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能上位,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有偶然也有必然。秦晖就说过,历史的因果不是必然、也不是偶然的,它只能是或然的。这个或然的概率可能很大,大到接近1,近乎可以认为是必然的。因为有A、所以很可能有B。这个概率很大,0.9,接近1。也有一些因果的概率不那么大,比如因为这件事就导致了某一件事,但变数很大,这个或然的概率就不高。那么我用“大概率因果”和“小概率因果”来取代“偶然”与“必然”的概念。
比如有人认为毛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其一种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有根源,但有了毛,有文革的概率是很大的,没有毛,中国就不会有文革这样具体的一件事。
文革后一代诞生出薄习这类人并由他们执掌大权是体制、时代、接班人因素等等偶然和必然的构成。
年龄上说,目前高层政坛大多数都是文革中正值中学时代的50后,和50后相比,文革对60后的影响相对小些,和40后比,40后当时在文革中是大学生或已经毕业,思想成熟度比50后高很多,而50后在数年的政治运动中耽误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最佳时间,特别这类残酷的政治斗争,对他们的影响极其深远。
这一代“太子党”人物的共性:
1)深入骨髓的“太子党”的特权等级思想,2)对代表他们家族利益的的中共的十七年体制的强烈维护和对平民及其子女,尤其是“地富反坏右”的轻视甚至仇恨,3)因为家庭和中共上层黑暗权力斗争的熟谙,本人对政治权术早熟。尽管因为年龄和经历的磨练,今天的他们都已经成熟得多了,至少在表面上都已经不再是当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权贵子弟的摸样了。然而,当年的经历是否仍然在他们今后的执政倾向中有潜在的影响,答案因当是肯定的。
除了时代因素,也因接班人制度的缺陷,对红二代的镀金和晋升之路并不严苛,受潜规则保护,另外还因为被老人干政、幕后操纵选举等钻了空子(比如习在浙江福建等地与江、曾、李鹏派系人马互相形成利益保护)。
习的上位正是因为他平庸,政绩平庸思想平庸,在中共这样逆淘汰的机制中,最终被各方势力妥协出了这样的人,他的知识贫乏、眼光狭隘、逻辑混乱、精于权术、疏于治理、意识形态狂热,自负与自卑自大与一体、心胸狭窄有仇必报,既是人格的缺陷也是体制漏洞导致。只能说这一切都是中国的悲剧。
比如有人认为毛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其一种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有根源,但有了毛,有文革的概率是很大的,没有毛,中国就不会有文革这样具体的一件事。
文革后一代诞生出薄习这类人并由他们执掌大权是体制、时代、接班人因素等等偶然和必然的构成。
年龄上说,目前高层政坛大多数都是文革中正值中学时代的50后,和50后相比,文革对60后的影响相对小些,和40后比,40后当时在文革中是大学生或已经毕业,思想成熟度比50后高很多,而50后在数年的政治运动中耽误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最佳时间,特别这类残酷的政治斗争,对他们的影响极其深远。
这一代“太子党”人物的共性:
1)深入骨髓的“太子党”的特权等级思想,2)对代表他们家族利益的的中共的十七年体制的强烈维护和对平民及其子女,尤其是“地富反坏右”的轻视甚至仇恨,3)因为家庭和中共上层黑暗权力斗争的熟谙,本人对政治权术早熟。尽管因为年龄和经历的磨练,今天的他们都已经成熟得多了,至少在表面上都已经不再是当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权贵子弟的摸样了。然而,当年的经历是否仍然在他们今后的执政倾向中有潜在的影响,答案因当是肯定的。
除了时代因素,也因接班人制度的缺陷,对红二代的镀金和晋升之路并不严苛,受潜规则保护,另外还因为被老人干政、幕后操纵选举等钻了空子(比如习在浙江福建等地与江、曾、李鹏派系人马互相形成利益保护)。
习的上位正是因为他平庸,政绩平庸思想平庸,在中共这样逆淘汰的机制中,最终被各方势力妥协出了这样的人,他的知识贫乏、眼光狭隘、逻辑混乱、精于权术、疏于治理、意识形态狂热,自负与自卑自大与一体、心胸狭窄有仇必报,既是人格的缺陷也是体制漏洞导致。只能说这一切都是中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