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富国穷国》[美]戴维·S·兰德斯（天朝帝国：停滞与倒退）
16世纪的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它的成就是其他国家无法比较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
那些16世纪驶入印度洋再进到中国的欧洲人，受到了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恩赐般的接待，使他们极不习惯，深受震动。当时的天朝帝国——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一切——认为自己是普天下政治实体中的老大——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经历最丰富，其文化成就以及道德、精神和知识方面的优越都是别的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他们的光辉普照周围低等种族，这些低等种族向他们乞求光明，通过拜谒和进贡，而获得某种地位。中国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权力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代表。极少数有幸谒见他的人都要向他三跪九叩，表示自己的敬畏。其他人则向任何经过皇帝之笔的东西叩头——如皇帝谕旨，御笔签名。他写过字的纸，他穿戴的衣服，他碰过的什么东西，都因他而沾上了神圣的气息。
那些代表皇帝为他管理各地的人，是通过科举这种竞争性考试选择出来，考试内容是儒学典籍和伦理道德。这些官员体现了较高层次的中国文化——其显赫、完整和崇高。他们的自负和傲慢在对待下级官员态度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而他们到了上级官员面前则是“战战兢兢”，毕恭毕敬。没有什么能比早朝更表现出他们如何比试谁更恭顺。成百位朝廷大臣从半夜起便陆续聚集在富院内，一直站到天亮，风雨无阻，等候皇帝的驾到，给皇帝行礼。他们并非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的时间是皇帝赐给的。没有一位大臣担当得起迟到的罪责，准时到算是不够勤快了；不按点而提前早到才是自己对皇帝忠心的证明。
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哪有什么东西可学呢？正是由于自己傲慢，就更急于拒绝接受外国的东西。这就是优越感情结的矛盾：它天生就是不牢靠的、脆弱的。那些视优越感为宝贝的人需要这种情结，最害怕出现与之冲突的情况（当今的法国人大肆鼓吹自己语言的优越性，想到有可能出现的外来词便害怕，尤其如果是外来英语词）。中国的明朝也是如此——坚信自己优越，对西方技术的挑战恐惧得发抖。实际上，要想学的话，这种技术是现成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传教士，就是利用西方技术的奇迹而打通了他们进入中国的路。机械钟是打开国门的关键。我们知道，钟表是13世纪晚期欧洲人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不仅因为对纪律约束和生产率作出了贡献，而且因为给人们留下改进的余地，以及对仪器生产和操作、机械技术这些前沿领域发挥了作用。同它一比，水钟便成了傻瓜。
对中国16世纪的官员来说，机械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机器玩意，它不仅计时，还逗人乐。有些钟奏出音乐，有的上面安装着漂亮的小假人，每隔一段时间便有节奏地运动。时钟因此成为皇帝想观赏的一种东西。只要想赢得他青睐，就得把时钟献给他。急于讨得皇帝欢心的大臣必须抢在别人前面做到这一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懂行的人跟着这个神奇的装置一起去见皇帝。中国人的本能和一贯做法要求洋人必须停在一定距离之外，只局限于进入某些周边地区如澳门，极少允许进入中央地区。然而，16世纪的时钟需要其钟表匠伴随左右。
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人喜欢钟表。但是对于这些跟钟表同来的欧洲人，就不那么高兴了。这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以及事物、人、神性之间的联系。给中国人带来这些机器的天主教传教士是一群特殊的推销商。他们试图把中国人改造成皈依罗马天主教唯一真神三位一体上帝的信徒，而钟表可用来达到双重目的：既充当门票又作为说明基督教优越性的证据。那些能制造这些东西的人，那些同时还拥有特殊的天文、地理知识的人，难道在更广泛的道德意义上，不是高人一等吗？难道他们的信仰不更合乎真理，不更富有智慧？
耶稣会教士们到中国时准备提出这一论点，同时也变通执行教会的规矩和仪式以适应形势（例如中国人拜祭祖宗用的字符也用于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欧洲的俗人也随之效仿。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写道：
这一论点偶尔也使人信服。天主教传教士获得小小的成功，尽管他们难以说服头脑开明的“皈依者”成为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本分的“专一信徒”（即除信仰“真主”外，不信奉任何别的）。但大多数中国人如实地把这些论调看成对中国人声称的道德优越感的攻击，是对中国自尊心的打击。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反应只能是排斥和贬低西方科学和技术。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
这是令中国人欣欣然的神话。因此可以说，中国人不肯放弃钟表，渴望得到钟表，但却轻描淡写地把这些东西说成是玩具，对许多人来说，也确实是玩具；或者把它们看成是好看不中用的身份象征，是黎民百姓可欲不可求的东西。尚未进入近代社会的封建中国没有把时间知识看成是人们应有的一种权利。时间属于当权者，由他们来报时辰，个人拥有计时器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结果，尽管朝廷建立了造钟表的作坊，并且叫耶稣会钟表匠训练一些当地有才能的人，这些中国的钟表匠从来没有比得上西方的同行——因为缺少最优秀的老师，而且也缺少商业竞争和那种一比高低的精神。封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钟表制造业。
同一种傲慢自大（或冷漠）也决定了中国对于欧洲武器的反应。这些东西可绝不是玩具。火炮和火枪是杀人工具，因而也是权力的工具。中国有一切理由渴望得到这些制品，因为17世纪时，明朝为避免灭亡而进行着战争，而且正败给北方的鞑靼人。在这几十年的战争中，欧洲发明的枪炮本来有可能改变力量的对比。
