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李泽厚对于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

“救亡压倒启蒙”的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54运动，另一个是129运动。一般学者通常很关心前者，却忽略了后者，可能这是因为129运动完全由TG策划，且侧重于救亡而非启蒙，于是招致了民小们的本能性厌恶。

但是你们可以观察，改开初期的中央部长们和地方封疆大吏们，除了几个元老级黄俄苦力出身的康米，其他的改开干将们，如赵紫阳/姚依林/宋平/袁庚乃至李锐/许家屯等等，他们基本都是129运动及其后续掀起的全国性救亡浪潮中补入TG或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新鲜血液。这些人的思想倾向，做事方法，政治态度，直接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走向，也决定了他们对于64的态度。而正是129运动这个节点，把他们的命运汇集在了一起。

不同于早年那些以国际主义者自居精通马列要义要武装保卫苏联的黄俄布尔什维克，129运动以后加入的这批党员基本都是些扎根本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因为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抗日，所以我要加入共产党，不论国共不论三民主义还是马列主义，谁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就加入谁！"

按照TG的经典教义，这是典型的入党动机不纯，要解放全人类砸碎旧世界枷锁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竟然成了你们这些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用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桥梯，这不就是找个老实码农嫁了然后拿老实人鹅爹的钱养中华民族这个小白脸吗？纳粹拳打波兰脚踢法国也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你们要是和纳粹牵上线是不是还准备加入纳粹？

鹅爹当年设计的把共产党寄生在民族主义组织内部得势后再干掉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策略曾经大获成功。但他们没想到，这些共产党尤其是亚非拉前殖民地的共产党组织，最后却大面积的发生了共产党被党内自生的民族主义者夺舍的现象，变成了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民族主义组织。在桂枝，这个现象的伏笔可以追溯到129运动。

TG虽然不信任这帮新党员，但又不得不用他们。不同于江西苏区根据地的那些穷逼屌丝文盲工农TG，129运动以后加入TG的这帮年轻学生多半受过良好教育，可以从事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而且也有一些文化逼格。他们的家庭背景通常也不会太差，那年头能读大学的家里不大可能是真屌丝，这意味者他们用充足的社会网络和资源来从事匪谍工作，也许他们的哪个叔叔伯伯七大姑八大姨就是国民政府的高官，家庭聚会的饭桌上讲的都是些国家机密，这些东西泥腿子出身的工农TG怕是一辈子都搞不到手的。比如129领导人李云鹤炮友黄敬（俞启威），就是世家大族的俞氏出身，叔叔俞大维是台湾国防部长，他的儿子鱼素鸡在桂枝也算位极人臣。

另一方面，129和54差不多隔了一代人，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还是受到了一下五四运动的启蒙成果的熏陶，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或者民小倾向，比如李锐（其他人可能想的也差不多，但是不如李锐敢讲）。他们虽然加入了TG，但不代表他们认同列宁主义政党要党性无人性划清界限坚决斗争的价值观和已经初现苗头的党内等级特权特供制度，王实味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用腊爷爷的话说，这帮人是身体上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入党。延安整风虽然主要矛头是对付黄鹅，但其实也是在格式化这帮抗日救亡运动之后大量涌入TG的民小和自由主义分子，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有党性的"特殊材料"。老布尔什维克可以毫不犹豫的处决顾顺章全家，要是换成129后的这批新党员，别说动手，怕是想都不敢想。高华在《红太阳》书里光顾着研究唐国强和黄俄代理人的权斗了，忽略了延安整风的这层含义。

等到腊爷爷挂了，这些人走上领导岗位掌权了，也开始恢复他们早先的成色了。"只要桂枝能够富强，采取啥路线都无所谓！"于是他们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给米国作代工完成原始积累介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这种比当年被批判的苏修要修100倍的走资路线。同样的，也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年都是129学运出身，天生对学生运动抱有同情，于是听到鳖京开枪时登时像死了爹妈一样久久不能释怀（许家屯回忆录说他当时"眼泪止不住地直流"）。64是这些人"民小"本质的一次大爆发，在老牌康米看来，64才死几个人你们就如此的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反右文革哪个死的人不比这多？

