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住诱惑而戴上魔戒的，是好莱坞？
如今的好莱坞再也拍不出《纳尼亚传奇》和《魔戒》这样浸润基督教及保守主义思想的大片。 《魔戒》小说原著作者托尔金（John Tolkien）是牛津大学研究英国古典文学和语言的学者，生于十九世纪末期，受维多利亚文化熏陶长大，既看到人类罪恶的永恒性，也坚信救赎的存在及其意义。他意识到当代人类危机的根源是：「唯物论追求的『进步』只会带领人们前往一个令人乏味的深渊和『铁冠』的邪恶力量。」当「整个物质时代」已然「失去了讲述真理的能力」时，「只有真实、古老、朴素的神话，保持着人与上帝的联系，才有希望给物质时代的蒙昧大众带来真理」。
托尔金在论文《贝奥武夫：恶魔和评论家》中指出：「邪恶是绝对、抽象、神秘、力量巨大、难以摆脱的存在。魔戒被邪恶的人召唤，也召唤人内心潜藏的邪恶。」这是典型的喀尔文主义的罪性论。拍摄《魔戒》的好莱坞，却情不自禁地将魔戒戴在手指上，好莱坞变成可怕的「魔都」——如维沃所批判的那样：「整个世界都被灌输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存在某种标准模式的纽约或好莱坞生活——为了迎合寻求刺激者的变态口味，这种愚蠢的生活方式已经被电影夸张化了。」
好莱坞的败坏其来有自。这座城市始建于一八八七年，那时电影还没有发明。七年之后，爱迪生的「活动电影放映机」来到曼哈顿：放一个五分硬币进去，往盒子里看，就看到表演了。一九〇二年，塔利在洛杉矶开了一间新式剧院，首次将电影和剧院联系在一起；第二年，一条铁路通到好莱坞——当时这里这是仅有五百名居民的小镇。很快，好莱坞成了美国电影业的中心。
好莱坞一开始就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其国际影响力非常巨大。美国电影所到之处，比美国大兵所到之处还要天地无垠。格拉齐亚写道，它流过人类世界的各个地方，并浸透进去：它「推翻国界，排除政治控制，渗入当地社区，影射到私人生活中，甚至有人怀疑它嵌入无意识，特别是最脆弱的个体，也就是女人、年轻人和孩子」。
在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开张的同时，教堂的礼拜人数急剧减少。电影不单单是艺术和文化，也是精神和宗教，它如此强势，毫不谦让地抢夺去教堂的人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电影所呈现的丑恶远多于美好，而且，对丑恶的呈现以一种欣赏和鼓励的方式展开。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学者思拉舍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团伙》一书中，调查了芝加哥的几百个青少年犯罪分子，发现这些匪徒团伙如马上的骑士般肆意使用暴力、实施强奸、谋杀、放纵而堕落。新媒体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诱因——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就是电影。一个被采访者说，「他以前是如何把时间消磨在电影院里，仅仅为了看到强盗们是如何被肢解的」。
大众媒体尤其是声光电结合的电影，对基本冲动的刺激使得道德脱离了已知的限制。学者杰克·布莱克在《你不可能赢》一书中，揭露了强盗、瘾君子和骗子所统治的「地下世界」。尽管他持进步主义立场，但不得不承认，「进步」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现代生活给了青年人足够的精神鼓励吗？汽车、电影、烈酒，还有性，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原始刺激，刺激青年人努力把一些色彩和活力注入到一种专制而又单调的标准化工业生活中去。」
呼吁制定电影分级制的学者福尔曼，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电影制造的孩子》一书中，痛陈电影对年轻人价值观的戕害。他将一百一十五部电影归类为十六个主题，其中排名第五的是「复仇」，「为获得而犯罪」排名第七。一九三〇年，一位专家判断说，所有的电影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涉及三个重要主题：犯罪、性和爱。福尔曼认为，这就像将毒液注入水的源头。 「如果无人监管，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任意的、混杂的民族意识。」
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每一波道德堕落和左派肆虐的思潮中，好莱坞都在其中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好莱坞总是能与时俱进。一九六八年，激进的左派学生运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于是这一年也成为奥斯卡史上最为离经叛道的一届。以不道德的男学生与中年人妻的恋情为线索的《毕业生》、相当正面地表现真实存在过的鸳鸯大盗的《邦尼与克莱德》，涉及种族问题的《炎热的夜晚》和《猜猜谁来吃晚餐》，都成为这届竞赛的赢家——「政治正确」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巴格达·潘」
到了第八十一届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由最激进的左派西恩·潘（Sean J. Penn）获得。西恩·潘出访巴格达，与独裁者海珊把酒言欢，亲如一家——继简·方达在反越战时被称为「河内·简」之后，西恩·潘被称为「巴格达·潘」。而他是因为在《米尔克》一片中塑造了一个同性恋政治家而获得这一殊荣，同性恋不再是社会禁忌，而成为被标榜的时髦。同性恋题材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大宗，即便不是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中，也要点缀一些同性恋人物，如此才能显示其多元和平等。在二〇一八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吉米·金莫宣称：「我们不是拍《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种片来赚钱，我们是拍来惹恼迈克·彭斯的。」读懂这个笑话要明白两件事：《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一部男同志电影，而副总统彭斯则以反同立场著称。
如今的好莱坞早已是左派一统天下，数十年前家喻户晓的右派硬汉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和强沃特（Jonathan Voight）都已垂垂老矣，如今的英雄大都是男不男、女不女、奇形怪状的人物。好莱坞的潜规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中年和青年的好莱坞巨星，有谁敢像强沃特这样仗义执言：「拜登是魔鬼……这些左翼分子不属于美国人民，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欺瞒。拜登只会延续欧巴马时代『削弱美国』的政策，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左派是骗子，他们欺骗了美国人民，剥夺了美国强大的权力，以换取他们自己统治国家经济的权力。川普是一个正直、为美国公民和国家利益而战的人，并且和你一样热爱这个国家。」说真话需要付出被封杀的代价。
左派思想如毒品，让人饮鸩止渴，但越喝越渴，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当同性恋题材不足以惊世骇俗，人兽（鱼）恋（包括性交）便登场了。二〇〇八年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墨西哥导演吉勒摩·戴·托罗以《水底情深》拿下最佳影片、导演奖等四项大奖。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兽（鱼）恋是美好情感。影片中，除了人鱼和哑女，正面人物都是昔日不被主流社会价值观接受的人群，包括黑人同事、同性恋邻居以及苏联科学家间谍，他们全成了英雄。导演说：「这部片子是爱和电影的结晶。这部电影的精神，性、暴力——不管是什么——都是如此的温柔。我不会推荐这部片给小孩子，但是对于青少年，这是部美丽的电影。它让你感受到某种解放和自由。」其弦外之音是，带上魔戒，你凡事都可以行，青少年乖乖地来接受洗脑，电影带来的将是吸食毒品一般的解放和自由。