然而，中国人从未自己学会如何制造现代火器。更糟糕的是，早在13世纪，中国人便知道并使用了火炮，然而却让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悄无声息地失传了。他们的城墙和城门备有炮台，但没有火炮。谁需要这些东西呢？中国的敌国都没有火炮。但中国当时确实内外受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因为敌人的弱小而不使用武器。事关生死存亡时，欧洲人在武器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欧洲的技术也是增值性的：每一次收益导致更大的收益。中国的纪录却是前进一步，后退一步，表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1621年，当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讨皇帝的欢心而送给皇帝4门火炮时，他们不得不随炮派去4名炮手。1630年，中国人花钱雇佣了一支由葡萄牙火枪手和炮手组成的特遣队为其作战。但尚未实施，便又放弃了计划。这可能是个英明的决定，因为外国雇佣兵曾使不只一个政权灭亡和被篡权。但明朝人的确曾让一些葡萄牙人教他们，后来又叫葡萄牙人中的耶稣会教士兼技工给他们建一座铸铁厂并铸造火炮。
这些由耶稣会教士制造的火炮似乎是属于中国曾用过的最高级的火炮。有些直到250年后即19世纪还在使用。然而，中国人用的炮大都服役时间很短便报废了，原因是这些炮众所周知常常走火，对炮手造成的危险比对敌人造成的危险更大（我们甚至听说中国的炮弹是用干泥巴做成的，但这至少能使爆炸力从炮筒口发射出去）。总的说来，中国当局不赞成使用火器，也许因为他们怀疑臣民会因此不忠于朝廷。考虑到这种武器的不中用，人们倒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猜想可能是害怕使用火器而带来其他的改进。
对于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使用一定手段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情况也不尽如此。目的和目的不一样。欧洲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杀敌制胜；而分布在幅员辽阔的疆土且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化名“穆复生”的人曾这样描述了中国朝廷的观点：
在对西方技术冷漠的同时，也存在对欧洲科学的抵制。基督教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钟表，而且还有知识（有时是过时的知识）和观念。朝廷对有些知识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和天文观测的技术，对一个独自控制历法并运用对时间的掌握来控制整个社会的皇帝来说，很有价值。另外，耶稣会教士还训练了一批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有才华的学生：有学会使用对数和三角学的数学家，还有制定出新的星座表的天文学家。
但这些知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北京，并且这种新学术很快便遭到那些从古代的久被遗忘的著作中寻本探源的中国人的抵制。一位领导这次寻本探源的人物梅文鼎（Wen-Ting，1635-1721）考证了宋朝（10-13世纪）的数学著作，然后宣称耶稣会教士并没有带来多少新颖的东西。后来，他的书稿由其孙子出版，书名为《赤河复珠》。题目比作者的原意更意味深长：当时，许多中国的科学“探究”犹如睁大双眼从故纸堆里淘沙。
此时，欧洲的科学继续大踏步发展，相继到达中国的教士们带来了更先进的知识（尽管仍然远远落后于前沿知识）。不过，种种限制使他们的使命失败了。他们太强调科学知识与宗教真理的联系，结果任何对前者的修正都意味着对后者的否定。这样如何面对欧洲日新月异的科学呢？1710年，一位耶稣会天文学家试图采用基于哥白尼体系的行星图。他的上级不允许他这么做，担心“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非难我们的前人所辛辛苦苦确立起来的东西，并引发新的对基督教的指责”。
这种知识探求方面的排外症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然而对西方的诅咒自始至终存在。在耶稣会教士贝尔1640年11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西’（Western）这个字很不受欢迎，皇帝在其布告中从来都是用‘新’字。实际上，只有那些想蔑视我们的人才用‘西’这个字。”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
这种明哲保身不求变革的态度，使当年访问过中国的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感到诧异。请听听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德（1655-1728）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最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我们（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只喜欢新事物。”马嘎尔尼勋爵来中国时的秘书乔治·斯当东，因为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改进他们运河的建议漠然置之而灰心丧气，痛心地感叹道：“在这个国家，那些人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提出改进建议如果不是该受斥责，也是多此一举。”半个世纪后，传教士古伯察致力于自己的使命苦苦布道，却劳而无功，他绝望地评论道：“任何一个有天才的人，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努力不会赢得奖赏而是换来惩罚，会立即无望地瘫倒。”
（并非仅仅封建王朝的中国体现了这一点。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中国拒绝外国技术之所以后果更加严重，是因为它自己早已滑入技术和科学的蛰伏状态，只靠往昔的成就慢慢行进，而且随着才华屈从于身份地位，越走越慢。中国毕竟是一个自我主宰的世界。为什么它没能产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当然也领先于欧洲。有些人会说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越性。为什么中国后来“失败”了呢？
有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可能通过委婉的措词减轻内心的痛苦：“中国社会，尽管稳定，但绝非静滞的、不变的……步伐变慢了……变化的幅度小了”（不错。但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或者本来就不该提出这一问题。无法回答是因为据说人不可能解释一个反面问题（这在逻辑上当然是不正确的；解释大范围的成功和失败，不可避免是很复杂的，但这就是历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这个问题不该问，是因为哪里出现了失败？用“失败”这个词本身就是把非中国的标准和期望强加给中国（但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该期望中国对自然感到好奇并且想了解自然？期望中国积累起知识并且从一个发现走向另一个发现？期望中国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期望中国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更多的活？中国原先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使这些问题更有相关性）。