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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中國電視台還直播天安門事件，趙紫陽跟學生對話，八十年代應該是中共政權最開放的時代了
最经典的数那句“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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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除了发牢骚，没有意义。他们依然走马克思那种发动群众的启蒙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只会导致极权，无论你主观上宣传的是不是自由民主这些东西。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宣扬自由民主，永不能达到自由民主。
这些人远不如宣扬“真主至大”的毫不自由民主的阿訇有意义。
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宣扬自由民主，永不能达到自由民主。
这些人远不如宣扬“真主至大”的毫不自由民主的阿訇有意义。
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
说的大部分内容直戳粉红和中共的痛处
怪不得墙内知道这回事的粉红提到这个都气急败坏，顺带批判赵紫阳资产阶级推手
怪不得墙内知道这回事的粉红提到这个都气急败坏，顺带批判赵紫阳资产阶级推手
里面讲到的“农耕文明不进取“”拥抱海洋文明”
超前走一步就是梁家河文明,诸夏理论了
超前走一步就是梁家河文明,诸夏理论了
>>里面讲到的“农耕文明不进取“”拥抱海洋文明”超前走一步就是梁家河文明,诸夏理论了
《河殤》那些「蔚藍色海洋文明」的觀點，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先進的。我希望有一天能買到高清重製版。
即使有一天大洪水都結束了，《河殤》的精神思想也不會過時。
转发个 大屠杀以后人日批判河殇的 闹剧，以增笑料。
cn.govopendata.com
19日
第6版
1989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6版
198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1989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
198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谬误百出的《河殇》
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仅政治立场反动，在治学方面也不老实。《河殇》编撰者苏晓康等人就是这样。他们广征博引，评古论今，褒贬扬抑，俨然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骗得一些人喝采。然而，他们的许多高论实属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常识性的谬误俯拾即是。《北京晚报》自今年8月9日起开辟《河殇百谬》专栏，日载一文，共登出101篇，专揭《河殇》作者的浅薄无知和对史实史料的歪曲篡改。这些文章不仅能澄清是非，还使人增长知识。现在，本报选摘其中部分文章，介绍给读者。
并非古希腊文明一枝独放
郭学棣
《河殇》第一集就危言耸听地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果真如此吗？
不错，阿诺德·汤因比曾提到过21种文明，它们是：西方文明，正统拜占庭文明，正统俄罗斯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叙利亚文明，印第安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朝鲜文明，克里特文明，苏末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马雅文明。
这21种文明并不是汤因比一次“计算”出来的。而是在他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中分别谈到的，并在不同场合，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划分。有的按地区划分，如远东文明；有的按宗教划分，如伊斯兰文明；有的按国家划分，如俄罗斯、中国、日本文明。这21种文明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有的则是包含关系。
如果真像《河殇》所言，除古希腊文明外，其他20种文明均已绝迹或衰朽，那么，为《河殇》极力推崇的“西方文明”又安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苏联、日本的现实存在，又当如何解释？
何谓“皇天后土”
矢石
《河殇》中有段奇文：“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读了这种解释，令人发笑。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炎指炎帝，也称赤帝，即神农氏，因“其神祝融”，为“南方火德之帝”，故称炎帝。黄指黄帝，即轩辕氏，“有土德之瑞”，因而称黄帝。
“皇天后土”的“后”字，并非是“后妃”之“后”。在商以前，后即帝，帝即后。《说文》中说，后字“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如后稷，后羿。后羿，也称为帝羿。帝王的正妻称后，是周以后的事。
皇天后土，应理解为“天与地”，也可解释成“天神与土地神”。以土为后，即同以天为皇。“因土为群物之主，故称后也”。后土指土神时，即“社”，《春秋传》中说，“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而《淮南子》中说，“禹劳天下而死为社”。不论哪种解释，“后土”都没有性别色彩。
亚历山大能见到秦长城吗？
张树桐
《河殇》第二集“命运”有这么一段话：“虽然，巨大的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挡住了马其顿的铁蹄，但千古一帝的亚历山大做梦也想不到，他即使越过了巨大的自然屏障，东方那个千古一帝还有一道万里长城在等着他。”
这当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
其一是时间不对。亚历山大病死于公元前323年，而万里长城是秦始皇赢政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开始修建的。万里长城出现时，亚历山大已经死了100多年。
其二是地理位置不对。长城位于中国大地的北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而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则在远离长城一线的西部——新疆和西藏。如果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后人越过了这两大自然屏障，由西向东而来，北部的万里长城是挡不着他的。
秦始皇与亚历山大
徐红年
《河殇》说，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决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象力，修筑了亚历山大做梦也想不到的万里长城。”
其实，希腊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修起了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城。《河殇》作者是为了贬低中国的长城而有意回避这道洋长城呢，还是根本就不知道中学课本上就曾讲到的这一条长城？
马其顿是一片仅有二三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地区，加上希腊也不过十四五万平方公里。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西亚、波斯等地，总计面积也不过300万平方公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版图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他修驰道，巡行郡县，足迹遍及他统治地区的南北西东，最后死在巡行的路上。怎能说秦始皇“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呢？
朱元璋安置流民何罪之有？
郭学棣
《河殇》第二集说：“历史上大约还不曾有过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的皇帝。”“他对离开土地的人深恶痛绝，一律‘迁之远方’”。诘问“土地和专制把中国人捆死了，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怎么还能懂得自由和贸易呢？”这是对朱元璋的无理指责。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已遭到严重的摧残与破坏，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他招诱流亡，有计划地移民到山东、淮南、黄河两岸等特别荒芜的地区开荒屯田。经过广大农民的辛勤耕作，到1393年，全国垦田面积达850多万顷，大量荒田垦为熟地；人口增到6000多万，比元朝极盛时期还增加700万。这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把招诱流民和迁徙农民去垦荒，说成是“对离开土地的人”予以“迁之远方”的惩罚，岂不是对朱元璋的莫大冤枉！
天子亲耕在耤田
凡鸟
《河殇》讲到古代皇帝的“亲耕”。在画面上出现北京先农坛“斑驳陈旧的坛基”后，解说词是这样说的：“天子和大臣们，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亲耕’。皇帝右手扶着漆金的雕龙犁，左手执鞭，在两名老者的搀扶下，在这象征土地的祭坛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亲耕’……”
《河殇》作者显然没有闹清“亲耕”，就信口开河。
天子亲耕，并不是在“祭坛上”，而是在“耤田”中。清乾隆皇帝时修的《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先农坛在山川坛内太岁坛旁之西南，永乐中建。”“台南为耤田。”该书有不少“耕耤田”的记载，都说明皇帝不是在“祭坛上”耕。
耕耤田的仪式，与《河殇》中写的也不同。《日下旧闻考》记载明崇祯十五年的一次耕耤礼：“上（皇帝）复亲祭先农坛，行耕耤礼。户部尚书傅淑训进耒耜，顺天府尹张宸极进鞭，上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三推步行犁土中，尽垅而止。耕时，教坊司引红旗两旁唱禾词，老人牵牛二人，扶耕二人……”
登上月球的是欧罗巴人吗？
黄少明
《河殇》第三集说：“那一批批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欧罗巴人即欧洲人。然而事实是，登上月球的全都是美国人。
当然，美国的白种人基本上都是欧洲人的后裔。但是自从200年前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之后，美国就不再属于欧洲了。现在《河殇》的作者将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说成几乎都是欧罗巴人，岂不是张冠李戴了吗？
《河殇》引用黄河史料的谬误
王法星
《河殇》这部电视片使用的许多有关黄河资料是不正确的。现略举数例——
一、《河殇》说：“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其实现今堤防不是清末才修筑的。郑州地区现今的堤防形成较晚，也是康熙年间修筑的。康熙与光绪，前后相差200来年。
二、《河殇》说：清光绪初年（公元1875年）以后，“仅仅20几年，（黄河）就又变成了地上河”。似乎在此以前黄河是地下河似的。其实悬河之势早已形成。郑州地区中牟的杨桥决口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郑州花园口附近的一次决口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
三、《河殇》说：“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黄河大堤上有一些蝼蚁和田鼠并不奇怪，沿河人民随时都在捕杀。仅郑州郊区，从1951年到1983年就捕杀了害堤动物34386只，其中獾狐42只。为了调查各种给大堤内部造成隙缝的原因，从1951年到1983年在郑州郊区32公里的大堤上已经锥了190多万眼，对发现的堤身隐患都及时地进行了挖填、翻筑、灌沙、灌浆乃至压力灌浆。《河殇》作者视而不见，妄言“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蛀空”，岂不是白日说梦！
四、《河殇》说，黄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22厘米”。按此计算，建国以来这段河就抬高了8.8米，那还了得！作者没有说这是哪段河道。拿黄河下游的典型河段花园口来说吧，从1954年6月到1979年5月，25年间，河道淤高了1.91米，即使排除三门峡下泄清水的4年，以21年平均的话，每年也不过9厘米。《河殇》作者大幅度地夸大泥沙淤积量，不知用意何在！
那是中国人伤心的二百年吗？
任可
《河殇》第三集说：“16、17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200年。”对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魄了”。作者认为，早在明清交会之际，中国文明就已经远远不如西方了。
我手头恰好有一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教授的书。这本书在日本史学界是比较有权威的。兹简略介绍如下——
“当时，即17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中国值康熙皇帝统治的清朝，中国不仅对于日本，就是对于欧洲来说，毋宁也是个先进国家。它与其说是吸收外来文化，不如说是向外输出文化。”“康熙皇帝尊重西欧科学，特别是法国的科学文化，尤其喜爱使用巴黎制造的工艺品。他重视西方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在宫中设立机构进行研究……”
“美国研究东方学的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直至一个半世纪前，中国在西方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西方在中国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英国的东方学者赫德森在论及从古代至18世纪末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他甚至认为中国给予欧洲的影响要比它接受欧洲的影响大得多。他说：中国在18世纪欧洲文化的传统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并能比它未来的征服者高出一筹而使之神魂颠倒。”
“甚至在军事上，当时的中国也决不比欧洲逊色。17世纪末，东进西伯利亚的俄国，南下与清朝争夺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权失败……”
信夫教授还说：“从17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在东西方力量相互影响的对比中，就贸易方面看，中国与欧洲、日本相比，显然占据优势地位。从文化方面看，也决非对中国不利。”
如果客观地分析和解释史料，就会看出：直到18世纪以前，中国手工业尚在许多技术、工艺方面优于欧洲。当时欧洲的手工业虽有一些独家产品，如钟表，但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并未根本性地超过中国当时的手工业。故宫现藏清朝工匠的西洋钟表仿制品表明，西方当时的全部技术水平，中国几乎完全能够达到。只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叶，中国手工业在技术水平与产业规模上，才逐渐与欧洲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型工业拉开明显差距。
林则徐是清朝“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包纯
《河殇》把“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说成是很愚昧无知的，说他“对这个世界的常识，已经倒退到利玛窦神父来华之前的水平了”。（注：据《河殇》里说，利玛窦在1582年来中国，他第一次告知中国人，你们不在世界的中央，而是在北半球的某个地方。）
这纯属对林则徐的诬蔑。
林则徐生于1785年，卒于1850年。他在1839年赴广州实行禁烟，不仅是当时反抗外国侵略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清朝“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着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的不断发展，为了知己知彼，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以利斗争的需要，他组织一些人在自己的衙门内翻译外文书报。他还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写的《世界地理大全》，把它编成《四洲志》。书中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国的地理和历史，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后来，他的友人魏源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扩编成为《海国图志》。接着又译辑了《华事夷言》一书，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看法和意见，有利于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林则徐还把其中一部分内容附在奏章中给道光皇帝看，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此外，他还从美商购进英制1080吨的甘米力治号船，改作兵船。从海外买进200门大炮，装备虎门要塞。