《水底情深》
在好莱坞最卖座的电影中，美国队长变成了黑人，圣女贞德变成了黑人，连白雪公主也变成了黑人，甚至风流倜傥的詹姆斯·邦德也即将有黑人变性人出演。每一个细节都要与政治议题挂钩，都要符合政治正确的保准。好莱坞当红女星珊迪娜布洛（Sandra Bullock）在接受电视专访时，失惊无神提到全球大热韩剧《鱿鱼游戏》中没有黑人角色——她描述某日其领养的八岁黑人女儿Laila表现得不开心，她便问囡囡为何不开心，Laila称父亲Bryan Randall正看《鱿鱼游戏》，但她不想父亲看。珊迪娜再追问原因，女儿表示因为剧中没有黑人演员。珊迪娜大赞女儿，认为囡囡懂得为黑人发声，又表示希望领养的两名黑人子女可以让她知道有什么需要留意，她以为自己有足够学识，但子女提醒她仍然不足，要更加觉醒。在其这番描述中，少数族裔特指黑人，韩国电影中的韩国人以及在其中出现的印度裔演员，对美国人而言都不是少数族裔，这种视为方式跟欧威尔《动物农庄》中的「某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的情节如出一辙。而非裔女星蕾吉娜·金恩（Regina King）坦言：「我知道很多在家收看的人觉得好莱坞在说教，都想拿遥控器转台了。但身为养育非裔男孩的母亲，我深知太多人生活面对的恐惧，无论再多荣华富贵都改变不了。」然而，制造分裂、仇恨和恐惧的，不正是好莱坞自己吗？
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好莱坞的洗脑，美国人毕竟还有关上电视机或者转换电视频道的自由。好莱坞的政治正确让民众忍无可忍，他们至少可以选择不看这些垃圾。二〇二一年，第九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仅吸引约九百八十五万收视人口，较前一年锐减百分之五十八，较巅峰时期的一九九八年少了逾百分之八十二。根本原因在于，好莱坞深陷于建制派菁英的政治正确立场，为「黑命贵」这种左派意识形态背书。奥斯卡颁奖典礼变成反川普的大杂烩。川普讽刺说，「除了我没有别的明星了」，「奥斯卡创下史上最低收视率，甚至比去年还低，如果他们持续用目前这种可笑的方式进行典礼，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这些艺人花时间思考怎么吹捧民主党，是在摧毁我们的国家，还封杀了保守、共和党人，这种模式着实是运作不良」。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西方媒体的「中国化」
从理论上讲，全球通信媒体的发展使世界变得愈来愈小，且使世界愈来愈开放。媒体是作为一种全球第四产业在起作用。尤其是当全球电信网路连通后，可以保证把在全世界如何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在几分钟之内通过无线电广播，在数小时之内通过电视，向全世界任何地方报道出来。有人因此乐观地预测，资讯的全球化可能成为颠覆专制政府的工具，有些国家政府被迫放弃其专制权力。
但事实上，只有那些「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半专制国家才会被这种潮流摧垮，比如那些倒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半专制政权。反之，极权暴政的中共政权成功地抵抗了这一潮流，还反过来对民主世界发起有力的反攻。
在西方发达国家，私营新闻广播业已成长为一种全球性产业。几个大的组织控制着新闻的供给。这些大的辛迪加可以保证让更加广泛的听众能读、看或听到同样的故事。当它们遇到最富有的金主——中国——的时候，立即投怀送抱，一起发大财。
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化」，也就是「新华社化」、「人民日报化」和「央视化」，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在美国，经常会看到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代表成为中共政策的辩护者和捍卫者，并帮助传播中共的宣传产品。作家、独立媒体The Federalist的高级撰稿人海伦·罗利指出：「存在着利益关系，意味着这些美国人不可能去挑战中国的人权记录或技术转让等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西方主流媒体这样做，与其说是它们的左派立场与中共不谋而合（中共秉持的早已不是其宣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它们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哲学——在其眼中，天下没有不义之财和肮脏之钱。
二〇二一年二月，西方世界正被第二波中国武汉肺炎病毒重创之时，《纽约时报》发表由两名身份暧昧的人士撰写的题为《是时候信任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了》的文章。尽管文章承认「以中国国药疫苗为例，关于它的效果，似乎存在互相矛盾的结果」，但其结论是：「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中俄的疫苗是可靠的，应得到严肃对待，而且特别考虑到全世界都出现的供应问题，还得尽快严肃对待。」《纽约时报》宛如《人民日报》的「纽约地方版」。这篇文章背后，弥漫着中宣部特有的「阴沟中的气味」。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世上的事若用常识去理解，大都能迎刃而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保守派网站「国家动脉」公布一份来自司法部的报告。报告指出，「中美交流基金会」透过美国战略咨询公司（BLJ）来拉拢西方媒体，目的是「选择并消除潜在的反对中共政策和权威的根源」，其统战策略采用多种方法来影响海外华人社区、外国政府和其他单位，促使他们采纳支持北京的行动。报告中说，在给予中共及其宣传机构「有利报导」或「正面资讯」的新闻机构的完整名单中，包括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MSNBC、《福布斯》、《金融时报》、《新闻周刊》、彭博社、路透社、ABC新闻、《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法新社、《时代》杂志、《洛杉矶快报》、《国会山庄报》、BBC和《大西洋月刊》等西方主流媒体。这些媒体已然沦为中共大外宣马前卒。
通过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可以看出，西方主流媒体与「中美交流基金会」之间的关系经营长达十多年。 「中美交流基金会」名义上是由香港首任特首、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创办——而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已确认中共政协为中共统战阵线的重要核心之一。
报导提到，仅在二〇〇九年，「中美交流基金会」就组织了四次外国记者访问中国之旅，产生了二十八个媒体置入性行销，美国战略咨询公司代表「中美交流基金会」确保「在一百〇三篇独立文章中发表了二十六篇意见文章和引文」，新闻媒体界的这种勾兑行为意味着利益冲突，深层次剖析可得出主流新闻媒体已经被买断。
《纽约时报》在过去十年刊登超过两百则宣传性质文章，部分业配文企图掩饰中国侵害人权的行径。二〇一九年一则影音广告为宣传新疆地区观光，将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描绘成中共统治下心满意足的人民。此黑幕被披露之后，《纽约时报》已悄然删除网站上数以百计的中共宣传业配文。其发言人表示，此举反映《纽约时报》停止接受中国国营媒体刊登品牌置入内容广告的决定，包括《中国日报》。而《中国日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英文报纸，被美国政坛人士视为中国政府「大外宣」的重要管道。
致力遏阻中国在美国发动宣传战的联邦众议员班克斯指出：「纽约时报曾对中共在新疆与全球各地的暴行做出精湛且详尽的报导，这些报导终于在纽时内部产生效果，让纽时不再支持隐瞒中共暴行的作为。」他呼吁美国媒体挺起腰来，「将美国价值置于共产党贿赂之上」。班克斯更与其他三十四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司法部对《中国日报》发动调查。
