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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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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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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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7-05

39 个评论

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中国列宁化最彻底的地区,我黑它主要是出于恐惧,类似媳妇讨厌婆婆,事实上内地和东北只有阶段上的区别,没有本质上区别。
地狱嗨还吹北上广?
在他们眼里百京都是天龙人和奴才,上海排外又小气,广州全是尼哥,号称小广砍达自治区。
也就本地人会吹自己黑别的地方。
前几年我不黑东北,觉得东北与我无关,这次瘟疫置留家乡,突然发现其实整个内地都在东北化(再列宁化),我才格外厌恶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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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岁静?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27739
岁静在任何朝代都存在。

比如民国的鸳鸯蝴蝶派。
民国那真是大变局的年代了,你追求民主,呼吁民主,社会氛围比今天的轻松得多得多。
那样都尚且有人追求岁静,何况今天呢,(岁静一词的来源,就是张爱玲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而张爱玲长期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

很多文化决定论者,或者反中国文化者,都认为岁静是中国人自私无情,对于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表现。

也就是他们理解的岁静,有另一个表现:其他人死活我不管。

这一点上,其实亲中或反中是有极大区别的。
在亲中的人解读中,岁静并不是他人死活我不想管,而是我管不了。
岁静的含义是:暴力之下,我只能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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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哪种解读,无论是亲中还是反中,都认为:打破岁静,才能启动社会转型。
他们都认为,没有岁静,天下大乱。

只不过,一个认为天下大乱是好事,大乱才能产生变化。另一个认为,天下大乱就是叙利亚,民不聊生,最后还是王朝循环。

我认为,

岁静只是一小部分城市中产的思想,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是更加野蛮的丛林法则。他们追求利益是毫不留情,并且不惜性命的。
岁静你无论怎么解读,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保全自己。

但是真正的丛林法则中,自身的生命是必要的赌注。因为一个毫无资产的人,生命是唯一可以拿出的筹码。
这使得革命者,必然不会是城市出身的人,而是更有野蛮气息的穷苦之人。
这几年地域吹主要是成吹、杭吹、郑吹,前几年是西吹、青吹。北上广的实力还真不是北上广本地人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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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朱践耳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760023
此人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

他45年才加入中共,国共内战,他都在文工团,懂得狡猾地明哲保身。
选择亲共我认为一是他崇拜聂耳。二是他也有通过亲共,获得去苏联进修提高的机会。
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试图通过体制获得留学机会在过去是非常正常的路径。

后来他的愿望成真,1955年公派去苏联。进入著名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不过之后没几年就遇到了中苏关系恶化。他学了5年之后于1960年回国。虽然在苏联他躲过了大跃进,不过没有躲过大饥荒和文革。

回国后,这个费拉第一感受到中国原始社会主义的铁拳,他的创作几乎停止,在苏联他可以能写交响乐的,结果回国之后,只能写写小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这期间创作的。

他认为,从1960年到1978年是十八年断层(包括前六年的迷途,中间十年的荒唐压抑,后两年的反思),不仅毁了他的“交响梦”,也使“革命梦”被扭曲和变质。


文革后,他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相对自由的氛围,让他也重新创作出了一些作品。
比如他创作过一部缅怀张志新的交响乐: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上海交响乐团 陈燮阳指挥

说明他心里很清楚中共是个什么货色。把子女送出国,但是自己留在中国赚大钱,也说明他是个很典型的骑墙派,与利己主义者。如同当年很多贪官一样,自己在国内赚钱,子女出国享福。反正我死后哪管中国洪水滔天的那种。

纵观他一生,他都是能躲就躲,从不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偶尔有自由的环境,才敢于表达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是人生根本目标还是无产阶级费拉那种无脑赚钱,精致利己而已。

他幸运地在2017年去世,但是他的夫人和子女终究没有躲过社会主义的铁拳。我相信他若是活着,也一定会遭遇同样的下场。

有的时候,费拉们得想明白一点,当你永远选择那条看起来即容易,又光明的道路时,你得看看这条路是谁修的,若是修路的人来自于原始文明,那么你还是离这条路远一些。
北上广有啥实力?我真没看出来,烦请科普一下。

自己去查查吧,如果北上广不好,哪来这么多流动人口?每年那么多毕业生都是傻子吗?往实力不好的地方去?
这就是所谓「诸夏」的可笑之处了。台湾人可以宣传自己的共同体,维吾尔和西藏人有自己的认同和文化,然而诸夏有什么?根本上不过是大一统政权为方便统治划分出来的行政区划,他们却要强行假装在那里还存在着什么共同体,最终只能得出可笑的结论。

