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证明了习仲勋也是个坏种？

1927年底，习仲勋以优异的成绩被陕西省立第三师范（简称三师）录取。在这里，他继续参加学生活动。地方反动当局派了一名反动骨干魏海，到学校担任训育主任，加强对学生的监视。

192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纪念日，魏海宣布学校要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决定不参加反动派组织的活动，以示抗议。魏海听到消息后，便质问其中一名进步学生杨树荣：“为什么不参加纪念活动？”杨树荣回答：“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魏海又问：“都是谁？”毫无政治经验的杨树荣说出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9位共青团员的名字，魏海立刻把他们写在纸上。

党团组织作出投毒除掉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同意。然而，由于操作失误，毒药没有毒死魏海，反被部分教师误食，餐后呕吐腹泻。刺杀计划被识破了，第二天，地方反动当局包围了三师，逮捕了魏海名单上的共青团员。但坐牢吓不倒习仲勋，正是在监狱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反动当局把他们押到西安。到5月底，当局也没能从习仲勋等人嘴里挖出任何消息，最后只能要求他们写下保证书，然后放人回家。这就是震惊陕西的“三师毒案”。

Meltdown 反党->反国->反中->反华

习仲勋可能比薄一波王震之流的底线高一些，但仍然是匪共这个盗贼团伙里的老匪，是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个匪帮的统治地位的。从这点上说，习胖一直都是他的好儿子。而且习胖的政绩那么烂却仍然能步步高升，习仲勋无疑是最大助力。从这点上说，他还不如被他指责过的薄一波——至少薄熙来的能力有目共睹，远在习胖之上。

习仲勋经常被吹捧的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文革后主政广东时提出搞改革开放，二是胡耀邦被搞下台的时候说了几句好话。第一件事其实没啥可吹的，文革后墙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只要不是四人帮这些极左派掌权，不论是谁在台上，改革开放都是大势所趋。而且能做出这种重大决策的，只有最高层的华国锋邓小平赵紫阳等人才有资格，习仲勋区区一个广东省委书记算老几？

第二件事算是习仲勋的亮点，但是也没啥值得大书特书的。胡耀邦也许有心搞真正的党内民主，但是你说他想让共产党下台搞多党制民主宪政，估计他自己都未必敢承认，只是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的习仲勋就更谈不上了。匪共内部良心未泯的虽然是稀有动物，但也仅仅是还有点人性残存而已，并不能掩盖他们盗贼和匪徒的本质。

第三新索多玛反对崇华媚外

看你怎么定义“坏种”了。
共产党内部经常出一种我姑且称为“理想主义坏种”的人。这种人你说他坏吧，他真的跟着穷人一起吃糠咽菜。你说他好吧，他把无数人搞的家破人亡。
要解释也简单：如果一个人的理想本身是反人类的，他的理想主义纯度越高他越该死。而且你仔细想想希特勒其实也是这种理想主义坏种。他一辈子除了种族崛起都没图啥个人利益。

我们这些俗人做事总得有个回报。哪怕你就是给一个病人捐了钱，你知道他根本无法偿还这笔捐款，但是他感谢你的时候你至少会开心，如果你没有捐这笔钱，你看到他的惨状会很难过。如果把这种情绪上的价值也视为一种广义的利益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和理想主义坏种明确的划分开来。后者即使也会因为做善事——当然，是他们认知当中的“善事”——而感到快乐，这种“善事”也必然只会围绕着某种宏大叙事，和屁民没什么关系。
但是俗坏人是可以用利益来威胁的。比如说有个色狼想强奸女人，但是他害怕被关监狱，于是他就只是想想，不去付诸实施。但是利益对理想主义者没用，你说搞纳粹/共产主义会被法办？不好意思，在人家眼中执法机构才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呢。到头来对他们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他们自己最爱的肉体消灭。

中国人对理想主义者有种病态的追求，主要是费拉过于无力，只能指望别人拯救自己。但是自助者天助之。自己不首先动起来救自己，那能救你的就只剩下无欲无求的理想主义者了。

习仲勋明显是胡耀邦赵紫阳的同类，这些人早年间为了理想杀人，破坏社会，令中国人陷入赤贫，但是讽刺的是，在他们做了这一切之后，接下来无论搞什么意识形态都能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于是他们的理想终于难得的正确了。

我甚至无法排除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可能也是这种理想主义坏逼。只不过习仲勋土改杀人的事情都被共产党掩盖了，你们不知道，就觉得他是个好人；而习近平害到你们头上，你们就不关心（当然也没必要关心）他的初衷是不是理想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