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否一方对另一方来说很重要？毕竟，科学最初并没有为欧洲工业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因为工业革命主要建立在实践者的经验性成果之上。那么，如果说到17世纪，科学在中国已缓慢到如同蜗牛爬动，科学对中国的技术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科学和技术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二者中任何一种新知识的反应都是相通的，一个社会对来自其中之一的新鲜事物视而不见，就是已经把自己同来自另一面的新鲜事物封闭开来。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这里又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拜自己的知识祖先。1734年，皇帝下诏要求宫廷御医举行仪式，拜祭他们已作古的同行先人。另一方面，他们听任每一代的新发现被世人不知不觉地遗忘，让后人大概再通过文物和考古研究重新予以发现。
可见，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很多词汇是应时而造，很快便废而不用，以至于今天的学者要花费大量精力破译这些本来曾很熟悉的汉字符号。许多思想如同陷入形而上的怀疑论和主观推测的泥潭，仍然模糊一片。儒家学说，用一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对科学研究不屑一顾的语气说那些都是肤浅之举，有人居然说显微镜“徒见其表……而不究其里”。
这种缺乏交流和挑战，以及这种主观臆断，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学术成果不易得到确认，而且容易丧失动力。当时的中国专家和学者无法确知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这往往要靠后人的研究，主要是西方人的研究，来发现那些较有灵感的成就，追授以应有的荣誉。难怪，中国对从欧洲引进的东西如此反感。欧洲的知识不仅奇异，而且无形中使中国人自愧不如，其所蕴含的热烈奔放激动的情感，其迫切性和竞争性，其对真理和效率的毫不留情、义不容辞的追求（耶稣会教士例外），都与中国人当时的气质格格不入。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几十年、几个世纪过去了。欧洲把中国远远甩在后边。中国人一开始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且不屑一顾，但逐渐开始焦虑不安，灰心失望。西方人的态度则是从请求和乞求变得不肯罢休，也不耐烦了。英国人获悉自己先后派出的两名使节都被轻蔑地打发出了中国。第三次，即在1839年，他们带着炮舰来了，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接着是明治维新（1868）后自称要称霸世界的日本人，和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一道争夺地盘。
即使如此，外人只不过是碰到了这个陶瓷王国的表皮：几个港口贸易城市；在内陆并不明确的势力范围；以及向中国出口鸦片、煤油和工业品的权利。这些只代表了中国市场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市场的潜在规模——人口如此众多——使中国成为19和20世纪富有传奇色彩的想象中的黄金国。
透过这层脆弱的表皮，可以看见大清帝国动荡不安，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官吏们拉帮结派，统治者的位子岌岌可危。请记住清朝（1644-1912）最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大约只有100万人口的这个小小的游牧民族，夺取了亿万人的泱泱大国的政权，并且统治了他们两个半世纪。当然，清王朝已采纳汉族文化并被汉族文化同化了，但在风俗、血统和特权方面的差别依然存在。特殊的标记（男性必须留长辫子）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别开来——也是中国人的肉中刺。尽管大部分行政官员必然是汉人，而且这些官员也不乏勤勉和忠诚，但由于血统上低人一等，说话分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为满族人效劳，也不可避免地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新王朝建立的头几年，情况有改善。天下重新太平，一切井然有序，粮食供应跟得上需求。粮食产量的增长是欧洲对这个自以为万事不缺的民族最了不起的礼物：新的作物（土豆、甘薯、花生）能种植在本来土壤贫瘠的山岭地区。但此时中国人口也急剧增长——这恰恰符合传统的马尔萨斯理论——当粮食供应难以再升高时，饥荒、内乱便又出现了。康熙大帝（在位1662-1722）尸骨未寒，动乱就开始了，最初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但后来的动乱又如同积聚的暴风雨，越来越严重。
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洋人成为恐惧与憎恨的目标，成为艰难、压迫和屈辱的想当然的根源。这种指控很大一部分是有道理的：高人一等的强权不会显出人身上最优秀的东西。但从对本民族的问题转嫁责任来看，这种做法是一种自食其果的逃避主义。这些国内爆发的运动中，声势最浩大和代价最惨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这是一次由宗教信仰引发的起义，尽管它仍奉行排外主义，它部分地带有基督教至福千禧的性质。这次运动历经10余年才得以平息，死亡了2000万人。
所有这些愤怒的情绪都阻碍了经济的现代化。例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归外国人，使铁路引进极大地复杂化。轮船被等同于炮舰——入侵和压迫的工具。由于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妇女不愿走出家门工作，机械化不受欢迎，被认为与别的洋货是一丘之貉。结果，到19世纪末，工厂工业才勉强立足，爬进了外国享有治外法权的通商口岸租界，而那些租界被视为大清帝国的皮肤之上的毒瘤。因为中国无法通过关税抵制洋货——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禁止这样做——这些“殖民地”企业对中国的民族经济几乎没有什么示范性影响。中国仍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零零散散分布着手工业。
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839年至1851年到中国各地传教的古伯察的记录证实了当时中国人的悲惨生活：
“现代世界科学，对；西方科学，不对！”
没有什么事物能比往昔的累累伤痕更使历史学家心灵不安了。当研究那些遭受命运虐待的国家和民族时，这种感受尤其深刻。他们曾经富裕过，但现在变穷了；他们曾经强大过，但现在衰弱了。这些失败者和受害者仍然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同时也怀着苦涩的经历所滋生出的悲愤。一个试图理解他们并让别人了解他们经历的历史学家，一个渴望了解并热爱他们的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战斗，为的是解释他们的过去，维护他们的尊严，抚慰他们的创伤。
