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日料御厨回忆。在金正日身边的日子

2014年朝鲜派高层代表团乘机从平壤直飞韩国，出席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代表团高层主要有三人—黄炳誓（“二把手”）、崔龙海（体委会“一把手”）和金养健（“统战部长”）。朝鲜对韩国突然释放出的“善意”，不免让人惊诧。不论此次高规格出访是否会成为朝韩历史关系的转折点，封闭的朝鲜和他“老大哥”似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探不完的迷。藤本健二曾是金正日的御用厨师，后因被怀疑贩卖情报而叛逃至日本。对于那段游走在刀刃上的在朝生活，以及金正日、金正恩和那个对于世界来说十分神秘的朝鲜最高家庭，他都曾抱有一份回归的渴望和真切的拥戴。
　　藤本健二为《博客天下》制作了一顿料理。这名金正日的厨师宣称，这是当年将军吃过的寿司，只不过花样少了很多。一切都不比过去了，食材只能从附近的市场买来，而不是当年满世界采购得来；崭新的柳刃刀已经磨损了三分之一。寿司的味道也许没有变—起码他这样宣称，但他不得不面对新生活的那种乏味的安全。因此，他一会儿表达对往日的恐惧，一会儿表露出对往日的眷念。
　　13年后，藤本健二在摄像镜头的聚焦下，再一次制作朝鲜第一家庭当年常吃的晚餐。他伺候了多年的那位朝鲜大将已于两年前去世，但关于那段日子的记忆仍旧清晰。
　　这一天，藤本要为我做一顿据说是金正日最爱吃的寿司料理。他站在料理生鱼肉的巨大木质砧板前，给我讲述他在朝鲜时的荣光。只见他瞪大眼睛，用手比划着，说手中的刀已经磨损了近三分之一、大约12厘米的长度。这把跟随了他32年的柳刃刀，是他第一次去朝鲜前在东京最有名的鱼市—筑地购买的。他对待这把刀如一个老朋友般亲密，当摄影师要求他拿着刀摆个姿势拍照时，他便拿起刀，对着自己左手的小拇指，佯装要切，露出诡秘的笑。
　　藤本今年67岁。在11年时间里，他曾作为金正日的贴身御用厨师，娶小自己20岁的朝鲜女歌手为妻，住在平壤最高领导人官邸对面的高级干部公寓，开昂贵跑车，参加机密派对，每年飞往世界各地，为将军选购日本金枪鱼、伊朗鱼子酱、丹麦猪肉、法国红酒，偶尔在中国停留，带回朝鲜人民从未吃过的珍贵龙眼。
　　如今，他和并不年轻的情人隐居在日本一座远离繁华闹市的偏远小镇，用新身份过着拮据的生活。
　　在邻居的印象中，他的真实姓氏是高桥。2001年4月24日，他从平壤坐飞机偷逃回到东京的那一刻，高桥在世界上消失了，门牌上取而代之的是用来躲避暗杀者的化名藤本健二。
　　金正日的晚餐
　　房间有些阴暗。淡绿色百叶窗严实地拉下来。藤本站在约莫10平方米的狭窄客厅中央。他身材矮胖、魁梧，军绿色半袖衬衫被完好地熨烫过，夹在黑色西裤里；藏蓝色头巾严实包裹、盖住修过的深棕色粗眉，墨镜后的圆眼睛嵌在双眼皮和眼袋之间，外眼角下垂，两鬓露出灰白、短硬的发须。这是他面对媒体的一贯造型。
　　藤本熟练地把蓝白花纹领带塞进衬衫第二、三颗扣子之间，拿起料理桌上厚重的木制砧板，用喷壶在上面喷满酒精。他答应为我做一顿金正日生前最喜爱的料理。依照惯例，第一步是酒精消毒。
　　我关上灯，没有人说话。黑暗中，他左手提起砧板的一端，微微倾斜，点开打火机，蓝橙相互交织的火焰静静往上蹿，很快爬遍整个砧板。
　　“这个，我曾经在金正日将军面前……”他慢慢开口打算讲述他过去在那位将军面前的荣光，但是突然手一松，没有握稳的砧板“砰”的一声落在桌子上，一碟笋干被摔出去，汤汁流了一地。
　　他皱了皱眉，有些吃力地蹲下去收拾残局，发出遗憾的叹息声。这曾经是他在金正日面前最得意的表演，1982年第一次在平壤宴会厅中央向几十位朝鲜高层官员展示时，穿着干部服的大人物们睁大眼睛惊呼叫好。现在，多年未练的这份手艺已经生疏。
　　“假如在金正日面前出这种错，你会怎么样？”我问。
　　藤本背对着我蹲在地上收拾碟子碎片，短暂沉默后开口：“大概会死吧。”语气不像是玩笑。
　　站起来之后，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不快，笑着对摄影师说，“这一段要删掉噢。”他又重复了点火的动作。这一次他没有说话，手牢牢握住砧板。