随后，《中国日报》应美国司法部要求申报在美国的活动资料，它与美国多家媒体的金钱往来遂摊在阳光下。其申报文件显示，《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每月各收取逾十万美元，在纸本刊登中国宣传性质文章。 《纽约时报》二〇一八年收取五万美元在网站上置入业配文，《中国日报》在其纸本放广告砸的钱可能更多。
根据《每日通话》报导，《中国日报》在美国各知名媒体投放的政治宣传广告包括吹捧「一带一路」、批判川普政府的「美中贸易战」所衍生出的关税报复议题等。刊登此类政治宣传广告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Q点名》、《洛杉矶时报》、《亚特兰大宪法报》、《芝加哥论坛报》、《外交政策》、《波士顿环球报》等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大报。中共为此总花费大约一千九百万美元。
美国著名艺术和电视评论家玛莎·贝勒斯（Martha Bayles）在《国家评论》杂志撰文指出，中共正在通过进军好莱坞来抢占世界意识形态阵地，好莱坞应警惕美国文化自由被侵蚀。 「中国打破了好莱坞不与专制国家打交道的惯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审查最严格的电影市场，也是最赚钱的。所以这一切都与钱有关，至少对好莱坞来说是这样。」据中国最大的在线电影票务平台猫眼娱乐统计，中国在二〇二〇年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电影票房收入最高的市场，二〇二〇年全球票房前十的影片有四部来自中国。好莱坞能不对这座金山银山眼馋吗？
贝勒斯写道，中国取代和占领好莱坞，不单单是钱的问题，更是其文化软实力的延伸：「北京的野心远远超出了底线，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能够在中国票房上击败好莱坞的国内电影业。北京更大的野心是与美国竞争并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文化意识形态的霸主。」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大举进军好莱坞，方式从一开始的合拍单个影视项目转向投资影视制作、技术公司、院线全面开花。二〇一二年，万达集团以二十六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院线公司AMC，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一六年，万达通过AMC多次对美国其他院线进行并购，使万达AMC成为全球最大的连锁影院。此外，复兴国际、华谊公司、阿里影业、腾讯影业等公司纷纷宣布其投资计划，试图在好莱坞文化产业中分走一杯羹。
川普政府将中共「新华通讯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列为「外国代理人」之后，新华社被迫向美国政府提交财务报告。根据新华社等「外国代理人」申报的材料（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在二〇二〇年，中国政府在美国开展的外宣支出达到近六千四百万美元，比二〇一六年的支出增加了五倍。新闻网站Axios报道，宣传是中共实现其地缘政治目的的核心任务，它在美国传播「不和谐」和「虚假信息」的行动，对美国的商业、政治和社会环境将产生非常实际的影响。然而，在面对这场中国发动的静悄悄的战争，美国主流媒体丧失了新闻业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也丧失了基本的爱国之心，欣然与新闻不自由的中国翩翩起舞。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西方国家及主流媒体则不断退却、甚至主动卖身投靠。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事务局局长塞德里克·阿尔维亚尼惊呼：不仅中国公民可能会失去拥有新闻自由的希望，中国在境外影响媒体界的举动「对民主国家构成重大威胁」，「如果中国的世界新媒体秩序在未来某天得以确立，那将是一个没有记者的世界，是一个记者基本上就是世界各国喉舌的世界」。
中国买下美国，首先买下美国媒体
最早发出「超过美国」乃至「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的，是日本。一九八〇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是全世界的制造器，印着「Made in Japan」的商品遍布球各个角落。日本的企业家们志得意满，大肆收购美国企业和美国资产。索尼花三十四亿美元买下哥伦比亚电影，三菱花十四亿美元买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征——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给美国人心理带来不小的冲击。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得意洋洋地说：「二战通过武力没有征服美国，现在日本有能力买下整个美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迎来漫长的「至暗时刻」，至今未能恢复元气。
日本「买下美国」，对美国危害并不大，因为日本早已全盘接受美国价值，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忠诚和亲密的盟友。日本与美国的竞争，主要是经贸领域的竞争。但是，如果中国「买下美国」，那将意味着美国的末日来临——在观念秩序意义上，中国与美国截然对立、无法并存，中国「买下美国」，不单单是一件国际贸易事件，更是「灭其国」的前奏。
中国「买下美国」并非白日梦，中国早已制定一个庞大周密的计画——买下美国，先买下美国媒体，媒体可以动摇和控制人心。美国的人心、精神若乱了，就离溃败不远了。
中国影响西方主流媒体，第一步是投入「硬广告」和「软广告」，这是一单又一单的零售，是零敲碎打；第二步则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代理人）控股，这是一揽子打包的批发，是一劳永逸、登堂入室，乃至黄袍加身。中国有句谚语叫「借船出海」，它被用来描述中国政府是如何秘密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本地媒体中，比如购买无线电波频段以传递资讯。一项路透社于二〇一五年的调查显示，遍布全球十四个国家的至少三十三家无线电台 「是全球电台网路的一部分，该电台网路以掩盖其大股东的方式被建立起来，而中国官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是其主要股东」。
美国学者法迪斯发表在Andmagzine.com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一直在努力控制美国的主流媒体。未来美国媒体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只会更「契合」。美国为数不少集团企业确实相当乐于依赖中国的善意和中国政府的恩准去维护集团利益，它们经营其他事业是一回事，当主掌了媒体，则自由国家媒体的独立性，必然会受到伤害或质疑。法迪斯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若干美国主流媒体早已沦为「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纽约时报》：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通过公司的A类股份拥有其百分之十七点四的股份。作为最大的股东，他可以决定该公司大约三分之一的董事会成员。这位墨西哥亿万富翁与中国公司保持着经常性的业务往来。二〇一七年，斯利姆的巨人汽车与中国的江淮汽车合资，在墨西哥制造汽车，销往拉丁美洲市场。向拉丁美洲出售产品的目的是规避川普政府旨在保护美国就业的贸易政策，此举在中美贸易战中使北京受益。斯利姆的公司America Movil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合作，向哥伦比亚政府推销5G项目。斯利姆与北京当局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交易，必然影响《纽时》的商业利益和报道方向。他可能没有参加编辑会议，但报纸的所有高管都知道谁在支付他们薪水。