正因为林则徐有上述作为，引起统治集团中顽固分子的强烈不满。琦善就曾指责林则徐“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由此可见，林则徐绝对不是缺乏世界常识的愚昧之人，而恰恰是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的先驱。
大一统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廖伟章
《河殇》第五集说：“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称这是“古老的社会顽症”。这是毫无道理的。
“大一统”，意思是统一全境。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版图辽阔。大一统，天下太平，繁荣昌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大一统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
纵观中国历史，全国统一时期，总是经济发达、文化昌明时期。反之，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外族入侵，连年混战，都使生民涂炭，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三国、西晋十六国、五代十国就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杰出政治家如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等，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受到赞扬，而卖国求荣的人和搞分裂的人，都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地中海周围都是欧洲人吗？
晓流
《河殇》为了鼓吹欧美的先进开放，讽喻中国的落后保守，在其第二集中说道：“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这段话有致命的错误，它把地中海周围的人都说成是“欧洲民族”。
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欧洲民族”生活在地中海北岸。地中海南岸有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等亚洲国家，有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非洲国家。
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有谁说过“中国人生活在太平洋周围”这样的话呢？
柏拉图与齐宣王何曾同时
黄少明
《河殇》第三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这是对历史随意涂改。
柏拉图创办学院在公元前387年，比齐宣王登位的时间（公元前319年）早68年。齐宣王继位时，柏拉图早已不在人间（其卒年为公元前347年），就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已去世（公元前322年）3年。硬说稷下书院和柏拉图学院创办于同一时间，岂不谬哉？
诸葛亮长眠何处？
巩华
为了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河殇》以南阳为例。说南阳这块土地上“长眠着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样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河殇》指的三位杰出人物是大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蜀汉丞相诸葛亮。
这是信口雌黄。
读过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大军出祁山斜谷，陈兵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百日后身患重病死在军中。按其遗命，遗体葬在定军山，即今陕西省汉中附近的勉县东南。诸葛亮何曾“长眠”在南阳？
诸葛亮死后，蜀地百姓纷纷野祭。经刘禅同意，在沔阳修了一座祠堂，供百姓凭吊。
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也是大知识分子。他写的《出师表》，至今读来还感人肺腑。相传是他发明的“木牛流马”——鸡公车，至今还是四川乡间小路上的运输工具。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历代人民崇敬他，正是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表现。
祖冲之和宋应星并非布衣平民
张树桐 老媪
《河殇》有这么一句话：“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把祖冲之和宋应星说成是一辈子没有作过官的布衣平民，纯属信口开河。
《南史》卷七十二中，有祖冲之传。其中写道：“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人。曾祖台之，晋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请”。由此可知，祖冲之是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冲之稽古，有机思，宋孝武使直华林学省，赐宅宇车服。”由此可知，刘宋的孝武帝对祖冲之是很器重的。《祖冲之传》接着说，祖冲之开始作官，是“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以后“历位为娄县令，谒者仆射”。这时，他作出了失传的指南车。文惠太子看到他的历法，启奏武帝施行，后因文惠太子薨而未施行。后来，祖冲之又“转长水校尉，领本职”。“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
宋应星是我国明末著名科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中记载说：“宋应星字长庚，江西省奉新县北乡人，万历中叶（大约公元1597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和其兄宋应升参加省城南昌乡试，同时中了举人。宋应星名列第三，其兄名列第六……宋应星在崇祯7年（公元1643年）任江西分宜县教谕，10年（公元1637年）刊行《天工开物》，11年（公元1638年）任福建汀州府推官，14年（公元1641年）改任安徽亳州知州，直到崇祯末年（公元1644年）才又回江西故乡，大约卒于清顺治年间。”
由此可见，祖冲之和宋应星都不是“一生布衣”。
《几何原本》翻译何以中断
黄少朋
《河殇》中说：“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二百年……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性大动乱中夭折。”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来到中国，1606年开始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十五卷本的《几何原本》，1607年译完该书的前六卷。此时，利玛窦要求停止翻译，建议“先传此使同志看习之，果以用也，而后徐计其余”。不久，利玛窦病逝。二十余年后，即1633年，徐光启也跟着去世。两位翻译者都不在人世间了，《几何原本》的翻译也就自然中断。
明朝亡于1644年，和利玛窦病逝相距34年，和徐光启去世也相距11年。《几何原本》的翻译中断，与明朝灭亡有什么大关系呢？
清末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出版时间是1857年，与前六卷相隔二百五十年，不是《河殇》所说的“整整二百年”。
郑和下西洋是“政治游行”吗？
包纯
《河殇》作者说，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
事实并非如此。据《明史》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里明明有两个目的：一是追踪逃亡的惠帝，二是耀兵异域。
郑和下西洋途中，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亚丁），进行过珍宝交易。在旧港因其酋长陈祖义想进犯船队，被生擒带回朝“戮于都市”。在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诱郑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船队，被郑和识破诡计，率两千余人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在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也发兵袭击船队，郑和力战败敌，追至喃渤利，将苏擒获。
郑和下西洋不仅“耀兵异域”，同时也是执行明成祖时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一方面刺激了当时国内商品生产的增长，如丝织业、陶瓷业等；另一方面也使亚非各地的药材、香料、西洋布等传到中国。
跟随郑和一同出使的马欢、费信、巩珍等人，根据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别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等书，为后人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并不是“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也不是充当什么“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
奇怪的类比
孙参
为了证明“16、17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河殇》的作者们搞了两项别出心裁的类比：第一，“当王阳明在那里静坐格竹子的时候，达·芬奇一面解剖尸体一面画着蒙娜丽莎，麦哲伦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也在准备发表《天体运行论》”；第二，“当顾炎武醉心于订正古字音的时候，伽俐略发明了望远镜，哈维出版了论血液循环的巨著，而牛顿创立了微积分”。结论是：“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
离奇之一，是硬把不可类比的人和事拉到了一起。王阳明是哲学家，顾炎武是思想家，他们的本职工作，属于当今所谓社会科学的范畴，怎么能强人所难，将其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医学家、航海家相比呢？事实上，就在当时，李时珍正完成他190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徐光启正翻译《几何原本》，编著《农政全书》，宋应星正撰写古代科学技术名著《天工开物》，徐霞客正在进行科学考察……这些人的成就不应该避而不提吧？
离奇之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顾炎武为例，少年时即参加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又投身家乡人民抗清起义。他学问之博，成果之丰，可谓名噪一时，在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贡献。试问，对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怎么能够以他曾经做过“订正古字音”的事，就拉出来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罪责陪绑呢？
岂能把电影情节当作历史事实
巩华
根据历史事件创作的电影并不等于历史事件本身。可是《河殇》在谈到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时，引用的却是电影中的情节而不是史实。请看：“甲午海战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
1894年9月17日上午黄海海面一战，是海军提督丁汝昌指挥的。不幸他一开始便身受重伤，只得由管带刘步蟾指挥。刘指挥定远号猛冲，击毁一艘敌舰，又击中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乘坐的军舰。靖远舰管带叶祖珪见定远舰桅楼折断，便主动代旗舰升旗指挥。因此，这次海战不是“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
“海权导致民主革命”质疑
黄少明
《河殇》第六集说：“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
如果这些论断能够成立，民主革命就应该首先从15、16世纪航海业最发达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欧洲是比较晚的。
严复何曾与伊藤博文同学郭学棣
《河殇》第六集说，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严复“最终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这段话有两大错。
据史料载，伊藤博文1863年曾到英国学习过海军技术，历时仅半年。当时严复只有9岁。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伊藤出任兵库县知事，1877年因在平息西乡隆盛发动的鹿儿岛叛乱中立功，被授予旭日大绶章，1878年被委任为内务卿。而严复是1877年至1879年在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的。怎么可能与伊藤博文同学？
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海军大学学习过海军建设的是东乡平八郎。此人后来担任日本“浪速”号舰长，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很卖力气，以后一直升任到日本海军大将、元帅。若说严复与东乡是“同学”，可能多少还沾点边儿（东乡是1871年赴英国的，比严复早6年）。
严复1879年从英国学习海军回来后，执教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近20年，一直鼓吹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0多年间，严复致力于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其“最终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而早在1906年，伊藤博文已在我国东北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刺杀。
历史上的人民日报(194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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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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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谬误百出的《河殇》
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仅政治立场反动，在治学方面也不老实。《河殇》编撰者苏晓康等人就是这样。他们广征博引，评古论今，褒贬扬抑，俨然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骗得一些人喝采。然而，他们的许多高论实属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常识性的谬误俯拾即是。《北京晚报》自今年8月9日起开辟《河殇百谬》专栏，日载一文，共登出101篇，专揭《河殇》作者的浅薄无知和对史实史料的歪曲篡改。这些文章不仅能澄清是非，还使人增长知识。现在，本报选摘其中部分文章，介绍给读者。
并非古希腊文明一枝独放
郭学棣
《河殇》第一集就危言耸听地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果真如此吗？
不错，阿诺德·汤因比曾提到过21种文明，它们是：西方文明，正统拜占庭文明，正统俄罗斯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叙利亚文明，印第安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朝鲜文明，克里特文明，苏末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马雅文明。
这21种文明并不是汤因比一次“计算”出来的。而是在他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中分别谈到的，并在不同场合，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划分。有的按地区划分，如远东文明；有的按宗教划分，如伊斯兰文明；有的按国家划分，如俄罗斯、中国、日本文明。这21种文明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有的则是包含关系。
如果真像《河殇》所言，除古希腊文明外，其他20种文明均已绝迹或衰朽，那么，为《河殇》极力推崇的“西方文明”又安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苏联、日本的现实存在，又当如何解释？
何谓“皇天后土”
矢石
《河殇》中有段奇文：“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读了这种解释，令人发笑。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炎指炎帝，也称赤帝，即神农氏，因“其神祝融”，为“南方火德之帝”，故称炎帝。黄指黄帝，即轩辕氏，“有土德之瑞”，因而称黄帝。
“皇天后土”的“后”字，并非是“后妃”之“后”。在商以前，后即帝，帝即后。《说文》中说，后字“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如后稷，后羿。后羿，也称为帝羿。帝王的正妻称后，是周以后的事。
皇天后土，应理解为“天与地”，也可解释成“天神与土地神”。以土为后，即同以天为皇。“因土为群物之主，故称后也”。后土指土神时，即“社”，《春秋传》中说，“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而《淮南子》中说，“禹劳天下而死为社”。不论哪种解释，“后土”都没有性别色彩。