　　如今他已远离那段行走在刀刃边缘的危险人生。2001年，在被朝鲜软禁18个月后，决定离开金家、以外出购买海胆为由从平壤逃回日本的他放弃厨师一职，化名藤本，靠出书与贩卖情报为生。从此金正日和朝鲜只活在记忆里，成为他参演电视节目、接受媒体采访的谈资。
　　而他也再未完整地做过这顿将军曾经最喜欢吃的晚餐。
　　冒险家藤本
　　从东京到小诸，先坐新干线西行到长野县的佐久平站，再转当地每小时一班的电车小海线到终点。这个居住人口仅4.6万的偏僻小镇，远离长野县的主干道，在一片矮山环抱之中，偶尔能听见盘旋在空中的乌鸦叫声。
　　藤本家住在半山腰。的士司机端着我递过去的地址，在十几页的地图手册上翻看了五分钟才确定位置。地图上每户人家都做了姓氏标注，藤本住的房子在上面是一个只有数字没有姓氏的小方块，夹在两个相对较大的方块中间。
　　离开朝鲜回到日本的藤本生活困窘。这栋积雪覆盖的两层民居是他不久前分期付款买下的。听本地居民说，由于地形下陷，这里的价格要比别处便宜，每栋房子约值500万日元，是东京平均售价的十分之一。
　　厨房杂乱无章，杯子、碗、厨具摆在流理台上，食物垃圾也随手丢在一旁。狭小的客厅被沙发与橱柜占据了一大半空间，角落的矮桌上放着摞成金字塔形状的一沓沓一万日元扎成捆的纸币。
　　“一共是十亿日元，”藤本笑着说，“都是假币，”又补充道，“因为没有钱。想着什么时候能赚到这么多就好了。”
　　唯一提醒来访者他往日身份的，是他在2012年重回平壤时与金正恩的大幅合影。照片里，他将头埋在金正恩胸前，流着泪拥抱朝鲜新任领导人。照片与贵重物品放在一起。
　　这张合影随后被他用作新书的封面，书名《破碎的约定—向大将同志的告白》用红色加粗字体印在紧紧相拥的两人身上。那是他第五本、也是最后一本关于朝鲜的书，意味着靠出版费为生的日子也结束了。
　　但是平稳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特殊的收入。我问他为什么不在银座找一份厨师的工作，他回答“太危险了，在那么多人的公开场所露面”。事实是，目前没有一家安全、私密的高级会所邀请他展示手艺，他索性以四处接受采访这种轻松的方式维持生计。
　　为了生活费，他开始写书。只有在亲笔重新记录那段人生时，他才感觉回到了在金正日身边一起骑马、打球、划游艇、看歌舞表演，为将军捏寿司的日子。
　　藤本第一次去朝鲜，是1982年8月。那时他只是东京板桥区一位普通的寿司师傅，和一个叫福生的女人结婚，育有两个女儿。板桥料理协会的会长突然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去朝鲜新开的寿司店安山馆工作，一年的契约，每五个月可以回日本一次，旅费食宿全部由对方支付。
　　“工资很高，一个月50万日元，当时就给了我20万现金，30万转账。”他说。那年，日本人均月收入大概20万日元。
　　对朝鲜，他知之甚少，但高额的工资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和家人商议的那个晚上，虽然8岁的小女儿由于担心爸爸无法顺利回来而抽泣，藤本还是选择了去朝鲜。
　　飞机快要抵达平壤顺安机场的时候，透过飞机的舷窗，他看见了低山上的军车。“我想起了朝鲜战争时候的录像片，两腿不由得开始发抖。”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稳定下来工作两个月后，有天晚上，安山馆的负责人向藤本嘱咐，准备30人份的寿司材料。随后他被一辆奔驰带到了海边的元山招待所。凌晨两点，宴会开始，藤本开始捏寿司。
　　坐在右手边的一个人吃了寿司之后，问这是什么。藤本对翻译回答说是金枪鱼膘。那人听了翻译的话之后，不断对藤本喊道：“one more, one more（再来一份，再来一份）”。藤本说，他当时心想，这个人还真是喜欢富含油脂的东西。
　　几天后，藤本在报纸上看到照片才发觉那天冲他喊“one more, one more”的人正是金日成主席的儿子金正日。
　　“吃着寿司呢，我也不知道将军怎么就突然说起英语了。”藤本哈哈大笑。
　　“当时根本顾不上，连看脸的闲工夫都没有，”他说，“后来知道我是给金正日将军捏了寿司，双膝颤抖得都要碰在一起砰砰响了。”
　　他深信是自己敢说真话的直爽性格赢得了将军的信赖。江边宴会之后，金正日又举办了几次寿司晚宴。干部们围坐成四边形，藤本的料理桌摆在中央。他捏好寿司，用金家专用的餐具呈上，翻译介绍菜名，再由服务生端给坐在正对面的将军。
