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认罪表”

朱熹一生,廉洁自好、刚正不阿,学养德业、臻于全能,多次横遭权臣、奸臣的排斥、诬陷。其学说,被王淮、韩侂冑指为“伪学逆党”。其身份、地位,在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达到顶峰,随即挫落。那年七月,光宗帝内禅,逊位为太上皇,太子赵扩登位,是为宁宗帝;八月,朱熹从秘阁修撰、潭州知州升迁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皇帝的顾问、教师),成为当时的“儒宗”。闰十月,上疏忤逆韩侂冑,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之职被罢。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年)十二月,复以焕章阁待制,辞而不就。庆元二年十二月,被罢免秘阁修撰及提举南京鸿庆宫之职。庆元五年,辞退一切官职而退休。庆元六年三月,因病去世。虽然生前仕途起落,但丝毫不影响道德、文章的卓著于千古。

宁宗帝登基之初,朝廷之中有二个冒尖之人:宗室赵汝愚,外戚韩侂胄。古代政治,最忌后妃、外戚、太监干预朝政;宋朝的祖宗家法,又加上了对于四世之内皇室近宗之人参与政事的限制。赵汝愚是太宗帝的七世孙,已是远宗。韩侂胄母亲的姐姐是当时的太皇太后(高宗帝的吴皇后),其妻是太皇太后的侄女,其侄孙女是宁宗帝的恭淑皇后,正儿八经亲上加亲的皇室外戚。然而,韩侂胄以“宗室不得为宰执”打压赵汝愚,把持朝政历十余年。

赵汝愚是从绍熙五年八月担任右宰相,庆元元年二月被降职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庆元二年正月暴卒于永州;因赵汝愚正直清廉,朝中大臣多有为之抱不平者。韩侂胄为了一手遮天,摈除异己,迅速地结羽成党,授意党羽着力诬陷跟赵汝愚关系较近的朱熹,将朱熹的理学诬讦为“伪学”,制造了“庆元党禁”。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庆元三年二月,朝廷公布五十九人为《伪学逆党籍》,尽行驱逐;庆元四年五月,禁止传播“伪学”。嘉泰二年(一二零二年),开始解禁。

朱熹秘阁修撰之职的被罢,直接原因是遭到监察御史沈继祖的弹劾。沈继祖向朝廷递呈劾朱熹的省札(是胡纮在做谏官之时撰写。胡纮被升职为太常少卿,就将此文交给谏官沈继祖)与诏落朱熹秘阁修撰, 这二件事,关连得非常迅速,在一个月内。可见,并不符合监察程序,即有监无察,缺失了具体检察、审理其事的环节。

胡纮撰写的《劾朱熹省札》,兹录于下:
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恶又不与焉。

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蔬饭,今熹欲餐粗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

熹于孝宗之朝屡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致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此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

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

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倚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熹既用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

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盍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

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

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

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

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

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

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

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

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将储用镌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

这道省札公布之后,御史台及门下、中书二省之人全都不敢以之作为撰写贬谪朱熹文书的根据(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初,台臣劾公,仅见省札,而掖垣见不敢草谪词云”)。因为,撰此省札者过于夸诞的风闻言事,已将阴恶刁邪的刻毒用心溢于文中。
有些词语的生造,字意不通;例如,资本回邪。本与邪,以一棵树而喻,本是根本,邪是斜枝,资其根本是向下的,回及枝邪是向上;资本与回邪是方向相反的二码事,上下悬殊,是不可混而为一的。

所谓六罪: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以诗发怨、害于风教。堪为玩弄文字、肆意组织言词以遂诬陷之企图的极致之作。

第六罪,使用机械设备搬移、安装圣像,经过街道、闹市,圣像手、脚有所损坏,围观者为之惊叹,属于工事意外,跟“害于风教”是有着一些距离的。

第五罪,从诗句“除是人间别有天”之中,揪出“别有天”三字,进行牵扯、影射方式的批判,乃是想要制造一场纯粹的文字狱。

第四罪,接受官职之后的请辞官职,就被当作“玩侮朝廷”,那么,只有职务终身制才是不玩侮朝廷的了。朝廷可以起用人才,大臣可以请辞官职,这是一种相应的权利对等;没有了这种对等,只许领职不许辞官,那么,大臣便等于是朝廷的奴才了!

