锡勉强放弃对邦迪和中情局的调查。非名校毕业的尼克森深知名校毕业生们的「校友圈文化」何其强大，他曾为为此深受羞辱——在国会听证会的闭门会议中，尼克森要求希斯说出其母校。希斯回答：「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然后冷冷地补上一句：「我相信你读的是惠蒂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