　　每次宴会结束，金正日都会从位置上拿起一个纯白色的信封，递给金家专门的侍从，通过翻译转交给他，算作当天的小费。
　　白色的信封里，通常是5张100美金的纸币。
　　第五次给金正日做寿司的时候，出了一点小意外。
　　“大概是将军也很开心吧，夸了寿司好吃，然后站起来想把小费亲手递给我。”藤本回忆。可是信封落在了他脚前的地上。
　　藤本没有去捡的意思。他感觉受到了侮辱，瞪着金正日，表现自己的愤怒。
　　周围一片安静。干部们都吓得不敢出声。金正日盯着他生气的脸，表情似乎也微微诧异。最后还是翻译捡起信封，藤本接过后鞠个躬就离开了。
　　“后来才知道，要是朝鲜人做这种事，就会是去收容所的下场，”他说，“将军一定想，这家伙和我周围的人、那些只顾说奉承话的干部，都不一样。‘阿拉阿思密达，阿拉阿思密达，将军大人最厉害！’将军身边全是这样的人。
　　再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站在金正日的面前，跟将军问好。他心情忐忑不安，生怕将军怪罪。令他吃惊的是，金正日居然向他道歉了，认真地说，“藤本，上回对不起。原谅我。”
　　“就在大家面前。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很渺小。于是我对将军说，我才是应该道歉。我回去后反省了，夜不能寐。”他说。“能让将军道歉的，只有我一个人。将军道歉，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啊！”藤本确信，正是这件事为开端，他与金正日的关系渐渐走近。他觉得将军认为自己与身边的干部都不同。他敢于向将军直率地表现自己，从而赢得了这个爱猜疑的位高权重者的信任。
　　“假如当时自己捡起了信封，我就落第了。”藤本吐出一口香烟说。
　　打那以后，藤本就开始时常陪伴在金正日身边。金正日想要吃他的寿司了，就让手下给他打电话，接他到火车站，坐专用列车去朝鲜境内各处的招待所。能乘坐将军的专用列车是一种殊荣，人多的时候，乘坐名单上也不过二十几个。
　　为期一年的契约结束回到日本后，藤本分别在埼玉和神奈川的寿司店工作了两年，经常怀念地想起在朝鲜的生活。自己在金正日面前做寿司的样子在他头脑里挥之不去。1987年，朝鲜的翻译再次找到他，请他回去重新签约工作时，他顾不上跟家人商量，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朝鲜后，金正日不仅每个月三次叫他去捏寿司，还把他当做自己的赌博伙伴。奖品非常豪华，净是些日本制的相机、CD 机等电器，还有钢琴、金日成金币等让人惊讶的东西。
　　1988年5月，临近藤本回国探亲的日子。出发前夜，他像往常一样走进娱乐室，金正日看着他说：“藤本，在我身边待10年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在平壤给你开一家寿司店，除此之外每月还给你50万，寿司店的收入也都给你。”
　　这话让藤本惊得不知所措。“朝鲜是所有社会组织都与国家相关的社会，这个比例是3比7，国家有压倒性的权力。要把店里的收入全部给我，就像做梦一样，这种条件怎么会有人拒绝呢。”
　　好处还不止这些。金正日额外给他配了豪华公寓和跑车，并指定他娶当时很受欢迎、年轻漂亮的22岁女歌手严正女为妻。条件是和日本的妻子商谈离婚。他最终同意了，也接受了朝鲜提供付给日本家人的4800万日元抚慰金。
　　藤本有了一个新身份：金正日御用厨师。这个身份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质的飞跃。藤本自己也承认，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在金正日身边的干部们享有“科长待遇”的特权。“我也是干部的一员，虽然我不那么重要。”他说。
　　往日荣光
　　藤本从冰箱拿出乌贼和赤贝，捏好的醋饭摆在桌子上的竹筐里，用棉布盖着保温。砧板上放着金正日最喜欢的金枪鱼膘。这部分肉在鱼腹，油脂丰富，是金枪鱼身上最名贵的地方。
　　做寿司的食材是他早上6点开车去小镇唯一的海鲜会社买回来的。会社店面不大，但货物送达得很早，并且品种丰富。他现在已经不再频繁地去海鲜市场了。偶尔想吃寿司，就戴上头巾和墨镜，到附近超市买便宜的、塑料膜包裹的盒装生鱼片。