第三罪,改卜从葬之地跟“不忠于国”联系起来,可见,撰文之人是以葬者为“国”,其言外之意等于咒骂宋国是个入土埋葬的死人。
第二罪,不肯入部就职,马马虎虎,跟“不敬于君”,可以沾得上一点边际。

第一罪,不管家里贫富如何,只要杀鸡给母亲吃,就是“孝”;撰此文者实在是荒唐得足以旷古绝代!养鸡场业主完全可以被胡纮奉为举世无匹的最孝者了。

主打的六罪,已为无理无据。其次的“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等,很能凭空罗织。

宋代流行厚嫁,“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是当时社会较为常见之况。《宋史·朱熹传》“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朱熹家贫,以刘子羽为义父,十四岁开始住在刘家,与刘子羽的长子刘珙亲如兄弟。刘珙并非只有女儿,而是有着两个儿子:刘学雅、刘学裘(是《刘氏传忠录》的编著者)。刘珙身后之财产是由儿子继承的。朱熹媒介赵汝愚之子赵崇宪娶了刘珙之女,既非赵崇宪入赘刘家,更非继承了刘家的财产?对于宗室、官宦世家来说,“巨万之财”的嫁奁算得上犯了什么罪吗?而将嫁奁跟“身后巨万之财”混淆起来,足以可见,撰此省札者的用心邪恶。
农耕时代,牛是很要紧的动物,盗牛之事,一旦被发现,就会惊动乡里以及官府而使盗牛者受到法律处罚。如果,真有此事,早就处理了,盗牛者已受应有的惩处。如果,还没处理,即盗牛之事未被他人所觉察,那么,撰文者如何得知此事?

女人哪有不夫自孕的?冢妇,是嫡长子的正妻,既已成为冢妇,怎可说是不夫。冢妇不夫而自孕,连语意都是自相矛盾,根本说不通的。以语意不通之言作文,是为诳讹。
朱熹是“餐粗食淡”的,该如何诱引不止一个的尼姑来当宠妾呢?拿什么宠?

由于撰此省札者对吃很感兴趣,文章开头一段就已涉吃:吃菜事魔(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叶适《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从王居正“有吃菜事魔之俗”到叶适“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其语意定义的变化是从“俗”到“如”,可见,“吃菜事魔”本非妖术;因为,人可事神,亦可事魔。但是,胡纮的“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将吃菜事魔指定为妖术,有所不妥。岂非人们只要沐浴斋戒的吃斋,就是魔里魔气的了),餐粗食淡。第一罪的一整段都在说吃,有鸡可吃就好,吃菜的太不好了;所以,“无行义之徒”是“餐粗食淡”的。可见,以胡纮之心,则道德必须权威富贵,孝义在于有吃有喝!鸡,乃是重中之重。

根据《宋史·胡纮传》,胡纮怨恨朱熹,缘于只鸡樽酒。胡纮尚未显达之时,曾经去建安访问朱熹,朱熹都是以脱粟的饭食招待四方学子,也就让胡纮吃脱粟之饭的了,胡纮很不高兴,跟人说:这就太没人情了,至少,应该烧一只鸡、斟一樽酒给我吃的,况且,鸡啊酒的,你朱熹住着的山里又不是没有。(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赵汝愚,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因此,也就怪不得胡纮拿吃鸡说事了。

胡纮考中进士之后,担任司农寺主簿、秘书郎期间,受到韩侂胄的起用。胡纮的飞黄腾达,靠的是摈斥、取缔“伪学”的“庆元党禁”,从监察御史升为太常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权工部侍郎,调任到礼部,又调任到吏部。然后,“坐同知贡举,考宏词不当而罢。未几,学禁渐弛,纮亦废弃,卒于家”。

贡举,是定期进行的科举考试,叫做常科。知贡举,即主考官;同知贡举,即副考官;这是可以“门生满天下”的美差。宏词,是博学宏词科,始于唐代开元年间,试诗、赋、议论文各一篇,属于科举之上的制科,即其对象是已考中了的进士,能够通过此科的往往只是进士前三名。南宋绍兴年间,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凡十二通,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遇科场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犯赃人外,公卿子弟之秀者皆得试。先投所业三卷,学士院考之,拔其尤者召试,定为三等。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同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嘉熙三年,因为过于严格,降等立科,改为“词学科”,只试文辞,命题只分两场。景定二年,恢复博学宏词科。

胡纮的文章(生造词语,语句之中的字意自相矛盾)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当不好副考官,被免官了。等到学禁宽松,胡纮就彻底的被朝廷废弃了。

朱熹对于沈继祖的弹劾以及被朝廷免去官职的回应,是《落职罢宫祠谢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被韩侂胄、胡纮、沈继祖的遗世邪灵、隔代余孽,视为朱熹的认罪表)。这两篇文章,兹录于下。

臣熹言:臣前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该满罢,至二十七日,伏准尚书省庆元二年十二月札子节文,臣寮论臣罪恶,乞赐睿断!禠职罢祠,奉圣旨,依。臣已于当日谢恩只受讫者。

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迨复寻于白简,始知丽于丹书。镌延阁论撰之名,辍真祠香火之奉。兹为轻典,永赖洪庥,捧戴奚胜!感藏曷喻!