亚历山大能见到秦长城吗？
张树桐
《河殇》第二集“命运”有这么一段话：“虽然，巨大的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挡住了马其顿的铁蹄，但千古一帝的亚历山大做梦也想不到，他即使越过了巨大的自然屏障，东方那个千古一帝还有一道万里长城在等着他。”
这当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
其一是时间不对。亚历山大病死于公元前323年，而万里长城是秦始皇赢政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开始修建的。万里长城出现时，亚历山大已经死了100多年。
其二是地理位置不对。长城位于中国大地的北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而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则在远离长城一线的西部——新疆和西藏。如果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后人越过了这两大自然屏障，由西向东而来，北部的万里长城是挡不着他的。
秦始皇与亚历山大
徐红年
《河殇》说，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决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象力，修筑了亚历山大做梦也想不到的万里长城。”
其实，希腊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修起了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城。《河殇》作者是为了贬低中国的长城而有意回避这道洋长城呢，还是根本就不知道中学课本上就曾讲到的这一条长城？
马其顿是一片仅有二三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地区，加上希腊也不过十四五万平方公里。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西亚、波斯等地，总计面积也不过300万平方公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版图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他修驰道，巡行郡县，足迹遍及他统治地区的南北西东，最后死在巡行的路上。怎能说秦始皇“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呢？
朱元璋安置流民何罪之有？
郭学棣
《河殇》第二集说：“历史上大约还不曾有过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的皇帝。”“他对离开土地的人深恶痛绝，一律‘迁之远方’”。诘问“土地和专制把中国人捆死了，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怎么还能懂得自由和贸易呢？”这是对朱元璋的无理指责。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已遭到严重的摧残与破坏，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他招诱流亡，有计划地移民到山东、淮南、黄河两岸等特别荒芜的地区开荒屯田。经过广大农民的辛勤耕作，到1393年，全国垦田面积达850多万顷，大量荒田垦为熟地；人口增到6000多万，比元朝极盛时期还增加700万。这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把招诱流民和迁徙农民去垦荒，说成是“对离开土地的人”予以“迁之远方”的惩罚，岂不是对朱元璋的莫大冤枉！
天子亲耕在耤田
凡鸟
《河殇》讲到古代皇帝的“亲耕”。在画面上出现北京先农坛“斑驳陈旧的坛基”后，解说词是这样说的：“天子和大臣们，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亲耕’。皇帝右手扶着漆金的雕龙犁，左手执鞭，在两名老者的搀扶下，在这象征土地的祭坛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亲耕’……”
《河殇》作者显然没有闹清“亲耕”，就信口开河。
天子亲耕，并不是在“祭坛上”，而是在“耤田”中。清乾隆皇帝时修的《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先农坛在山川坛内太岁坛旁之西南，永乐中建。”“台南为耤田。”该书有不少“耕耤田”的记载，都说明皇帝不是在“祭坛上”耕。
耕耤田的仪式，与《河殇》中写的也不同。《日下旧闻考》记载明崇祯十五年的一次耕耤礼：“上（皇帝）复亲祭先农坛，行耕耤礼。户部尚书傅淑训进耒耜，顺天府尹张宸极进鞭，上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三推步行犁土中，尽垅而止。耕时，教坊司引红旗两旁唱禾词，老人牵牛二人，扶耕二人……”
登上月球的是欧罗巴人吗？
黄少明
《河殇》第三集说：“那一批批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欧罗巴人即欧洲人。然而事实是，登上月球的全都是美国人。
当然，美国的白种人基本上都是欧洲人的后裔。但是自从200年前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之后，美国就不再属于欧洲了。现在《河殇》的作者将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说成几乎都是欧罗巴人，岂不是张冠李戴了吗？
《河殇》引用黄河史料的谬误
王法星
《河殇》这部电视片使用的许多有关黄河资料是不正确的。现略举数例——
一、《河殇》说：“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其实现今堤防不是清末才修筑的。郑州地区现今的堤防形成较晚，也是康熙年间修筑的。康熙与光绪，前后相差200来年。
二、《河殇》说：清光绪初年（公元1875年）以后，“仅仅20几年，（黄河）就又变成了地上河”。似乎在此以前黄河是地下河似的。其实悬河之势早已形成。郑州地区中牟的杨桥决口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郑州花园口附近的一次决口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
三、《河殇》说：“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黄河大堤上有一些蝼蚁和田鼠并不奇怪，沿河人民随时都在捕杀。仅郑州郊区，从1951年到1983年就捕杀了害堤动物34386只，其中獾狐42只。为了调查各种给大堤内部造成隙缝的原因，从1951年到1983年在郑州郊区32公里的大堤上已经锥了190多万眼，对发现的堤身隐患都及时地进行了挖填、翻筑、灌沙、灌浆乃至压力灌浆。《河殇》作者视而不见，妄言“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蛀空”，岂不是白日说梦！
四、《河殇》说，黄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22厘米”。按此计算，建国以来这段河就抬高了8.8米，那还了得！作者没有说这是哪段河道。拿黄河下游的典型河段花园口来说吧，从1954年6月到1979年5月，25年间，河道淤高了1.91米，即使排除三门峡下泄清水的4年，以21年平均的话，每年也不过9厘米。《河殇》作者大幅度地夸大泥沙淤积量，不知用意何在！
那是中国人伤心的二百年吗？
任可
《河殇》第三集说：“16、17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200年。”对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魄了”。作者认为，早在明清交会之际，中国文明就已经远远不如西方了。
我手头恰好有一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教授的书。这本书在日本史学界是比较有权威的。兹简略介绍如下——
“当时，即17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中国值康熙皇帝统治的清朝，中国不仅对于日本，就是对于欧洲来说，毋宁也是个先进国家。它与其说是吸收外来文化，不如说是向外输出文化。”“康熙皇帝尊重西欧科学，特别是法国的科学文化，尤其喜爱使用巴黎制造的工艺品。他重视西方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在宫中设立机构进行研究……”
“美国研究东方学的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直至一个半世纪前，中国在西方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西方在中国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英国的东方学者赫德森在论及从古代至18世纪末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他甚至认为中国给予欧洲的影响要比它接受欧洲的影响大得多。他说：中国在18世纪欧洲文化的传统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并能比它未来的征服者高出一筹而使之神魂颠倒。”
“甚至在军事上，当时的中国也决不比欧洲逊色。17世纪末，东进西伯利亚的俄国，南下与清朝争夺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权失败……”
信夫教授还说：“从17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在东西方力量相互影响的对比中，就贸易方面看，中国与欧洲、日本相比，显然占据优势地位。从文化方面看，也决非对中国不利。”
如果客观地分析和解释史料，就会看出：直到18世纪以前，中国手工业尚在许多技术、工艺方面优于欧洲。当时欧洲的手工业虽有一些独家产品，如钟表，但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并未根本性地超过中国当时的手工业。故宫现藏清朝工匠的西洋钟表仿制品表明，西方当时的全部技术水平，中国几乎完全能够达到。只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叶，中国手工业在技术水平与产业规模上，才逐渐与欧洲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型工业拉开明显差距。
林则徐是清朝“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包纯
《河殇》把“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说成是很愚昧无知的，说他“对这个世界的常识，已经倒退到利玛窦神父来华之前的水平了”。（注：据《河殇》里说，利玛窦在1582年来中国，他第一次告知中国人，你们不在世界的中央，而是在北半球的某个地方。）
这纯属对林则徐的诬蔑。
林则徐生于1785年，卒于1850年。他在1839年赴广州实行禁烟，不仅是当时反抗外国侵略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清朝“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着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的不断发展，为了知己知彼，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以利斗争的需要，他组织一些人在自己的衙门内翻译外文书报。他还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写的《世界地理大全》，把它编成《四洲志》。书中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国的地理和历史，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后来，他的友人魏源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扩编成为《海国图志》。接着又译辑了《华事夷言》一书，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看法和意见，有利于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林则徐还把其中一部分内容附在奏章中给道光皇帝看，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此外，他还从美商购进英制1080吨的甘米力治号船，改作兵船。从海外买进200门大炮，装备虎门要塞。
正因为林则徐有上述作为，引起统治集团中顽固分子的强烈不满。琦善就曾指责林则徐“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由此可见，林则徐绝对不是缺乏世界常识的愚昧之人，而恰恰是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的先驱。
大一统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廖伟章
《河殇》第五集说：“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称这是“古老的社会顽症”。这是毫无道理的。
“大一统”，意思是统一全境。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版图辽阔。大一统，天下太平，繁荣昌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大一统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
纵观中国历史，全国统一时期，总是经济发达、文化昌明时期。反之，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外族入侵，连年混战，都使生民涂炭，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三国、西晋十六国、五代十国就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杰出政治家如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等，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受到赞扬，而卖国求荣的人和搞分裂的人，都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地中海周围都是欧洲人吗？
晓流
《河殇》为了鼓吹欧美的先进开放，讽喻中国的落后保守，在其第二集中说道：“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这段话有致命的错误，它把地中海周围的人都说成是“欧洲民族”。
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欧洲民族”生活在地中海北岸。地中海南岸有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等亚洲国家，有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非洲国家。
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有谁说过“中国人生活在太平洋周围”这样的话呢？
柏拉图与齐宣王何曾同时
黄少明
《河殇》第三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这是对历史随意涂改。
柏拉图创办学院在公元前387年，比齐宣王登位的时间（公元前319年）早68年。齐宣王继位时，柏拉图早已不在人间（其卒年为公元前347年），就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已去世（公元前322年）3年。硬说稷下书院和柏拉图学院创办于同一时间，岂不谬哉？
诸葛亮长眠何处？
巩华
为了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河殇》以南阳为例。说南阳这块土地上“长眠着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样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河殇》指的三位杰出人物是大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蜀汉丞相诸葛亮。
这是信口雌黄。
读过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大军出祁山斜谷，陈兵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百日后身患重病死在军中。按其遗命，遗体葬在定军山，即今陕西省汉中附近的勉县东南。诸葛亮何曾“长眠”在南阳？
诸葛亮死后，蜀地百姓纷纷野祭。经刘禅同意，在沔阳修了一座祠堂，供百姓凭吊。
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也是大知识分子。他写的《出师表》，至今读来还感人肺腑。相传是他发明的“木牛流马”——鸡公车，至今还是四川乡间小路上的运输工具。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历代人民崇敬他，正是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表现。
祖冲之和宋应星并非布衣平民
张树桐 老媪
《河殇》有这么一句话：“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把祖冲之和宋应星说成是一辈子没有作过官的布衣平民，纯属信口开河。
《南史》卷七十二中，有祖冲之传。其中写道：“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人。曾祖台之，晋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请”。由此可知，祖冲之是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冲之稽古，有机思，宋孝武使直华林学省，赐宅宇车服。”由此可知，刘宋的孝武帝对祖冲之是很器重的。《祖冲之传》接着说，祖冲之开始作官，是“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以后“历位为娄县令，谒者仆射”。这时，他作出了失传的指南车。文惠太子看到他的历法，启奏武帝施行，后因文惠太子薨而未施行。后来，祖冲之又“转长水校尉，领本职”。“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