　　当年给金正日制作寿司的时候，食材更加丰富，仅鱼就有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宴会前，事先有人搬运到会场，陈列好，届时由藤本一人料理。“我有一个助手，是朝鲜人，帮忙干些更换洗手的清水和递食材之类的活。”他说。
　　不仅如此，身为御厨的他还一次次飞回东京，直奔当地出名的筑地海鲜市场选购质量上乘的金枪鱼。甚至有一次为了把1200公斤的巨大印度金枪鱼带回平壤，花了惊人的空运费用。
　　为金正日从世界各地采购食材也曾是他的工作之一。“运回来的高级货都放在我专用的‘藤本冰箱’里，零下60度。”他说，里面还装着丹麦的猪肉、新加坡的哈密瓜和其他日本也很少见的热带水果。
　　乌贼是夫人高英姬爱吃的，金正日最喜欢的则是金枪鱼膘。口味发甜的豆腐皮寿司也颇受青睐。一餐寿司，将军一般要吃二十几个。
　　讲述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藤本猛烈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嘿嘿”地笑了。
　　然后，藤本拿起跟随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柳刃刀，娴熟地将红色柔软的金枪鱼肉切成不太规则的长菱形，在背面刷上绿色的芥末汁，小心翼翼地放在揉搓成茧形的温热的米饭上，鱼肉的长度正好盖住了米饭。他专门改良了芥末汁，辣味不强，主要是给鱼肉起杀菌作用。米饭混合了醋和糖，变得柔软而清爽，趁着温热的时候揉捏，才最好吃。
　　一边做料理，他一边想起了多年前为金家制作的料理宴。“我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做的，”藤本否认为了迎合将军的口味而改变过什么，“将军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我的寿司本来的味道。”他说，后来金正日也尝过其他寿司师傅的手艺，但最终还是最爱藤本的味道。
　　藤本往烘烤熟的鳗鱼肉上小心地堆放着深酒红色的鱼子酱。“这道菜是我独创的，”他说，“鳗鱼很滑，容易‘逃走’，所以要放上鱼子压住。”
　　当年，将军餐桌上的鱼子酱来自伊朗，“一般人是吃不到的，将军要吃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离开平壤后，藤本再也没有吃过高级的热带水果和鱼子酱。
　　在朝鲜，除了作为金正日御用厨师以外，藤本加入了劳动党秘书室，白天和干部们一起办公、开学习会、在招待所的游泳池游泳，有时陪金正日看电影。周末的夜晚则是将军举行私人派对的时间，五六十名干部聚在一起喝酒，观看演出。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金正日定下的派对规矩：想要入场必须先喝酒。
　　派对入口处摆有小推车，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酒杯，倒满了220克的红酒和100克的烧酒。在门口排队等待入场的人，必须一口气喝完一杯酒。如果喝不完就会被拒之门外。那时候藤本最喜欢一种叫做konnyaku的烧酒，几个月下来，他变得闻到这个酒味就恶心。
　　每周到了派对当天，干部们就排着队坐绿色车皮的金正日专用列车到21号招待所。将军专用车的窗户安着防弹玻璃，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乘客的名字都写在将军交给铁路部长的表格上。这不是那种只是吃着、喝着酒、开着玩笑的派对，一定是要工作的。金正日吃饭时会突然问起某份工作的进度，干部们也对他们的部下作指示。
　　藤本基本每个派对都出席。因为只有出席的人才有好处拿。小费不必说，派对出口的停车场堆放着成箱的货物，等着醉酒的人们领回家。这些礼品在朝鲜都很稀奇：有时是瑞士巧克力，有时会是日本的富士苹果、蜜柑，外国的点心。各式各样。
　　在金正日身边的日子里，他还陪将军看了翻译成朝鲜语的、日本有名的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第一次听到朝鲜话配音的他吓了一跳，“我以为真是渥美清的声音呢。太像了。”他说，为了让将军看电影，朝鲜建了专门学习配音的高校。
