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民主社會主義的演變
作者 劉國凱
民主社會主義的政府幹預
既然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會主義出於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在理論上和實凵嫌侄疾豢贍茉倩剡^頭去按列寧主義的做法─用所謂革命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那麼，它只得另闢蹊經了。
此外，尚若只從經濟層面上去考量，民主社會主義既承認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所帶來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洞悉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在分配領域裡的延伸必須會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公乃至兩極分化，並且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還會引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破壞社會生產力。那麼，如何利用發揮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長處，避免、減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擺在民主社會主義面前的壹個嚴肅的課題。如果對這個課題不能予以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基本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會成為海市蜃樓。
英國是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確立和發展，與此相伴隨，英國也產生了最具權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及其學說。這就十八世紀後期的亞當.斯密及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的經濟學家薩伊隔著英吉利海峽與亞當.斯密遙相呼應。他於十九世紀初推出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也匯入了這個理論體系之中。這個理論體系完全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會有“壹只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有利於其發展的秩序。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資產者，企業主為了追求利潤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他們會為此去減低生產成本，節省原材料，會從事技術改革、更新設備以提高生產率﹔會窺伺調查市場動態、社會需求以決定其生產品種及其數量。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是壹種最美妙完善的經濟制度，政府不應對其作任何幹涉。
顯然，這種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在冷酷無情的市場機制下勞工階級所處的經濟奴隸般的地位。然而，當勞工階級還處於社會弱勢群體，處於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無權地位時，他們的疾苦是不會被上流社會所關註的。被關註的只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主要則體現在資產階級豪華的生活上，當然有時也會惠及勞工階級和社會公共事業。只有當市場經濟的弊端經過天長日久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幾近世界末日般的總爆發時，人們才從市場經濟圖騰中清醒過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經濟衰退，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的幾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輕描淡寫地遮掩過去了。
約翰 凱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視。而三十年代大蕭條終究把凱恩斯主義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壹文，對當時處主導地位經濟理論發起了初步的挑戰。標誌著凱恩斯主義形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那時大蕭條已走出低谷。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固然於凱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成功實踐則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凱恩斯與羅斯福多次會見通信。可以說羅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凱恩斯主義完整化、系統化的動力。此後，凱恩斯主義風靡歐洲社會達數十年之久。儘管大資產階級保守派人士總想重振自由放任主義的雄風，儘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結構凱恩斯主義相繼出爐，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國家(政府)幹預。
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基於壹個明白無誤的事實﹕單靠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已不能有效地維持社會生產、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技術的躍進、分工的細密、經濟規模的擴大、層面的不斷複雜，令私人企業的個別決策已難以適應這壹切，因而必定帶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幹預這隻“有形”的手來輔助市場機制這隻“無形”的手，才能使社會免遭重大經濟衰退的襲擊。有位經濟學家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政府幹預猶如壹位“明智的父親”，市場經濟猶如壹個“頑皮的孩子。”這位父親對孩子適度的約束是有益的。
然而，還是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經過自由競爭和兼併，壟斷經濟日益普遍的當代，企業自己就有能力解決盲目性的問題，而不必求助於國家幹預。其實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因為﹕1.中、小企業依然大量存在。2.壟斷性的大企業也未必能對經濟全局有透徹的了解。因為在信息時代裡經濟保密依然是許多企業的原則。3.私人壟斷企業有壟斷社會經濟某個部份之嫌，而這正是政府幹預要予以對付的。
國家幹預可以從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措施上入手，或可稱之為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停業“休假”三天，以禁止儲戶擠兌。接著於3月9日頒佈“緊急銀行法”通過該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臨倒閉的銀行得以喘息過來。從而挽救了幾乎崩潰的金融信貸體系。又如，1935年7月羅斯福政府頒佈“華格納法案”(即“國家勞工關系法”)規定工人有權與僱主簽訂集體議價合同。地方當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罷工或幹涉工人內部事務。1938年又頒佈“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最低工資數額和最高勞動時數。
當然，政府幹預的主要體現還是經濟手段。經濟手段還可分成直接幹預和間接幹預。不過有些措施其實介乎於直接和間接之間。經濟手段的幹預範疇可以是生產環節，也可以是分配環節。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經濟手段作直接幹預。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並不證明國有化完全不可行。對於那些公眾服務性很強，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事業項目如郵政、供水等實行國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業投資貸款、控股，和控制價格都可算直接幹預，而指導企業更新技術設備，提供經濟信息等則是不太直接的幹預。至於以調整稅率和銀行利率來實施調控就屬於間接幹預了。
自由放任主義的“薩伊定律”說﹕供給會創造相應的需要，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經濟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否定了這個定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真的是物質財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鄉居民中缺乏足夠的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從而造成商品積壓，流通阻滯，資金不能回籠，以至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繼而引發更嚴重的總需求下降。這些是國家幹預首先要對付的情況。
為了使社會需求與供給取得相對平衡，在經濟衰退出現跡象的時候，政府就應該立即做出相應幹預，以控制經濟走勢。譬如，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擴大財政開支，舉辦公共事業，實行“赤字預算”，增加就業。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增大社會需求，不至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在這方面，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撥出相當數量的政府撥款，僱用大量失業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樹、土壤保護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項目是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護林帶。政府僱傭的人最多時曾達700萬。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減輕失業現象，穩定社會秩序，又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並且工程所帶來的益處，於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而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辦到。任何資本家，即使是壟斷資本家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平常時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財政收入來創辦壹些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增進社會公益、擴大就業為目標的事業項目。譬如老人家庭護理即為典型例子。歐美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出資，僱傭相當數量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專職照料因老邁或病患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因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請此項護理)這明顯是國家幹預的經濟手段深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環節中。國家創辦了這種職業，既使老人得到照料，體現了社會的關懷和溫馨又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只有政府，而且是關心民眾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這壹點，任何資本家都不會有這份心思。因為“私人追求利潤是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不賺錢的事，資本家才不做。
政府創辦這類公共事業是需要貨幣支撐的。貨幣的來源之壹就是稅收。於是國家幹預又深入到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另壹個側面中。由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大多採取輕賦稅政策，以使資產者有更多的利潤留成用於投資。其實這骨子裡也是想讓大資產者有更多的錢財用於奢華的生活。而代表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政府(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其代表)則大多採取高稅率的累進稅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稅收用於舉辦公益事業。在這方面，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羅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者，征收稅率達59%的個人所得稅。1935年稅率提高為75%並還開征遺產稅和財產移贈稅。