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使命。然而，这也会阻碍科学。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最明显。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汉学家想保护中国不受残暴的外国人耻笑，他们的这一愿望引出了一批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他们通常知识渊博，并且就事实本身来说声势威严。他们意图美化中国当时的表现，纠正西方的批评。
在讨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所谓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人与欧洲接触的大背景下的所谓失败这一问题上，这种牵强附会地维持脸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声嘶力竭。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不乐意提及这种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西方人经常把这种失败看成是一种弱小的标志，是西方人高人一等的证明。在17、18世纪，甚至那些总的说来高度评价中国，尤其称赞中国的政治体制、哲学、建有城墙的城市、其方方正正的街道布局、其产品、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访华者，通常也责备和嘲笑中国的科学。这让中国人面子上很过不去。
其次，对新中国的人民和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西方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更让他们痛心的了。在过去，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土是“人类文明真正的中心”。他们会怎样看待现在的境况——欧洲列车末尾的挂车呢？如何解决追求西方科学与崇高的自尊心这一遗产之间的矛盾呢？答案是：强调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的世界性特征——如同一条长河——并且突出中国人对这一事业的贡献。“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的汉学家已努力为中国辩护。一个策略是尽可能减少对比的重要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什么对东西方接触和冲突的问题像着了魔似的？这些学者争论说，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如果像欧洲驱动的挑战应战的木偶那样，单单从对抗的角度来看这一历史，那就是贬低这一历史，使它完全失去其实质意义。要更多地朝里看，而不是朝外看。
那些已作古的皇帝们可能会赞成这一观点。但这种论点对我们的理解几乎毫无裨益，因为它与中国为何倒退这一问题简直毫不相关。你不能假装说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不存在，叫人们另找问题，就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另一有点近似的、主张对此问题不予考虑的观点认为：凭我们对中国科学了解的程度，不足以提出这一问题。提这一问题会是“纯粹浪费时间，而且使人分神……直到人们已从内部充分理解了中国传统的时候”（直到何时？要对自己研究的题目作更多了解，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以搁置重要的、该回答的问题为代价。实际上，提出这番告诫的人，就是与李约瑟合作探索中国科学史的内森·席文；他有时也对自己的建议置若罔闻，在其他文章中又探讨这一问题）。
有些学者努力强调积极的方面，勾画出一幅世界科学的大背景下中国科学成就的令人高兴的图画，这种做法较有道理。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文化的角度：知识是由许多大厦组成的大殿堂，各种不同的文明经由自己的道路到达自己的真理。至少在科学中，所有这些真理汇聚成共同的产品。席文就此评论道：
这就是新的流行说法，作为一种既定的道理而提出的。像其他流行说法一样，它的目的是按更高目标来形成真理，依据某种别的理由形成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说法正确地指出：现代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文明所发现的知识；现代科学吸收并把这些知识和技能与欧洲的发现融合起来。然而，它暗示不同文明之间连续的、对称的相互作用，这却是错误的。
起初，当中国和别的国家领先于世界时，几乎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单向的，即从欧洲之外传到欧洲。这是欧洲了不起的优点：与中国不同，欧洲是学习者，并且的确从早期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中受益匪浅。当然，后来，情况就变了：一旦欧洲创立了现代科学，知识之流掉头回流，但不是没遇到抵抗。在这一点上，上一种新说法暗示各种文明对共同财富所做的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贡献，这也是误导。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非西方科学不仅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
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宣传上述新流行说法的人泄气，因为在这种问题上，学者们往往是自己的理想和需要的仆人。在这方面，从下面一段话可看出额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动因：
仿佛直到现在他们还需要鼓励似的。
那些16世纪驶入印度洋再进到中国的欧洲人，受到了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恩赐般的接待，使他们极不习惯，深受震动。当时的天朝帝国——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一切——认为自己是普天下政治实体中的老大——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经历最丰富，其文化成就以及道德、精神和知识方面的优越都是别的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他们的光辉普照周围低等种族，这些低等种族向他们乞求光明，通过拜谒和进贡，而获得某种地位。中国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权力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代表。极少数有幸谒见他的人都要向他三跪九叩，表示自己的敬畏。其他人则向任何经过皇帝之笔的东西叩头——如皇帝谕旨，御笔签名。他写过字的纸，他穿戴的衣服，他碰过的什么东西，都因他而沾上了神圣的气息。
