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上行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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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国内社交媒体上流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叫做“经济上行期的美”。

这句话常用来形容2000年至2010年中国的社会氛围，往往在短视频中出现。风格松弛，歌曲欢快，街道喧嚣，以及一种浑然天成的朝气。网友常在下方评论：透着经济上行期的美。这是一种模糊的、很难被精确描述的美。如果亲历过那个时代，你大概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个时代，空气里有钢筋水泥的气味，有新油漆，有焊接时飞溅的铁花，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一切正在发生”的气场。一切都在建造中，一切都还没有完成，也正是这种“未完成”，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核心的美学。

那个年代的人们有一种特殊的人生节奏：工作、升职、加薪、跳槽、创业、买房、结婚、生子。每一步都踏在时代上升的节拍上，有一种几乎是仪式性的满足感。那时不是说没有辛苦和血泪，当然有辛苦，但辛苦是有方向的。有方向这件事儿对人太重要了：有方向的辛苦是可以歌唱的，没有方向的辛苦才是真正的折磨。

记忆中有一个开面馆的人，他从外地来，租了个十几平米的铺面，早上四点起来煮汤，一天能卖两三百碗。每晚赚个一两块钱（注：或指利润结构），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把这些数字讲得很认真。三年后，他在当地买了房；又一个三年后，他把父母接了过来。他说他们来的那天下着雨，但高铁站很干净，他父亲下车的第一句话是：“这地方比我想象中要大。”我觉得，那句“比想象的大”，应该是那个时代里最好的一句话。

经济上行期的城市有一种特别的光。不是阳光，而更像是反光——从玻璃幕墙上反过来，从新铺的沥青上漾开。那种光很硬、很新，有时候甚至有点刺眼，但正因为它的刺眼，你才会觉得它是真实的。那个时代有一种集体性的相信，是那种“我出力，事情就会往前走”的相信。这种相信本身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资源。当一个社会里多数人同时相信努力有回报的时候，那种质地是能够被明确感知的。那是一种向上的引力，一种奇特的、集体性的、不太需要言说的乐观。

然而，这种美不会永远持续。我们的回忆也暂时到此为止。

“经济上行期的美”这个词的言外之意，反衬着大众对当下的判断，那就是“经济下行”。现在很多人也经常把“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作为一段话的前缀，这种“经济冷感”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的普遍社会底色。

当然，如果仅看中国的经济数据，则是另一番令人振奋的景象。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GDP增长了5%，是中国连续五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速。上一季度的增速是4.5%，此前多个季度也都在5%以下徘徊。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将这一结果定性为：我们的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韧性和活力的进一步彰显。这一增速不仅高于市场此前4.8%的普遍预期，也稳稳落在设定的4.5%至5%全年目标区间的上限。对于实现2026年全年增长目标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有利的开头，为接下来的三个季度留足了缓冲空间。

然而，发布会上有一个数字让外界有些意外。毛盛勇表示，在这5%的增速中，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4.7%，同比提高了近三十个百分点。这一表述随即引发不小的讨论。从疫情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困于一个公认的结构性困境：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出口一直被视为拉动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如今内需贡献率骤然跃至近85%，这个结论与近年来经济学家的分析、外界的普遍评价乃至普通人的体感都不太相符。

要理解这组数字，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偏差。中国统计局口中的“内需”，在支出法GDP的核算框架下，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消费和投资。这两者的增速和背后的驱动逻辑在一季度出现了显著分化，必须分开来看。

先看投资。202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3.8%，是有记录以来罕见的年度负增长。而2026年一季度，这一数字转正至1.7%，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方向性逆转。但把这个转正拆开，内部的分化相当鲜明：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比2025年全年提升了约八个百分点；国有控股投资增长7.1%；设备器具购置增长13.9%，受益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11.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跌2.2%。降幅虽较2025年全年的-6.4%大幅收窄，但仍为负值。这组数字说明，投资能够由负转正，绝大部分的贡献来自政府主导的基建和公共投资，而非市场自发力量的回暖。

再看消费。最能代表大众日常消费温度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一季度实际增速只有2.6%。这个数字可能才是最贴近普通老百姓经济体感的那个数字。叠加来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4.0%，低于GDP整体的5%。老百姓的钱袋子增速未能与经济大盘同步。而收入增长了4%，消费只增长了2.6%，消费小于收入，差额流进了储蓄账户。这说明预防性储蓄意愿依然居高不下，这一特点并没有改变。

各项经济活动指标显示，工业生产、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在整个一季度持续放缓，内需依然是最薄弱的环节。那为什么消费这一项还能在GDP贡献率的框架里撑起相当大的比重？

答案在于，在已公布的数据中，有一个关键项目是缺席的，那就是政府消费支出。这部分支出既不包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中，也未在一季度数据发布时被单独公布。然而，它在支出法GDP核算中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块儿。而且按逻辑推算，在2026年应该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