在經濟高漲時期，政府亦不應袖手旁觀，同樣要以積極態度介入。當然手法會有不同。譬如此時就應提高銀行利率，鼓勵儲蓄，抑制投資。同時密切註意經濟走勢，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資，向經濟組織提供綜合信息，引導經濟有的放矢地正常運行。
就像市場不是萬能壹樣，政府幹預也並非萬能。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把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市場機制描繪成可以自行調節經濟的美妙機器，固然屬於妄言，但市場機制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樣，國家幹預固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對其負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輕心。換言之，國家幹預必然適度。否則“明智的父親”就會變成專橫顢頇的父親,對“孩子”溫和有益的約束也就變成了嚴酷無益的壓制，會嚴重影響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如果說三十年代大蕭條說明了市場經濟絕對美妙論的謬誤﹔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又終於宣告蘇式計劃經濟─國家全面幹預的破產。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場機制和國家幹預最適當地結合起來，取其兩者之長的造福於社會。然而這並不是壹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幾十年來都對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經驗和見解。
在意識形態上與馬克思主義最少親緣關系的英國工黨有著最強烈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情結。國有化是它進行國家幹預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還伴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國有化公司可對其屬下企業下達原則性指令，議會有權審核各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撥款申請。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撤銷、改組的批淮權在議會。內閣財政大臣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安排對國有化企業的投資額等等。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和計劃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戰後，英國經濟恢復很快。失業率低，社會保障系統迅速健全。到195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已達4%，其國民生產總值在歐美世界中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工黨這種較為深度的國家幹預的負面影響就逐漸表現出來了。國家為了培植壹批國有企業花了大量資金，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明顯偏低。國家預算中財政支出龐大，幾佔國民收入40%。負擔十分沈重，這都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保守黨對此大加抨擊，藉此爭取選票重新上臺。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把鋼鐵、公路貨運重新私有化，其他國有化企業尚予以維持，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內閣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私營化。至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已所剩無幾。
在野的英國工黨並不認同撒切爾夫人內閣的所作所為。因為儘管在保守黨內閣的治理下，經濟增長率時有佳績，但民眾卻為此付出代價。不過，英國工黨還是檢討了自己過往的國有化政策，認識到國家幹預必須勿使市場自主性喪失，否則會不利於經濟增長。正如英國工黨新壹代的理論家阿歷克諾夫所說：“沒有市場機制，設想壹個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宏觀平衡，還是微觀效率，都不能依賴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列於黨的頭號奮鬥目標。
德國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當然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即其中也實行了國家幹預，但這個幹預的程度與英國黨的有相當差別。簡言之，就是幹預程度淺和幹預的切入口不同。
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並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創立。它是阿登納政府裡的經濟事務官員艾哈德吸取了戰後新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融匯貫通，並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所創立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競爭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動力和效率，同時又認識到自由競爭會造成混亂和壟斷，到頭來也損害了競爭。故此必須建立壹種社會秩序，使競爭沿著正確的軌道行駛。而國家就負有建立這種秩序的責任。換言之，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國家幹預不是忙與創辦國有企業，或向私人企業投資參股之類，而是建立壹些競爭規則並擔任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或裁判員，而不必直接參與競賽。
戰後初期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他們仍沿襲著第二國際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既定思維─主張某壹程度的計劃化和國有化。1949年8月，德國西占區兩大黨在選舉中對決。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31%，社會民主黨29.2%，自由民主黨11.9%，其餘為小黨所得。基督教民主聯盟遂與自民黨等聯合執政。基民盟獲勝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領當局的支持。而有壹樣不可忽視的是，艾哈德的經濟舉措已在前階段中取得顯著成效。此時他身居阿登納營壘中，為此營壘加了分。從此基民盟開始了它長達20年的連續執政。
艾哈德主導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與創造了德國奇跡。在戰爭的廢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輝煌成就。1952－1965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7.9%，居歐美國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亦為歐美國家之最低。1965年黃金儲備額僅低於金元王國─美國。其後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幾次經濟危機，但從1950年－1981年這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黨的領袖勃蘭特任總理，組閣執掌政權。經過《哥德斯堡綱領》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德國社民黨人全盤接受了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並聲明他們將會“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壹種公正的社會制度。”那麼，怎樣去使競爭真正自由地進行，並符合社會公正呢，社會市場經濟的信奉者們訂了這樣的壹些法律、法規。如“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限制折扣法”、“關於附加贈送物品條例”、“專利法”等。在諸法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卡特爾法”，又稱“反對限制競爭法”。
“卡特爾法”禁止兩家以上的大企業通過合同或協議在價格上、經營上統壹行動來壟斷市場。禁止企業之間為壟斷市場進行合併。凡是企業間搭成的協議會從負面影響市場的生產和流通，將被宣佈無效並予以罰款，等等。
“卡特爾法”的施行由卡特爾局承擔。卡特爾的工作人員不得在任何企業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職﹔不得擁有任何企業的股票，以保持卡特爾局執法的公正。
這些法律、法規的訂立和實施，明確地體現著國家幹預這隻“有形的手”。而這隻“手”明顯主要從行政管理上切入。至於數量有限的國有企業則說明了國家幹預在經濟領域內作淺層幹預。
相對於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二戰之後法國社會黨的執政之途真是充滿了艱難。這壹方面是因為法國有著相對強大的專制勢力傳統。歷史上有過波旁王朝的復闢，有過兩次拿破侖帝國，有過7月王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戴高樂的大權獨攬在某種意義上是昔日專制傳統的某壹程度的再現。這個保守勢力從右端打擊著法國社會黨。另外壹方面，法國又有著激烈的革命傳統。標誌之壹是法國共產黨─1920年底以多數派從法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勢力。戰後初期，它已成為議會中第壹大黨。而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與選票在相當程度上是重疊的。故此法國共產黨是從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國社會黨的政治空間。
為了與強大的右翼保守勢力抗衡，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多次建立了左翼聯盟，但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還互相攻擊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後來，隨著“冷戰”的緩和，和互鬥中的兩黨均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教訓，遂又開始了聯合的艱難探索。
法國社會黨新壹代的領導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國結束右派掌權的局面，左翼必須聯合，而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政權的雄心，“社會黨首先就得成為左翼的多數派。”他說要設法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的300萬轉而投入社會黨的旗下。1978年3月議會選舉，社會黨得22.5%的選票，共產黨得20.5%。1981年4月總統選舉，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選人馬歇得票15.34%。馬歇，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壹，在這關鍵時刻宣佈無條件支持密特朗，號召他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轉投密特朗，於是密特朗以52.24%的優勢勝出，當選法國總統。從此開始了法國社會黨執掌政權的局面。多年的奮鬥，理想終成現實，欣喜感奮之餘密特朗驅車到巴黎先賢祠向饒勒斯的紀念碑獻上壹束玫瑰花，告慰這位法國社會黨的創始人﹔人道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在天之靈。
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也立即展開了國有化、計劃化的步伐。當然，法國的國有化並不始於此時，而是在戴高樂時代，甚至在戰後聯合內閣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勃魯姆內閣時期就開始了。社會黨政府把它繼續擴大。然而法國社會黨的國有化，計劃化卻與英國工黨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最顯著的表現是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進行它的營運，不像英國的國有企業處處要接受工業公司的指揮乃至議會的裁決。國有企業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吸收投資以加強自身的經濟勢力。國家也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以防止壟斷，尤其是國際財團的壟斷。這正如密特朗所說：“對壟斷或趨於壟斷的企業施行國有化，使之與國家結合，使個人不擁有高於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場經濟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權利，這都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法國社會黨人並不反對私有制。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應該允許法國有壹種混合經濟體制存在。”“壹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可見法國社會黨人了解私人企業的作用、市場機制的活力。他們所倡導的計劃化是認為“企業應該考慮其社會目的，而不要為自己的利益去犧牲社會利益”並不是要把企業的經營活動全面納入壹個嚴格的計劃中。故此，社會黨的計劃化只是向企業提供經濟指南和綜合信息，是適用於企業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參考，而近期的營運則按市場經濟的導向。可見在法國社會黨的觀念裡國家幹預並不取代市場經濟，計劃也只是作為市場的補充。
