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文化台獨講堂 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

作者 台灣共和國教育部

有人說:“世上有兩種邏輯,壹種是邏輯,另外壹種是中國邏輯。”說者不懂邏輯。因為這句話中的“邏輯”是屬(大)概念,“中國邏輯”是種(小)概念,它們是從屬關系,不能並列。正確的說法應是:人間有兩種邏輯,壹種是正確的邏輯即形式邏輯,壹種是錯誤邏輯即強盜邏輯,強盜邏輯就是邏輯謬誤,是病毒掠奪性本質在人腦的殘余。所以,世上只有壹種邏輯即邏輯思維,其他所謂邏輯都是負邏輯即邏輯謬誤。

壹,強盜邏輯是病毒掠奪性本質在人腦的殘余

“強盜邏輯”是指以唯我獨尊的強力為前提而作出的強詞奪理、蠻不講理的推斷,是壹種違反邏輯規則的謬誤。儒家的“親親為大”,讓血緣親情壓倒社會的正義規則;吳思先生讓暴力壓倒了壹切,成了元規則。這些都是強盜邏輯的體現,犯了訴諸情感、訴諸暴力的邏輯錯誤。

病毒的本質就是損人利己、他肉己食即掠奪性。病毒極小,沒有細胞結構;它們只能在宿主細胞內繁殖,在生命體外,它沒有任何生命特征。病毒缺乏代謝必需的酶系統和能量,其增殖所需的原料、能量和生物合成場所均由宿主細胞提供。病毒表面的蛋白,能識別宿主細胞的某個膜蛋白並與之結合,結合以後便如同護士打針壹樣,將內含的DNA註射進宿主細胞去,讓其在裏面大量繁殖,導致宿主細胞裂解,讓子病毒大量釋放出來,再去感染其他細胞。病毒完全是個有條不紊的系統陰謀設計,整個程序就只有壹個目的:入侵宿主,靠掠奪人家復制裝配自己,大功告成後便引發定時炸彈,炸毀宿主細胞的墻壁,使自己能從裏面逃出來,再去尋求新的犧牲品,簡直是搶劫銀行的慣犯。

錯誤的邏輯是以病毒的掠奪性為前提的。打著“最終目的”的旗號,最有可能把人當手段而不是目的,從而給人類帶來最大的危害。辯證法大師馬克思說,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赤鬼們把自己當目的,把他人當手段。他們鼓吹“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就是讓那些弱者成為他們的犧牲品。吳思鼓吹:人類“文明”的起點不是商品交換,而是弱肉強食的搶劫。暴力統治集團和黎民百姓的關系是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之間的關系,統治集團掠奪人民即狼吃羊是在行使“合法傷害權”;那些掠奪來的財富叫“法酬”(有法律限度的掠奪);統治集團的各種特權和享受,他稱之為“血酬”;暴力統治集團對社會規章制度的決定作用,他稱之為暴力元規則。吳思滿腦子的病毒性胡言亂語,說明他中唯物進化論的病毒思想太深!新世紀以來,中國人為了自家經濟利益把上百萬的殘疾兒和女嬰拋棄,交給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人撫養,顯然是病毒的掠奪性行為,為人類文明所不齒。

病毒的掠奪性在人的思維上的反應就是幫派思維,幫派思維就是原始生物的掠奪性本能在人腦的本能反應!病毒不能自己養活自己,必須靠掠奪其他生物體的物質才能生存。這種原始弱肉強食的本能在初民思維中反應就是幫派思維——發展我(家、國)這個小圈子,掠奪我之外的世界。這種思維路徑突出表現就是:家醜不可外揚,家人必須相互包庇罪惡,沒有真相,沒有正義。父子相隱,父子相互包庇罪惡而仁愛就成了儒家最高的善!這樣,推責即甩鍋就成了幫派文化之特色。什麽“美國投毒”、“外星人投毒”就成了這次新冠病毒文化之特色。為什麽要天方夜譚地推責?因為做賊心虛,不得不賊喊捉賊也。只要賊喊捉賊並父子相隱,就可以使我幫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了,這是壹種死不認錯的夜郎自大的病毒思維方式。