那些代表皇帝为他管理各地的人，是通过科举这种竞争性考试选择出来，考试内容是儒学典籍和伦理道德。这些官员体现了较高层次的中国文化——其显赫、完整和崇高。他们的自负和傲慢在对待下级官员态度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而他们到了上级官员面前则是“战战兢兢”，毕恭毕敬。没有什么能比早朝更表现出他们如何比试谁更恭顺。成百位朝廷大臣从半夜起便陆续聚集在富院内，一直站到天亮，风雨无阻，等候皇帝的驾到，给皇帝行礼。他们并非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的时间是皇帝赐给的。没有一位大臣担当得起迟到的罪责，准时到算是不够勤快了；不按点而提前早到才是自己对皇帝忠心的证明。
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哪有什么东西可学呢？正是由于自己傲慢，就更急于拒绝接受外国的东西。这就是优越感情结的矛盾：它天生就是不牢靠的、脆弱的。那些视优越感为宝贝的人需要这种情结，最害怕出现与之冲突的情况（当今的法国人大肆鼓吹自己语言的优越性，想到有可能出现的外来词便害怕，尤其如果是外来英语词）。中国的明朝也是如此——坚信自己优越，对西方技术的挑战恐惧得发抖。实际上，要想学的话，这种技术是现成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传教士，就是利用西方技术的奇迹而打通了他们进入中国的路。机械钟是打开国门的关键。我们知道，钟表是13世纪晚期欧洲人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不仅因为对纪律约束和生产率作出了贡献，而且因为给人们留下改进的余地，以及对仪器生产和操作、机械技术这些前沿领域发挥了作用。同它一比，水钟便成了傻瓜。
对中国16世纪的官员来说，机械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机器玩意，它不仅计时，还逗人乐。有些钟奏出音乐，有的上面安装着漂亮的小假人，每隔一段时间便有节奏地运动。时钟因此成为皇帝想观赏的一种东西。只要想赢得他青睐，就得把时钟献给他。急于讨得皇帝欢心的大臣必须抢在别人前面做到这一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懂行的人跟着这个神奇的装置一起去见皇帝。中国人的本能和一贯做法要求洋人必须停在一定距离之外，只局限于进入某些周边地区如澳门，极少允许进入中央地区。然而，16世纪的时钟需要其钟表匠伴随左右。
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人喜欢钟表。但是对于这些跟钟表同来的欧洲人，就不那么高兴了。这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以及事物、人、神性之间的联系。给中国人带来这些机器的天主教传教士是一群特殊的推销商。他们试图把中国人改造成皈依罗马天主教唯一真神三位一体上帝的信徒，而钟表可用来达到双重目的：既充当门票又作为说明基督教优越性的证据。那些能制造这些东西的人，那些同时还拥有特殊的天文、地理知识的人，难道在更广泛的道德意义上，不是高人一等吗？难道他们的信仰不更合乎真理，不更富有智慧？
耶稣会教士们到中国时准备提出这一论点，同时也变通执行教会的规矩和仪式以适应形势（例如中国人拜祭祖宗用的字符也用于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欧洲的俗人也随之效仿。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写道：
当这些人（波斯人、中国人）看到你们制造出来的这种在任何特定时间代表宇宙的真正状态的奇妙机器时，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我相信他们会承认，人的头脑有某种神性，这种神性尤其让基督教徒感应到。我这里指的是茫茫宇宙的秘密，地球的无边无际，以及时间的测量。
这一论点偶尔也使人信服。天主教传教士获得小小的成功，尽管他们难以说服头脑开明的“皈依者”成为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本分的“专一信徒”（即除信仰“真主”外，不信奉任何别的）。但大多数中国人如实地把这些论调看成对中国人声称的道德优越感的攻击，是对中国自尊心的打击。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反应只能是排斥和贬低西方科学和技术。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
这是令中国人欣欣然的神话。因此可以说，中国人不肯放弃钟表，渴望得到钟表，但却轻描淡写地把这些东西说成是玩具，对许多人来说，也确实是玩具；或者把它们看成是好看不中用的身份象征，是黎民百姓可欲不可求的东西。尚未进入近代社会的封建中国没有把时间知识看成是人们应有的一种权利。时间属于当权者，由他们来报时辰，个人拥有计时器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结果，尽管朝廷建立了造钟表的作坊，并且叫耶稣会钟表匠训练一些当地有才能的人，这些中国的钟表匠从来没有比得上西方的同行——因为缺少最优秀的老师，而且也缺少商业竞争和那种一比高低的精神。封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钟表制造业。
同一种傲慢自大（或冷漠）也决定了中国对于欧洲武器的反应。这些东西可绝不是玩具。火炮和火枪是杀人工具，因而也是权力的工具。中国有一切理由渴望得到这些制品，因为17世纪时，明朝为避免灭亡而进行着战争，而且正败给北方的鞑靼人。在这几十年的战争中，欧洲发明的枪炮本来有可能改变力量的对比。
然而，中国人从未自己学会如何制造现代火器。更糟糕的是，早在13世纪，中国人便知道并使用了火炮，然而却让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悄无声息地失传了。他们的城墙和城门备有炮台，但没有火炮。谁需要这些东西呢？中国的敌国都没有火炮。但中国当时确实内外受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因为敌人的弱小而不使用武器。事关生死存亡时，欧洲人在武器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欧洲的技术也是增值性的：每一次收益导致更大的收益。中国的纪录却是前进一步，后退一步，表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1621年，当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讨皇帝的欢心而送给皇帝4门火炮时，他们不得不随炮派去4名炮手。1630年，中国人花钱雇佣了一支由葡萄牙火枪手和炮手组成的特遣队为其作战。但尚未实施，便又放弃了计划。这可能是个英明的决定，因为外国雇佣兵曾使不只一个政权灭亡和被篡权。但明朝人的确曾让一些葡萄牙人教他们，后来又叫葡萄牙人中的耶稣会教士兼技工给他们建一座铸铁厂并铸造火炮。
这些由耶稣会教士制造的火炮似乎是属于中国曾用过的最高级的火炮。有些直到250年后即19世纪还在使用。然而，中国人用的炮大都服役时间很短便报废了，原因是这些炮众所周知常常走火，对炮手造成的危险比对敌人造成的危险更大（我们甚至听说中国的炮弹是用干泥巴做成的，但这至少能使爆炸力从炮筒口发射出去）。总的说来，中国当局不赞成使用火器，也许因为他们怀疑臣民会因此不忠于朝廷。考虑到这种武器的不中用，人们倒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猜想可能是害怕使用火器而带来其他的改进。