这就好比香港割命和桂枝肺炎之前品葱是姨学家们的游乐场，自HK事件之后墙内发声渠道进一步被橄榄，于是找不到组织的各路反贼民小自由主义者纷纷涌入品葱，导致桂葱民小浓度一路飙升直接突破PM2.5。民小们感到失望/惊诧/愤怒/"刷新了我对他们的无耻的认知底线"的事件，在我们姨斯林看来，都是这个国家的常识，他们以前干过的事那个不比这个惨绝人寰？现在这些还算比较文明了，民小们至于装外宾似的像见到外星人一样大呼小叫吗？

分享下这个知乎用户的答案，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正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之际，一场救亡运动（五四运动）打断了它。救亡压倒了启蒙---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没那么简单，这个要从对威尔逊体系和苏俄输出革命的路径依赖才能考察清楚。补充下 @胡明亮 君的观点，秦晖教授在《走出帝制》中说的不无道理，日式自由主义确实和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大区别，从这个角度来探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背后的自由主义脉络不乏可取之处。但略为遗憾的是，秦晖并未在其中对西方自由主义按文化传统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划分，这导致不足以解释发生在近代亚洲的一些现象和事件（特别是五四运动和韩国独立运动的联系）并解释之后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



若要细分西方自由主义的话，按照当时的主流语境可以分为三大分支：

1.维多利亚自由主义，这源自洛克-休谟-埃德蒙 伯克的传统，代表产物是英殖民体系

2.法式自由主义，这来自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受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居多，代表产物是巴黎公社

3.美式自由主义，这出自北美独立战争以来的传统，受新教徒自由民的影响居多，代表产物是威尔逊体系



秦晖谈到的日式自由主义，理想的代表人物就是早期北一辉。北一辉曾经比较过上述三者的不同基础（参见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 (豆瓣)），英国有光荣革命和改良主义的经验，法国经历过复辟和进步的激烈较量，美国相比之下少了前两者的基础而更接近遵循“自由即独立”的程式。



需要注意的是，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导致社会泛政治化程度低，法式自由主义和美式自由主义导致社会泛政治化程度高，而后两者的泛政治化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基础：美国原先是躲避英国天主教迫害的一大批新教徒过去建立起来的，宗教纠纷是他们不愿继续忠君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另一方面需要在新土地吸收教徒对抗一些从英国本土输入到北美的天主教徒，自然这就少不了大量积极地传教，可以说美国的泛政治化本来就是它当初按基督教的理念建国的一个结果。相比之下，法国的泛政治化是在于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上世纪法左拥毛（参见雷蒙 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是这种影响最极端的翻版。所以结果是美国的泛政治化偏右（只是相比于英国偏左，但英国人参与政治的程度比美国低很多），法国的泛政治化偏左。在对待私有财产的问题上，美国就明显比法国更看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是北美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最大不同。换句话说，虽然法国和美国都挑战了欧洲传统的君权神授，但挑战的机制不同。法国是出于直接连同宗教影响力一起瓦解，左派因此坐大，这样不仅“不忠君”，“不畏皇权”的部分是“不畏教权”；美国则是教派分化，宗教团体的分裂导致“忠君”形不成气候。美式和法式自由主义的传播者在西方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差别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者的传播者后来在东方对儒家（法儒）文化的态度差别（这是因为从文化拟像的角度看，犹太教-基督教-罗马三者的关系正如同三代-法儒-秦制的关系，即每一组的第二者用第一者对第三者进行拟像）。由于美式自由主义其实并不反感传统，因此它被引进民国也不会为社会提供反儒的土壤甚至还可以从儒家催生出进步主义的派系，但法式自由主义反宗教影响力的路子则被鼓吹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借用了过去。秦晖指出清末民初的儒者并不反感英美自由主义对宪制的设计，孙文也倾向于建设一个能够同时容纳儒家传统和基督教文化自由共存和竞争的大社会（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在信基督的孙中山、蒋中正执政时没有人数大爆炸，反而到了共产党执政时期却人数大爆炸？ - 知乎），原因就在于法式自由主义反传统的那一套还未开始传播。