幫派思維的原則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按照這原則是無所謂是非曲直的,只要認為是同誌,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認定是敵人,則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義!其實,“敵、我”都是“罪人”,“我”不壹定比“敵”正確、正義;更不壹定比“敵”高級、優越。可是幫派思維始終把“分清敵我”放在第壹位,而不是把正義放在第壹位。這就是病毒思維的原始性、落後性、野蠻性和殘酷性。

對於幫派思維者來說,不用思考,僅僅用感情,就可以建立敵視心理,企圖致對手於死地。為了自己的幫派能克敵制勝,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沒有爭議底線!什麽“斬草除根、誅九族、殺人放火、兔死狗烹……”,這種弱肉強食的做法充滿了叢林的恐怖!可見幫派意識只是壹種原始病毒的本能反應,沒有什麽深奧的道理,就是辯證法的“壹分為二”:它把人簡單地分為“敵、我”兩部分,把二者搞成“妳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排斥性關系,是壹種病毒性的弱肉強食的原始生物的本能。這種病毒本能被尼采升華為“超人取代常人”的過程,被馬克思描述為“公有制新人取代私有制舊人”的過程,被華夏獅人們謳歌為“我花開後百花殺”的過程,本質上都是反邏輯的病毒性幫派思維。

二,何謂普世正義的邏輯思維?

正確的邏輯是以普世價值為前提的。在萬事萬物中人的生命是第壹位的,人的生命永遠擺在第壹位!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絕對重要的!除了上帝之外,人是至高無上的;人是我們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康德說,“壹切人都是目的而且壹切人又彼此地都是手段。”在相互利用(“互利”)中達成自己和他人之目的。這種“互利”必須在有利於生命的範圍內,而不是相互危害生命。凡危害生命活動如吃人肉、喝人血、吸毒等必須禁止。人不能僅僅作為手段;人就是人的最高目的。所以顧準說:沒有最終目的(即共產主義);只有不斷地實現或完善人的自由的經常性的工作。

正義的邏輯思維強調的是壹律平等、壹視同仁的同壹律。普世的公平正義是超越了幫派立場後進行邏輯思維的結果。西方提倡博愛,就擺脫了幫派思維。為了能夠公平、正義地生活,他們壹定要由中立的、超越的第三方(司法)來裁決社會糾紛,並做到司法獨立。中國壹直無司法獨立,從慈禧太後幹預楊乃武小白菜的案子中,就可以看到行政官員判案,司法未從行政裏面分離出來,何來司法獨立?而且習近平特別反對司法獨立,這就說明:中國壹直就是最原始的病毒社會。以審判例,兩千年多年前的古羅馬就實行無罪推定,定罪要翔實可靠的證據;而中國壹直推行有罪推定,嚴刑逼供——扒皮、抽筋、滾釘板……冤案層出不窮,直到最近才考慮推行無罪推論。病毒社會無公平正義,而司法獨立的西方就保證了公平正義原則的貫徹落實,使社會和諧安寧。這樣,他們就跳出了小圈子立場意識而樹立了公德意識。聖經說,收割的時候,不要割得太幹凈,要留些果實給窮人。可見社會正義的實現,有賴於對弱者的保護。希臘羅馬的法律說:樹木不要太靠邊界或太高,以免影響了鄰居的采光和通風。這種處處替他人考慮的博愛之心使人人向善,社會和美。

西方社會不搞分清敵我的妳死我活的鬥爭,而是要講維護人權尤其是維護人的自由平等權和尊嚴權!譬如:林肯總統的軍隊擊敗南方李司令的叛軍,美國沒有把叛軍斬盡殺絕,而是讓叛軍解甲歸田,李司令後來出任大學校長,李司令紀念碑依然樹立在南方。這就是美國人的妥協博愛傳統,雙活雙贏!而同時期的李鴻章在長江流域大殺戰俘,太平天國戰亂引發了人吃人。人吃人就是原始生命的病毒性本質。

形式邏輯是所有人共有的思維形式的規律,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源於市場經濟的公共理性,即:如果壹個人想要獲得幸福,那他就必須先使別人獲得幸福。可見市場的邏輯就是普世正義的亞裏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就是人們理性思維的公約數,這些正確思維規則當然會被大家接受。