——《华盛顿邮报》：二〇一三年，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Jeff Bezos）以二点五亿美元收购该报。贝佐斯与中国业务市场有直接联系，亚马逊的Amazon Echo和Kindle电子阅读器等全部在中国生产。亚马逊产品是由中国劳工在工时长、薪水低、几乎没有安全培训的情况下生产的。贝佐斯说：「亚马逊已经为服务中国做了有利的定位。」经过多年在中国市场的经营，他与北京当局的关系通过《华邮》的「广告」毫不掩藏地体现出来。我最早撰文分析夹在《华邮》中的「中国观察」（China Watch），这几个版面由《中国日报》提供内容，名为广告，却印刷得与《华邮》正本一模一样。有一期关于西藏的报道，配发图片是一群使用苹果手机的幸福喇嘛，与此同时，西藏发生了上百名僧侣和平民自焚抗议中共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的惨剧。
《中国日报》的《中国观察》成了《华盛顿邮报》的一部分
——CNN：CNN由华纳媒体拥有和运营，该公司与中国有着重要的业务联系。二〇一三年六月，华纳媒体与一家中国投资基金建立了五千万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笔资金投资于中国传媒资本有限公司（CMC），这是一家由中共直接监控的媒体公司，这意味着华纳在中国的投资受中共的审查和管控，按其要求进行宣传。华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eff Bewkes说：「中国是我们运营所在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当美国公司与CMC等合作时，必须服从中国的网路安全法。这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公司的运作和数据随时被检查，这些做法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CNN全球总裁杰夫·扎克与「特纳体育」合作，负责在中国转播NBA比赛。在NBA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批评香港人权灾难后，NBA高层向中国屈服，解雇了莫雷。 CNN关于疫情的报道，与中国央视保持一致。在一篇赞扬「中国模式病毒控制」的报道中，中国模式被形容为巨大的成功。政治评论人凯里·曾伯尔指出：「CNN重复中国媒体的说辞，称该国有效控制了病毒，同时淡化了中共将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责任。」
——MSNBC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MSNBC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均由NBC环球经营，该公司与中共有着广泛的业务联系。二〇一〇年十一月，NBC与中共官媒新华社签署了一项协议，以建立国际广播新闻业务合作。二〇一五年，NBC环球为中国百度旗下的视频网路平台爱奇艺发放许可，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在时代广场做广告。
——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广播公司与中国之间最明显的业务联系是在上海建立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迪士尼归ABC所有）。该项目耗资约三点六亿美元，获得来自几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项目完工后，迪士尼仅保留百分之四十三的股权，上海申迪集团获得百分之五十七的股权。 ABC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美化了中国在美国电影院中的形象。迪士尼发行的《木兰》就是例证——新疆的集中营成为炫目动作场面的背景。为了保持从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获益，像迪士尼这样的美国电影公司会在新片制作之前或之后做自我审查，甚至邀请中宣部高官到美国来审片。 ABC下属的媒体ESPN的高级新闻总监指示公司员工避免谈论中国政治或与香港有关的话题。
——彭博社（Bloomberg）：亿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他的公司彭博社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彭博社通过在美国债券市场融资为中国公司送去美元外汇：它为三百六十四家中国公司提供融资帮助，帮助他们在美国发行大约一千五百亿美元债券，其中一百五十九家公司是国企或「央企」。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说，二〇一四年，布隆伯格亲自下令封杀一份对中共核心利益阶层的调查报告。公司使用保密协议使这名驻北京的调查记者保持沉默。记者迈克·福赛斯（Mike Forsythe）着重揭露了习近平与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关系。当报道准备刊登时，主编马修·温克勒决定停止登载：「可以肯定，这是邀请共产党完全关闭我们，把我们踢出中国国门。我认为登载这个故事不值得。」公司威胁福赛斯，说若透露公司封杀报道，会遭遇起诉。布隆伯格本人是中共的辩护者，反对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彭博社声称，「共产党希望在中国继续执政，并听取公众的声音」、「习近平不是独裁者。他必须满足选民的要求，否则他将无法生存。」
查看这些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之后，不难理解为何中共作为武汉肺炎大流行的始作俑者，却获得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普遍赞赏。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国际记者联盟」发布一份年度报告，揭露中国运用疫情来提升中国在全球媒体报导中的形象。这些中国所仰赖的渠道包含为各国记者提供培训项目丶赞助他们到中国旅行丶签订内容共享协议丶以及增加对出版平台的控制权。
报告作者之一、墨尔本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林慕莲（Louisa Lim）写道：「北京透过其全球范围内的媒体渠道，在各国的国家媒体中散播与中国有关的正面资讯，并散播假讯息与为非英语系国家制作专属的报导内容。」林慕莲认为，各国记者本身的媒体素养不见得高到可以有效的遏止中国大外宣队各国媒体生态带来的冲击：「许多民主国家面临中国大外宣冲击的共同弱点是，新闻机构自身的经济脆弱性。」
美国詹姆士城基金会研究员马蒂斯指出，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已经无法概括中国在全球舆论场域的攻城掠地：「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柔软，它实际上是积极的，带有侵略性的。……他们可以挤走其他新闻，他们基本上可以垄断资讯环境，这使得他们提供的资讯更加容易被观众收到并接受。」
中国的媒体自由度在全球一百八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七十六位，是最差的几个国家之一。然而，当二〇一六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国际版块（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合并及重新包装为「中国之音」（CGTN）推出时，这个机构的名字表明它希望抗衡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等。习近平敦促CGTN「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番话语被解读为中国政府的野心，即全新确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媒体平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宣传网路」，同时将挑战自由的政治架构。