秦晖说的日式自由主义其实更接近于国府在30年代的一部分格局，这是为了减弱早期民国对威尔逊体系的过多依赖，故大中华主义者和日本皇道派类似于后来西班牙佛朗哥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与德国法西斯的关系，共同的目标是抗俄制英（有回答指出这种关系名不副实来自日本的责任 啊勒：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多次劝降蒋介石政府为何次次提到联合清共？）。然而二二六兵变的结果是皇道派被清洗而统制派当权（皇道派和统制派观点的核心差别是什么？ - 知乎），根据秦晖的语境，皇道派才是想搞“周秦之变”的那一方（北一辉的国体改造大纲理想首先是把“昭和维新”当成“倒幕维新”的翻版，后期北一辉之于日本颇似商鞅之于秦），但最终没有成功（所谓“昭和维新”失败，统制派主导后来的侵华战争）。因此自二二六兵变之后皇道派灵魂人物北一辉被处决，日式自由主义之后就可以说几乎销声匿迹了。

回到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比较本身，可以说五四运动其实是拥抱威尔逊体系下的美式自由主义，新文化运动拥抱的是反宗教影响力的法式自由主义，法式自由主义又通常是反儒知识分子的取经之处（譬如代言人之一鲁迅直到后来还把北伐假想为新一轮的法国大革命类似物，反倒是其同乡蔡元培作为国民党元老早已看清共产国际的操纵作用而支持蒋进行清党，其师章太炎也干脆在北洋组织“反赤大同盟”）。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美式自由主义受威尔逊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绥靖政策影响而左倾，导致五四运动也受此影响而带有了某种左倾色彩。还需要注意的是，同年更早时候在亚洲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据朝鲜爆发“三一独立运动”，此事可以说和后来的五四运动先后遥相呼应（参见论文 朝鲜三一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昔日宋教仁的挚友北一辉离开中国返回日本，标志着日式自由主义的淡出，为后来苏俄乘虚而入埋下了伏笔。另外，孙文后来请杜月笙帮忙疏通上海法租界为韩国临时政府建立提供便利，这也是国民党人支持美式自由主义的明证。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联的帮助下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在30-40年代继续为金九领导的韩国反日独立运动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参见论文中国对在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援助_CNKI学问），实质上也体现了国府追求民族独立的主张和威尔逊体系利益相关。考虑到威尔逊体系里美式自由主义对分离主义的偏爱，这可以解释为何威尔逊政府当年会姑息布尔什维克甚至暗中对其进行了援助（参见历史学家安东尼 萨顿的著作悄悄的自杀 (豆瓣)，知乎用户：美国资助和培养了哪些最终成为恐怖组织等反人类团体的组织？），这客观上对列宁主义的壮大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事实上列宁当年盛赞“威尔逊十四点”来换取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也决定了后来“联俄”等事。某种意义上国父孙文北伐时进行的联俄容共（虽然孙文目标旨在“联俄”而从未对共运有过好感，参见回答蒋介石为什么不继续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呢？ - 知乎）正是顺着威尔逊体系对苏俄的绥靖政策，当然孙文和其他国民党元老依然是十分尊儒的。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孙蒋二人皆恰恰知道北伐越早完成越能早日结束“联俄”的权宜之计和“军政”而摆脱苏俄的控制并转入“训政”（李杨：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第3页）_爱思想），北伐准备工作拖久了则容易导致南方赤化，北洋的松散组织度在西方集体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被赤化更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其实正是陈炯明和陈独秀居然曾经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理由讨厌蒋中正渴望的统一，前者预见到广东联省自治的末日，后者预见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末日。威尔逊体系靠引入苏俄力量来削弱英法殖民体系在远东的影响力，结果就是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的淡出，多年后与之类似的是上世纪“苏伊士运河”问题中美国引入苏俄力量削弱英法殖民体系在中东的影响力也给埃及纳赛尔带来了“联俄”的机会（参见 沙羡君：历史上有哪些战术上输了，战略上赢了的例子？），与当年苏俄对远东输出共运相对应的是苏俄借援助埃及纳赛尔的机会秘密扶持穆斯林兄弟会“借壳上市”，这方面国民党联俄的正负作用介于埃及纳赛尔付出的代价和土耳其凯末尔取得的成效之间。另一方面，当年反传统文化的法式自由主义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拟像为列宁主义，在中国表现出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人后来成为了国际共运的马前卒。李泽厚之所以贬五四抬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TG要借新文化运动来宣传自己，另一方面隐含的逻辑是他需要强调新文化运动背后法式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情结以便向当局靠拢来宣传他包装的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后者是“伪启蒙派”所扎堆的文化和政治拟像工程（对比保皇派康有为当年搞出一个“孔教”代替“儒家”，如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很有参照这个方案的意思在里面，大陆新儒家为何追捧康有为？_移动腾讯网） ，而这正是真儒家知识分子秦晖所批判他的地方，因此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并非可以视为“救亡压倒启蒙”那么简单，正如 @远古善良自由党 的回答正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之际，一场救亡运动（五四运动）打断了它。救亡压倒了启蒙---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 知乎中谈到的，真正的要害需要从国际体系的变化对远东的影响大背景来考察。

