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温斯顿对面罪的错判可能在现实发生相应例子吗？

《一九八四》作为一本意识流小说，有很多作者借温斯顿的想像表达的观点都相当值得探究。
最近想到小说中主角对基于思想罪所产生面罪的预判竟然与故事发展流程完全相反感到十分奇怪，细想看来是作者的伏笔。比如奥勃良、赛麦这样从其行为可判断有思想、只是坏的人居然到故事结尾还是好端端，相反像温斯顿的邻居跟女朋友那样，大体上没有思想、顶多是“腰部以下的叛逆”或无意识的叛逆的人却更容易身陷囹圄，背后都能直接与“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无产者比党员更像人”的观点相对应。
虽然根据奥勃良的理论，党只关注人的思想，但在针对思想罪惩罚机制的实践，却会分开四类人对待：
1. 没有思想、缺乏启蒙的人（普遍无产者的属性）
2. 思想不完全反动却做了反动行为的人（比如主角邻居）
3. 藏有反动思想却因为理智而行事保守的人（比如主角）
4. 运用双重思想表现出对党强烈忠诚的人（比如赛麦）
在小说中，主要受到惩罚的还是2,3两类人，由此说党完全针对思想不过是奥勃良的一面之词，因为双重思想不完全意味着思想罪的抵消，反而容易辩证地产生严谨的反动思想，比如《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类书籍就需要有对此前社会的全面认识才能写就，从而亦能推算出奥勃良具有策划有效推翻英社的计划的潜力，就此而言具双重思想的人甚至比另外三类人更反动，但只要紧贴党的步伐跟具有足够的权力就能反被当成最忠诚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现实当中的极权政府有没有真的呈现与小说作者幻想相合的管治理念，抑或只是作者基于其阶级（中产/夹心阶级）及专业（传媒）屁股决定脑袋的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