在美国宪法的约束下，历届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相当有限，即便处于战争年代，媒体仍然可以对政府和军方提出严厉批评。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的新闻和娱乐行业，中国掐住美国的喉咙，美国媒体仍然可批评美国，却愈来愈不敢批评中国政府。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的所有敌国都不曾做到的事情。美国和西方还能做出绝地反击吗？
托尔金在论文《贝奥武夫：恶魔和评论家》中指出：「邪恶是绝对、抽象、神秘、力量巨大、难以摆脱的存在。魔戒被邪恶的人召唤，也召唤人内心潜藏的邪恶。」这是典型的喀尔文主义的罪性论。拍摄《魔戒》的好莱坞，却情不自禁地将魔戒戴在手指上，好莱坞变成可怕的「魔都」——如维沃所批判的那样：「整个世界都被灌输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存在某种标准模式的纽约或好莱坞生活——为了迎合寻求刺激者的变态口味，这种愚蠢的生活方式已经被电影夸张化了。」
好莱坞的败坏其来有自。这座城市始建于一八八七年，那时电影还没有发明。七年之后，爱迪生的「活动电影放映机」来到曼哈顿：放一个五分硬币进去，往盒子里看，就看到表演了。一九〇二年，塔利在洛杉矶开了一间新式剧院，首次将电影和剧院联系在一起；第二年，一条铁路通到好莱坞——当时这里这是仅有五百名居民的小镇。很快，好莱坞成了美国电影业的中心。
好莱坞一开始就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其国际影响力非常巨大。美国电影所到之处，比美国大兵所到之处还要天地无垠。格拉齐亚写道，它流过人类世界的各个地方，并浸透进去：它「推翻国界，排除政治控制，渗入当地社区，影射到私人生活中，甚至有人怀疑它嵌入无意识，特别是最脆弱的个体，也就是女人、年轻人和孩子」。
在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开张的同时，教堂的礼拜人数急剧减少。电影不单单是艺术和文化，也是精神和宗教，它如此强势，毫不谦让地抢夺去教堂的人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电影所呈现的丑恶远多于美好，而且，对丑恶的呈现以一种欣赏和鼓励的方式展开。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学者思拉舍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团伙》一书中，调查了芝加哥的几百个青少年犯罪分子，发现这些匪徒团伙如马上的骑士般肆意使用暴力、实施强奸、谋杀、放纵而堕落。新媒体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诱因——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就是电影。一个被采访者说，「他以前是如何把时间消磨在电影院里，仅仅为了看到强盗们是如何被肢解的」。
大众媒体尤其是声光电结合的电影，对基本冲动的刺激使得道德脱离了已知的限制。学者杰克·布莱克在《你不可能赢》一书中，揭露了强盗、瘾君子和骗子所统治的「地下世界」。尽管他持进步主义立场，但不得不承认，「进步」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现代生活给了青年人足够的精神鼓励吗？汽车、电影、烈酒，还有性，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原始刺激，刺激青年人努力把一些色彩和活力注入到一种专制而又单调的标准化工业生活中去。」
呼吁制定电影分级制的学者福尔曼，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电影制造的孩子》一书中，痛陈电影对年轻人价值观的戕害。他将一百一十五部电影归类为十六个主题，其中排名第五的是「复仇」，「为获得而犯罪」排名第七。一九三〇年，一位专家判断说，所有的电影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涉及三个重要主题：犯罪、性和爱。福尔曼认为，这就像将毒液注入水的源头。 「如果无人监管，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任意的、混杂的民族意识。」
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每一波道德堕落和左派肆虐的思潮中，好莱坞都在其中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好莱坞总是能与时俱进。一九六八年，激进的左派学生运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于是这一年也成为奥斯卡史上最为离经叛道的一届。以不道德的男学生与中年人妻的恋情为线索的《毕业生》、相当正面地表现真实存在过的鸳鸯大盗的《邦尼与克莱德》，涉及种族问题的《炎热的夜晚》和《猜猜谁来吃晚餐》，都成为这届竞赛的赢家——「政治正确」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巴格达·潘」
到了第八十一届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由最激进的左派西恩·潘（Sean J. Penn）获得。西恩·潘出访巴格达，与独裁者海珊把酒言欢，亲如一家——继简·方达在反越战时被称为「河内·简」之后，西恩·潘被称为「巴格达·潘」。而他是因为在《米尔克》一片中塑造了一个同性恋政治家而获得这一殊荣，同性恋不再是社会禁忌，而成为被标榜的时髦。同性恋题材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大宗，即便不是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中，也要点缀一些同性恋人物，如此才能显示其多元和平等。在二〇一八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吉米·金莫宣称：「我们不是拍《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种片来赚钱，我们是拍来惹恼迈克·彭斯的。」读懂这个笑话要明白两件事：《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一部男同志电影，而副总统彭斯则以反同立场著称。
如今的好莱坞早已是左派一统天下，数十年前家喻户晓的右派硬汉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和强沃特（Jonathan Voight）都已垂垂老矣，如今的英雄大都是男不男、女不女、奇形怪状的人物。好莱坞的潜规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中年和青年的好莱坞巨星，有谁敢像强沃特这样仗义执言：「拜登是魔鬼……这些左翼分子不属于美国人民，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欺瞒。拜登只会延续欧巴马时代『削弱美国』的政策，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左派是骗子，他们欺骗了美国人民，剥夺了美国强大的权力，以换取他们自己统治国家经济的权力。川普是一个正直、为美国公民和国家利益而战的人，并且和你一样热爱这个国家。」说真话需要付出被封杀的代价。
左派思想如毒品，让人饮鸩止渴，但越喝越渴，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当同性恋题材不足以惊世骇俗，人兽（鱼）恋（包括性交）便登场了。二〇〇八年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墨西哥导演吉勒摩·戴·托罗以《水底情深》拿下最佳影片、导演奖等四项大奖。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兽（鱼）恋是美好情感。影片中，除了人鱼和哑女，正面人物都是昔日不被主流社会价值观接受的人群，包括黑人同事、同性恋邻居以及苏联科学家间谍，他们全成了英雄。导演说：「这部片子是爱和电影的结晶。这部电影的精神，性、暴力——不管是什么——都是如此的温柔。我不会推荐这部片给小孩子，但是对于青少年，这是部美丽的电影。它让你感受到某种解放和自由。」其弦外之音是，带上魔戒，你凡事都可以行，青少年乖乖地来接受洗脑，电影带来的将是吸食毒品一般的解放和自由。
《水底情深》