宋应星是我国明末著名科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中记载说：“宋应星字长庚，江西省奉新县北乡人，万历中叶（大约公元1597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和其兄宋应升参加省城南昌乡试，同时中了举人。宋应星名列第三，其兄名列第六……宋应星在崇祯7年（公元1643年）任江西分宜县教谕，10年（公元1637年）刊行《天工开物》，11年（公元1638年）任福建汀州府推官，14年（公元1641年）改任安徽亳州知州，直到崇祯末年（公元1644年）才又回江西故乡，大约卒于清顺治年间。”
由此可见，祖冲之和宋应星都不是“一生布衣”。
《几何原本》翻译何以中断
黄少朋
《河殇》中说：“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二百年……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性大动乱中夭折。”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来到中国，1606年开始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十五卷本的《几何原本》，1607年译完该书的前六卷。此时，利玛窦要求停止翻译，建议“先传此使同志看习之，果以用也，而后徐计其余”。不久，利玛窦病逝。二十余年后，即1633年，徐光启也跟着去世。两位翻译者都不在人世间了，《几何原本》的翻译也就自然中断。
明朝亡于1644年，和利玛窦病逝相距34年，和徐光启去世也相距11年。《几何原本》的翻译中断，与明朝灭亡有什么大关系呢？
清末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出版时间是1857年，与前六卷相隔二百五十年，不是《河殇》所说的“整整二百年”。
郑和下西洋是“政治游行”吗？
包纯
《河殇》作者说，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
事实并非如此。据《明史》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里明明有两个目的：一是追踪逃亡的惠帝，二是耀兵异域。
郑和下西洋途中，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亚丁），进行过珍宝交易。在旧港因其酋长陈祖义想进犯船队，被生擒带回朝“戮于都市”。在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诱郑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船队，被郑和识破诡计，率两千余人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在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也发兵袭击船队，郑和力战败敌，追至喃渤利，将苏擒获。
郑和下西洋不仅“耀兵异域”，同时也是执行明成祖时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一方面刺激了当时国内商品生产的增长，如丝织业、陶瓷业等；另一方面也使亚非各地的药材、香料、西洋布等传到中国。
跟随郑和一同出使的马欢、费信、巩珍等人，根据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别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等书，为后人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并不是“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也不是充当什么“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
奇怪的类比
孙参
为了证明“16、17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河殇》的作者们搞了两项别出心裁的类比：第一，“当王阳明在那里静坐格竹子的时候，达·芬奇一面解剖尸体一面画着蒙娜丽莎，麦哲伦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也在准备发表《天体运行论》”；第二，“当顾炎武醉心于订正古字音的时候，伽俐略发明了望远镜，哈维出版了论血液循环的巨著，而牛顿创立了微积分”。结论是：“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
离奇之一，是硬把不可类比的人和事拉到了一起。王阳明是哲学家，顾炎武是思想家，他们的本职工作，属于当今所谓社会科学的范畴，怎么能强人所难，将其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医学家、航海家相比呢？事实上，就在当时，李时珍正完成他190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徐光启正翻译《几何原本》，编著《农政全书》，宋应星正撰写古代科学技术名著《天工开物》，徐霞客正在进行科学考察……这些人的成就不应该避而不提吧？
离奇之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顾炎武为例，少年时即参加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又投身家乡人民抗清起义。他学问之博，成果之丰，可谓名噪一时，在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贡献。试问，对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怎么能够以他曾经做过“订正古字音”的事，就拉出来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罪责陪绑呢？
岂能把电影情节当作历史事实
巩华
根据历史事件创作的电影并不等于历史事件本身。可是《河殇》在谈到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时，引用的却是电影中的情节而不是史实。请看：“甲午海战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
1894年9月17日上午黄海海面一战，是海军提督丁汝昌指挥的。不幸他一开始便身受重伤，只得由管带刘步蟾指挥。刘指挥定远号猛冲，击毁一艘敌舰，又击中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乘坐的军舰。靖远舰管带叶祖珪见定远舰桅楼折断，便主动代旗舰升旗指挥。因此，这次海战不是“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
“海权导致民主革命”质疑
黄少明
《河殇》第六集说：“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
如果这些论断能够成立，民主革命就应该首先从15、16世纪航海业最发达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欧洲是比较晚的。
严复何曾与伊藤博文同学郭学棣
《河殇》第六集说，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严复“最终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这段话有两大错。
据史料载，伊藤博文1863年曾到英国学习过海军技术，历时仅半年。当时严复只有9岁。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伊藤出任兵库县知事，1877年因在平息西乡隆盛发动的鹿儿岛叛乱中立功，被授予旭日大绶章，1878年被委任为内务卿。而严复是1877年至1879年在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的。怎么可能与伊藤博文同学？
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海军大学学习过海军建设的是东乡平八郎。此人后来担任日本“浪速”号舰长，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很卖力气，以后一直升任到日本海军大将、元帅。若说严复与东乡是“同学”，可能多少还沾点边儿（东乡是1871年赴英国的，比严复早6年）。
严复1879年从英国学习海军回来后，执教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近20年，一直鼓吹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0多年间，严复致力于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其“最终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而早在1906年，伊藤博文已在我国东北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刺杀。
历史上的人民日报(1946-2003)
陕北毒枭将军对河殇批判
鸦片也是西方传入的，
请问王将军有没有抵制啊？
陕北南泥湾烟土合作社应该垄断经营你祖宗的五石散，这才是中华特色。
王震将军谈《河殇》
我们有困难。靠你那个无止境的忧患，靠你那个“蔚蓝色”的恩赐，能够渡过难关？我不相信。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河殇》说得一钱不值的黄面孔中国人民，靠共产党，靠社会主义，靠在这块黄土地上的辛勤劳动。
《河殇》在电视台连播两次，几家报纸发表解说词，又印小本子发行，报刊上发文章，说好得多。我接触的同志，老干部不高兴，老工人不高兴，经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年同志不高兴，有些青年同志也不高兴。但是只在下面讲，谈得来的同志一起议论，不愿写文章，不愿在会上讲，怕打棍子。
作者说，这是政论片。有图像，有音乐，又发议论，影响大，语言也流畅。至于艺术技巧，有人说好得不得了，有人说图解概念，像大字报。就政论来说，的确提出了大问题，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现实政治的大问题。
这样的大问题，总不能只准一种意见讲，不准别的意见讲。文艺作品怎么样，有人不主张领导干部发言。作为普通观众、普通读者，一个老兵，一个共产党员，谈点个人意见，该允许吧。
我看《河殇》，感觉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候一样。
讲四条意见。
一，先讲历史观。
《河殇》讲历史，就讲文化，把什么都归结为文化，用文化代替历史、解释历史。中国为什么落后？它说因为黄土、黄水，“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黄色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正的民主意识”，很难有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
我看，这是文化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
二，再讲中国历史。
对于中国古代史，《河殇》一半赞扬、一半挖苦。至于鸦片战争以后，就全部否定：“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几十年来贫穷落后”。
被动挨打，谁的错?为什么没有一个字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反倒嘲笑林则徐?太平天国、三元里、义和团，甚至孙中山，提都不提一句，好像中国人民一点斗争都没有。“五四”以来我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被一笔勾销。
所谓“几十年来贫穷落后”，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是嘲笑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具体说，一个大跃进，一个文化大革命，一个三门峡——黄河水倒灌八百里秦川。
老实说，共产党错误不止这三件。你可以开一份大清单。但是共产党难道没有做过好事?到底好事多还是坏事多?从建党，打日本，打蒋介石，打美国人，后来中印边界战争、对越自卫反击，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死了多少?流了多少血?社会主义建设，最艰苦的地方，都有共产党。为了民族独立、祖国富强，几代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艰苦探索，做出了贡献。但是共产党牺牲最大、成绩最大。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站起来了。
一位海外人士说，台湾振兴，靠十大工程，大陆的大工程，几百个、几千个也不止。台湾也是黄面孔嘛。就说治理黄河吧，国民党统治大陆做了什么贡献?我和电视部的同志说，请他们拍一下刘家峡、青铜峡、龙羊峡。我们治理黄河，不止这三件。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变害为利，在黄土、黄水上创造奇迹。
4000万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人。现在党内问题不少，人民有意见。我们欢迎批评。确实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搞掉共产党，用别的党代替共产党，我看人民不会答应。
第三，关于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等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开创改革开放大业，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个决心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
《河殇》怎么谈改革开放呢?
它说，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人的专制让位给一批人的共同执政”，“跨入历史新纪元”。马克思“设想”一个“轮廓”，十月革命“似乎”宣告未来社会出现。这里特别写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普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失败。他向列宁的挑战，“没有被历史所淹没”。接着，上面那个“历史新纪元”就到了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到了我们党的十三大。这无非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的继续，而是克伦威尔事业的继续，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
《河殇》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是“衰朽的社会机制”发出的警告，“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这么说，美国那个森林大火烧得很厉害，也有飞机失事，吸毒、走私、抢劫、卖淫、艾滋病成为社会问题，是不是也是“衰朽的社会机制”的警告，“社会结构”必须更新呢?
它用“黄色文明”、内陆文明比喻中国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文明)，用蔚蓝色、海洋文明比喻资本主义文明。结论是：“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十三大“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十四个沿海城市必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十三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的改革开政策，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广采各国之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用资本主义文明那个“蔚蓝色”来概括十三大，描述十三大改革开放政策的性质和方向，完全不符合事实，也不能表明拥护十三大。
四，中国人民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在《河殇》里，中国历史一团糟，中国文化一团糟，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着黄土，吃黄米，喝黄水，住黄土的窑洞，这样地理环境里的人种，黄种人，什么都不是。也产生过几个杰出人物，最终都没有出息。因此，“黄种人的文明”衰落了，“亚西亚的太阳陨落了”。它就这样糟蹋伟大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说了一大堆资本主义怎么好，但是又搬出“西方学者”，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从谈起，资本主义无法从中国产生，你就是人均1000美元，小康水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总之，“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靠中国自己，靠中国这块土地，靠黄面孔中国人，一点出路也没有，只有无止境的忧患。
这表现了对我们党、对十三大的不信任，以至于连中国这块土地，连中华民族，也一概不值得相信，完全寄希望于那个“蔚蓝色”。这还有什么民族自尊心、自豪感?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是不要社会主义，也不要中国特色，连中国也不要了。
我们有困难。靠你那个无止境的忧患，靠你那个“蔚蓝色”的恩赐，能够渡过难关?我不相信。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河殇》说得一钱不值的黄面孔中国人民，靠共产党，靠社会主义，靠在这块黄土地上的辛勤劳动。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不相信人民，注定一事无成。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依靠人民，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一代一代奋斗。无论是取得胜利或是遇到曲折，此志不移，此心不改!