伏念臣草茅贱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时,已误三朝之眷奖;晚逢兴运,复叨上圣之深知。召自藩维,擢参经幄,略无可纪,足称所蒙。既远去于朝行,即永归于农亩。然犹畀之秩禄,使庇身于卜祝之间;置在清流,容厕迹于图书之府。

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谨于彝章,遂自投于宪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凡厥大谴大诃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聩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

岂谓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眚终之明训。倘许卒遂于余生,是宜衰涕之易零!惟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伤黜陟之公。遂使顽蒙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修身,无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忧国,未忘葵藿之初心。

瞻望阙廷,臣无任。

臣熹言:臣昨于庆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节文,臣寮奏臣罪恶,乞与褫职罢祠,奉圣旨,依。札臣照会,臣即于当日望阙谢恩解罢职名,仍奉表称谢去讫。今于 月 日,复准都进奏院递到 月 日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者。

弹文上彻,已幸免于严诛;诏墨下颁,复宠加于明训。阅时既久,只命惟新。感极涕零,惧深首陨。伏念臣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顷叨任使,已屡奏于罔功;旋即便安,复未能于寡过。

致烦重劾,尽掎宿愆。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尘之污行。有母而尝小人之食,可验恩衰;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礼阙;以至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宫之地而改为僧坊。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

不虞恩贷,乃误保全。第令少避于清班,尚许仍居于散秩。愸玺书之来下,恍岁律之还周。视要囚讵,止于旬时,盖有迁就;逮数恶难,从于末减,犹听省循。口诵以还,心铭敢坠。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载,明极照临。作福作威,总大权而在已;曰贤曰佞,付公论于得人。谓刑罚固足以惩奸,而播告岂容于匿指。

式敷显号,遍警具寮。臣敢不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年龄晼晩,虽悲后效之无期;肝胆轮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坚死守,觊答生成。

在古代,只要朝廷向大臣下达了或奖或罚或擢或黜的公文,大臣必须向朝廷呈递谢恩之表。因此,谢恩并非谢罪,呈递谢表更非自作认罪之状。

《落职罢宫祠谢表》话分两头,一边是请求“臣寮论臣罪恶,乞赐睿断”,一边是依旨谢恩“禠职罢祠,奉圣旨,依”。指出台劾省札之中所列的六罪五“可乎”,属于“大奸大憝”的不为阳间所见的“阴私”,那么多的要受群情共弃的的众恶交归,应该受到法律谴责、问罪的事儿,我这个“当事人”竟在此前还没听见过,所以,我真是又很怀疑又很恐惧(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凡厥大谴大诃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聩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

由于“乞赐睿断”的请求未经受理,《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除了“褫职罢祠,奉圣旨,依”,就是以“宿愆”呼应“阴私”,给那道省札的“罪状”作了再次定位,追问朝廷在下达贬谪命令之前有没有经过具体的检察、审理,以证明那些“污行”、“恩衰”、“礼阙”之事是不是诬陷(谅皆考覆以非诬)?希望朝廷严查此事,以免有所“匿指”。

朱熹对于胡纮所撰省札之中的各条“罪行”,非但没有承认,并且,指出这是诬陷。宿愆、阴私,是佛教、道教劝导信徒忏悔的常用语;朱熹以“尽发阴私”、“尽掎宿愆”针对胡纮的省札,言外之意,乃是讥诮御史台已经沦为佛寺道观般的搞起了神神鬼鬼那一套。

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朱熹称:“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载,明极照临。作福作威,总大权而在已;曰贤曰佞,付公论于得人。”指出宋宁宗和韩侂冑只不过是总览大权作威作福,然而贤佞、公道自在人心。

《落职罢宫祠谢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字斟句酌、对仗演畅,起承转合、绰然而圆,章法严谨、体势浑穆。二字以总之:精炼。

《劾朱熹省札》,词句闪烁,行文虚浮,用意于拖沓之间穿插刁钻,指事在无序之中混夹含糊,既未能扎实于文笔,又不足于章法之完整。二字以总之:漫谬。

朱熹被免职,并非有其罪恶;这是大白于当时的。庆元元年开始担任右宰相的谢深甫,曾在“庆元党禁”期间余嘉向朝廷上书请求处斩朱熹的时候,将那篇疏章扔掉,当场就骂余嘉是个狂妄的虮虱,对大臣们说:朱熹他们只是互相追求学业之明而已,哪有什么罪啊。(《宋史·谢深甫传》“有余嘉者,上书乞斩朱熹,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深甫掷其书,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过自相与讲明其学耳,果有何罪乎?余哲虮虱臣,乃敢狂妄如此,当相与奏知行遣,以厉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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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景南教授在《朱熹年谱长编》中以严密的考证对朱熹迫害严蕊的野史流言进行了证伪,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有以下两点:第一,唐仲友确是一个贪赃狼藉的不法官吏,朱熹对他的参劾是合理合法的。第二,严蕊其人,并不像周密所记那般清纯无邪,她与唐仲友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现对相关内容简述如下:

