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关于语言和交流的一些内容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出版于1930年,其中描绘的大众轻信又固执,这并非现代人的特征,启蒙时代之后,人类已较为懂得怀疑与批判。轻信和固执自古就有,人皆难免。然而加塞特却说,大众是一种新现象,他们不仅轻信和固执,还放任自流,“像被宠坏的孩子”,视其身处的文明为理所当然不加珍惜,坚信其政治诉求一贯合理。典型的例子是:政治家若不能替他们实现本就不可能的愿望,大众不会反思自己的愿望脱离实际,而只会怪政治家。政治家不敢违逆绝对多数民意,这在某些议题上是民主原则,但在另一些情境下却会将原本就狭窄的路逼进死胡同(在这个角度来看,支人已经被驯服了)。奥地利民意压倒性地支持德奥合并,但泽市民想从波兰回归德国的心比希特勒更急切,这些都是酿成战争的原因。加塞特还说:大众喜欢直接的政治行动。只要想到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内,政治暗杀与党派斗殴极为常见,就能明白他所指的历史情境。大众是无法被说服的人,他们的语言能力中,站队的功能仍在道德和逻辑的说服功能被削弱了。这何以可能呢?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有多少种生活形式,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然而霍布斯只关心“政治”这一种生活形式,他对人类语言能力的关心,仅限于语言能够“结成契约”,即塑造稳定的行为预期。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于两个预设:人人的心灵都以为自己最智慧,且人人的身体都可能被杀死他不关心语言的道德感召或逻辑说服能力,唯独关心语言对暴力的组织,这是因为政治哲学须专注于政治。然而这不是霍布斯时代“人”的特征,而是一切时代“政治人(壬)”的固有定义。

霍布斯所说的两个预设,恰恰是加塞特所谓“大众”的特征。这说明在20世纪初,人性中政治性被某种制度或技术动员了起来。加塞特将其归结为民主和科技,或许还有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和媒体与各种小册子的宣传轰炸。这令人想起同时代的韦伯也曾批判“讲坛布道家”和“伪先知”们。人类自古就轻信而固执,然而只有大众社会里的人,才会将庸俗和非理性视作无可指摘的。从语言的观点看,只有当语言的政治功能(缔结契约或同盟)压倒了语言在其他一切生活形式(例如求真和道德感化)中的功能(这也是我们要去警惕的),霍布斯式的急迫压垮了维特根斯坦式的从容,人们才会如此。

维特根斯坦曾愤怒于学生马尔科姆学了哲学却还“如记者那样为政治目的使用词汇

加塞特多次强调,“大众”并非工人阶级或任何一个群体,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所有群体中均占多数一类人。但后来他还是坦言自己所说的这种愚蠢又自满的“大众”多见于新兴中产阶层,尽管在此前章节中读者早已能读出这一点。毕竟艰苦的劳工从未如他所说被科技的便利宠坏过,也不会每天阅读报刊和小册子。这一阶层分析颇有预见性,此书出版三年后,在那场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灾难性选举中,中产阶层的纳粹支持者比例超过了上层和底层。

加塞特将赋予自己使命、有自我超越要求的人称为“贵族”,将短浅平庸、随波逐流者称为“大众”。这两个词或可勉强对应尼采的“超人”和“末人”,哪怕汉语中“君子”或“士”也比“贵族”更能准确表达此书的价值倾向。
(阵营此时此刻并不显得重要)

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方面,可以说是从一种类似于“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角度的自省
只是我觉得有价值的选段,全文在下面

http://www.eeo.com. cn/2020/0525/3847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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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9-01

3 个评论

具体表现就是那些键盘姨学家对于”费拉“一词的滥用,还有佐佐壬的”开除左籍“
还有“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类似的刻奇现象,这些东西最终只会导向虚假的立场
包括,今天看到的帖子,里面提到的”资本“,”人民“,”境外势力“等词语的滥用,某种程度上都与之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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