在好莱坞最卖座的电影中，美国队长变成了黑人，圣女贞德变成了黑人，连白雪公主也变成了黑人，甚至风流倜傥的詹姆斯·邦德也即将有黑人变性人出演。每一个细节都要与政治议题挂钩，都要符合政治正确的保准。好莱坞当红女星珊迪娜布洛（Sandra Bullock）在接受电视专访时，失惊无神提到全球大热韩剧《鱿鱼游戏》中没有黑人角色——她描述某日其领养的八岁黑人女儿Laila表现得不开心，她便问囡囡为何不开心，Laila称父亲Bryan Randall正看《鱿鱼游戏》，但她不想父亲看。珊迪娜再追问原因，女儿表示因为剧中没有黑人演员。珊迪娜大赞女儿，认为囡囡懂得为黑人发声，又表示希望领养的两名黑人子女可以让她知道有什么需要留意，她以为自己有足够学识，但子女提醒她仍然不足，要更加觉醒。在其这番描述中，少数族裔特指黑人，韩国电影中的韩国人以及在其中出现的印度裔演员，对美国人而言都不是少数族裔，这种视为方式跟欧威尔《动物农庄》中的「某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的情节如出一辙。而非裔女星蕾吉娜·金恩（Regina King）坦言：「我知道很多在家收看的人觉得好莱坞在说教，都想拿遥控器转台了。但身为养育非裔男孩的母亲，我深知太多人生活面对的恐惧，无论再多荣华富贵都改变不了。」然而，制造分裂、仇恨和恐惧的，不正是好莱坞自己吗？
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好莱坞的洗脑，美国人毕竟还有关上电视机或者转换电视频道的自由。好莱坞的政治正确让民众忍无可忍，他们至少可以选择不看这些垃圾。二〇二一年，第九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仅吸引约九百八十五万收视人口，较前一年锐减百分之五十八，较巅峰时期的一九九八年少了逾百分之八十二。根本原因在于，好莱坞深陷于建制派菁英的政治正确立场，为「黑命贵」这种左派意识形态背书。奥斯卡颁奖典礼变成反川普的大杂烩。川普讽刺说，「除了我没有别的明星了」，「奥斯卡创下史上最低收视率，甚至比去年还低，如果他们持续用目前这种可笑的方式进行典礼，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这些艺人花时间思考怎么吹捧民主党，是在摧毁我们的国家，还封杀了保守、共和党人，这种模式着实是运作不良」。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西方媒体的「中国化」
从理论上讲，全球通信媒体的发展使世界变得愈来愈小，且使世界愈来愈开放。媒体是作为一种全球第四产业在起作用。尤其是当全球电信网路连通后，可以保证把在全世界如何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在几分钟之内通过无线电广播，在数小时之内通过电视，向全世界任何地方报道出来。有人因此乐观地预测，资讯的全球化可能成为颠覆专制政府的工具，有些国家政府被迫放弃其专制权力。
但事实上，只有那些「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半专制国家才会被这种潮流摧垮，比如那些倒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半专制政权。反之，极权暴政的中共政权成功地抵抗了这一潮流，还反过来对民主世界发起有力的反攻。
在西方发达国家，私营新闻广播业已成长为一种全球性产业。几个大的组织控制着新闻的供给。这些大的辛迪加可以保证让更加广泛的听众能读、看或听到同样的故事。当它们遇到最富有的金主——中国——的时候，立即投怀送抱，一起发大财。
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化」，也就是「新华社化」、「人民日报化」和「央视化」，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在美国，经常会看到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代表成为中共政策的辩护者和捍卫者，并帮助传播中共的宣传产品。作家、独立媒体The Federalist的高级撰稿人海伦·罗利指出：「存在着利益关系，意味着这些美国人不可能去挑战中国的人权记录或技术转让等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西方主流媒体这样做，与其说是它们的左派立场与中共不谋而合（中共秉持的早已不是其宣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它们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哲学——在其眼中，天下没有不义之财和肮脏之钱。
二〇二一年二月，西方世界正被第二波中国武汉肺炎病毒重创之时，《纽约时报》发表由两名身份暧昧的人士撰写的题为《是时候信任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了》的文章。尽管文章承认「以中国国药疫苗为例，关于它的效果，似乎存在互相矛盾的结果」，但其结论是：「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中俄的疫苗是可靠的，应得到严肃对待，而且特别考虑到全世界都出现的供应问题，还得尽快严肃对待。」《纽约时报》宛如《人民日报》的「纽约地方版」。这篇文章背后，弥漫着中宣部特有的「阴沟中的气味」。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世上的事若用常识去理解，大都能迎刃而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保守派网站「国家动脉」公布一份来自司法部的报告。报告指出，「中美交流基金会」透过美国战略咨询公司（BLJ）来拉拢西方媒体，目的是「选择并消除潜在的反对中共政策和权威的根源」，其统战策略采用多种方法来影响海外华人社区、外国政府和其他单位，促使他们采纳支持北京的行动。报告中说，在给予中共及其宣传机构「有利报导」或「正面资讯」的新闻机构的完整名单中，包括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MSNBC、《福布斯》、《金融时报》、《新闻周刊》、彭博社、路透社、ABC新闻、《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法新社、《时代》杂志、《洛杉矶快报》、《国会山庄报》、BBC和《大西洋月刊》等西方主流媒体。这些媒体已然沦为中共大外宣马前卒。
通过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可以看出，西方主流媒体与「中美交流基金会」之间的关系经营长达十多年。 「中美交流基金会」名义上是由香港首任特首、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创办——而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已确认中共政协为中共统战阵线的重要核心之一。
报导提到，仅在二〇〇九年，「中美交流基金会」就组织了四次外国记者访问中国之旅，产生了二十八个媒体置入性行销，美国战略咨询公司代表「中美交流基金会」确保「在一百〇三篇独立文章中发表了二十六篇意见文章和引文」，新闻媒体界的这种勾兑行为意味着利益冲突，深层次剖析可得出主流新闻媒体已经被买断。
《纽约时报》在过去十年刊登超过两百则宣传性质文章，部分业配文企图掩饰中国侵害人权的行径。二〇一九年一则影音广告为宣传新疆地区观光，将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描绘成中共统治下心满意足的人民。此黑幕被披露之后，《纽约时报》已悄然删除网站上数以百计的中共宣传业配文。其发言人表示，此举反映《纽约时报》停止接受中国国营媒体刊登品牌置入内容广告的决定，包括《中国日报》。而《中国日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英文报纸，被美国政坛人士视为中国政府「大外宣」的重要管道。
致力遏阻中国在美国发动宣传战的联邦众议员班克斯指出：「纽约时报曾对中共在新疆与全球各地的暴行做出精湛且详尽的报导，这些报导终于在纽时内部产生效果，让纽时不再支持隐瞒中共暴行的作为。」他呼吁美国媒体挺起腰来，「将美国价值置于共产党贿赂之上」。班克斯更与其他三十四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司法部对《中国日报》发动调查。
随后，《中国日报》应美国司法部要求申报在美国的活动资料，它与美国多家媒体的金钱往来遂摊在阳光下。其申报文件显示，《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每月各收取逾十万美元，在纸本刊登中国宣传性质文章。 《纽约时报》二〇一八年收取五万美元在网站上置入业配文，《中国日报》在其纸本放广告砸的钱可能更多。