邏輯這個詞來自英文logic,是指經過判斷和推理得出結論的正確思維方式,而判斷和推理是離不開由概念組成的命題(陳述句),因此有人把邏輯的定義簡化為:通過概念來進行正確思維的方法。這種舉世公認的普世邏輯就是我們平時所學的普通邏輯或形式邏輯。中國人知道邏輯這個概念才壹百來年。雖然古代中國人沒有邏輯這個概念,但是他們也會判斷和推理。例如《兩小兒辯日》記載了兩千多年前,兩個小孩運用推理和孔子討論太陽的遠近。當然古中國人邏輯水平很低。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批判楊朱和墨子時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的意思是:楊朱主張為自己,就是不要國君;墨翟提倡愛眾人,就是不要父親;不愛國君不愛父親,那他們就都是禽獸。依此類推,胡適大聲疾呼“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孫中山常題“博愛”贈人,按照儒家理論,胡適孫中山豈不都是“禽獸”?

孟子顯然是條件關系弄錯了:“兼愛”與“無父”之間不能劃等號,“兼愛”與“有父”是相容的。現在中國人學習了西方人總結出的有條件聯系的因果關系(假言判斷和假言推理),三段論等方法;也就是說,中國人現在的思維方法和老外是壹樣的,只不過邏輯思維還不普及罷了。由於邏輯未普及,中國人很容易犯邏輯錯誤,譬如:東拉西扯,訴諸情緒。所以中國人必須認真學習形式邏輯,以便克服邏輯錯誤。

三.邏輯思維與幫派思維的區別何在?

1.重心不同。邏輯思維強調思維要遵守邏輯規則;幫派思維強調遵守幫派規則,如分清敵友、拜老大為聖賢,把老大當神壹樣的崇拜。幫派思維的語言的本相是其反義詞,如“先進性”其實就是落後性、野蠻性;“為人民服務”其實就是掠奪性、侵吞民脂民膏;“老大的神性”就是病毒的寄生性和強奸性。說中國人是炎黃子孫,意味著古時所有的女人都被炎黃二帝強奸了,並為他們生孩子。漢人自豪的盛唐則長期給吐蕃等進貢,很多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二頓飯,戰亂時期就盛行人吃人。漢人驕傲的宋朝更是糟糕透頂,居然是遼國和金國的兒子國和孫子國,最後成了蒙古人的下等奴隸。

2.說理的有無。邏輯思維強調遵守同壹律和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就是強調說理過程中的壹致性。幫派思維強調等級和壓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說服人的邏輯。這種拜權威的思維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無違”,就是聽老大的話,尚同老大。聖賢根本不屑於推理論證,直接把結論灌輸給粉絲。如老子、孔子的書就只有結論,沒有論證過程。利瑪竇認定:華人“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學領域所達到的,也僅是“壹系列混亂的格言和推論”(中華書局版《利瑪竇中國劄記》第31頁)。儒學連最簡單邏輯如定義都不懂,這導致了概念模糊,易引起誤解和詭辯。如“仁”就有多重含義且包含了矛盾,“仁者愛人”愛誰?“親親為大”愛血親,“克己復禮為仁”愛帝王,與博愛矛盾,沒有公平正義“父子相隱”就是最大的不仁。

中國人愛用類比,先秦諸子的議論文中,大量的使用類比推理的手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中國人之所以使用類比,是因為他們邏輯思維能力差,不善於說理。西方人用得少,是因為西方的邏輯學產生的早,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了類比推理結論的或然性(不確定性),所以,他們在壹些討論中就會有意地去避免類比。中國初民的思維是原始人的巫術思維。巫術思維的特點就是抓住事物相似進行類比,把毫不相幹的事物通過“天人感應”或者“天人合壹”的手段硬扯到壹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圓地方,故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塊骨頭”……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挺有理,實際上這句話的前提推不出後面的結論。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說,《禮記》中《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這種推理是錯的。這個推論居然從“個人”層層放大到“天下”,連續不斷的飛躍,使人有從人變成神的感覺。修身了就能齊家?齊家了就能治國?治國了就能平天下?顯然是沒有分清必要條件、充分條件和充要條件等假言判斷問題。