然而也正由於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法國社會黨並不鐵定掌權。壹旦保守勢力重新執政，私有化的逆向運作又有發生。生產效率與失業率同時攀升。行政權力的中斷導致經濟實驗中斷。國家幹預究竟怎樣才恰到好處這需要經過長期不間斷的摸索、探究和總結。時時的中斷對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別無選擇。不過保守勢力利用國有化、計劃化中的某些失誤極力攻擊國家幹預，把它說得壹無是處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與此相對的是，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再排斥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只主張以國家幹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則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情懷。
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
無論是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抑或其他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還是著眼於社會經濟的生產環節。勿庸置疑的是，為了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公正”，國家幹預絕對不能止於生產環節，還必須深入到分配環節。因為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昔日在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又爆發了勞工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勞工階級的貧苦而引起的階級仇視。
當然，第壹輪國家幹預還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環節，那就是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額和規定僱工可以與僱主集體議定工資單價之類。然而僅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幹預必須深深地涉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通過種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截取高收入，彌補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獲得社會對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資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臨的貧苦困難。也就是說國家幹預還應建立壹套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
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純經濟學領域內也是有根有據的。1920年，英國的經濟學家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他指出﹕等量的貨幣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將會產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謂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的。他說：“在福利經濟學中有兩個命題。粗淺地說，即第壹，對於壹個人的實際收入的任何增加，會使滿足增大。第二，轉移富人的的貨幣給窮人，會使滿足增大。”於是這個轉移對增大社會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於刺激生產。政府用從高收入者手中征來的稅款除用於垂直再分配外，還用於橫向再分配─舉辦各種社會保障、福利項目。
於是，國家幹預的第壹刀就切在稅制上。國家最大的財政收入即來源於個人和法人所得稅。稅率按累進制。收入越高稅率越高。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五十幾不等。美國羅斯福時期曾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且還定有起征點，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稅。非但如此，在工資收入低至某壹範圍時，除免稅之外，政府還給予相應的補助金。以瑞典為例，月薪1.2萬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稅，並另獲8-10%的政府補助金。月薪6萬克郎者，18%的收入被國家以稅收形式取走。
國家幹預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來實現從高收入階層到低收入階層的垂直再分配這固然在縮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有害於進取精神和勤奮向上，因此不可能設想用這種垂直再分配把社會各種職業，各個層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從另壹方面來看，社會上許多人─不僅是受益於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還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賠不賺”者，甚至還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們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都能維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況則都窮於應付。這些特殊情況就是失業、傷殘、疾病、懷孕生產、子幼多病、住房惡劣等等。顯然，凡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政府對此非但不可置若罔聞，而且應該全力以赴去關註，方符合“基本價值”的理念。二戰後率先取得執政權的英國工黨在這方面起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戰的抱火之中，英國工黨就在其年會上通過了壹個社會福利綱領。這個綱領宣稱要在英國實行全面的社會保險﹔對因各種意外事故處於困難中的民眾提供多種社會保障﹔對母親、兒童給予社會補助﹔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1945年7月大選，工黨獲勝。其領袖艾德禮組閣後，立即把福利綱領付諸現實。於1946年壹年之中頒佈了“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住房法”。稍後又頒佈了“國民救濟法”，“家庭補助法”，等等。
“國民保險法”規定已就業又未達到領取養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納保險金，從而在面臨失業、傷殘、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時有權獲得政府的津貼和補助。
“國民醫療保健法”規定全國醫院實行國有化。(亦允許醫生私人開業)，全國民眾壹律享受免費醫療。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須交納少量醫療保險費。
“國民救濟法”規定，凡因收入太低或無收入而不能參加“國民保險法”享受其保險待遇者亦可享受“國民保險法”的各項救濟，只是數額少壹些。此法其實是“國民保險法”的壹個補充。故後更名“國民補充救濟法”。
“住房法”實行房租管制，以照顧低收入者租房。並大力從事新建和貧民窟的改建。艾德禮任內建房80多萬套，以低價租給缺房民眾住。
經過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禮滿懷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國已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
在英國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儘管英國工黨數度大選失敗，處於在野甚至長期在野，但上臺執政的保守黨內閣仍然大致保持了對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的連貫性。他們對國有化措施大加指責甚至予以革除，而對社會保障、福利的規章制度則比較審慎。畢竟這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要想選票不大量流失，就別輕舉妄動。
時至今日，英國仍大體沿襲著艾德禮工黨內閣所制定的基調。實行著極為廣泛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由於條文繁多，難以壹壹詳述，現僅擇幾種簡扼分述如下﹕
醫療保健規則﹕（1）所有治療、手術費用壹律免費。（2）每次處方開藥交費6英鎊，但以下六種人士免費﹕16歲以下或60歲以上者，19歲以下全日制學生﹔懷孕婦女﹔帶有未滿壹週歲嬰兒的母親﹔領取失業救濟金和普通收入補助者。（3）婦女懷孕和生育期間所有醫療費用全免。
失業救濟金發放規則﹕失業救濟金最低數額為28.45鎊/周。壹般為原工資的60-70%，最高為85%。領取期限為壹年。壹年後仍失業，可改領社會救濟金。
社會救濟金發放規則﹕（1）未婚者可領取31-52鎊/周的社會救濟金(視年齡不同而不同)夫婦倆81鎊/周。若育有19歲以下子女，每個子女31鎊/周。社會救濟金是勞工最後防線。它能保障因長期失業、患病等原因至全無收入的極貧苦者亦能過上溫飽的生活。
病假工資發放規則﹕連續病假四天後可領病假工資(四天之內領原工資額不變)病假工資額60.2鎊/周，可連續領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領無期限的社會救濟金。
殘疾人福利金發放規則﹕依殘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鎊/周﹔第二等35鎊/周﹔第三等14鎊/周。
退休金發放規則﹕基本退休金為67.5鎊/周。本人亡故後，遺孀可續領亡夫的退休金，而且無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開始領取退休金。
養老金發放規則﹕男性年滿65歲，女性年滿60歲，可向政府申請養老金。數額為單身52鎊/周，夫婦83鎊/周。養老金與退休金不衝突。
免費教育規則﹕公共中小學壹律免學費、雜費、書費。學校給全體學生提供免費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屬公立。收學費極低，而政府還給家庭貧困者提供獎學金。
婦女懷孕生育福利法規﹕1)產前檢查壹律免費和帶薪。2)僱主不得解僱懷孕和生育的婦女。3)生育職業婦女可獲18周產假。前6周得原工資額90%，後12周得每週57.5鎊的補助金。4)生育婦女休完假後可復職，薪資不降。5)非職業婦女懷孕生育期間，可領社會救濟。6)任何婦女壹產下活嬰兒，即可獲政府100鎊補助。若是死嬰，只要懷孕期超過28周也可領取100鎊。
兒童福利法規﹕1)雙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兒童福利補助15.5鎊/周。2)單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17.5鎊/周。3)無論是雙親或單親，從第二個子女起每個獲10鎊/周。
寡婦福利法規﹕60歲以下丈夫去世，或雖已60歲以上，但丈夫去世時尚未領退休金者，可壹次性獲政府寡婦補助1000鎊。若還有孩子要撫養，則可領52鎊/周的寡婦育兒補助，多子女還可按規定遞增補助額。
英國工黨所創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可謂包羅萬象不勝枚舉。50年代，西歐國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紛紛制定各種社會保障、福利條例。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總開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國為52.4%，德國為58.8%，瑞典為58.7%。可見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視。
雖然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廣泛的讚揚和認同，但批評之聲亦不絕於耳。批評的焦點有這樣幾個﹕壹、龐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成了國家不堪重荷的負擔，拖累了經濟的發展。二、過於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會消蝕了勞動者的勤勉奮發精神。艾哈德對此如是說：“如果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對每個人從壹出生就給他全部安全，保護他絕對不冒人生的風險，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業雄心得到充分的發展。”三、由於成功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當的付出，卻無所受惠，這無疑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資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這當不利於生產技術的發展。