Twitter上的「大蜀民国」账号,竟然拿出成都的夜景和春熙路、太古里作为宣传和他们「蜀国」的证明。然而成都难道不是汇聚全川流民的终极散沙社会?成都的所谓高楼和繁荣,难道不是中共通行全国的地产政策、民工经济的产物?他们无法承认所谓的「蜀国」文明早已不存在,最终终于沦落到了和地方贴吧一个等级的地域黑的水准。以此发明出的「民族」,只怕比任何他们鄙视的费拉假共同体更不堪一击。
理智上我憎恨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情感上我讨厌东北人,实际上在胜利之前也无法区分两者(不限于东北问题,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一样)。
就香港现在这形式,我觉得魔都独立五年就朝香港也不奇怪啊。哪怕不独立五年后甚至用不了五年香港也要堕落到和魔都一个水平线上了。
而且这类说法充其量不过是画画大饼,这类大饼又哪只有独立派在画。
你开心一年就够了,今年香港人都移民到海外跑光了,揽炒成功。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独立五年超香港也正常嘛,甚至都不用五年。
呵呵那我也可以说揽炒成功,香港还不如你国三线城市。

不如三线城市应该不至于,但估计可能会不如北上广。毕竟香港人跑光了支那人还能填进来,香港至少地理位置还不错。
揽炒了就彻底废了,离开外资和金融中心的招牌。你还以为有高薪收入和共产党输血啊。还不如珠海。自然环境和...


反正香港独立5年能超香港这话现在肯定是没错就是了。
而且我们从歧视链的角度来说,如果说独立几年就能赶英超美追日那肯定是非常支的,但如果对比香港这个实际上并未脱离你支控制的城市,在歧视链上也是合理的。
独立的香港=独立的魔都>未独立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未独立的魔都>丧失一国两制逐渐堕落的现实香港。
楼主一看就没去过中华城市吧
我歧视北方人,单纯是因为我去过北方读书,那里的官僚主义特别严重,不管你有没有能力,比你高一等职位就是你爹,爹命令你干就得干。而且好多人真的就愿意当儿子,老师再怎么压迫也不敢出声,生怕给你挂科那就麻烦了,就干脆再怎么压迫都硬着头皮完成任务。还有就是去了北方你会发现,舔狗傍地走,能力者被有权有势的按着暴捶,你要是声讨,其他和你一样的人就会骂你不会为着爹爹们着想,骂你真幼稚。

不好意思,我在南方还真没遇到过这么憋屈的事,我就是歧视北方,一口自以为字正腔圆的口音就是标准普通话了,儿化音属实低劣,给人一种老相好的感觉,就爱用儿化音跟人套近乎,北方人官僚主义怕不就是这么来的,反正儿化音我听了就想吐。要不是生活所迫,害。
上海没你想的那么强大,独立了又如何?你国早就错过了各种技术革命,独立后失去你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市场和资...


魔都本身低人权优势就相对较低,你支的血汗工厂也没建在魔都这边的。
你所谓的技术优势,当年魔都作为东亚中心租界遍地的时候也没有,主要还是要看总体形式,魔都的地理位置是有优势的。
在我看来,如果你支分裂,形成两个联盟,一个支共残余势力,一个亲西方,可能反而对魔都等国家是比较有利的局面,就能像韩国一样受到西方的扶持和驻军了。不过满洲国估计是不得当邪恶联盟了。
想多了,低人权优势在你国不光是血汗工厂,上海的发展模式更非依赖民营经济。国有成分比重大的很,只是相对...


你支分裂了又不代表一定要把货币也割裂掉,同盟国之间搞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同盟不就行了。
你支未来的大崩溃能形成怎样的历史机遇没有人能够预测,解体分裂当然也是方向之一。
分裂也好统一也好,民主也好专制也好都是东亚大陆都是第三世界。地域嗨碰瓷发达国家乱吹牛更是和共产党没区...


台湾日本韩国都不算第三世界了吧,虽然就你支目前的人口质量,哪怕独立了,没个50-100年我估计也确实好不到哪去。不过如果美国驻军的话人口优化时间可能缩短。
虽然我也不认同那种独立几年就能赶英超美追日的论调,不过其实就画大饼层面来说,其实也和有些民主派差不多不是么。
为什么一定要赶超美日?墙国人无论是否分离,为什么都必须有个墙国梦?分裂后好好建设民主国家,发展成一个...


不是你自己在抨击别人说独立后就能赶日超美么?你问我干嘛??
你要你支不当世界霸主安分点,那也需要解体啊,只有解体才能解决你支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问题。
因为你谈到了反贼画大饼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大饼只谈分裂或者民主后人民生活水平福利水平就好,不要谈什么...


绝大多数本来就是指生活水平福利水平吧,不然指军事水平?当然你要说拿马化腾之类的吹确实很支,不过我倒是不常见到。
想多了,低人权优势在你国不光是血汗工厂,上海的发展模式更非依赖民营经济。国有成分比重大的很,只是相对...

你这逻辑就挺混乱的。国有经济比重大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如果是好事,那中苏应该完爆欧美才对啊;如果是坏事,那说它独立和民主化以后会更强有错吗?
随便吹没用,至少不敢进攻美国,都还可以吹
这个世界本来绝大部分人都是反智的,有的是因为条件太差而反智,比如费拉;有的是因为条件太好而反智,比如白左。批评别人没问题,但是也要想想自己究竟懂多少。
地域嗨吹什么都可以,别碰瓷发达国家,别胡说八道,这逻辑都无法理解的话,就再别啰嗦了。


只是在我看来,你所指控的情况并不广泛存在,那么你的逻辑自然也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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