根据《每日通话》报导，《中国日报》在美国各知名媒体投放的政治宣传广告包括吹捧「一带一路」、批判川普政府的「美中贸易战」所衍生出的关税报复议题等。刊登此类政治宣传广告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Q点名》、《洛杉矶时报》、《亚特兰大宪法报》、《芝加哥论坛报》、《外交政策》、《波士顿环球报》等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大报。中共为此总花费大约一千九百万美元。
美国著名艺术和电视评论家玛莎·贝勒斯（Martha Bayles）在《国家评论》杂志撰文指出，中共正在通过进军好莱坞来抢占世界意识形态阵地，好莱坞应警惕美国文化自由被侵蚀。 「中国打破了好莱坞不与专制国家打交道的惯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审查最严格的电影市场，也是最赚钱的。所以这一切都与钱有关，至少对好莱坞来说是这样。」据中国最大的在线电影票务平台猫眼娱乐统计，中国在二〇二〇年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电影票房收入最高的市场，二〇二〇年全球票房前十的影片有四部来自中国。好莱坞能不对这座金山银山眼馋吗？
贝勒斯写道，中国取代和占领好莱坞，不单单是钱的问题，更是其文化软实力的延伸：「北京的野心远远超出了底线，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能够在中国票房上击败好莱坞的国内电影业。北京更大的野心是与美国竞争并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文化意识形态的霸主。」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大举进军好莱坞，方式从一开始的合拍单个影视项目转向投资影视制作、技术公司、院线全面开花。二〇一二年，万达集团以二十六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院线公司AMC，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一六年，万达通过AMC多次对美国其他院线进行并购，使万达AMC成为全球最大的连锁影院。此外，复兴国际、华谊公司、阿里影业、腾讯影业等公司纷纷宣布其投资计划，试图在好莱坞文化产业中分走一杯羹。
川普政府将中共「新华通讯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列为「外国代理人」之后，新华社被迫向美国政府提交财务报告。根据新华社等「外国代理人」申报的材料（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在二〇二〇年，中国政府在美国开展的外宣支出达到近六千四百万美元，比二〇一六年的支出增加了五倍。新闻网站Axios报道，宣传是中共实现其地缘政治目的的核心任务，它在美国传播「不和谐」和「虚假信息」的行动，对美国的商业、政治和社会环境将产生非常实际的影响。然而，在面对这场中国发动的静悄悄的战争，美国主流媒体丧失了新闻业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也丧失了基本的爱国之心，欣然与新闻不自由的中国翩翩起舞。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西方国家及主流媒体则不断退却、甚至主动卖身投靠。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事务局局长塞德里克·阿尔维亚尼惊呼：不仅中国公民可能会失去拥有新闻自由的希望，中国在境外影响媒体界的举动「对民主国家构成重大威胁」，「如果中国的世界新媒体秩序在未来某天得以确立，那将是一个没有记者的世界，是一个记者基本上就是世界各国喉舌的世界」。
中国买下美国，首先买下美国媒体
最早发出「超过美国」乃至「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的，是日本。一九八〇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是全世界的制造器，印着「Made in Japan」的商品遍布球各个角落。日本的企业家们志得意满，大肆收购美国企业和美国资产。索尼花三十四亿美元买下哥伦比亚电影，三菱花十四亿美元买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征——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给美国人心理带来不小的冲击。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得意洋洋地说：「二战通过武力没有征服美国，现在日本有能力买下整个美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迎来漫长的「至暗时刻」，至今未能恢复元气。
日本「买下美国」，对美国危害并不大，因为日本早已全盘接受美国价值，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忠诚和亲密的盟友。日本与美国的竞争，主要是经贸领域的竞争。但是，如果中国「买下美国」，那将意味着美国的末日来临——在观念秩序意义上，中国与美国截然对立、无法并存，中国「买下美国」，不单单是一件国际贸易事件，更是「灭其国」的前奏。
中国「买下美国」并非白日梦，中国早已制定一个庞大周密的计画——买下美国，先买下美国媒体，媒体可以动摇和控制人心。美国的人心、精神若乱了，就离溃败不远了。
中国影响西方主流媒体，第一步是投入「硬广告」和「软广告」，这是一单又一单的零售，是零敲碎打；第二步则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代理人）控股，这是一揽子打包的批发，是一劳永逸、登堂入室，乃至黄袍加身。中国有句谚语叫「借船出海」，它被用来描述中国政府是如何秘密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本地媒体中，比如购买无线电波频段以传递资讯。一项路透社于二〇一五年的调查显示，遍布全球十四个国家的至少三十三家无线电台 「是全球电台网路的一部分，该电台网路以掩盖其大股东的方式被建立起来，而中国官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是其主要股东」。
美国学者法迪斯发表在Andmagzine.com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一直在努力控制美国的主流媒体。未来美国媒体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只会更「契合」。美国为数不少集团企业确实相当乐于依赖中国的善意和中国政府的恩准去维护集团利益，它们经营其他事业是一回事，当主掌了媒体，则自由国家媒体的独立性，必然会受到伤害或质疑。法迪斯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若干美国主流媒体早已沦为「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纽约时报》：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通过公司的A类股份拥有其百分之十七点四的股份。作为最大的股东，他可以决定该公司大约三分之一的董事会成员。这位墨西哥亿万富翁与中国公司保持着经常性的业务往来。二〇一七年，斯利姆的巨人汽车与中国的江淮汽车合资，在墨西哥制造汽车，销往拉丁美洲市场。向拉丁美洲出售产品的目的是规避川普政府旨在保护美国就业的贸易政策，此举在中美贸易战中使北京受益。斯利姆的公司America Movil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合作，向哥伦比亚政府推销5G项目。斯利姆与北京当局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交易，必然影响《纽时》的商业利益和报道方向。他可能没有参加编辑会议，但报纸的所有高管都知道谁在支付他们薪水。
——《华盛顿邮报》：二〇一三年，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Jeff Bezos）以二点五亿美元收购该报。贝佐斯与中国业务市场有直接联系，亚马逊的Amazon Echo和Kindle电子阅读器等全部在中国生产。亚马逊产品是由中国劳工在工时长、薪水低、几乎没有安全培训的情况下生产的。贝佐斯说：「亚马逊已经为服务中国做了有利的定位。」经过多年在中国市场的经营，他与北京当局的关系通过《华邮》的「广告」毫不掩藏地体现出来。我最早撰文分析夹在《华邮》中的「中国观察」（China Watch），这几个版面由《中国日报》提供内容，名为广告，却印刷得与《华邮》正本一模一样。有一期关于西藏的报道，配发图片是一群使用苹果手机的幸福喇嘛，与此同时，西藏发生了上百名僧侣和平民自焚抗议中共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的惨剧。