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到了怎樣的程度就會成為國家財政不堪承擔的重荷，這是值得考慮的。開支的數額必須量入而出，要考慮本國國民收入、經濟能力、受惠人數等因素。應該說，相對處理得當的話，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應該警惕的則是，有人用壹個空泛的“不堪負荷”論，就想從根本上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領導中、下層民眾奮鬥多年才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顯然，這些人大多是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人士。因為資產階級中的開明派也是支持這個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爾內閣公佈的“貝弗裏奇報告”也是宣稱要把英國建成福利國家。丘吉爾本人就在此後的壹次廣播演說中描繪了戰後英國將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講的那段話似是而非。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無論多麼全面也只是給予壹個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幫妳度過疾病、傷殘等意外事故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壹個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麼會僅僅滿足於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所給予的溫飽水準呢﹖他當然會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讓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正是給他發揮其潛質的外部條件。有壹個很聰慧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後因家裡太窮，父親久病，欠債甚多。因此暫放棄升學，跟著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掙錢。有壹天在打石時不慎跌下，當場給堅硬鋒利的巖石擊穿胸膛而死。壹個本來會很有出息，會給社會作出更多貢獻的青年就這樣以二十歲的青春年華告別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們在為他撒壹鞠同情之淚時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正是由於貧窮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所至呢﹖當然失足身亡是較極端的事件。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在多年艱辛的生活掙紮中，壹些本來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盡了他們的年華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識和事業的高峰，終至無所作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公﹔對於社會來說是損失。另外，對於那些本身就胸無大誌，能力平庸者，社會給予他們的“安全”也就談不上是阻礙了他們的發展。
不過，艾哈德另壹段話倒有些道理：“社會安全首先必須從人們自己的勤奮中得到。壹個人必須要自己負起責任。只有當個人負責還嫌不足時，國家和社會才插手進去。”這句話運用在實際中，就是德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經濟來源2/3出於民眾自己交納的集資。這壹具體措施是值得其他國家在制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借鑒參考。
至於有些高收入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資，而自身又絕不會去領取救濟之類，以至認為自己吃了虧，要走之則吉，那就純粹是壹種自私行為，不應予以遷就，即不應因此就放棄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項目。而且當社會的進步達到任何國家、地區都建立了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為此按規定交納集資時，他們又再“外流”到什麼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們是對具體措施提出意見則是很正常的。譬如領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的數量和時限都可以商榷。醫療費是否應考慮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禮晚年寫回憶錄時，曾承認當時他力主全面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低估了人們的私心”。確實，這是很值得今後人們從事這方面工作時借鑒吸取的。
除以上幾種之外，還有壹種批評是來自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他們說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工人階級仍然處受剝削地位。”據1985年英國統計局統計，就財產狀況而言，佔全國人口5%的人擁有全國私有財產的41%。”“貧富差距仍然很大。”“遠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不能改變國家的階級實質。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談得到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呢﹖”
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並沒有說他們要完全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在他們的“基本價值”理論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現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則是公正的。他們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與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數人擁有較多的財產是當代社會結構中的必然現象，平均是沒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於5%的人擁有41%的財產這是否太懸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卻不可以作為斷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沒有意義的依據。而且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實施的基礎上，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財產擁有量又有壹個適當的差別，那就是當代人類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園。因為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既保障了大多數人享有壹定的物質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種種緣故陷入貧窮困苦之中，又讓壹些才智傑出者能通過奮發進取去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那就是壹種甚佳的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處處的祥和之中有差別。這是當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間佳境。至於共產黨向人們描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實在太遙遠，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起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可能實現。因為從1917年11月至今共產黨執政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了他們的南轅北徹。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指揮下，人們都在拼命地勞動，然而消費品匱乏乃至飢饉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極化現象更令人震驚。共產黨的理論家以英國5%的人擁有41%的財產來貶低英國工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意義，這真令人齒冷。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5%的人很可能擁有財產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過這些都是他們黨和國家的機密，絕對不會予以公佈罷了。然而世人還是可以看得到，在他們統治的國家裡，高樓大廈之下，酒綠燈紅之旁，普羅大眾處於掙紮奔命之中。無論是國營企業中壓縮出來的人們還是私營企業裡的勞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報紙上常有這樣的報道﹕某個民工因工傷送往醫院搶救，但由於壹時交不出壹筆預付醫療費或手術費。醫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這種視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徑真是令當代文明蒙羞。醫院卻振振有詞地說，搶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錢怎麼辦﹖實際上，這樣的情況遠非每天發生，就算偶爾收不到或收不夠錢也不會令醫院關門。當然關鍵的責任在政府。即使沒有英國那樣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這類悲劇。只要政府稍微關心壹點底層民眾的疾苦，就應下達文件知會各醫院﹕凡有此類情況，醫院應先予以搶救。政府將以行政力量協助醫院收回醫療費用，若確收不到，醫療費用由政府承擔。可是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人們每時每刻考慮的都是怎樣確保“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事。多少有關國計民生的事項都排不上他們的日程表，遑論幾個工傷民工無醫而死的雞毛蒜皮之瑣事了。不過，既然這樣，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怎麼還有臉去批評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產業民主制度
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並不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為滿足。他們繼而為實現《法蘭克福聲明》中所提出的“經濟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於民主社會主義部份認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營企業中工人群眾毫無疑問仍然處於純屬被僱傭的勞動力的地位。對企業裡的壹切事務無權置喙，這顯然不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眾在社會上擁有選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所有政治權利，但壹回到工廠、企業裡就重新變成壹架會說話的機器，完全被動地聽從驅使，那馬上會使已經爭得的政治權利失去光彩。因為社會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並不止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則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中。
1962年社會黨國際的《奧陸斯聲明》較十壹年前的《法蘭克福聲明》更為具體地提出：“應在民主制內建立起壹種機構，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響工業決策和條件以及總的經濟形式。”1969年社會黨國際第十壹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社會黨人要用經濟民主和工業民主的新形式來補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於實現社會民主。”1986年社會黨國際發表的《利馬委託書》表示社會黨人要“致力實現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全體公民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決策，保證工薪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影響。”並強調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與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進的持續過程。”