对于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使用一定手段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情况也不尽如此。目的和目的不一样。欧洲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杀敌制胜；而分布在幅员辽阔的疆土且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化名“穆复生”的人曾这样描述了中国朝廷的观点：
……军事失败是获取西方知识的技术原因，但也是不该获取这些知识的心理原因。从本能上讲，中国人更愿意承认失败，因为胜败是可以转化的，而不喜欢进入一种心理危机状态。人们能忍受屈辱但不能忍受自我作践……不考虑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朝廷官员们感觉到了中国文明所受的威胁，并试图不顾经济和政治危险而抵制这种威胁。在过去，中国人从未放弃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外族统治者总是采纳中国的文明。因此，没有历史可以借鉴，来引导他们渡过这一现代危机。
在对西方技术冷漠的同时，也存在对欧洲科学的抵制。基督教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钟表，而且还有知识（有时是过时的知识）和观念。朝廷对有些知识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和天文观测的技术，对一个独自控制历法并运用对时间的掌握来控制整个社会的皇帝来说，很有价值。另外，耶稣会教士还训练了一批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有才华的学生：有学会使用对数和三角学的数学家，还有制定出新的星座表的天文学家。
但这些知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北京，并且这种新学术很快便遭到那些从古代的久被遗忘的著作中寻本探源的中国人的抵制。一位领导这次寻本探源的人物梅文鼎（Wen-Ting，1635-1721）考证了宋朝（10-13世纪）的数学著作，然后宣称耶稣会教士并没有带来多少新颖的东西。后来，他的书稿由其孙子出版，书名为《赤河复珠》。题目比作者的原意更意味深长：当时，许多中国的科学“探究”犹如睁大双眼从故纸堆里淘沙。
此时，欧洲的科学继续大踏步发展，相继到达中国的教士们带来了更先进的知识（尽管仍然远远落后于前沿知识）。不过，种种限制使他们的使命失败了。他们太强调科学知识与宗教真理的联系，结果任何对前者的修正都意味着对后者的否定。这样如何面对欧洲日新月异的科学呢？1710年，一位耶稣会天文学家试图采用基于哥白尼体系的行星图。他的上级不允许他这么做，担心“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非难我们的前人所辛辛苦苦确立起来的东西，并引发新的对基督教的指责”。
这种知识探求方面的排外症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然而对西方的诅咒自始至终存在。在耶稣会教士贝尔1640年11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西’（Western）这个字很不受欢迎，皇帝在其布告中从来都是用‘新’字。实际上，只有那些想蔑视我们的人才用‘西’这个字。”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
这种明哲保身不求变革的态度，使当年访问过中国的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感到诧异。请听听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德（1655-1728）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最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我们（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只喜欢新事物。”马嘎尔尼勋爵来中国时的秘书乔治·斯当东，因为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改进他们运河的建议漠然置之而灰心丧气，痛心地感叹道：“在这个国家，那些人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提出改进建议如果不是该受斥责，也是多此一举。”半个世纪后，传教士古伯察致力于自己的使命苦苦布道，却劳而无功，他绝望地评论道：“任何一个有天才的人，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努力不会赢得奖赏而是换来惩罚，会立即无望地瘫倒。”
（并非仅仅封建王朝的中国体现了这一点。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中国拒绝外国技术之所以后果更加严重，是因为它自己早已滑入技术和科学的蛰伏状态，只靠往昔的成就慢慢行进，而且随着才华屈从于身份地位，越走越慢。中国毕竟是一个自我主宰的世界。为什么它没能产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当然也领先于欧洲。有些人会说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越性。为什么中国后来“失败”了呢？
有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可能通过委婉的措词减轻内心的痛苦：“中国社会，尽管稳定，但绝非静滞的、不变的……步伐变慢了……变化的幅度小了”（不错。但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或者本来就不该提出这一问题。无法回答是因为据说人不可能解释一个反面问题（这在逻辑上当然是不正确的；解释大范围的成功和失败，不可避免是很复杂的，但这就是历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这个问题不该问，是因为哪里出现了失败？用“失败”这个词本身就是把非中国的标准和期望强加给中国（但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该期望中国对自然感到好奇并且想了解自然？期望中国积累起知识并且从一个发现走向另一个发现？期望中国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期望中国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更多的活？中国原先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使这些问题更有相关性）。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否一方对另一方来说很重要？毕竟，科学最初并没有为欧洲工业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因为工业革命主要建立在实践者的经验性成果之上。那么，如果说到17世纪，科学在中国已缓慢到如同蜗牛爬动，科学对中国的技术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科学和技术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二者中任何一种新知识的反应都是相通的，一个社会对来自其中之一的新鲜事物视而不见，就是已经把自己同来自另一面的新鲜事物封闭开来。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这里又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拜自己的知识祖先。1734年，皇帝下诏要求宫廷御医举行仪式，拜祭他们已作古的同行先人。另一方面，他们听任每一代的新发现被世人不知不觉地遗忘，让后人大概再通过文物和考古研究重新予以发现。
