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政治正確」可能是一種更危險的極權主義?
原文:https://www.thenewslens.com/amparticle/150770
政治正確其中一項問題就是用過程取代了本質。許多人把外勞換成移工,把妓女換成性工作者,把「有病就去看醫生」換成「要有病識感」,但他們本質上的歧視並沒有改變,反而因為他們使用的語言是政治正確的,使這種歧視變成了一種更難對抗的形式。
當我們使用政治正確的語言,是希望擺脫一種污名化的刻板印象。當然,用「你要有病識感」比「你知道你是神經病嗎?」好聽也溫柔得多,但誰來說、在什麼場合說、用什麼心態說,這些都是同樣關鍵的問題。使用政治正確語言應該帶著一種對多數暴力的反抗、對本質上權力宰制關係的對抗,而不是反而成為另一種暴力與宰制。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場辯論時說:
意思是,如果我們只是變換名稱而不去對抗其中歧視的本質,那麼政治正確其實只是把歧視變換成更隱晦的模式,默認了整體社會無力對抗偏見的窘境。
所以他才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更危險的極權主義」。
因為傳統的歧視是直接的、威權壓迫是清晰的,無論國家、老闆、父親或是霸凌者,當他們用傳統歧視語言攻擊你時,你很清楚這是一種羞辱,當他們迫使你接受命令時,雖然你行為上可能必須服從,但你的內心仍是反抗的、是自由的。
可是某些人只是用政治正確的語言包裝歧視,用政治正確的要求取代命令,這種「現代極權主義」的危險在於它不只想控制你的行為,更要控制你的內心。
齊澤克曾用父親希望小孩子去探望阿嬤來解釋傳統跟現代極權主義的不同。一個傳統權威式的父親會說:「我不管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總之你有義務去探訪祖母。」而現今被稱為非權威式的好爸爸會說:「你知道阿嬤有多愛你,我並不是要強迫你去看她,只有在你真心想探望她時我們才去。」
齊澤克認為,前者至少是一個清晰的指令,讓人可以選擇是否反抗(甚至是行為上屈服但內心保持反抗),但當孩子聽到後者的話,每一個小孩都仍然知道這是一個強迫式的命令,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他認為這是一種更強的壓迫;因為這種好爸爸不僅是希望你去探望阿嬤,他還告訴你這是因為「你愛她」才去的,而不是因為「我強迫你」才去的,他不只想控制你的行為,還要控制你的內心。
政治正確其中一項問題就是用過程取代了本質。許多人把外勞換成移工,把妓女換成性工作者,把「有病就去看醫生」換成「要有病識感」,但他們本質上的歧視並沒有改變,反而因為他們使用的語言是政治正確的,使這種歧視變成了一種更難對抗的形式。
當我們使用政治正確的語言,是希望擺脫一種污名化的刻板印象。當然,用「你要有病識感」比「你知道你是神經病嗎?」好聽也溫柔得多,但誰來說、在什麼場合說、用什麼心態說,這些都是同樣關鍵的問題。使用政治正確語言應該帶著一種對多數暴力的反抗、對本質上權力宰制關係的對抗,而不是反而成為另一種暴力與宰制。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場辯論時說:
在這場文化抗爭,那些追求平等、用字正確、正確稱呼對方的方法等等,在這些政治正確的種種論述中,你有看到真正希望社會改革的意志嗎?我看不到。我覺得這是一種超道德化,也是沉默地承認失敗。
意思是,如果我們只是變換名稱而不去對抗其中歧視的本質,那麼政治正確其實只是把歧視變換成更隱晦的模式,默認了整體社會無力對抗偏見的窘境。
所以他才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更危險的極權主義」。
因為傳統的歧視是直接的、威權壓迫是清晰的,無論國家、老闆、父親或是霸凌者,當他們用傳統歧視語言攻擊你時,你很清楚這是一種羞辱,當他們迫使你接受命令時,雖然你行為上可能必須服從,但你的內心仍是反抗的、是自由的。
可是某些人只是用政治正確的語言包裝歧視,用政治正確的要求取代命令,這種「現代極權主義」的危險在於它不只想控制你的行為,更要控制你的內心。
齊澤克曾用父親希望小孩子去探望阿嬤來解釋傳統跟現代極權主義的不同。一個傳統權威式的父親會說:「我不管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總之你有義務去探訪祖母。」而現今被稱為非權威式的好爸爸會說:「你知道阿嬤有多愛你,我並不是要強迫你去看她,只有在你真心想探望她時我們才去。」
齊澤克認為,前者至少是一個清晰的指令,讓人可以選擇是否反抗(甚至是行為上屈服但內心保持反抗),但當孩子聽到後者的話,每一個小孩都仍然知道這是一個強迫式的命令,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他認為這是一種更強的壓迫;因為這種好爸爸不僅是希望你去探望阿嬤,他還告訴你這是因為「你愛她」才去的,而不是因為「我強迫你」才去的,他不只想控制你的行為,還要控制你的內心。
14 个评论
政治正确的初衷是好的,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让他们在社会中能够和强势的一方平等地对话。然而凡事过犹不及,一旦宽容变成了迁就,优待形成了特权,为了少数人的快乐而牺牲多数人的幸福,政治正确难免就越来越讨人嫌。
扛着政治正确这面大旗,你甚至可以公然迫害你的反对者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司法,从而获得有利的判决,这些都在弗洛伊德案中得到了体现。而在不得民心的情况下依然大力推行政治正确的政治实体自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无非是巩固和壮大自己的权力,在民主国家则是借此实现长期执政。
当政治正确沦为统治工具,它的危害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得以体现,特别在思想言论的管制上,而这正是共产党国家的拿手好戏。同样是迫于压力,民主国家饱受政治正确之苦的民众则不愿被指责,不愿充当坏人,这就造成很多问题不能公开进行讨论,也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案,长此以往将扼杀人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思考能力。这一点在政治正确大举入侵后的大学课堂上表露得尤为淋漓尽致,使得本应有自由研讨之风的大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场所,师生皆噤若寒蝉,无法严肃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课题。
扛着政治正确这面大旗,你甚至可以公然迫害你的反对者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司法,从而获得有利的判决,这些都在弗洛伊德案中得到了体现。而在不得民心的情况下依然大力推行政治正确的政治实体自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无非是巩固和壮大自己的权力,在民主国家则是借此实现长期执政。
当政治正确沦为统治工具,它的危害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得以体现,特别在思想言论的管制上,而这正是共产党国家的拿手好戏。同样是迫于压力,民主国家饱受政治正确之苦的民众则不愿被指责,不愿充当坏人,这就造成很多问题不能公开进行讨论,也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案,长此以往将扼杀人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思考能力。这一点在政治正确大举入侵后的大学课堂上表露得尤为淋漓尽致,使得本应有自由研讨之风的大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场所,师生皆噤若寒蝉,无法严肃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