從社會黨國際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條清晰的軌跡，那就是他們推進經濟民主的信念日益堅定和具體。在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那就是它所創立的“共決制”。在諸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它把經濟民主的理念付諸實圩鈐紜⒆顝V泛、最具體。能夠這樣當然絕非偶然，而是有深遠的思想淵源。
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初創時期的《哥達綱領》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選出的負責人監督礦山、礦井、工廠、作坊以及家庭工業的勞動。”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討論稿中提出“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企業視察員負責監督壹切工業企業，並負責調整城鄉的勞動關系。”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民黨曾幾次執政，這為它發展其經濟民主理念提供了條件。1921年德國黨的“格爾利茨綱領”中提出“發展代表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經濟委員會制度。”四年以後的“海德堡綱領”則進壹步明確：“發展經濟委員會制度，行使工人階級對經濟組織的共決權。”“共決”壹詞至此正式出現於行文。標誌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共決制”理論的初步形成。如果說昔日它所主張的經濟民主還處於較為空泛的“監督”之說的話，那麼此時的“共決制”則表現出要真正讓工人階級在經濟事務中發出聲音的決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處境日見艱難乃至顛沛流離的德國黨沒有機會去實踐其“共決”主張。
二戰以後的大選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微小的比率輸給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實力十分強大的在野黨。它利用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動“共決制”的實施。終於，1951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在僱傭1000人以上的煤鋼企業監事會和理事會中實行僱員共同決定法》。該法規定監事會由11名成員組成。資方勞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員為主席。
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作了這樣的闡述：“對經濟成果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工人和職員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進行共決的大門之外。然而，民主卻要求職工能在企業和整個經濟中共決。職工必須從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奴僕，變成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公民。”“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實行的共決，標誌著壹個新的經濟制度的開始。必須將共決進壹步發展成為適用於大企業的民主企業法。職工在經濟部門的自治機構中的共決必須得到保證”。
這表明德國黨並不滿足於只在鋼、煤大企業中實施共決制而是要將它推而廣之，並且首次把共決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執政權。終於得以把共決制在全社會鋪開。新的共決法將實施範圍擴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鋼鐵企業。其涉及面為500個大企業，僱員人數超過400萬。
共決制中，僱員代表有權與資方共同決定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有權參與決定理事會的成員，並同理事會壹起研究決定利潤的使用。對企業開發新產品，購置重大新設備，或作某項大宗投資，僱員代表都擁有批淮權。在企業日常事務中僱員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願望，以影響公司對此的決定。
除了大型企業中的共決制之外，德國黨在執政後還制定了《工廠委員會法》。該法規定﹕凡有五人以上職工的工廠都應成立三人以上組成的工廠委員會。其成員壹般不脫產。300人以上的企業才可以考慮設置專職脫產委員。委員會成員在僱員中選舉產生。委員會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僱主不得幹涉委員會內部事務和運作。委員會委員在三年任職期內及卸任後壹年內，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廠裡每季度須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壹次，由僱主向職工報告本企業各方面的情況。工廠委員會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可對工廠的各項事務參與決定和施加影響。參與決定的範圍有﹕工作時間的長短及安排，工資數額、勞動保護設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響的內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計劃、工種調動安排、工藝流程的設置、企業管理制度、企業的改建、擴建、遷移、設備更新等等。當工廠委員會與僱主發生意見衝突不能搭成協議時，可將問題提交調解委員會裁決。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則設置公共勞動法庭。它由壹名職業法官，僱主僱員各數名陪審員組成。主要用於解僱事端。按規定僱主有權解僱僱員。若僱主因企業經營情況須解僱僱員多人，工廠委員會有權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數量的補償費。這就是1980年聯邦勞工法庭曾做出的決定：“企業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說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廠委員會的同意。”
不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實現工人參加管理和決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去設計最合適的方式和途徑。這正如1989年6月社會黨國際的《原則聲明》所指出的：“經濟民主不存在單壹不變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國家有進行大膽試驗的餘地。”
例如在法國是成立企業委員會，法律規定凡50人以上的企業皆可成立企業委員會，不足50人者可聯合當地同行業其他企業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相似外，其關註面還更廣壹些。如企業內部醫療服務條件與水平，職工食堂的質量，娛樂體育活動場所與設施等等。然而法國的企業委員會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有壹個重大區別，就是法國企業委員會中由資方人員擔任主席。這顯然給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權。1981年法國社會黨上臺執政後，立即對這個規定開刀，限制這個主席的權力。即﹕在企業委員會討論決定單純與職工利益有關的問題時，作為主席的資方人員沒有表決權。
在比利時、瑞典、荷蘭等壹系列歐洲國家，都依法設立了企業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工人董事會等等。大同小異地實現了工人參加管理的訴求。
如果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所推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來自各個角度的質疑和批評的話，那麼，他們所從事的讓工人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沒有受到明顯的負面評價。因為它的確給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都帶來了益處。
勞工階級在工廠企業中不再處於完全無權的，僅僅是被企業主以貨幣購買來的勞動力的地位。他們可以對許多事務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要求。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資產者在勞工代表有權對許多事務進行查詢、了解、決定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在行為模式上有所收斂。不可隨心所欲地獨斷專行。然而，這其實對資產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為當工人能夠參與管理後他們的心態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他們會把自己的未來與企業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聯繫起來，因而提高了他們的主動精神去發揮自己的技術水平和聰明才智。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適當的滿足後，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肯定會由此提高。有壹個統計數字說，1972－1976年間德國實行共決制的企業，工人年平均產值提高17%，而沒有實行的，只提高了4%。從國家整體局勢來看，德國也是歐洲各國中社會秩序相當穩定的國家。另壹個國家─奧地利的情況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這個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讚揚為在當時歐洲諸社會民主黨中“唯壹生氣勃勃的力量”的黨，在戰後奉行了比德國共決制更溫和的“社會夥伴關系”─壹改良主義氣味更濃，離馬克思主義更遠的理論框架，以致取得了極其獨特的社會成效。1970-1979年，國民生產總產值增長了52%，失業率極低，保持在2%左右，通貨膨脹率不超過4%。勞資糾紛甚少發生。工人年人均罷工時間才幾分鐘，1979年為半秒鐘。整個社會的穩定系數極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歐洲國家的動蕩不安中，奧地利被譽為“沙漠中的綠洲”、“極樂島”。綠洲，當是對本國所有的人而言，即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而且很可能，資產階級才是得利益的大頭哩﹗
毫無疑問，正像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壹樣，他們所奉行的工人參加管理的經濟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論家的抨擊。
共產黨的理論家說，資本家和工人決不能真正地在實行平等共決。因為“生產資料還是歸資產階級私有，工人沒有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這就談不上平等共決，而且在實際操作中“監督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中，是有種種限制工人代表權力的規定。最後決定權仍然在資方代表擔任的主席的手中。”
勞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參與管理，“共決制”的實行過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實地共決，這是值得考慮的。工人們的專業管理知識缺乏，也不時時身處生產的管理環節中，對許多問題缺乏系統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對於他們能否有效地參與決策共決的確是難以令人不無疑問的。然而第壹，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是個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無缺，應該允許它有壹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其次，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應與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會說話的生產工具出現於生產場所中的情形作比較。只要肯作這種正常的比較，就會承認，即使目前工人參加管理決策，尚未達到真正的平等共決，但也是壹個巨大的進步。再次，最起碼，工人有權參與管理就可對有關工人的許多切身利益事項進行經常性的關註和爭取。例如﹕工資、工時、休假、勞動保險等等，這對維護工人群眾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於說工廠企業裡生產資料仍為資本家所有，故“並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工廠企業中被剝削、奴役的僱傭地位。”進而以此來否定工人參加管理的全部意義，那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點不同，也就不是討論可以解決的了。