我要念一段邓小平同志十二大开幕词里的话：“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到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我看，这是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最精粹、最完整的表述。有些人说拥护邓小平，但是不是全面接受这段话，只剩下满口“改革开放”，那是骗子，要警惕。
《河殇》在今天出现，那么多人喝彩，不赞成的人不敢公开讲话，很值得注意。
这个老军棍不光种毒鸦片，
麻醉同胞肉体
连写的文章都带毒，
愚弄国民灵魂。
鸦片也是西方传入的，
请问王将军有没有抵制啊？
陕北南泥湾烟土合作社应该垄断经营你祖宗的五石散，这才是中华特色。
王震将军谈《河殇》
我们有困难。靠你那个无止境的忧患，靠你那个“蔚蓝色”的恩赐，能够渡过难关？我不相信。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河殇》说得一钱不值的黄面孔中国人民，靠共产党，靠社会主义，靠在这块黄土地上的辛勤劳动。
《河殇》在电视台连播两次，几家报纸发表解说词，又印小本子发行，报刊上发文章，说好得多。我接触的同志，老干部不高兴，老工人不高兴，经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年同志不高兴，有些青年同志也不高兴。但是只在下面讲，谈得来的同志一起议论，不愿写文章，不愿在会上讲，怕打棍子。
作者说，这是政论片。有图像，有音乐，又发议论，影响大，语言也流畅。至于艺术技巧，有人说好得不得了，有人说图解概念，像大字报。就政论来说，的确提出了大问题，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现实政治的大问题。
这样的大问题，总不能只准一种意见讲，不准别的意见讲。文艺作品怎么样，有人不主张领导干部发言。作为普通观众、普通读者，一个老兵，一个共产党员，谈点个人意见，该允许吧。
我看《河殇》，感觉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候一样。
讲四条意见。
一，先讲历史观。
《河殇》讲历史，就讲文化，把什么都归结为文化，用文化代替历史、解释历史。中国为什么落后？它说因为黄土、黄水，“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黄色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正的民主意识”，很难有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
我看，这是文化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
二，再讲中国历史。
对于中国古代史，《河殇》一半赞扬、一半挖苦。至于鸦片战争以后，就全部否定：“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几十年来贫穷落后”。
被动挨打，谁的错?为什么没有一个字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反倒嘲笑林则徐?太平天国、三元里、义和团，甚至孙中山，提都不提一句，好像中国人民一点斗争都没有。“五四”以来我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被一笔勾销。
所谓“几十年来贫穷落后”，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是嘲笑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具体说，一个大跃进，一个文化大革命，一个三门峡——黄河水倒灌八百里秦川。
老实说，共产党错误不止这三件。你可以开一份大清单。但是共产党难道没有做过好事?到底好事多还是坏事多?从建党，打日本，打蒋介石，打美国人，后来中印边界战争、对越自卫反击，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死了多少?流了多少血?社会主义建设，最艰苦的地方，都有共产党。为了民族独立、祖国富强，几代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艰苦探索，做出了贡献。但是共产党牺牲最大、成绩最大。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站起来了。
一位海外人士说，台湾振兴，靠十大工程，大陆的大工程，几百个、几千个也不止。台湾也是黄面孔嘛。就说治理黄河吧，国民党统治大陆做了什么贡献?我和电视部的同志说，请他们拍一下刘家峡、青铜峡、龙羊峡。我们治理黄河，不止这三件。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变害为利，在黄土、黄水上创造奇迹。
4000万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人。现在党内问题不少，人民有意见。我们欢迎批评。确实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搞掉共产党，用别的党代替共产党，我看人民不会答应。
第三，关于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等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开创改革开放大业，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个决心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
《河殇》怎么谈改革开放呢?
它说，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人的专制让位给一批人的共同执政”，“跨入历史新纪元”。马克思“设想”一个“轮廓”，十月革命“似乎”宣告未来社会出现。这里特别写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普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失败。他向列宁的挑战，“没有被历史所淹没”。接着，上面那个“历史新纪元”就到了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到了我们党的十三大。这无非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的继续，而是克伦威尔事业的继续，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
《河殇》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是“衰朽的社会机制”发出的警告，“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这么说，美国那个森林大火烧得很厉害，也有飞机失事，吸毒、走私、抢劫、卖淫、艾滋病成为社会问题，是不是也是“衰朽的社会机制”的警告，“社会结构”必须更新呢?
它用“黄色文明”、内陆文明比喻中国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文明)，用蔚蓝色、海洋文明比喻资本主义文明。结论是：“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十三大“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十四个沿海城市必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十三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的改革开政策，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广采各国之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用资本主义文明那个“蔚蓝色”来概括十三大，描述十三大改革开放政策的性质和方向，完全不符合事实，也不能表明拥护十三大。
四，中国人民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在《河殇》里，中国历史一团糟，中国文化一团糟，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着黄土，吃黄米，喝黄水，住黄土的窑洞，这样地理环境里的人种，黄种人，什么都不是。也产生过几个杰出人物，最终都没有出息。因此，“黄种人的文明”衰落了，“亚西亚的太阳陨落了”。它就这样糟蹋伟大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说了一大堆资本主义怎么好，但是又搬出“西方学者”，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从谈起，资本主义无法从中国产生，你就是人均1000美元，小康水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总之，“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靠中国自己，靠中国这块土地，靠黄面孔中国人，一点出路也没有，只有无止境的忧患。
这表现了对我们党、对十三大的不信任，以至于连中国这块土地，连中华民族，也一概不值得相信，完全寄希望于那个“蔚蓝色”。这还有什么民族自尊心、自豪感?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是不要社会主义，也不要中国特色，连中国也不要了。
我们有困难。靠你那个无止境的忧患，靠你那个“蔚蓝色”的恩赐，能够渡过难关?我不相信。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河殇》说得一钱不值的黄面孔中国人民，靠共产党，靠社会主义，靠在这块黄土地上的辛勤劳动。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不相信人民，注定一事无成。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依靠人民，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一代一代奋斗。无论是取得胜利或是遇到曲折，此志不移，此心不改!
我要念一段邓小平同志十二大开幕词里的话：“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到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我看，这是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最精粹、最完整的表述。有些人说拥护邓小平，但是不是全面接受这段话，只剩下满口“改革开放”，那是骗子，要警惕。
《河殇》在今天出现，那么多人喝彩，不赞成的人不敢公开讲话，很值得注意。
这个老军棍不光种毒鸦片，
麻醉同胞肉体
连写的文章都带毒，
愚弄国民灵魂。
名噪一时 《河殇》撰稿人苏晓康今何在？
八十年代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曾以电视片《河殇》蜚声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点通缉的流亡者。2009年香港《开放》杂志编辑金钟对苏晓康先生进行了专访，在其撰写的《告别中国二十年》中详细记录了苏晓康在访问中回顾八九年经历的文学与政治的冲突、逃亡的经过和来到西方后的不幸遭遇。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坦诚的内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来。是追求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份真实记录。全文如下。
一、《河殇》事件与赵紫阳
问：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很高兴有机会访问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个七名知识份子的通缉名单：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缉作家，究竟你是凭甚么“晋升”到这个名单之中？
苏晓康：这个名单是当时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几位出席会议。这是继通缉方励之夫妇、二十一名学生、三名工人之后的一份秘密通缉名单，发到县级公安、机场、码头等地。我是王震点名而上名单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让他的大秘书唐玉向人民日报老总谭文瑞传达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其中有一句“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谭即以内参发政治局。广电部找我和夏骏传达王震的批评。我听后马上调查《河殇》剧组，是否有人父亲被镇压？一个也没有。后来，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赵紫阳。赵父是否被杀？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产党手里。
问：最近公布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有提到赵与《河殇》。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会上，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赵没有理会。李先念说“鲍彤是支持《河殇》的无赖”。赵说“王震没说的比说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鲍彤实际上在说我，暗示我支持《河殇》。”赵和鲍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殇》？
苏晓康：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一个新细节。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王震骂《河殇》是受秘书唐玉的挑拨，赵在中央全会上打断王震发言，说今天不讨论《河殇》，王震的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当众扫了王震的面子，王震恨赵。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殇》时，四个中央领导赵紫阳、李鹏、杨尚昆、李先念来调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馈是：赵说“干吗骂老祖宗呢？”杨尚昆大加赞赏，说“全体干部、战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鹏、李先念没有回音。赵的态度是不欣赏《河殇》，鲍彤的态度，我不知道。但从和《新观察》戈扬的接触中可以感到他们是保护我和《河殇》的。（但）正如赵紫阳录音所说，说他和鲍彤下令制作，发到全国，“完全是虚构”。从赵紫阳与宗凤鸣谈话中也可以看到，赵要撇清和《河殇》的关系，他不同意批判传统。这甚至使我吃惊。
问：你怎么知道鲍彤是保护你的？
苏晓康：戈扬（新观察主编）告诉我一事。在《河殇》之后，我写了《乌托邦祭》，是关于庐山会议的，二十五万字。江西出版后不准发行，全部封存，打成纸浆。戈扬知道后，要我给她一个十万字的书稿，在《新观察》上一次发表。我给了，戈扬在发排前一分钟，给鲍彤打电话，鲍说，《河殇》已使他们焦头烂额了，还要发《乌托邦祭》，我们就保护不了他了。还有一件事，赵紫阳在当众抵挡王震后，见新加坡李光耀时，送了一套《河殇》给他。赵说，“听说你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电视片批判传统，送给你看看。”此事上了“动态清样”，给政治局委员看的，大新闻单位有，我看到了这一段。传说是赵对王震的反驳。
问：《河殇》引起巨大轰动，又被政治化，当时我们在香港也很关注，缘由何在？
苏晓康：说说由来，可以看到没有政治背景。事情和当时的“河流片热”有关。《话说长江》一片收视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赚。那时日本NHK要买黄河的拍摄权，出一百万美金，没人敢拍板，最后由邓朴方拍板，卖了。但由中央台与NHK合作，从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电视片的灵魂人物是剧作者，解说词很重要。中央台的黄河片由负责纪录片的副台长陈汉元负责，他认为拍得失败，没有竞争力。后期制作下游解说词由我写，我建议从文化角度切入，导演害怕太敏感。在我们争论时，年轻的夏骏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陈同意让我出六集的方案，于是我编剧，夏骏导演的《河殇》就这样出笼了，放在五十集《黄河》之后推出。可见《河殇》制作，纯为票房，与赵紫阳完全无关。