3.正義的有無。邏輯是價值中立的。這意味著,邏輯是超階級、超黨派、超國家政治的。而中立恰恰是公平正義的基礎。西方的司法女神之所以要蒙上雙眼,就是要擺脫視覺誘惑導致的審判不公,法官要傾聽雙方的辯護詞,然後經過邏輯思維依法做出公正的判決。可見邏輯是社會正義的基礎。“幫派思維”缺乏蒙眼女神的中立與公正,更容易受視覺誘惑而偏聽偏信而遠離正義。這是因為幫派思維與象形文字有關聯,象形文字的重心在視覺及其形象思維,拼音文字的重心在聽覺及其邏輯思維。人類最初的形象思維就是在原始社會早期,當然是幫派思維。為本幫派謀利,哪怕殺人祭祀搞得人頭滾滾,妳也得執行;當然要隱瞞醜事“父子相隱”,沒有公平正義。所以幫派思維叫邪惡的仇恨思維,邏輯思維叫正義的博愛思維。

中國文化是強調“孝親”的立場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從自我(家)利益的立場看問題。由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壹是,人們只能以權威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論點,這樣,中國人喜歡用名人的話作為自己推理的前提,這叫做“以人為據”的邏輯錯誤。其實就是現代名人說的話,也不壹定可以作為論證的前提,可是文革時中國人開口閉口都是偉大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這是壹種拜聖思維,與邏輯思維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人習慣於拜聖思維,是因為中國人心中沒有是非,只有對錯。何謂“對錯”?對者,隊也,站隊。和我站在壹起就“對”了,如果“錯位”了就是“錯”了。因此,國人在公共討論的時候,首先要分“對錯”。壹句話,站在什麽立場,為誰說話?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不跟聖王壹撥的,肯定是壞蛋。這就走向了二元對立思維。二元對立思維要求射人先射馬,殺敵要誅心。不管對方說得是不是事實,關鍵是,妳這樣說,是什麽動機,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目的?妳批評壹位名人,其粉絲立即上前圍攻,質問妳什麽動機,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機炒作?進而上升為人格問題、立場問題。妳道德敗壞,所以不誠實,說話不可信。這便是抹黑對手,把對手打成品行低劣者。這種謬誤叫“訴諸人身”,指的是攻擊(或歌頌)提出論題的人。通過詆毀(或拔高)對方的人品,達到否定(或肯定)對方主張的目的。人身攻擊者的目的,是激發情感,引發聽眾心理聯想,訴諸非理性因素,達成否定對方論題的目的。用籃球運動中的“打人犯規”來比喻,正常的討論就好比是“打球”;但有人不是“打球”,而是打帶球的人,便是犯規了。因為即使是人格有問題的人,別人說的話,未必全錯。不能搞“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反對”。正確的邏輯應該是,事實就是事實,不在乎誰說出來。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言廢人;人與事,應該分開考量。

二元對立思維根本錯誤就混淆了反對關系與矛盾關系。反對關系和矛盾關系都屬於不相容關系或叫全異關系,但是二者是有區別的。矛盾關系是指對立的兩種情況,沒有第三種情況存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比如“愛”和“不愛”,二者必居其壹。反對關系是指在對立的兩種情況之外,還存在其他情況,非此不壹定彼,非彼不壹定此。比如“愛”和“損害他人”。不“愛”,不壹定就是“損害他人”,還有中間狀態如“兩不相幹”啊。由此可見,對矛盾關系的事物搞二分法是有道理的,對反對關系的事物搞二分就是錯的,因此不應壹概采用兩分法。

中國人的二元化思維,總是喜歡在不知不覺中造神,將好人神聖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諸葛亮等,似乎他們是完人;將壞的妖魔化,如壹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們壹無是處。這種思維是片面的,沒有認清人性的復雜性與多面性。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展開權威崇拜,在不知不覺中蔑視他人。或者把別人無限放大,把自己無限縮小,或者把自己無限放大,把別人無限縮小。面對上級、領導,心甘情願做奴才,在做奴才中能夠體味出無窮的快樂。面對下級或不如自己的人,又往往趾高氣揚、不可壹世、吆五喝六。這種發自骨子裏面的主奴劣根性,其實就是其二元對立的辯證法思維決定的。

4)科學的有無。中國最早的數學書《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大約成書於西漢時期,是“數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 產物,全是為了實用,它寫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壹。”既無“圓”的定義,又無“方”的定義,甚至沒有“矩”的定義,誰能理解?這是因為:華夏數學沒有邏輯學指導,沒有“概念”的邏輯思維,所以,中國數學就毫無科學性可言。中國的實用數學的計算工具是“算籌”,主要是壹些小竹棍。由於特別崇尚“位置”的貴賤(貴賤位矣),算籌自然要體現出“……萬位、千位、百位、十位、個位”等等尊卑貴賤秩序,算籌最終變成了僵死的算盤。