可见，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很多词汇是应时而造，很快便废而不用，以至于今天的学者要花费大量精力破译这些本来曾很熟悉的汉字符号。许多思想如同陷入形而上的怀疑论和主观推测的泥潭，仍然模糊一片。儒家学说，用一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对科学研究不屑一顾的语气说那些都是肤浅之举，有人居然说显微镜“徒见其表……而不究其里”。
这种缺乏交流和挑战，以及这种主观臆断，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学术成果不易得到确认，而且容易丧失动力。当时的中国专家和学者无法确知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这往往要靠后人的研究，主要是西方人的研究，来发现那些较有灵感的成就，追授以应有的荣誉。难怪，中国对从欧洲引进的东西如此反感。欧洲的知识不仅奇异，而且无形中使中国人自愧不如，其所蕴含的热烈奔放激动的情感，其迫切性和竞争性，其对真理和效率的毫不留情、义不容辞的追求（耶稣会教士例外），都与中国人当时的气质格格不入。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几十年、几个世纪过去了。欧洲把中国远远甩在后边。中国人一开始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且不屑一顾，但逐渐开始焦虑不安，灰心失望。西方人的态度则是从请求和乞求变得不肯罢休，也不耐烦了。英国人获悉自己先后派出的两名使节都被轻蔑地打发出了中国。第三次，即在1839年，他们带着炮舰来了，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接着是明治维新（1868）后自称要称霸世界的日本人，和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一道争夺地盘。
即使如此，外人只不过是碰到了这个陶瓷王国的表皮：几个港口贸易城市；在内陆并不明确的势力范围；以及向中国出口鸦片、煤油和工业品的权利。这些只代表了中国市场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市场的潜在规模——人口如此众多——使中国成为19和20世纪富有传奇色彩的想象中的黄金国。
透过这层脆弱的表皮，可以看见大清帝国动荡不安，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官吏们拉帮结派，统治者的位子岌岌可危。请记住清朝（1644-1912）最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大约只有100万人口的这个小小的游牧民族，夺取了亿万人的泱泱大国的政权，并且统治了他们两个半世纪。当然，清王朝已采纳汉族文化并被汉族文化同化了，但在风俗、血统和特权方面的差别依然存在。特殊的标记（男性必须留长辫子）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别开来——也是中国人的肉中刺。尽管大部分行政官员必然是汉人，而且这些官员也不乏勤勉和忠诚，但由于血统上低人一等，说话分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为满族人效劳，也不可避免地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新王朝建立的头几年，情况有改善。天下重新太平，一切井然有序，粮食供应跟得上需求。粮食产量的增长是欧洲对这个自以为万事不缺的民族最了不起的礼物：新的作物（土豆、甘薯、花生）能种植在本来土壤贫瘠的山岭地区。但此时中国人口也急剧增长——这恰恰符合传统的马尔萨斯理论——当粮食供应难以再升高时，饥荒、内乱便又出现了。康熙大帝（在位1662-1722）尸骨未寒，动乱就开始了，最初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但后来的动乱又如同积聚的暴风雨，越来越严重。
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洋人成为恐惧与憎恨的目标，成为艰难、压迫和屈辱的想当然的根源。这种指控很大一部分是有道理的：高人一等的强权不会显出人身上最优秀的东西。但从对本民族的问题转嫁责任来看，这种做法是一种自食其果的逃避主义。这些国内爆发的运动中，声势最浩大和代价最惨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这是一次由宗教信仰引发的起义，尽管它仍奉行排外主义，它部分地带有基督教至福千禧的性质。这次运动历经10余年才得以平息，死亡了2000万人。
所有这些愤怒的情绪都阻碍了经济的现代化。例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归外国人，使铁路引进极大地复杂化。轮船被等同于炮舰——入侵和压迫的工具。由于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妇女不愿走出家门工作，机械化不受欢迎，被认为与别的洋货是一丘之貉。结果，到19世纪末，工厂工业才勉强立足，爬进了外国享有治外法权的通商口岸租界，而那些租界被视为大清帝国的皮肤之上的毒瘤。因为中国无法通过关税抵制洋货——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禁止这样做——这些“殖民地”企业对中国的民族经济几乎没有什么示范性影响。中国仍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零零散散分布着手工业。
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839年至1851年到中国各地传教的古伯察的记录证实了当时中国人的悲惨生活：
老百姓生活在穷困、悲惨的深渊中，其深重程度除了在这个天朝帝国，别的国家无一能找到。年复一年，在中国的这一或那一地区总有惊人数量的人死于饥荒。那些只是苟延残喘的人就不计其数了。如果某一个省份的庄稼因为干旱、洪水或其他天灾人祸而歉收，那么2/3的人口马上就得挨饿。你会看见他们排成无数长队——真正称得上是乞丐大军——走在一起，男人、女人、孩子，去小镇和村庄乞讨点东西填肚子……很多人晕倒在路旁，还没等到达他们指望得到帮助的地方便咽气了。你会看见田野里和路旁的尸骨，走过去也会不介意——这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已经让人熟视无睹。
“现代世界科学，对；西方科学，不对！”
没有什么事物能比往昔的累累伤痕更使历史学家心灵不安了。当研究那些遭受命运虐待的国家和民族时，这种感受尤其深刻。他们曾经富裕过，但现在变穷了；他们曾经强大过，但现在衰弱了。这些失败者和受害者仍然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同时也怀着苦涩的经历所滋生出的悲愤。一个试图理解他们并让别人了解他们经历的历史学家，一个渴望了解并热爱他们的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战斗，为的是解释他们的过去，维护他们的尊严，抚慰他们的创伤。