在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黨理論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這樣的觀點是令人不無驚訝的。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統治的國家裡已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私人企業。顯然，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工廠裡的工人是處於被剝削、奴役的地位。實際也的確如此，而且這些工人在工廠壹切事務中毫無參與權，還完全處於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極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產黨是這樣“改革開放”的，那它的理論家們又有何面目去批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與管理的政策呢﹖
當然，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可以閉眼不看這些已是星羅棋布但終究未取得正統主流地位的私營企業，而仍以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為參照物。按照理論家的說法，只有在他們的國營企業裡，資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當家作主，做了工廠企業的主人。以此為對照，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加管理就應該是不值壹談了。
在這裡，世人看到了壹齣從政治童話到政治神話，再到政治笑話的演進過程。
在共產黨即將執政和執政之初，人們懷著對新政權的熱切期望，也聽信了他們許多美好的描繪。“工人當家作主”這是壹個多麼美麗的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虔誠地信仰跟隨，這個美麗的童話就會變成現實─這是許許多多善良民眾的以為。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原來籠罩在事情真實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霧終究飄散。人們明白了。所謂工人當家作主其實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代表他們當家作主。更具體的是某個、和某些共產黨的幹部當家作主。資本家走了，共產黨幹部來了，或個別“先進工人”變成了共產黨幹部。這些幹部取代了資本家指揮管理生產，非但如此，還管理他們的日常生活﹔管理他們思想觀點﹔管理他們的昇降去留﹔甚至還管理他們的子女就業等等。於是他們知曉了自己真實身份─壹個被共產黨黨營工廠僱傭的勞動力。至於當家作主之類，實在是永遠不會變成現實的神話。
二十世紀業已過去，新的世紀來到了人間，經過幾十個春秋風吹雨打的沖刷和磨練，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麼貨色。可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還在留聲機般地重彈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裝則都不值壹談的萬古不變的老調。這不能不是當代最大的政治笑話。
民主社會主義的政府幹預
既然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會主義出於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在理論上和實凵嫌侄疾豢贍茉倩剡^頭去按列寧主義的做法─用所謂革命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那麼，它只得另闢蹊經了。
此外，尚若只從經濟層面上去考量，民主社會主義既承認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所帶來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洞悉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在分配領域裡的延伸必須會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公乃至兩極分化，並且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還會引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破壞社會生產力。那麼，如何利用發揮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長處，避免、減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擺在民主社會主義面前的壹個嚴肅的課題。如果對這個課題不能予以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基本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會成為海市蜃樓。
英國是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確立和發展，與此相伴隨，英國也產生了最具權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及其學說。這就十八世紀後期的亞當.斯密及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的經濟學家薩伊隔著英吉利海峽與亞當.斯密遙相呼應。他於十九世紀初推出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也匯入了這個理論體系之中。這個理論體系完全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會有“壹只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有利於其發展的秩序。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資產者，企業主為了追求利潤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他們會為此去減低生產成本，節省原材料，會從事技術改革、更新設備以提高生產率﹔會窺伺調查市場動態、社會需求以決定其生產品種及其數量。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是壹種最美妙完善的經濟制度，政府不應對其作任何幹涉。
顯然，這種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在冷酷無情的市場機制下勞工階級所處的經濟奴隸般的地位。然而，當勞工階級還處於社會弱勢群體，處於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無權地位時，他們的疾苦是不會被上流社會所關註的。被關註的只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主要則體現在資產階級豪華的生活上，當然有時也會惠及勞工階級和社會公共事業。只有當市場經濟的弊端經過天長日久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幾近世界末日般的總爆發時，人們才從市場經濟圖騰中清醒過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經濟衰退，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的幾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輕描淡寫地遮掩過去了。
約翰 凱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視。而三十年代大蕭條終究把凱恩斯主義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壹文，對當時處主導地位經濟理論發起了初步的挑戰。標誌著凱恩斯主義形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那時大蕭條已走出低谷。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固然於凱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成功實踐則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凱恩斯與羅斯福多次會見通信。可以說羅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凱恩斯主義完整化、系統化的動力。此後，凱恩斯主義風靡歐洲社會達數十年之久。儘管大資產階級保守派人士總想重振自由放任主義的雄風，儘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結構凱恩斯主義相繼出爐，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國家(政府)幹預。
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基於壹個明白無誤的事實﹕單靠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已不能有效地維持社會生產、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技術的躍進、分工的細密、經濟規模的擴大、層面的不斷複雜，令私人企業的個別決策已難以適應這壹切，因而必定帶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幹預這隻“有形”的手來輔助市場機制這隻“無形”的手，才能使社會免遭重大經濟衰退的襲擊。有位經濟學家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政府幹預猶如壹位“明智的父親”，市場經濟猶如壹個“頑皮的孩子。”這位父親對孩子適度的約束是有益的。
然而，還是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經過自由競爭和兼併，壟斷經濟日益普遍的當代，企業自己就有能力解決盲目性的問題，而不必求助於國家幹預。其實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因為﹕1.中、小企業依然大量存在。2.壟斷性的大企業也未必能對經濟全局有透徹的了解。因為在信息時代裡經濟保密依然是許多企業的原則。3.私人壟斷企業有壟斷社會經濟某個部份之嫌，而這正是政府幹預要予以對付的。
國家幹預可以從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措施上入手，或可稱之為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停業“休假”三天，以禁止儲戶擠兌。接著於3月9日頒佈“緊急銀行法”通過該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臨倒閉的銀行得以喘息過來。從而挽救了幾乎崩潰的金融信貸體系。又如，1935年7月羅斯福政府頒佈“華格納法案”(即“國家勞工關系法”)規定工人有權與僱主簽訂集體議價合同。地方當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罷工或幹涉工人內部事務。1938年又頒佈“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最低工資數額和最高勞動時數。
當然，政府幹預的主要體現還是經濟手段。經濟手段還可分成直接幹預和間接幹預。不過有些措施其實介乎於直接和間接之間。經濟手段的幹預範疇可以是生產環節，也可以是分配環節。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經濟手段作直接幹預。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並不證明國有化完全不可行。對於那些公眾服務性很強，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事業項目如郵政、供水等實行國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業投資貸款、控股，和控制價格都可算直接幹預，而指導企業更新技術設備，提供經濟信息等則是不太直接的幹預。至於以調整稅率和銀行利率來實施調控就屬於間接幹預了。
自由放任主義的“薩伊定律”說﹕供給會創造相應的需要，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經濟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否定了這個定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真的是物質財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鄉居民中缺乏足夠的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從而造成商品積壓，流通阻滯，資金不能回籠，以至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繼而引發更嚴重的總需求下降。這些是國家幹預首先要對付的情況。