问：那么，《河殇》究竟有甚么敏感之处？苏晓康：我的构思是，要找到黄河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黄河和长江并列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是她更具中国文化的性格，虽滋润中国几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滥成灾。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龙”、“母亲变成暴君”，犹如“东方专制主义”。这些意念要从黄河的具象中提炼出来，而又要和改革形势相配合，提出黄河走向大海……片子出来，各省电视台都转播，总共有上亿的观众，反应热烈。各大报都登了《河殇》解说词。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层权力斗争挂上了?恰Ｖ鞴芤馐缎翁?的胡启立由《河殇》事件发出指示：“中央以后不评定一部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由文艺和评论部门自己去讨论。”
问：我当年读过《河殇》剧本后，感觉这是一部“政论片”，论述气势磅礴，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对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向往，引起麻烦，势在难免。
苏晓康：争议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帮拿来攻击赵紫阳支持自由化，那是没有根据的罗织罪名。赵回忆录指《河殇》成为倒赵运动的借口。因此《河殇》事件是一个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艺批判来打倒政敌的做法没有区别。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和政界也没关系，不说赵紫阳，连鲍彤、陈一咨都没有见过。
（2007年苏晓康和太太在巴黎凡尔赛宫留影。1993年发生车祸以来，苏晓康对太太的康复竭尽心力 ）
二、介入学潮与逃亡经过
问：我们转到第二部份，你怎样介入学潮？
苏晓康：我介入八九学运，可以说是有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代表性。胡耀邦去世那天（四月十五日），我正在包柏漪官邸的一个派对上。见到刘心武，他对我说：“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怔了一下，预感有大事发生。出来晚上车子还特地在天安门绕了一圈，没事。可第二天，学生们闹起来了。我决定不介入。十九日晚，有北大青年教师来敲门，说新华门打死了学生，你们知识界为何还不站出来？说学生们都是看你们的书受启蒙才起来的。我深感内疚。觉得知识份子应该站出来，第二天包遵信发起声明，我签了名。当时我在搞《河殇》续集，这事儿是金观涛八九年春节在北京约我吃饭而起，说一定要拍。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叫我去，决定搞第二部。一天刘小燕来电话，说郑义、赵瑜搞天安门游行，要我一定来。太太不要我去，我去了。见一大车人，都没街头运动经验，正好那位台湾人黄顺兴来了，教我们做肩带，我披上“河殇作者苏晓康”的带子，就上阵了，还有刘再复、严家其等。
问：记得你上过广场，对学生讲话。
苏晓康：是。五月十三日，戴晴邀我去光明日报座谈会，十三人，有李泽厚、温元凯、严家祺、李洪林等。会议主持说奉阎明复统战部部长指示请各位来。原来是阎明复和戴晴商量要请我们这批温和派出面调停学运。那天也请了学生领袖王超华来，她哭着说，“请诸位老师说服学生，广场已失控了。”我很感动。大家同意发一个声明，由我当场写就，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接着我们这一群在夜色中，去到广场，一排地站在那里，我看到有人发抖，有人语无伦次，只有温元凯讲得好。我也讲了，拍学生马屁，说他们教我们搞民主，也劝他们不能傻，占着广场不走。完了又回统战部，阎明复、李铁映接见。坐阎明复的车，和戴晴一道回家，记得戴晴在车上和我说过一句话：“如果劝不了学生，咱俩都得蹲监狱。”
八九学运期间苏晓康（中）与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学生
问：五月十三日，可是学运一个大日子：在广场绝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运动滑向六四。绝食首先冲击了戈尔巴乔夫十五日的来访。十九日中共宣布戒严。这几天，你在哪里？
苏晓康：十三号的广场之行，我感到这场狂热运动已经不可能控制了，心里凉了半截。我躲起来写《河殇》续集，做二千分钟前期拍摄资料的后期合成。剧组在翠微路的炮兵司令部内。我当时的职称是“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剧组的后勤由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负责。我在剧组一直搞到五二○戒严。那天凌晨，我和夏骏上街，哗，人山人海。那晚的党政军戒严大会，就在炮兵司令部隔壁的总后大院礼堂召开。广播在播李鹏恶狠狠的讲话。我对夏骏说，我要走了。他送我到地铁口，我嘱他好好保存那二千分钟资料。我进入地铁，从此在中国消失了。
问：那是五月二十一日。（苏：对）离六四还有十多天，你那样早就开始了逃亡？
苏晓康：没错。我比他们都走得早。为甚么？这里有原因。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到香港，一百天，这是我的空白。不能说。我先说说前因：一九八八年公安部内部就有一份知识界十种人的名单，第一种是方励之，我是第六种，叫“以苏晓康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其他还有王军涛、陈子明一种，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一种。我看到这份文件，简直嵴梁冒汗。我相信只要有风波，就会照单抓人。四月中，我去上海领奖曾躲了一星期，后赵回国，世银讲话，以为学潮平息了。“四二七”大游行，我回到北京。方励之那样谨慎，我估计他也知道这名单，他去山西躲过一阵子。
问：你逃亡一百天，有没有可以透露一点的故事？毕竟过了二十年。
苏晓康：我也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得到过许多无名的好人帮助。在外面的人可以露面，但大陆人不能。帮我的人，有的从来不认识，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有一位陪我时间最长的人，他身份证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当然可能是假的，给我亲切感。他曾是一个师的侦察科长。这一百天，让我知道中国没有神话，帮我们的，都是人，但不是普通老百姓。我会永远感谢他们，无论他们是甚么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很强大，没有这股势力，我们一个也逃不出来！
问：谢谢。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过去二十年，你今天对八九民运性质的看法如何？
苏晓康：八九年运动，学生，知识份子，高层权力斗争，历史传统……想了很多，说法也不少。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背景被人忘掉了。那就是接班人争夺战。这不是一般争权夺利问题，而是共产党传统与家天下之争。列宁主义这个正统使毛不敢直接指定江青接班，邓小平也要挑红军时代的胡耀邦和抗日时代的赵紫阳接班，主持改革大政，但中国封建传统太深，落在一帮老人身上，如李先念、王震、陈云、邓颖超，他们就是要子女接班。八十年代，他们把李鹏捧上台，已是先兆。六四又是一个机会，要把赵紫阳搞下去。邓用胡赵，老人帮一直抵制，这就是赵录音中强调的“反自由化老人劲头很大”，李鹏六四的劲头也来源于此。
问：但六四决策不是邓在把舵吗？
苏晓康：是邓在决策。但李鹏的作用大，因为他知道只有挑拨邓赵关系才能得手，便假报军情，说“学生要推翻共产党”。迫使老邓发“四二六”社论，没耐心让赵平息学潮，学生又不撤出广场，邓最终放弃赵紫阳而求助于八老支持，下令开枪。这是邓最大的失败。但邓又有不甘，看到江太子上台，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作为补偿。但邓一死，江又照样隔代指定习近平太子接棒。所以六四以来，显示中共毛邓的个人魅力型、强人统治，还是输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式的法理型统治，今天的中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理性冰冷，完全不讲个人魅力。
问：六四民运的失败，有人说是知识份子没有尽到责任，教训究竟在哪里？
苏晓康：知识份子可以做社会的启蒙者，但他们绝无操纵街头运动的任何能力，当时，我们只能做“调停”的角色，但你们看到，调停也是失败的。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是零。民间社会也没有发育成长，大家都有一种无力感，而担心赵下台导致“大局崩坏”改革倒退，民众牺牲。因此，知识份子看似恐惧，其实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指责知识份子没有勇气，是很幼稚的看法。在广场方面，学生领袖缺乏政治智慧，邹谠教授说，“恐惧造成的激烈，不顾后果，是反对全能主义体制的过度反应。”“那种毫不在乎战略和政治考虑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只会更大地损害运动的目标。”
问：战略考虑││是甚么？
苏晓康：邹谠教授的看法是“双方长期处于僵持状态，谁也吃不了谁的状态。然后，经过反覆讨价还价，达成战略性妥协。”当时，这种思路就是要保住改革形势，不让家天下得逞。一句话，不能导致赵紫阳下台。但很多人不这样想，把上层的斗争看成权力斗争。你斗你的，我干我的。在赵亲赴广场讲话中，几乎是哀求学生撤离广场，说情况是复杂的，来日方长，问题的解决要一步步来……已经道明了这种战略。但反应还是对牛弹琴，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无动于衷。而共产党已经磨刀霍霍，要一举全胜，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二十年，他们用经济起飞来挽回以残暴的武力镇压所造成的道义丧失，付出的代价则是支付中国所有的资源和全民族的未来。八九年那七个星期，走完了动员、激进化、两极化、流血冲突，回到高压社会，改革派失败的急骤过程，酿成了这个你们叫做“权贵资本主义”的苦果。
1992年7月金钟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和苏晓康（左）摄于校园
三、定居西方，从车祸中苏醒
问：让我们再回到你的故事上来。你到香港，我们有所听闻，十分保密吧？
苏晓康：在香港躲了两个星期，和孔捷生、远志明及那位侦察科长住在跑马地一个高层单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厦，他擅自跑来找我们，被朱牧师发现，便将我一人转移到一位女记者家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把我交给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员送我上机场，用假护照，走后门，登机飞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间，规定不见记者，不露面，为了安全。但有两次例外，支联会张文光安排一位美联社记者汤姆Tom，要在电话上和我说两句话，因为在大陆认识他，我答应了。汤姆借此发了新闻，说已证实苏晓康逃出大陆。为此，张文光据说“犯了错误”。另一次在法国副总领事家的那晚，和领事两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阵。后来到巴黎，和联合报记者薛晓光谈起，才知道那女士就是中时记者江素惠，可见台湾两报挖新闻，争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国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专上学联负责人见过一次，为他们支援我们同行的十万元偷渡费签字。
问：《河殇》案涉及到赵紫阳，非同小可，受迫害牵连的亲友多不多？那位夏骏呢？
苏晓康：《河殇》撰稿人还有王鲁湘、谢选骏、张钢、远志明等，张钢本没写甚么，挂了名，害了他，逃到台湾；谢选骏去了美国；远志明后来成了传教士；王鲁湘现在是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跟我合作较多的年轻人夏骏，先是停了导演职务，后离开CCTV，不知所终。他没有监牢之灾。我的家人，父亲没事，母亲受了很大惊吓，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过我。她是光明日报老记者，那时，六十五岁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脑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医院工作，上下对她很客气。也找她谈过话，她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抄过家，拿走了一些东西。
问：记得二○○三年你回北京奔丧一次？
苏晓康：父亲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转移。我弟要我回去见父一面，我向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等候、拖延好久，回说要父亲申请。于是我弟填好申请，让父亲签字。不幸签完几天后，父亲走了。我才获准回国奔丧，有三个条件：一、不见记者；二、不发表言论；三、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无权拒绝。和太太回北京。遗体告别在八宝山，因父亲同僚都来，不能见我，让我一人在外面，不参加仪式。那种荒唐的感觉，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让我独自进去和父亲告别。原来想跪下去三叩头，但在那种受辱的氛围下，心情不允许。向父亲行了三鞠躬。原说可以活三个月，终于没让我见到他。丧礼后，本想多留些时间，给傅莉看医生，却不获批准，要我按时离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国。这样，父母先后都走了，我在中国没有家了，再没有甚么牵挂。
问：“祖国”的观念还存在吗？
苏晓康：流亡当初，还有幻觉，以为不久会回去。九三年发生车祸后，就断了回家的念头。二○○一年我入籍美国，未来将在海外落叶归根。余英时先生说得好：“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在哪里。”二十年，看淡了。祖国的观念，我是没有了。祖国已被糟踏得一塌煳涂。
问：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干吧？他对你的影响怎样？父子间的互动如何？
苏晓康：父亲苏沛，早先是浙江日报编辑，一九六○年调红旗杂志，陈伯达手下，文革下五七干校，七五年起跟邓力群，文革后到了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观念上是左的，对我在报告文学上的成功还是相当高兴、自豪，但我不断惹麻烦之后，他担心了。劝我不要太天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对于《河殇》的事，他相信与赵紫阳有关，要我不要和赵紫阳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层斗争的残酷与隐秘。似乎他对国家的问题也很清楚，表露“说也没用”的情绪。对于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亲不同，说“回来干甚么！”他坚决反对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亲没甚么交集，他在那个圈子里几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动声色。一肚子学问，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干校给我们的信，真是一种享受。他一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心里面很看不上胡乔木那些大秀才。
