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胡海峰接受记者采访称颂习近平

>>红二代主要担任职务的是央企的经理人，央企和地方国企在中共体制下根本就是不同的两种东西，根本不是私有化...

中国的私有化过程等于是看守人赤裸裸地瓜分大锅饭。那些大型国企的资产动辄数亿、数十亿，经理人持股，就算是零点几份额也够大。加上是企业担保银行货款付的帐，等于分文未付就划拉了一大把财产。李小琳们的钱花得“理直气壮”就是因为MBO。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官办私有”企业几乎都逐渐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了，连当时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朱时代的卸包袱也是一方面收买当地主管的政府官员和一些资产评估的中介机构，尽量将价格定得很低，一方面或转移财产，或隐瞒收益双管其下，用一点少得可怜的钱分期付款收购了价值不菲的原国有企业，往往一家上千人的大厂一两千万就能买下，首期也就付个几百万。有些地方政府亏损企业以一元钱的象征价格卖给管理层，更有离谱的是有的甚至倒贴。所以产生了03年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郎顾之争，记得有一年在两方争论激烈的时候，新浪网进行了一次关于“郎顾之争”的网络民意调查，结果居然高达愈90%的网民支持郎咸平。郎咸平在04年就炮轰了格林柯尔、海尔与TCL三家国内家电业，认为MBO不适合中国认为应该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当时直接引爆了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国企改革的大争论。很快中共方面就有社科院的左大培和南开的韩强出来，表态支持郎咸平，都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应该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上那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所有这些都已经引起相当争议。单独讨论中共的经济政策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中共体制性质和民意决定了在经历过改革开放快速资本权贵化和三个代表意识形态的右转之后，在底层民众福利利益得不到补偿的大下岗的环境下，在不法官商结合玩弄这套收购学让许多投机者先后暴富时，极左派和新左派在民间早已死灰复燃，频繁分化的严重导致在社会底层产生大量极左（包括法论功群体的诞生也是因为大下岗，所以中共对此相当心有余悸），也导致中共意识形态的整体左转，其经济决策也必然在向右快速震荡之后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