台州知州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同乡,又是其姻亲(其弟媳是王淮之妹),平时自恃朝中有人,贪赃渎职,无所不为。唐仲友还伙同其家族私自经营织染、刻书等产业,而且强行垄断当地的海产买卖,故富甲一方,横行乡里。唐仲友的不法行为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比如他公然窝藏伪造纸币的罪犯蒋辉,并唆使其继续伪造“官会”。这件案子成为后代学者研究古代假币史的重要案例,著名的宋代经济史专家汪圣铎先生曾有专文论及。至于唐仲友在私生活上的骄奢淫逸,放荡糜烂,就不必一一缕述了。所以朱熹弹劾唐仲友,其原因绝对不是理学宗师对风流才子怀有偏见,也不是学术思想有异而导致的“争闲气”,它只是朝廷钦差对不法地方官员的一次纠弹而已。否则的话,陆游与辛弃疾是当时的文坛巨子,为什么朱熹与陆、辛都很友好?陈亮的思想与朱熹南辕北辙,陈亮又是唐仲友的姻亲,为什么当唐仲友挑拨朱、陈关系时,陈亮却坚定地站在朱熹一边?

严蕊其人,本是台州的一个官妓。官妓本是封建社会中不幸的女性,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严蕊的情况颇为特殊,由于受到唐仲友的宠爱,她便恃宠骄纵,替人交通关节,收受贿赂,例如临海县贴司徐新想要免除其差役,便央求严蕊到唐仲友处打点,严蕊乘机向徐新索贿。严蕊早已从唐仲友的玩物转变成其贪赃枉法的帮手,即使她才貌双全,又何足道哉?朱熹所以会在弹劾唐仲友的奏本中涉及严蕊,完全是因为她参与了唐的不法行为,是唐仲友犯罪活动的重要证人,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宋词专家谢桃坊先生在《宋词辨》一书中说:“可见严蕊是一个贪婪奢侈、仗势受贿、挥霍公款、诈骗钱财的歌妓,其人入狱是罪有应得的,不值得人们同情。”此论证据确凿,值得严蕊的“粉丝”们深思。

至于所谓的朱熹迫害严蕊之事,其实只是朱熹在弹劾唐仲友时牵连到严蕊而已。况且唐仲友案由绍兴府负责勘治,严蕊则被收押在台州狱中,由通判赵某审问,且一审即供,朱熹并未直接干预狱事,又哪来的亲逼严蕊招供且严刑拷打之事?顺便说一句,朱熹弹劾唐仲友,体现了大公无私的儒家风范。因为唐仲友不但是地方要员,而且有宰相王淮作靠山,不是轻易能扳倒的。况且弹劾唐仲友肯定会得罪王淮,这对朱熹本人有百弊而无一利。一年后王淮唆使别人上疏反对道学,便是对朱熹的反攻倒算。《齐东野语》中所说的朱熹迫害严蕊的情节,纯出伪造,故漏洞百出。比如所谓岳霖以“提点刑狱”的身份来台州判案之事,即出于胡编。史料中明文记载着从那段时期曾任浙东提刑的全部官员名单,其中根本没有岳霖其人。
朱熹的历史评价

西风卷尽扩霜筠,碧玉壶天天色新。
风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
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辛稼轩《酬朱晦翁》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宋史·辛弃疾传》

放翁自蜀东归,正值朱子讲学提倡之时,放翁习闻其绪言,与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举》诗、《谢朱元晦寄纸被》诗,又《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所谓"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翁新著书"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决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是可见二公道义之交矣。时伪学之禁方严,放翁不立标榜,不聚徒众,故不为世所忌。然其优游里居,啸咏湖山,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是虽不以道学名,而未尝不得力于道学也。
——《瓯北诗话·卷六》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始著。"
——黄榦

晦庵先生治经眀理,宗二程而宻于二程,如《易本义》《诗集传》《小学书》《通鉴纲目》之类,皆青于蓝而寒于水也。但寻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撒开,做得晦庵千句万句;晦庵千句万句揫敛来,只作得二程一句。虽世变愈降,亦闗天分不同,然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
——李耆卿《文章精义》


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全祖望《宋元学案》

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戴铣《优崇儒先祠嗣疏》

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钱穆《朱子新学案》

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张岱年《朱子学新论》

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
——蔡尚思《闽学研究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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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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