问：晓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国的八十年代，创作了那么多出名的作品，会不会感到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苏晓康：八九年我四十岁，正是创作的高峰时期。八十年代那确是我难忘的十年。在西方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点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场严重车祸。在那之前，我的状况可以说是“飘飘然”。初到巴黎、美国，到处演讲、开会，到处是鲜花、掌声。那吾尔开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没有失落感，不觉得完了。刘宾雁当时估计五年中共垮台，被人骂盲目乐观，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看的。和大陆逃亡时在一间屋子里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们受到的欢迎，只是令人陶醉，心里乱糟糟地，当然写不了东西。没想到我在大陆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湾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国学社简直成了一个“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陆歌，大家都废了武功，无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来，见到我那种浮躁的生活，非常愤怒。她要我去读书，多家名牌大学都会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场车祸彻底打碎了我的“飘飘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现实中来，考虑个人家庭的前途，面对严酷的命运。
问：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
苏晓康：车祸后，傅莉瘫痪，我虽早复原，五年中处于昏沉沉的状态，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种状况，让我一年后才哭得出来。医院当时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没有告诉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来后，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杀，一个信念战胜了我：要尽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谢余英时先生的慈悲心肠，让我在普大多待了几年，为太太的医疗方便。经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傅莉终于恢复了大部分生活能力。这过程也是自我治疗的过程。经过好几年的耽误，我开始给台湾两大报写专栏，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写作的快乐中克服内心的忧郁症。懂得了许多车祸前不懂的事。我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咬紧牙活下来。
我是六四的幸存者，又是六四后一场灾难的幸存者，每想到那些为了我们而付出沉重代价的朋友和不相识的人们，为六四而至今恶梦连连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有香港人、大陆人、美国人、有的已经长眠，有的还在默默地做抗拒遗忘的工作。
苏晓康主要作品
（作品名、出版时间、类别）
1、东方佛雕 1983-10 报告文学
（198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2、洪荒启示录 1986-2 报告文学
3、阴阳大裂变 1986-5 报告文学
（1985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4、自由备忘录 1987-9 报告文学
5、神圣忧思录 1987-9 报告文学
6、最后的古都 1987-6 报告文学
7、河殇 1988-7 CCTV电视片
8、乌托邦祭 1988-8 长篇纪实
苏晓康是中国八十年代纪实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81年，任中央台驻河南记者，1985年任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央视记者。作品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具广泛的影响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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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曾以电视片《河殇》蜚声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点通缉的流亡者。2009年香港《开放》杂志编辑金钟对苏晓康先生进行了专访，在其撰写的《告别中国二十年》中详细记录了苏晓康在访问中回顾八九年经历的文学与政治的冲突、逃亡的经过和来到西方后的不幸遭遇。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坦诚的内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来。是追求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份真实记录。全文如下。
一、《河殇》事件与赵紫阳
问：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很高兴有机会访问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个七名知识份子的通缉名单：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缉作家，究竟你是凭甚么“晋升”到这个名单之中？
苏晓康：这个名单是当时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几位出席会议。这是继通缉方励之夫妇、二十一名学生、三名工人之后的一份秘密通缉名单，发到县级公安、机场、码头等地。我是王震点名而上名单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让他的大秘书唐玉向人民日报老总谭文瑞传达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其中有一句“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谭即以内参发政治局。广电部找我和夏骏传达王震的批评。我听后马上调查《河殇》剧组，是否有人父亲被镇压？一个也没有。后来，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赵紫阳。赵父是否被杀？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产党手里。
问：最近公布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有提到赵与《河殇》。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会上，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赵没有理会。李先念说“鲍彤是支持《河殇》的无赖”。赵说“王震没说的比说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鲍彤实际上在说我，暗示我支持《河殇》。”赵和鲍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殇》？
苏晓康：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一个新细节。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王震骂《河殇》是受秘书唐玉的挑拨，赵在中央全会上打断王震发言，说今天不讨论《河殇》，王震的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当众扫了王震的面子，王震恨赵。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殇》时，四个中央领导赵紫阳、李鹏、杨尚昆、李先念来调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馈是：赵说“干吗骂老祖宗呢？”杨尚昆大加赞赏，说“全体干部、战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鹏、李先念没有回音。赵的态度是不欣赏《河殇》，鲍彤的态度，我不知道。但从和《新观察》戈扬的接触中可以感到他们是保护我和《河殇》的。（但）正如赵紫阳录音所说，说他和鲍彤下令制作，发到全国，“完全是虚构”。从赵紫阳与宗凤鸣谈话中也可以看到，赵要撇清和《河殇》的关系，他不同意批判传统。这甚至使我吃惊。
问：你怎么知道鲍彤是保护你的？
苏晓康：戈扬（新观察主编）告诉我一事。在《河殇》之后，我写了《乌托邦祭》，是关于庐山会议的，二十五万字。江西出版后不准发行，全部封存，打成纸浆。戈扬知道后，要我给她一个十万字的书稿，在《新观察》上一次发表。我给了，戈扬在发排前一分钟，给鲍彤打电话，鲍说，《河殇》已使他们焦头烂额了，还要发《乌托邦祭》，我们就保护不了他了。还有一件事，赵紫阳在当众抵挡王震后，见新加坡李光耀时，送了一套《河殇》给他。赵说，“听说你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电视片批判传统，送给你看看。”此事上了“动态清样”，给政治局委员看的，大新闻单位有，我看到了这一段。传说是赵对王震的反驳。
问：《河殇》引起巨大轰动，又被政治化，当时我们在香港也很关注，缘由何在？
苏晓康：说说由来，可以看到没有政治背景。事情和当时的“河流片热”有关。《话说长江》一片收视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赚。那时日本NHK要买黄河的拍摄权，出一百万美金，没人敢拍板，最后由邓朴方拍板，卖了。但由中央台与NHK合作，从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电视片的灵魂人物是剧作者，解说词很重要。中央台的黄河片由负责纪录片的副台长陈汉元负责，他认为拍得失败，没有竞争力。后期制作下游解说词由我写，我建议从文化角度切入，导演害怕太敏感。在我们争论时，年轻的夏骏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陈同意让我出六集的方案，于是我编剧，夏骏导演的《河殇》就这样出笼了，放在五十集《黄河》之后推出。可见《河殇》制作，纯为票房，与赵紫阳完全无关。
问：那么，《河殇》究竟有甚么敏感之处？苏晓康：我的构思是，要找到黄河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黄河和长江并列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是她更具中国文化的性格，虽滋润中国几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滥成灾。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龙”、“母亲变成暴君”，犹如“东方专制主义”。这些意念要从黄河的具象中提炼出来，而又要和改革形势相配合，提出黄河走向大海……片子出来，各省电视台都转播，总共有上亿的观众，反应热烈。各大报都登了《河殇》解说词。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层权力斗争挂上了?恰Ｖ鞴芤馐缎翁?的胡启立由《河殇》事件发出指示：“中央以后不评定一部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由文艺和评论部门自己去讨论。”
问：我当年读过《河殇》剧本后，感觉这是一部“政论片”，论述气势磅礴，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对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向往，引起麻烦，势在难免。
苏晓康：争议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帮拿来攻击赵紫阳支持自由化，那是没有根据的罗织罪名。赵回忆录指《河殇》成为倒赵运动的借口。因此《河殇》事件是一个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艺批判来打倒政敌的做法没有区别。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和政界也没关系，不说赵紫阳，连鲍彤、陈一咨都没有见过。
（2007年苏晓康和太太在巴黎凡尔赛宫留影。1993年发生车祸以来，苏晓康对太太的康复竭尽心力 ）
二、介入学潮与逃亡经过
问：我们转到第二部份，你怎样介入学潮？
苏晓康：我介入八九学运，可以说是有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代表性。胡耀邦去世那天（四月十五日），我正在包柏漪官邸的一个派对上。见到刘心武，他对我说：“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怔了一下，预感有大事发生。出来晚上车子还特地在天安门绕了一圈，没事。可第二天，学生们闹起来了。我决定不介入。十九日晚，有北大青年教师来敲门，说新华门打死了学生，你们知识界为何还不站出来？说学生们都是看你们的书受启蒙才起来的。我深感内疚。觉得知识份子应该站出来，第二天包遵信发起声明，我签了名。当时我在搞《河殇》续集，这事儿是金观涛八九年春节在北京约我吃饭而起，说一定要拍。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叫我去，决定搞第二部。一天刘小燕来电话，说郑义、赵瑜搞天安门游行，要我一定来。太太不要我去，我去了。见一大车人，都没街头运动经验，正好那位台湾人黄顺兴来了，教我们做肩带，我披上“河殇作者苏晓康”的带子，就上阵了，还有刘再复、严家其等。
问：记得你上过广场，对学生讲话。
苏晓康：是。五月十三日，戴晴邀我去光明日报座谈会，十三人，有李泽厚、温元凯、严家祺、李洪林等。会议主持说奉阎明复统战部部长指示请各位来。原来是阎明复和戴晴商量要请我们这批温和派出面调停学运。那天也请了学生领袖王超华来，她哭着说，“请诸位老师说服学生，广场已失控了。”我很感动。大家同意发一个声明，由我当场写就，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接着我们这一群在夜色中，去到广场，一排地站在那里，我看到有人发抖，有人语无伦次，只有温元凯讲得好。我也讲了，拍学生马屁，说他们教我们搞民主，也劝他们不能傻，占着广场不走。完了又回统战部，阎明复、李铁映接见。坐阎明复的车，和戴晴一道回家，记得戴晴在车上和我说过一句话：“如果劝不了学生，咱俩都得蹲监狱。”
八九学运期间苏晓康（中）与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学生
问：五月十三日，可是学运一个大日子：在广场绝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运动滑向六四。绝食首先冲击了戈尔巴乔夫十五日的来访。十九日中共宣布戒严。这几天，你在哪里？
苏晓康：十三号的广场之行，我感到这场狂热运动已经不可能控制了，心里凉了半截。我躲起来写《河殇》续集，做二千分钟前期拍摄资料的后期合成。剧组在翠微路的炮兵司令部内。我当时的职称是“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剧组的后勤由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负责。我在剧组一直搞到五二○戒严。那天凌晨，我和夏骏上街，哗，人山人海。那晚的党政军戒严大会，就在炮兵司令部隔壁的总后大院礼堂召开。广播在播李鹏恶狠狠的讲话。我对夏骏说，我要走了。他送我到地铁口，我嘱他好好保存那二千分钟资料。我进入地铁，从此在中国消失了。
问：那是五月二十一日。（苏：对）离六四还有十多天，你那样早就开始了逃亡？
苏晓康：没错。我比他们都走得早。为甚么？这里有原因。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到香港，一百天，这是我的空白。不能说。我先说说前因：一九八八年公安部内部就有一份知识界十种人的名单，第一种是方励之，我是第六种，叫“以苏晓康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其他还有王军涛、陈子明一种，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一种。我看到这份文件，简直嵴梁冒汗。我相信只要有风波，就会照单抓人。四月中，我去上海领奖曾躲了一星期，后赵回国，世银讲话，以为学潮平息了。“四二七”大游行，我回到北京。方励之那样谨慎，我估计他也知道这名单，他去山西躲过一阵子。
问：你逃亡一百天，有没有可以透露一点的故事？毕竟过了二十年。