作者：局外人的荒原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586543/answer/187446041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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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的观点是：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
https://cul.qq.com/a/20150919/020287.htm
原文较长，建议大家精读。
总体的结论是：
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学习的方向错了。这个锅请苏联背好

当时中国人很想推翻专制，但是推翻之后怎么办？
要知道民主政体的样式也是百花齐放的，有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有美国联邦，有法国的共和，甚至当时还有苏联这样的带有欺骗性值的社会主义政体。

不论你怎么看苏联，苏联的确是革了皇帝的命（尼古拉斯二世一家老小被拉到地下室全部枪毙）。
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政体也比中华帝制更先进。

当时中国人都花了眼，不知道学什么，再加上国际形势极度复杂，世界大战天天打。有主张学英国立宪的，有主张学法国共和的，有的说管它是什么，先把皇帝干掉再说！

最后很可惜，历史的结果，是中国人选择了学习俄国。

秦晖隐晦地指出，反专制，和要自由，是两个事情。

苏联是反皇帝专制的，中共也是名义上的反专制。

但是它们都没有给人民自由！

我们中国人，要的觉醒的，是懂得什么是自由！
而不是光知道是谁欺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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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

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乃至由运动中激进者带入的国家走向，却愈来愈既与“传统派”的意志对立，也与“启蒙派”的初衷相悖，以致几十年后在“全盘性反传统”的礼崩乐坏之中，我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反而出现了一面“打倒孔老二”，一面又“东风压倒西风”之局，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一度造成“浩劫”悲剧中的文化荒漠。

这是为什么？
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反思，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

典型的说法是：“夭折的宪政”应归咎“倒退的五四”。
另一说则相反，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篑，该启的蒙没能启成。

这两种说法都看到了一些现象，但逻辑上其实都难以自圆。

最典型的矛盾，就是1980年代倡言“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李泽厚，到了1990年代又成为“告别革命”论的巨擘，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卢梭学说真被“压倒”了，怎么还会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应该被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刘仲敬的观点是最接近事实的。其实这种外在选择压导致的演化路径固化的现象在社会学之外的很多学科中是普遍的现象，从生物学的进化到晶体的形成，其实都对应着一个相同的规则。外在压力必然造成系统多样性的丧失与结构的生成。所以会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其实这就是普遍的社会学规律。而民族主义也是一切国家走入现代化最初的启蒙者，包括欧洲。放在那个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中国是不是一定不能走入宪政民主不好说，但这一定是最难走的一条路。

其实我觉得，虽然思想的启蒙更多的强调个体权力与价值，但对于包括中国这些战后建立的新兴国家而言，更加重要也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点反而是要解释清楚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价值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意义，即解放人权与国家富强之间有什么关系。而正是这一点的缺失才导致了大量的专制主义在这些新兴国家中利用民族复兴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而复辟。而现实是，不仅民众对于这种联系普遍缺乏概念，就连精英阶层也未必全然相信这中间的逻辑，特别是对于广大新兴国家而言。国家强大需要靠社会多元化与普遍的个人自由去实现，这件事对于一个摆脱了人力作为主要生产力，刚刚步入工业化的新兴国家而言本身就是反直觉的。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不妨一看。