例如，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4%的历史最高赤字率水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三十万亿元，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与此同时，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同比增长9.3%，财政资金正在加速释放。总体来看，也许内需确实在大幅贡献着一季度的经济增速，贡献率高达84.7%，但如果拆分来看，推高这一贡献率的并不是普通居民在日常消费和电商平台上花的钱，而是政府通过财政渠道进行的投资和消费。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历来重视“开门红”。大量政府性投资和政府支出在第一季度密集落地，在数据上共同制造出了内需贡献率大幅跃升的景象。而中国国内民间需求的持续疲软，使得国内企业只能不断向外部求索，这在无形中也推动了贸易紧张局势。换言之，消费这匹跑不快的马，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地缘政治问题。

其实，促进居民消费早已是中国持续多年的政策主张。长期来看，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对中国抵御外部环境波动、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都至关重要。但消费这匹马车始终跑不快，背后有若干层原因。

一个是刺激政策在一季度明显放缓。中国今年经济表现面临的一大主要风险在于中东冲突可能压抑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海外消费者因燃料及日常必需品价格上涨而趋于谨慎消费。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国内消费疲软、投资低迷也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明显拖累。国外机构预计，中国政策制定者将暂时采取观望姿态，他们将重点关注出口动向。出口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外部需求取决于美国经济状况和持续推进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的刺激政策实际上是由“华盛顿决定”的。

换言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等待状态。政府不是不想刺激经济，而是在等美国的信号。因为美国的政策，包括降息、关税、伊朗战事等，决定着中国的外部需求，进而牵动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走向。一旦外部需求出现降温，决策层则会拿出比当前更强的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当前的AI投资热潮代表着芯片算力领域的大量资本涌入。若这一热潮出现泡沫破裂，中国也将有充分理由转而刺激国内消费。因为居民的衣食住行正是与AI完全不相关，却可以主动掌握的领域。

此外，消费疲软还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房产财富的负效应。中国家庭资产的60%至70%集中在房地产，这一比例显著高于西方社会。楼市泡沫破裂后，中国房价持续下跌，直接造成家庭纸面财富缩水。由此产生的负财富效应会系统性地压制消费意愿。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去年实施了规模浩大的国补计划，通过国家财政直接补贴消费。这一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部分需求，但效果往往短暂且会透支未来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上一轮以旧换新补贴的边际效应退坡后，2026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国内销量同比下降20.3%，是近年来最惨淡的季度表现之一。

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个反效应的案例。2025年外卖平台掀起大规模补贴大战，各家平台投入两元以上补贴才能换来一元的营收增长。补贴压低了价格，但并没有扩大外卖的总消费需求。人们对外卖的真实购买量并没有因为更便宜而实质性增加。更糟糕的是，补贴大战将利润压力传导至全行业。近七成餐饮商户营业额出现下降，近80%净利润下滑，大量实体餐饮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这场商业厮杀里，平台、商户甚至消费者都没有真正受益，反而制造了同业性的集体内卷。

而从更深层来看，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指出，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40%左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约54%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60%至70%的水平。经济学家蔡昉表示，在制造业和平台经济快速扩张的阶段，大量资本回报被用于再投资或储蓄，而没有转化为工资或居民收入。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关键任务，正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当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提高时，消费往往会随之增长，不必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政策。

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切给居民的那块儿比例始终偏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正是这一结构性失衡最直接的证据，也正是老百姓对经济的冷感迟迟无法消散的根本所在。而这恐怕不是任何一份漂亮的季度数据能够轻易抚平的。

经济上行期与经济下行期，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诸多讨论中，有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容错率”。

经济上行期对应的是无限的容错率，而经济下行期对应的则是几乎为零的容错率。其实这个时代，硬要说大家都赚不到钱是不对的。毕竟中国经济体量在这儿放着，无论如何都是有人能赚到钱的。社会上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优质的就业岗位总是有的。但问题在于，所有能被看见的机会放在那里，拥挤了太多人去竞争，能获得的概率是在大大降低的。

就比如现在的国考，依旧每年都会放出优质岗位，但报录比已经涨到了一个接近彩票中奖的概率。因为体制内工作不管工作压力多大，总归是没有失业风险的。与之相反，体制外工作的人不管能赚到多少钱都没有安全感，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很明确一个事儿，那就是他们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这份收入或者机会。

容错率几乎没有了。之前做生意是可以允许失败的。失败后你只要急速转变你的策略，还可以去其他领域再试试，如果恰好碰到比较好的领域，还是可以翻盘的。但现在做生意已经完全不允许失败了。因为短期内，你的失败需要太多的时间去偿还。你如果敢押上你的积蓄甚至背上负债去做一个生意，成功还好，一旦失败，那么你的偿还成本将会被拉上天际。二三十万的负债在十年前可能一两年就能翻过身来，但放到今天可能就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长到普通人根本不敢轻易去尝试。

再比如现在的大学生选专业、择城市，走实习、考研、考公、找工作，一路的规划虽然很清晰，但也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旦进入社会后没有快速把学历变现成功，或者走错一步，那么就只能躺平，容错率归零。

那个时代是“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而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这可能是这两个时代里，一个最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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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上的猪
当潮水褪去才能看清谁在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