苏晓康：我也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得到过许多无名的好人帮助。在外面的人可以露面，但大陆人不能。帮我的人，有的从来不认识，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有一位陪我时间最长的人，他身份证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当然可能是假的，给我亲切感。他曾是一个师的侦察科长。这一百天，让我知道中国没有神话，帮我们的，都是人，但不是普通老百姓。我会永远感谢他们，无论他们是甚么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很强大，没有这股势力，我们一个也逃不出来！
问：谢谢。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过去二十年，你今天对八九民运性质的看法如何？
苏晓康：八九年运动，学生，知识份子，高层权力斗争，历史传统……想了很多，说法也不少。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背景被人忘掉了。那就是接班人争夺战。这不是一般争权夺利问题，而是共产党传统与家天下之争。列宁主义这个正统使毛不敢直接指定江青接班，邓小平也要挑红军时代的胡耀邦和抗日时代的赵紫阳接班，主持改革大政，但中国封建传统太深，落在一帮老人身上，如李先念、王震、陈云、邓颖超，他们就是要子女接班。八十年代，他们把李鹏捧上台，已是先兆。六四又是一个机会，要把赵紫阳搞下去。邓用胡赵，老人帮一直抵制，这就是赵录音中强调的“反自由化老人劲头很大”，李鹏六四的劲头也来源于此。
问：但六四决策不是邓在把舵吗？
苏晓康：是邓在决策。但李鹏的作用大，因为他知道只有挑拨邓赵关系才能得手，便假报军情，说“学生要推翻共产党”。迫使老邓发“四二六”社论，没耐心让赵平息学潮，学生又不撤出广场，邓最终放弃赵紫阳而求助于八老支持，下令开枪。这是邓最大的失败。但邓又有不甘，看到江太子上台，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作为补偿。但邓一死，江又照样隔代指定习近平太子接棒。所以六四以来，显示中共毛邓的个人魅力型、强人统治，还是输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式的法理型统治，今天的中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理性冰冷，完全不讲个人魅力。
问：六四民运的失败，有人说是知识份子没有尽到责任，教训究竟在哪里？
苏晓康：知识份子可以做社会的启蒙者，但他们绝无操纵街头运动的任何能力，当时，我们只能做“调停”的角色，但你们看到，调停也是失败的。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是零。民间社会也没有发育成长，大家都有一种无力感，而担心赵下台导致“大局崩坏”改革倒退，民众牺牲。因此，知识份子看似恐惧，其实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指责知识份子没有勇气，是很幼稚的看法。在广场方面，学生领袖缺乏政治智慧，邹谠教授说，“恐惧造成的激烈，不顾后果，是反对全能主义体制的过度反应。”“那种毫不在乎战略和政治考虑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只会更大地损害运动的目标。”
问：战略考虑││是甚么？
苏晓康：邹谠教授的看法是“双方长期处于僵持状态，谁也吃不了谁的状态。然后，经过反覆讨价还价，达成战略性妥协。”当时，这种思路就是要保住改革形势，不让家天下得逞。一句话，不能导致赵紫阳下台。但很多人不这样想，把上层的斗争看成权力斗争。你斗你的，我干我的。在赵亲赴广场讲话中，几乎是哀求学生撤离广场，说情况是复杂的，来日方长，问题的解决要一步步来……已经道明了这种战略。但反应还是对牛弹琴，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无动于衷。而共产党已经磨刀霍霍，要一举全胜，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二十年，他们用经济起飞来挽回以残暴的武力镇压所造成的道义丧失，付出的代价则是支付中国所有的资源和全民族的未来。八九年那七个星期，走完了动员、激进化、两极化、流血冲突，回到高压社会，改革派失败的急骤过程，酿成了这个你们叫做“权贵资本主义”的苦果。
1992年7月金钟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和苏晓康（左）摄于校园
三、定居西方，从车祸中苏醒
问：让我们再回到你的故事上来。你到香港，我们有所听闻，十分保密吧？
苏晓康：在香港躲了两个星期，和孔捷生、远志明及那位侦察科长住在跑马地一个高层单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厦，他擅自跑来找我们，被朱牧师发现，便将我一人转移到一位女记者家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把我交给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员送我上机场，用假护照，走后门，登机飞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间，规定不见记者，不露面，为了安全。但有两次例外，支联会张文光安排一位美联社记者汤姆Tom，要在电话上和我说两句话，因为在大陆认识他，我答应了。汤姆借此发了新闻，说已证实苏晓康逃出大陆。为此，张文光据说“犯了错误”。另一次在法国副总领事家的那晚，和领事两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阵。后来到巴黎，和联合报记者薛晓光谈起，才知道那女士就是中时记者江素惠，可见台湾两报挖新闻，争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国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专上学联负责人见过一次，为他们支援我们同行的十万元偷渡费签字。
问：《河殇》案涉及到赵紫阳，非同小可，受迫害牵连的亲友多不多？那位夏骏呢？
苏晓康：《河殇》撰稿人还有王鲁湘、谢选骏、张钢、远志明等，张钢本没写甚么，挂了名，害了他，逃到台湾；谢选骏去了美国；远志明后来成了传教士；王鲁湘现在是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跟我合作较多的年轻人夏骏，先是停了导演职务，后离开CCTV，不知所终。他没有监牢之灾。我的家人，父亲没事，母亲受了很大惊吓，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过我。她是光明日报老记者，那时，六十五岁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脑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医院工作，上下对她很客气。也找她谈过话，她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抄过家，拿走了一些东西。
问：记得二○○三年你回北京奔丧一次？
苏晓康：父亲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转移。我弟要我回去见父一面，我向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等候、拖延好久，回说要父亲申请。于是我弟填好申请，让父亲签字。不幸签完几天后，父亲走了。我才获准回国奔丧，有三个条件：一、不见记者；二、不发表言论；三、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无权拒绝。和太太回北京。遗体告别在八宝山，因父亲同僚都来，不能见我，让我一人在外面，不参加仪式。那种荒唐的感觉，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让我独自进去和父亲告别。原来想跪下去三叩头，但在那种受辱的氛围下，心情不允许。向父亲行了三鞠躬。原说可以活三个月，终于没让我见到他。丧礼后，本想多留些时间，给傅莉看医生，却不获批准，要我按时离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国。这样，父母先后都走了，我在中国没有家了，再没有甚么牵挂。
问：“祖国”的观念还存在吗？
苏晓康：流亡当初，还有幻觉，以为不久会回去。九三年发生车祸后，就断了回家的念头。二○○一年我入籍美国，未来将在海外落叶归根。余英时先生说得好：“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在哪里。”二十年，看淡了。祖国的观念，我是没有了。祖国已被糟踏得一塌煳涂。
问：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干吧？他对你的影响怎样？父子间的互动如何？
苏晓康：父亲苏沛，早先是浙江日报编辑，一九六○年调红旗杂志，陈伯达手下，文革下五七干校，七五年起跟邓力群，文革后到了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观念上是左的，对我在报告文学上的成功还是相当高兴、自豪，但我不断惹麻烦之后，他担心了。劝我不要太天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对于《河殇》的事，他相信与赵紫阳有关，要我不要和赵紫阳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层斗争的残酷与隐秘。似乎他对国家的问题也很清楚，表露“说也没用”的情绪。对于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亲不同，说“回来干甚么！”他坚决反对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亲没甚么交集，他在那个圈子里几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动声色。一肚子学问，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干校给我们的信，真是一种享受。他一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心里面很看不上胡乔木那些大秀才。
问：晓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国的八十年代，创作了那么多出名的作品，会不会感到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苏晓康：八九年我四十岁，正是创作的高峰时期。八十年代那确是我难忘的十年。在西方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点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场严重车祸。在那之前，我的状况可以说是“飘飘然”。初到巴黎、美国，到处演讲、开会，到处是鲜花、掌声。那吾尔开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没有失落感，不觉得完了。刘宾雁当时估计五年中共垮台，被人骂盲目乐观，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看的。和大陆逃亡时在一间屋子里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们受到的欢迎，只是令人陶醉，心里乱糟糟地，当然写不了东西。没想到我在大陆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湾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国学社简直成了一个“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陆歌，大家都废了武功，无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来，见到我那种浮躁的生活，非常愤怒。她要我去读书，多家名牌大学都会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场车祸彻底打碎了我的“飘飘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现实中来，考虑个人家庭的前途，面对严酷的命运。
问：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
苏晓康：车祸后，傅莉瘫痪，我虽早复原，五年中处于昏沉沉的状态，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种状况，让我一年后才哭得出来。医院当时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没有告诉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来后，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杀，一个信念战胜了我：要尽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谢余英时先生的慈悲心肠，让我在普大多待了几年，为太太的医疗方便。经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傅莉终于恢复了大部分生活能力。这过程也是自我治疗的过程。经过好几年的耽误，我开始给台湾两大报写专栏，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写作的快乐中克服内心的忧郁症。懂得了许多车祸前不懂的事。我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咬紧牙活下来。
我是六四的幸存者，又是六四后一场灾难的幸存者，每想到那些为了我们而付出沉重代价的朋友和不相识的人们，为六四而至今恶梦连连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有香港人、大陆人、美国人、有的已经长眠，有的还在默默地做抗拒遗忘的工作。
苏晓康主要作品
（作品名、出版时间、类别）
1、东方佛雕 1983-10 报告文学
（198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2、洪荒启示录 1986-2 报告文学
3、阴阳大裂变 1986-5 报告文学
（1985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4、自由备忘录 1987-9 报告文学
5、神圣忧思录 1987-9 报告文学
6、最后的古都 1987-6 报告文学
7、河殇 1988-7 CCTV电视片
8、乌托邦祭 1988-8 长篇纪实
苏晓康是中国八十年代纪实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81年，任中央台驻河南记者，1985年任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央视记者。作品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具广泛的影响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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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大部分内容直戳粉红和中共的痛处怪不得墙内知道这回事的粉红提到这个都气急败坏，顺带批判赵紫阳资产阶...
河殇里面的段子，结合扯淡出来的四大文明，还有古代中国科技为什么落后西方，
屠支效果最好了。
从历史文化科技角度来嘲笑充血勃起的支那民族狂热份子。
>>知识分子除了发牢骚，没有意义。他们依然走马克思那种发动群众的启蒙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只会导致极权，无...
真的是，欧洲启蒙主义都是专门启蒙的皇帝，然后皇帝就自己退位了
>>共产党不就是靠走群众路线成功的吗
你没看懂他说的话。看他第二段的“宣扬自由民主，永不能达到自由民主。”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比如当年疯狂搞学习好人雷锋，反而是社会道德最烂的时代。再往前一点，中共也是标榜自己民主的，即所谓新民主，后面干了什么事有目共睹。欧美的民主不是靠宣传和鼓动乌合之众得到的，而是自发的，出自人的本能。
道德经里的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二战后，社会科学和哲学方面，有很多对战争的反思和当时冷战格局的观察。比较有影响的像卡尔•波普这些。
谁之罪：河殇
怎么办：大国崛起
其实胡温当政期间的大国崛起系列纪录片事实上就是河殇的续集，当然所谓的大国崛起已经被费拉复兴给替代了。
怎么办：大国崛起
其实胡温当政期间的大国崛起系列纪录片事实上就是河殇的续集，当然所谓的大国崛起已经被费拉复兴给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