講邏輯規則的思維必然必然生出崇尚真理的科學,講幫派規則的思維必然生出種種拜人的迷信,是壹種原始野蠻的病毒性思維。社會科學應有壹個公認的標準,即人類生活的最優目標,它應該是使所有人的幸福感達到最大化,其基本原則是公平正義。這個標準必須以邏輯學為根基。柏拉圖的《理想國》有這麽點意思,比如定義“正義”為各盡其能各司其職,比如由最不自私且智慧的哲學家來當國王。而儒學根本沒有公平正義的觀念:男人可三妻四妾,女人只能從壹而終;皇帝可壹夫萬妻,太監就得割屌。《禮記》規定國王可以娶幾十上百個妻妾嬪妃,並規定每晚都得和妻妾們輪流性交,這哪能有效治國啊?除非他偷工減料(儒學這方面的設計還不如伊斯蘭)。諸子百家鼓吹的獨裁王道違反了這個最優目標,甚至連公平、正義、自由的概念都沒有,而中共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和新權威主義,和舊王道專制獨裁沒有本質區別;都是病毒思維之產物。

壹個處於幼稚型思維的人群,不可能擁有平等的人格和互相尊重的邏輯自信,更無從產生正義的科學——法治科學。公元壹世紀,漢章帝召集儒門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觀開會,由班固執筆寫出壹部《白虎通議》,章帝批準後頒行天下。以儒學為指導,為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詳細的規矩或規範。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六紀(六親),服從尊長。以後歷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繼承了《白虎通議》,將三綱六紀作為貫穿始終的東西。壹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親疏關系給妳定罪。違背邏輯的同壹律,是邏輯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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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5-04

14 个评论

本文所敘述的世界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的世界觀,自由世界應該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移民,接納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移民,只有這樣才可以有效遏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自由世界的污染。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在自由世界被歧視主要還是因為世界觀,換一個世界觀被歧視的程度會下降。
這種寫作風格很不台灣呢

怎會冠上台灣教育部
本文出自民間組織台灣共和國教育部的文宣,台灣共和國教育部的成員主要是中國獨派。我覺得中國獨派是最了解中國的意識形態情況的,文中所表達的意識形態情況在某些台灣人身上也是存在的,比如部份韓粉與部份蔡粉,這兩類人在思想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通常只有思想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最喜歡搞因人廢言那一套,事實上台灣確實需要落實文化台獨,華獨與台獨右派是不會真正落實文化台獨的,因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世界各地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自由世界的人應該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邊緣化。
支持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的理性反華,反對排斥一切東亞大陸人的盲目反華,世界觀健康的東亞大陸人是民主國家的國際友人。
這種寫作風格很不台灣呢怎會冠上台灣教育部

我印象里,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文风和法轮功似的,和达赖喇嘛的著作很像,佛系。
大陆教育部文风是……怂,甩锅。
應該深入反思中國糟粕文化的危害性,不然中國很難跟現代文明接軌。
支持文化台獨,支持去中國化。
本文出自民間組織台灣共和國教育部的文宣,台灣共和國教育部的成員主要是中國獨派

中國獨派幹嘛要用台灣的名字??????????????????????
太詭異了ㄅ!!!!!!!!!!!!!!!!!!!!!!!!!!
滿心不解+有種被人強行掛名的惡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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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文章太長所以我直接end了,不過看第一段就覺得有夠奇怪,非黑即白的說只有一種正確邏輯跟一種錯誤邏輯?邏輯他只是一個推論過程,只有有效跟無效的判別,無所謂正確錯誤吧?
如果只有台灣人可以使用帶有台灣的暱稱,台灣統派為什麼可以使用帶有中國的暱稱,台灣與中國根本就是兩個國家,在這種可以互相否定的推論裡邊爭論誰對誰錯是沒有意義的,因人廢言是無法把這個文章批倒批臭的,只能表現出因人廢言的一方的水準不足以讀懂這個文章。
一股紧张生硬的文革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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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

長期在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還有社會自由主義之間徘徊,反對毛左共產極權與鄧右共產極權的反共異議人士。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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