　　对藤本而言，陪伴金正日意味着零花钱，意味着不可知的危险，也意味着没那么寂寞。
　　朝鲜过山车
　　正如他刀下每一片生鱼的厚度必须精确拿捏一样，在朝鲜的11年，藤本一次次丈量危险与利益的秤杆。他一面享受着成为金正日宠儿带来的权力与财富，一面时刻担忧自己也会像将军身边的其他人一样在某天凭空消失。
　　他描述当年和金正日喝酒的场景。放下酒杯的将军说，“藤本，不要背叛我哦。不然的话……”他用手做了一个拿刀捅藤本肚子的动作。
　　在朝鲜，惹将军生气的人会被送到教育农场，这一点藤本深有体会。他还记得，在足球世界杯预选赛上惨败回国的选手们，竟然全体被送到教育农场强制劳动挖红薯。
　　身边一同负责金正日伙食的朝鲜人很多也都去过那里。
　　金正日的料理科长，原来是一个有着大啤酒肚的男人。“有这么胖！”藤本夸张地往自己腹部前方划出一个圆弧，“因为他要替将军尝每道菜。”但是从教育农场回来之后，科长的啤酒肚没有了，肚子瘪瘪的。“去了教育农场的人，全都瘦得厉害地回来了。”他说。
　　在教育农场，香烟和酒精是被严令禁止的。那是学习的地方。不过学习是农场里最轻松的事情了，上午“学习者们”要早起完成农场的农活：播种蔬菜粮食、浇水、犁地，收获庄稼。
　　有了一点点失误的人，就可能被送到教育农场。教育农场其实还只是轻罚，重罚是被军用卡车拉到政治收容所。
　　这些地方藤本却一次也没去过。
　　干部们嫉妒金正日对他特殊的宠爱。在派对中，金正日会突然叫他过去，让他倒一杯酒，然后“藤本，喝”地一口气喝完。喝完，将军问，“藤本，你喜欢我吗？”
　　藤本最初本想开个玩笑，回答“不，讨厌”。“但是说了不是要完蛋嘛，一次也没说过。每次都回答‘嗯，最喜欢将军了’。”他哈哈笑着说。然后金正日就在他的脸颊上亲一口。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几十、上百回。
　　这样的关系终于在1996年出现裂痕。
　　那年6月，在藤本照例前往日本采购之际，因为同行者使用伪造护照被怀疑，随后滞留冲绳，由日本警方保护。被监控的生活过了一年半，他想尽办法跟警视厅签了取消保护协议，重回平壤。很快，朝鲜再次派他到北京采购罐头，他没想到这和曾经的“丢信封”一样，是金正日对他的一种考验。宾馆房间里到处都是朝鲜安排的监视器，藤本却不知情地给日本警视厅厅长打了电话汇报平安。这一次，他没能通过考验，被怀疑进行间谍活动。
　　回到朝鲜，等待藤本的是18个月的软禁。他还得给金正日写谢罪信，保证再也不回日本。软禁的时间漫长又折磨人，他想起听来的关于教育农场的传闻，就越发恐惧。
　　他想，将军一定生气了。
　　很快到了1999年的12月31日，那是金正日和二十多名干部约好一同等到2000年的日子。他握着将军1990年送他的戒指，沮丧地在公寓里喝酒。金正日没有找他。
　　说到这里，他给我看了这枚至今仍戴在他右手小拇指上的金戒指，表面光滑，边缘刻着细小的花纹，内圈上嵌着“2000”。
　　藤本失宠了，他不再被金正日带去参加派对，连金正日2月16日的生日宴会也没有叫他去捏寿司。那天，藤本洗好澡，做好准备，一直坐在电话前等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通“藤本，你来做寿司吧”的电话一直没有响起。7点，宴会的开始时间过去了，他与妻子两人绝望地相顾流泪。
　　“我那时第一次对朝鲜充满恐惧。”藤本说。
　　直到2000年4月，他才再次见到金正日。将军说原谅了他，以后继续一起工作，他哭了，跪下来。可是内心依旧不安，害怕有一天，他真的会像那些再也没有从教育农场回来的干部一样人间蒸发。
　　他决定逃出朝鲜。
　　他对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打算。走之前的夜里，和往常一样，藤本和妻子手握手睡着，“可能她已经有所察觉了吧，担心我从此不会回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
　　2001年8月19日，金正日命令藤本前往北海道利尻岛给他购买海胆，藤本抓住了机会，收拾了身边的行李，拎着巨大的手提箱，到达东京后，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