為了使社會需求與供給取得相對平衡，在經濟衰退出現跡象的時候，政府就應該立即做出相應幹預，以控制經濟走勢。譬如，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擴大財政開支，舉辦公共事業，實行“赤字預算”，增加就業。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增大社會需求，不至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在這方面，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撥出相當數量的政府撥款，僱用大量失業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樹、土壤保護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項目是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護林帶。政府僱傭的人最多時曾達700萬。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減輕失業現象，穩定社會秩序，又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並且工程所帶來的益處，於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而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辦到。任何資本家，即使是壟斷資本家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平常時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財政收入來創辦壹些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增進社會公益、擴大就業為目標的事業項目。譬如老人家庭護理即為典型例子。歐美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出資，僱傭相當數量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專職照料因老邁或病患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因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請此項護理)這明顯是國家幹預的經濟手段深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環節中。國家創辦了這種職業，既使老人得到照料，體現了社會的關懷和溫馨又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只有政府，而且是關心民眾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這壹點，任何資本家都不會有這份心思。因為“私人追求利潤是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不賺錢的事，資本家才不做。
政府創辦這類公共事業是需要貨幣支撐的。貨幣的來源之壹就是稅收。於是國家幹預又深入到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另壹個側面中。由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大多採取輕賦稅政策，以使資產者有更多的利潤留成用於投資。其實這骨子裡也是想讓大資產者有更多的錢財用於奢華的生活。而代表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政府(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其代表)則大多採取高稅率的累進稅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稅收用於舉辦公益事業。在這方面，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羅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者，征收稅率達59%的個人所得稅。1935年稅率提高為75%並還開征遺產稅和財產移贈稅。
在經濟高漲時期，政府亦不應袖手旁觀，同樣要以積極態度介入。當然手法會有不同。譬如此時就應提高銀行利率，鼓勵儲蓄，抑制投資。同時密切註意經濟走勢，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資，向經濟組織提供綜合信息，引導經濟有的放矢地正常運行。
就像市場不是萬能壹樣，政府幹預也並非萬能。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把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市場機制描繪成可以自行調節經濟的美妙機器，固然屬於妄言，但市場機制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樣，國家幹預固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對其負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輕心。換言之，國家幹預必然適度。否則“明智的父親”就會變成專橫顢頇的父親,對“孩子”溫和有益的約束也就變成了嚴酷無益的壓制，會嚴重影響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如果說三十年代大蕭條說明了市場經濟絕對美妙論的謬誤﹔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又終於宣告蘇式計劃經濟─國家全面幹預的破產。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場機制和國家幹預最適當地結合起來，取其兩者之長的造福於社會。然而這並不是壹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幾十年來都對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經驗和見解。
在意識形態上與馬克思主義最少親緣關系的英國工黨有著最強烈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情結。國有化是它進行國家幹預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還伴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國有化公司可對其屬下企業下達原則性指令，議會有權審核各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撥款申請。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撤銷、改組的批淮權在議會。內閣財政大臣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安排對國有化企業的投資額等等。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和計劃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戰後，英國經濟恢復很快。失業率低，社會保障系統迅速健全。到195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已達4%，其國民生產總值在歐美世界中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工黨這種較為深度的國家幹預的負面影響就逐漸表現出來了。國家為了培植壹批國有企業花了大量資金，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明顯偏低。國家預算中財政支出龐大，幾佔國民收入40%。負擔十分沈重，這都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保守黨對此大加抨擊，藉此爭取選票重新上臺。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把鋼鐵、公路貨運重新私有化，其他國有化企業尚予以維持，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內閣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私營化。至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已所剩無幾。
在野的英國工黨並不認同撒切爾夫人內閣的所作所為。因為儘管在保守黨內閣的治理下，經濟增長率時有佳績，但民眾卻為此付出代價。不過，英國工黨還是檢討了自己過往的國有化政策，認識到國家幹預必須勿使市場自主性喪失，否則會不利於經濟增長。正如英國工黨新壹代的理論家阿歷克諾夫所說：“沒有市場機制，設想壹個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宏觀平衡，還是微觀效率，都不能依賴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列於黨的頭號奮鬥目標。
德國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當然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即其中也實行了國家幹預，但這個幹預的程度與英國黨的有相當差別。簡言之，就是幹預程度淺和幹預的切入口不同。
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並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創立。它是阿登納政府裡的經濟事務官員艾哈德吸取了戰後新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融匯貫通，並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所創立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競爭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動力和效率，同時又認識到自由競爭會造成混亂和壟斷，到頭來也損害了競爭。故此必須建立壹種社會秩序，使競爭沿著正確的軌道行駛。而國家就負有建立這種秩序的責任。換言之，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國家幹預不是忙與創辦國有企業，或向私人企業投資參股之類，而是建立壹些競爭規則並擔任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或裁判員，而不必直接參與競賽。
戰後初期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他們仍沿襲著第二國際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既定思維─主張某壹程度的計劃化和國有化。1949年8月，德國西占區兩大黨在選舉中對決。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31%，社會民主黨29.2%，自由民主黨11.9%，其餘為小黨所得。基督教民主聯盟遂與自民黨等聯合執政。基民盟獲勝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領當局的支持。而有壹樣不可忽視的是，艾哈德的經濟舉措已在前階段中取得顯著成效。此時他身居阿登納營壘中，為此營壘加了分。從此基民盟開始了它長達20年的連續執政。
艾哈德主導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與創造了德國奇跡。在戰爭的廢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輝煌成就。1952－1965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7.9%，居歐美國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亦為歐美國家之最低。1965年黃金儲備額僅低於金元王國─美國。其後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幾次經濟危機，但從1950年－1981年這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黨的領袖勃蘭特任總理，組閣執掌政權。經過《哥德斯堡綱領》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德國社民黨人全盤接受了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並聲明他們將會“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壹種公正的社會制度。”那麼，怎樣去使競爭真正自由地進行，並符合社會公正呢，社會市場經濟的信奉者們訂了這樣的壹些法律、法規。如“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限制折扣法”、“關於附加贈送物品條例”、“專利法”等。在諸法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卡特爾法”，又稱“反對限制競爭法”。
“卡特爾法”禁止兩家以上的大企業通過合同或協議在價格上、經營上統壹行動來壟斷市場。禁止企業之間為壟斷市場進行合併。凡是企業間搭成的協議會從負面影響市場的生產和流通，將被宣佈無效並予以罰款，等等。
“卡特爾法”的施行由卡特爾局承擔。卡特爾的工作人員不得在任何企業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職﹔不得擁有任何企業的股票，以保持卡特爾局執法的公正。
這些法律、法規的訂立和實施，明確地體現著國家幹預這隻“有形的手”。而這隻“手”明顯主要從行政管理上切入。至於數量有限的國有企業則說明了國家幹預在經濟領域內作淺層幹預。
相對於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二戰之後法國社會黨的執政之途真是充滿了艱難。這壹方面是因為法國有著相對強大的專制勢力傳統。歷史上有過波旁王朝的復闢，有過兩次拿破侖帝國，有過7月王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戴高樂的大權獨攬在某種意義上是昔日專制傳統的某壹程度的再現。這個保守勢力從右端打擊著法國社會黨。另外壹方面，法國又有著激烈的革命傳統。標誌之壹是法國共產黨─1920年底以多數派從法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勢力。戰後初期，它已成為議會中第壹大黨。而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與選票在相當程度上是重疊的。故此法國共產黨是從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國社會黨的政治空間。