刘仲敬：地緣政治不僅影響東亞，實際上影響到全世界。我們看英國是怎樣變成憲政國家，一個基本的前提是：英國地緣政治和波蘭不一樣。它四面在海洋保護下，以至于就算它在政治最敏感的時間也有安全保障。假設它像波蘭一樣，四面都被强大的軍事國家包圍，內戰就會變成複雜的國際戰爭。這一點也適用于日本，日本的地緣形勢也是這樣。它在海洋的保護下。中國的地緣形勢很複雜，它越過了漫長的內陸邊疆，世界上可能沒有第二個邊疆的形勢像中國這樣複雜，北方有滿蒙，西方有伊斯蘭，南方是印度，還有越南，這些鄰居彼此之間鬥爭和政治關系的複雜程度都遠高于德國當年處在法國和俄國之間的形勢。

但是人類智慧都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出來的，很有可能在這種危險的形勢下，它已經造成了某種奧斯曼式的危險，你不可能同時兼顧所有的邊疆，也不可能維持强有力的軍事政府，在保衛邊疆的同時還能夠從容不迫的開啟國內的憲政構架。一般來說，你要犧牲其一。你如果采取俾斯麥的戰略，至少你的邊疆地區是不可能搞自由憲法的，而為了軍事動員維護邊疆，在內地也必須有相應的體制為之配合，如果當年英國處在這種情況下，憲政就變得不可能了。

雖然民國初年以模仿美國為號召，但是美國有上百年時間實現各州的政治平衡。在此時此地，逐漸磨合的機會是不存在的。在東亞，至少日俄兩國會通過滿蒙介入中國本土的戰爭，國內的政治派系自然而然和外部力量配合。維護中國憲法和遠東體系的動力不足以應付這樣巨大的壓力。崩潰是自然的，不崩潰是不自然的。

我們現在的評價認為民國的一系列失敗是決策錯誤造成的，但更靠譜的說法是：他們雖然失敗了，但沒有徹底失敗了。在100年以後，中國還是一個中國；100年以後奧斯曼，已經不再是奧斯曼了。出現這種情況，你不得不評價，當時的政治家不是庸碌的，他們在比土耳其更加惡劣的情況下，保持了中國大部分的邊疆。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可以說中國內部的制度必須配合它在國際鬥爭中的地位和需要加以調整，不是內因決定外因，而是外因決定了內因。例如在抗戰這種形勢下，要想實現宋教仁式的理想，從容不迫的開啟國內憲政架構是不可能的，當時設計的憲法草案都要賦予中央政府超級權力，這個權力遠比袁世凱在1913年向進步黨和國民黨所要求的權力大得多。但是後來在抗戰時期提出這樣巨大的超級權力的時候，基本沒有任何人提出抗議，這就是外因壓內因。外因壓倒內因不是只有一次，早在民國開始以前，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這一系列事件就在中國境內造成了中國不能控制的奇特環境，清朝和它的繼承國一開始就不能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存在。別的不說，就像滿洲和18省的國家關系是怎樣的？它不可能建立一個聯邦，因為它有先于民國確定的條約權利，先于民國存在的族群權利。滿洲的族群作為憲法的主體單獨存在，表明長城以外不能和內地實施同樣的體制。這等于說民國要改變它的憲法，並不僅僅是改變憲法的問題，它要在改變憲制的同時改變遠東的政治體系，這個是它根本沒有力量來完成的，哪怕俾斯麥來承擔這個任務也是絕對不能勝任的。這個情況下，合理的要求不是說你怎樣能夠修改條約體系，在把中國整體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建構起來的同時，又把它變成一個合格的立憲民主國家，取消或者改造原有的各權力主體的要求，這種事情如果讓它自然發展，100年的時間都是不夠的，在民國擁有的非常短暫的機會中，實現這樣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我不是當時的政治家，我只能考慮在這樣一個亂七八糟的敗局中，到底要放棄哪些東西，留下哪些東西。我們現在知道他們的選擇是什麼樣的。

我前面有提到，不管民國號稱民主派、自由派還是什麼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在政治派系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袁世凱是，國民黨是，後來的共產黨也是，其實梁啟超和他沒有機會上位的進步黨也是，在這個先決條件下選擇恐怕是不經意的。但確定的是，這個即將誕生的政治體不管它叫什麼，它已經決定在優先順序上把保存一個統一國家作為考慮，而把憲政、民主、共和都排在後面，它犧牲了所有這些東西保持了一個統一的政治勢力，做到這一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世界上大多數處在類似情況下的國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但不付出代價是不可能的事。