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使命。然而，这也会阻碍科学。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最明显。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汉学家想保护中国不受残暴的外国人耻笑，他们的这一愿望引出了一批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他们通常知识渊博，并且就事实本身来说声势威严。他们意图美化中国当时的表现，纠正西方的批评。
在讨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所谓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人与欧洲接触的大背景下的所谓失败这一问题上，这种牵强附会地维持脸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声嘶力竭。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不乐意提及这种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西方人经常把这种失败看成是一种弱小的标志，是西方人高人一等的证明。在17、18世纪，甚至那些总的说来高度评价中国，尤其称赞中国的政治体制、哲学、建有城墙的城市、其方方正正的街道布局、其产品、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访华者，通常也责备和嘲笑中国的科学。这让中国人面子上很过不去。
其次，对新中国的人民和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西方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更让他们痛心的了。在过去，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土是“人类文明真正的中心”。他们会怎样看待现在的境况——欧洲列车末尾的挂车呢？如何解决追求西方科学与崇高的自尊心这一遗产之间的矛盾呢？答案是：强调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的世界性特征——如同一条长河——并且突出中国人对这一事业的贡献。“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的汉学家已努力为中国辩护。一个策略是尽可能减少对比的重要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什么对东西方接触和冲突的问题像着了魔似的？这些学者争论说，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如果像欧洲驱动的挑战应战的木偶那样，单单从对抗的角度来看这一历史，那就是贬低这一历史，使它完全失去其实质意义。要更多地朝里看，而不是朝外看。
那些已作古的皇帝们可能会赞成这一观点。但这种论点对我们的理解几乎毫无裨益，因为它与中国为何倒退这一问题简直毫不相关。你不能假装说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不存在，叫人们另找问题，就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另一有点近似的、主张对此问题不予考虑的观点认为：凭我们对中国科学了解的程度，不足以提出这一问题。提这一问题会是“纯粹浪费时间，而且使人分神……直到人们已从内部充分理解了中国传统的时候”（直到何时？要对自己研究的题目作更多了解，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以搁置重要的、该回答的问题为代价。实际上，提出这番告诫的人，就是与李约瑟合作探索中国科学史的内森·席文；他有时也对自己的建议置若罔闻，在其他文章中又探讨这一问题）。
有些学者努力强调积极的方面，勾画出一幅世界科学的大背景下中国科学成就的令人高兴的图画，这种做法较有道理。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文化的角度：知识是由许多大厦组成的大殿堂，各种不同的文明经由自己的道路到达自己的真理。至少在科学中，所有这些真理汇聚成共同的产品。席文就此评论道：
过去二三十年来的历史发现使那些旧的流行说法失去了根据。那些流行说法认为：现代科学的祖先只源于欧洲；在现代之前，除非在欧洲影响之下，否则没有其他文明能够产生科学。我们已经逐渐理解到，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以及较小的文明国家，曾存在着在一些根本方面——技术、制度背景、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欧洲传统不同的科学传统。很明显，这些传统和西方的传统，绝不是相互隔开的河流，而是从一开始便在不同程度上连续不断地相互作用，直到它们都被自己参与创造的现代科学的本地形式所替代。
这就是新的流行说法，作为一种既定的道理而提出的。像其他流行说法一样，它的目的是按更高目标来形成真理，依据某种别的理由形成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说法正确地指出：现代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文明所发现的知识；现代科学吸收并把这些知识和技能与欧洲的发现融合起来。然而，它暗示不同文明之间连续的、对称的相互作用，这却是错误的。
起初，当中国和别的国家领先于世界时，几乎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单向的，即从欧洲之外传到欧洲。这是欧洲了不起的优点：与中国不同，欧洲是学习者，并且的确从早期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中受益匪浅。当然，后来，情况就变了：一旦欧洲创立了现代科学，知识之流掉头回流，但不是没遇到抵抗。在这一点上，上一种新说法暗示各种文明对共同财富所做的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贡献，这也是误导。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非西方科学不仅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
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宣传上述新流行说法的人泄气，因为在这种问题上，学者们往往是自己的理想和需要的仆人。在这方面，从下面一段话可看出额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动因：
世界各地有文化的人，现在都愿意倾听有关中国科学传统的新揭示……这种增高了的兴趣表明：世人对中国的敬重有所增加，增加幅度虽小但仍足以让人感受到。更恰当地说，它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日益致力于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有助于中国科学家充分地加入国际科学大家庭。
仿佛直到现在他们还需要鼓励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