《中国日报》的《中国观察》成了《华盛顿邮报》的一部分
——CNN：CNN由华纳媒体拥有和运营，该公司与中国有着重要的业务联系。二〇一三年六月，华纳媒体与一家中国投资基金建立了五千万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笔资金投资于中国传媒资本有限公司（CMC），这是一家由中共直接监控的媒体公司，这意味着华纳在中国的投资受中共的审查和管控，按其要求进行宣传。华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eff Bewkes说：「中国是我们运营所在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当美国公司与CMC等合作时，必须服从中国的网路安全法。这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公司的运作和数据随时被检查，这些做法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CNN全球总裁杰夫·扎克与「特纳体育」合作，负责在中国转播NBA比赛。在NBA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批评香港人权灾难后，NBA高层向中国屈服，解雇了莫雷。 CNN关于疫情的报道，与中国央视保持一致。在一篇赞扬「中国模式病毒控制」的报道中，中国模式被形容为巨大的成功。政治评论人凯里·曾伯尔指出：「CNN重复中国媒体的说辞，称该国有效控制了病毒，同时淡化了中共将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责任。」
——MSNBC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MSNBC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均由NBC环球经营，该公司与中共有着广泛的业务联系。二〇一〇年十一月，NBC与中共官媒新华社签署了一项协议，以建立国际广播新闻业务合作。二〇一五年，NBC环球为中国百度旗下的视频网路平台爱奇艺发放许可，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在时代广场做广告。
——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广播公司与中国之间最明显的业务联系是在上海建立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迪士尼归ABC所有）。该项目耗资约三点六亿美元，获得来自几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项目完工后，迪士尼仅保留百分之四十三的股权，上海申迪集团获得百分之五十七的股权。 ABC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美化了中国在美国电影院中的形象。迪士尼发行的《木兰》就是例证——新疆的集中营成为炫目动作场面的背景。为了保持从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获益，像迪士尼这样的美国电影公司会在新片制作之前或之后做自我审查，甚至邀请中宣部高官到美国来审片。 ABC下属的媒体ESPN的高级新闻总监指示公司员工避免谈论中国政治或与香港有关的话题。
——彭博社（Bloomberg）：亿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他的公司彭博社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彭博社通过在美国债券市场融资为中国公司送去美元外汇：它为三百六十四家中国公司提供融资帮助，帮助他们在美国发行大约一千五百亿美元债券，其中一百五十九家公司是国企或「央企」。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说，二〇一四年，布隆伯格亲自下令封杀一份对中共核心利益阶层的调查报告。公司使用保密协议使这名驻北京的调查记者保持沉默。记者迈克·福赛斯（Mike Forsythe）着重揭露了习近平与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关系。当报道准备刊登时，主编马修·温克勒决定停止登载：「可以肯定，这是邀请共产党完全关闭我们，把我们踢出中国国门。我认为登载这个故事不值得。」公司威胁福赛斯，说若透露公司封杀报道，会遭遇起诉。布隆伯格本人是中共的辩护者，反对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彭博社声称，「共产党希望在中国继续执政，并听取公众的声音」、「习近平不是独裁者。他必须满足选民的要求，否则他将无法生存。」
查看这些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之后，不难理解为何中共作为武汉肺炎大流行的始作俑者，却获得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普遍赞赏。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国际记者联盟」发布一份年度报告，揭露中国运用疫情来提升中国在全球媒体报导中的形象。这些中国所仰赖的渠道包含为各国记者提供培训项目丶赞助他们到中国旅行丶签订内容共享协议丶以及增加对出版平台的控制权。
报告作者之一、墨尔本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林慕莲（Louisa Lim）写道：「北京透过其全球范围内的媒体渠道，在各国的国家媒体中散播与中国有关的正面资讯，并散播假讯息与为非英语系国家制作专属的报导内容。」林慕莲认为，各国记者本身的媒体素养不见得高到可以有效的遏止中国大外宣队各国媒体生态带来的冲击：「许多民主国家面临中国大外宣冲击的共同弱点是，新闻机构自身的经济脆弱性。」
美国詹姆士城基金会研究员马蒂斯指出，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已经无法概括中国在全球舆论场域的攻城掠地：「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柔软，它实际上是积极的，带有侵略性的。……他们可以挤走其他新闻，他们基本上可以垄断资讯环境，这使得他们提供的资讯更加容易被观众收到并接受。」
中国的媒体自由度在全球一百八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七十六位，是最差的几个国家之一。然而，当二〇一六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国际版块（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合并及重新包装为「中国之音」（CGTN）推出时，这个机构的名字表明它希望抗衡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等。习近平敦促CGTN「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番话语被解读为中国政府的野心，即全新确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媒体平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宣传网路」，同时将挑战自由的政治架构。
在美国宪法的约束下，历届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相当有限，即便处于战争年代，媒体仍然可以对政府和军方提出严厉批评。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的新闻和娱乐行业，中国掐住美国的喉咙，美国媒体仍然可批评美国，却愈来愈不敢批评中国政府。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的所有敌国都不曾做到的事情。美国和西方还能做出绝地反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