現實有很多討論是錯誤的，希望民國建立維持在統一國家的前提下，還可以實現很多的其他的目標，我認為這對當時的現實政治來說，要求過高了。不是當時的人不行，而是後來人對他們的要求太苛刻了。

李泽厚反民族主义、告别革命等可以运用. 而随口一句 "救亡压倒启蒙" 被共匪放大是是一种政治操弄, 这句本身就或是在共匪 "救亡重要还是启蒙重要?" 这样逼问下的瓦全之策. 要知道在共匪东陆学界人是没有沉默权的.

爱啥啥, 断固反对奴役,  现在没有人权与自由也毫无推动的行为就不行.

"救亡压倒启蒙" 也可解为, 法西斯分子完全不做公民教育, 就只做把人变成工具的知识教育. 而刚摆脱旧式帝国的民众也乐得轻松能避开不能立刻带来利益的启蒙是再好不过. 于是新式帝国建立了起来, 红法西斯又借助苏俄的力量驱逐了蓝法西斯.

法西斯杀人狂互杀只要别波及民众我懒得管, 可民众始终是那个代价, 请东陆人成为公民进行公民政治, 摆脱任何法西斯害人妄念.

另外三个回复都还可以，再稍微多说一点，就像是金观涛的观念史所谓的那样，五四运动时期，受教育，有国家概念的群众对巴黎和会的反应并不强烈。TG的叙述是，五四运动兴起知识青年救亡，成立党和北伐，建立革命征服。实际上是，苏联军火黄金输入，成立党，收买知识人，后者面向知识青年进行鼓吹，这点看看新青年1918到1926的区别就知道了

跟我的观点差不多，中国人想要改变大清，是在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是想要“变强”?还是变“民主”。

“变强”还是占了很多，从“天朝上国”变成“东亚病夫”的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你可以把现在的中共看做“强化版的大清”。

只可惜现在的后清新闻自由，还比不过一百年前的大清，大清末期的报馆还是很强的，比现在的奴才媒体要强几百倍，现在的奴才霉体只有歌功颂德，百姓无不拜服我大清。

至于“民主”我认为是民国开始后，才开始流传的。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证明, 中国人忽视启蒙不是单单穷困导致。冷战后的三十年大概是世界少有的和平年代。中国几百年最少外患的时光, 中国依然退化到梁家河文明.

这些说法误人肾深

启蒙救亡都是名义
为政治家服务的东西

结果
启蒙带来愚昧
救亡带来屠杀
都实现了政治家的预期目标

总结
政治是权谋 不是学术

救亡救的是什么，实质是在推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一个虚构出来的中华民族，一个不是共同体的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救吗？
启蒙则是摆脱愚昧，建立自尊，人人有权利人人有义务，从原先的臣民奴民变成公民，变成有政治能动性的参与者，学会现代文明的理念。
二者对比一下就知道孰轻孰重了，救亡就是个伪命题，极端的说就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那才可能殖民三百年，才有可能教会中国人作个现代人，而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没有那个文明还会有兴趣殖民中国教育中国人了。

BULLSHIT

不存在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这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是人为的将其分为两个词，将之外延概念引向矛盾。

为什么要启蒙？因为垂危，从精神到肉体。为什么要救亡？因为垂危，从精神到肉体。中国近代史里的那些居心叵测的知识分子，将之裂解，好取其自我获利的一面。这些捧着博士学位的眼镜蛇

其实就是傲慢，那种文化亡了就亡了吧，天下消亡的王朝多了去了。

胡說八道﹗救亡的人救的是誰做的是什麼?
最好的例子就是義和團，救的是滿清，殺的是普通人。
救國是假，奪權是真。

共匪利用擴日作籍口，抗戰時大舉抗張地盤襲殺國軍。
同樣救國是假，奪權是真。

滿清和共匪國滅亡了才有啟蒙的機會。
過去一百年是暴政倒台與重新建立。

舆论知识分子总是喜欢把自己看的太重要，北伐成功和匪帮征服沦陷区是靠得启蒙知识分子鼓吹吗？明明靠的是苏联的飞机大炮！
如果这些理论家，把花在舆论上的资源在这三十年里真的干点组织建设和务实工作，他们本不至于这么泡沫化的。不过演化不翻山，以他们的出身，让他们转行的确是难为他们了。
真正宝贵的东西只有真正宝贵的牺牲能够获得，如果你只打算出一张嘴，得到就只能是泡沫。
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苏联的飞机大炮压倒了启蒙！要真的是救亡压倒启蒙，文革大跃进饿死的那些人怎么没有人救一救？

呵呵，什么救亡。数数朝代，都不知道亡了多少次了。救满清的亡吗？花果山的猴子救了亡还是猴山。

当时各界知识分子公认的共产主义是远强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制度，说救亡压倒启蒙的完全错误，是胡扯。一战和数次产能过剩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让欧美左派自己都狂批本国社会制度，对苏联模式无限遐想，恰恰中国知识分子吃二手三手信息把启蒙跟进步主义与苏联模式挂钩，这才有遍地中国青年学生对延安还有共产党的跟风幻想，跑去延安体验新社会。

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社会自发形成的，对民智的启蒙和对一种更好社会制度的探讨。而中国一百多年来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的动机大多是什么“中国再不改就要亡国啦，中国被列强殖民真是耻辱，中国必须改革才能屹立于世界”。这些民主运动的动机就不纯。因此当某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内看似能使国家强大的独裁政权（比如共惨党），人民就会立刻抛弃民主而支持它

中国现在的困境终究还是中国文化的缺陷所造成的

李的说法误人甚深。
救亡和启蒙并不冲突，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并行不悖。
进一步，我们可以说，启蒙的水平和进展决定救亡的程度和成败。若无启蒙，则最终国家之亡无以救。因为国家的败亡本质上是脱离了文明的道路，陷入黑暗的专制。
因此，时间过去了一百年，我们现在还要重新开始启蒙的进程，不如此则不会有一个文明的中国。

我認為李澤厚說的對啊，但新文化運動帶偏到五四運動，後面被說成傳播馬克思主義為文化主流，這就有夾帶共匪私貨的嫌疑了。至於再後來的日本侵華，共匪勢力混入各個軍閥內部，以及文化領域，那時再沒有知識分子還關心什麼啟蒙了。而抗完日后，才發現這麼多原來的自由派或海歸左派都說起共匪主義來了。

伪问题。

启蒙本来就是为了救亡，何来压倒启蒙一说？

广泛意义的“救亡”，从“鸦片战争”战败就开启了。“救亡”是煽动性词语。西方势力侵入后，中国的人口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国的政权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经济也发展了，社会也进步了。哪里会“亡”呢？只是满清朝廷的权力被削弱了，受到了西方势力的限制。这本来是好事，于大多数中国人有利。但中国人好歹不分，非要恢复完全的主权，把这称之为“救亡”。

狭义的“救亡”指“抗日”。日本入侵，中国人确有完全丧失统治权的可能，或者是傀儡政权。但没有日本侵华，中国也一定会朝着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迈进。

李泽厚的说法无非是将中国未能实现宪政民主归之于外部的干扰和干预，纯粹是找借口。宪政民主自始自终就不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真心目标，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凝聚全体中国人的力量以排除外部力量的干预和影响才是。

请问难道台湾，香港和吐蕃人难道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吗”？其实都一样，这只是右派思想的具象化而已，只不过贵国壬还没有启蒙，而吐蕃没有救亡真的是要彻底完蛋，还有你国人其实没资格选择右派左派，都是费拉罢了

五四运动的实际作用被严重夸大，但又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就适合用来嘲讽大中华主义者。
正如同很多黄丝喜欢嘲讽泛民在七八十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拖后腿，搞什么反三条，但实际上不管有没有他们都不会对事件造成决定性影响。

真正起到作用的是苏联的军火以及各种地缘政治事件演变。

1. 中国区域面对的外部压力
2. 中国区域的潜在能量总和
3. 中国区域上可立刻使用的动员方式及可获得效能比，并一定要能够抗衡上面的1

先把这三个维度纳入考虑，再来审视这个说法，那时候的讨论才是有点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