為了與強大的右翼保守勢力抗衡，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多次建立了左翼聯盟，但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還互相攻擊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後來，隨著“冷戰”的緩和，和互鬥中的兩黨均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教訓，遂又開始了聯合的艱難探索。
法國社會黨新壹代的領導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國結束右派掌權的局面，左翼必須聯合，而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政權的雄心，“社會黨首先就得成為左翼的多數派。”他說要設法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的300萬轉而投入社會黨的旗下。1978年3月議會選舉，社會黨得22.5%的選票，共產黨得20.5%。1981年4月總統選舉，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選人馬歇得票15.34%。馬歇，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壹，在這關鍵時刻宣佈無條件支持密特朗，號召他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轉投密特朗，於是密特朗以52.24%的優勢勝出，當選法國總統。從此開始了法國社會黨執掌政權的局面。多年的奮鬥，理想終成現實，欣喜感奮之餘密特朗驅車到巴黎先賢祠向饒勒斯的紀念碑獻上壹束玫瑰花，告慰這位法國社會黨的創始人﹔人道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在天之靈。
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也立即展開了國有化、計劃化的步伐。當然，法國的國有化並不始於此時，而是在戴高樂時代，甚至在戰後聯合內閣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勃魯姆內閣時期就開始了。社會黨政府把它繼續擴大。然而法國社會黨的國有化，計劃化卻與英國工黨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最顯著的表現是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進行它的營運，不像英國的國有企業處處要接受工業公司的指揮乃至議會的裁決。國有企業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吸收投資以加強自身的經濟勢力。國家也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以防止壟斷，尤其是國際財團的壟斷。這正如密特朗所說：“對壟斷或趨於壟斷的企業施行國有化，使之與國家結合，使個人不擁有高於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場經濟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權利，這都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法國社會黨人並不反對私有制。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應該允許法國有壹種混合經濟體制存在。”“壹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可見法國社會黨人了解私人企業的作用、市場機制的活力。他們所倡導的計劃化是認為“企業應該考慮其社會目的，而不要為自己的利益去犧牲社會利益”並不是要把企業的經營活動全面納入壹個嚴格的計劃中。故此，社會黨的計劃化只是向企業提供經濟指南和綜合信息，是適用於企業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參考，而近期的營運則按市場經濟的導向。可見在法國社會黨的觀念裡國家幹預並不取代市場經濟，計劃也只是作為市場的補充。
然而也正由於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法國社會黨並不鐵定掌權。壹旦保守勢力重新執政，私有化的逆向運作又有發生。生產效率與失業率同時攀升。行政權力的中斷導致經濟實驗中斷。國家幹預究竟怎樣才恰到好處這需要經過長期不間斷的摸索、探究和總結。時時的中斷對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別無選擇。不過保守勢力利用國有化、計劃化中的某些失誤極力攻擊國家幹預，把它說得壹無是處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與此相對的是，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再排斥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只主張以國家幹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則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情懷。
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
無論是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抑或其他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還是著眼於社會經濟的生產環節。勿庸置疑的是，為了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公正”，國家幹預絕對不能止於生產環節，還必須深入到分配環節。因為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昔日在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又爆發了勞工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勞工階級的貧苦而引起的階級仇視。
當然，第壹輪國家幹預還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環節，那就是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額和規定僱工可以與僱主集體議定工資單價之類。然而僅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幹預必須深深地涉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通過種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截取高收入，彌補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獲得社會對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資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臨的貧苦困難。也就是說國家幹預還應建立壹套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
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純經濟學領域內也是有根有據的。1920年，英國的經濟學家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他指出﹕等量的貨幣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將會產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謂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的。他說：“在福利經濟學中有兩個命題。粗淺地說，即第壹，對於壹個人的實際收入的任何增加，會使滿足增大。第二，轉移富人的的貨幣給窮人，會使滿足增大。”於是這個轉移對增大社會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於刺激生產。政府用從高收入者手中征來的稅款除用於垂直再分配外，還用於橫向再分配─舉辦各種社會保障、福利項目。
於是，國家幹預的第壹刀就切在稅制上。國家最大的財政收入即來源於個人和法人所得稅。稅率按累進制。收入越高稅率越高。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五十幾不等。美國羅斯福時期曾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且還定有起征點，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稅。非但如此，在工資收入低至某壹範圍時，除免稅之外，政府還給予相應的補助金。以瑞典為例，月薪1.2萬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稅，並另獲8-10%的政府補助金。月薪6萬克郎者，18%的收入被國家以稅收形式取走。
國家幹預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來實現從高收入階層到低收入階層的垂直再分配這固然在縮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有害於進取精神和勤奮向上，因此不可能設想用這種垂直再分配把社會各種職業，各個層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從另壹方面來看，社會上許多人─不僅是受益於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還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賠不賺”者，甚至還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們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都能維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況則都窮於應付。這些特殊情況就是失業、傷殘、疾病、懷孕生產、子幼多病、住房惡劣等等。顯然，凡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政府對此非但不可置若罔聞，而且應該全力以赴去關註，方符合“基本價值”的理念。二戰後率先取得執政權的英國工黨在這方面起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戰的抱火之中，英國工黨就在其年會上通過了壹個社會福利綱領。這個綱領宣稱要在英國實行全面的社會保險﹔對因各種意外事故處於困難中的民眾提供多種社會保障﹔對母親、兒童給予社會補助﹔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1945年7月大選，工黨獲勝。其領袖艾德禮組閣後，立即把福利綱領付諸現實。於1946年壹年之中頒佈了“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住房法”。稍後又頒佈了“國民救濟法”，“家庭補助法”，等等。
“國民保險法”規定已就業又未達到領取養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納保險金，從而在面臨失業、傷殘、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時有權獲得政府的津貼和補助。
“國民醫療保健法”規定全國醫院實行國有化。(亦允許醫生私人開業)，全國民眾壹律享受免費醫療。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須交納少量醫療保險費。
“國民救濟法”規定，凡因收入太低或無收入而不能參加“國民保險法”享受其保險待遇者亦可享受“國民保險法”的各項救濟，只是數額少壹些。此法其實是“國民保險法”的壹個補充。故後更名“國民補充救濟法”。
“住房法”實行房租管制，以照顧低收入者租房。並大力從事新建和貧民窟的改建。艾德禮任內建房80多萬套，以低價租給缺房民眾住。
經過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禮滿懷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國已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
在英國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儘管英國工黨數度大選失敗，處於在野甚至長期在野，但上臺執政的保守黨內閣仍然大致保持了對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的連貫性。他們對國有化措施大加指責甚至予以革除，而對社會保障、福利的規章制度則比較審慎。畢竟這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要想選票不大量流失，就別輕舉妄動。
時至今日，英國仍大體沿襲著艾德禮工黨內閣所制定的基調。實行著極為廣泛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由於條文繁多，難以壹壹詳述，現僅擇幾種簡扼分述如下﹕
醫療保健規則﹕（1）所有治療、手術費用壹律免費。（2）每次處方開藥交費6英鎊，但以下六種人士免費﹕16歲以下或60歲以上者，19歲以下全日制學生﹔懷孕婦女﹔帶有未滿壹週歲嬰兒的母親﹔領取失業救濟金和普通收入補助者。（3）婦女懷孕和生育期間所有醫療費用全免。
失業救濟金發放規則﹕失業救濟金最低數額為28.45鎊/周。壹般為原工資的60-70%，最高為85%。領取期限為壹年。壹年後仍失業，可改領社會救濟金。
社會救濟金發放規則﹕（1）未婚者可領取31-52鎊/周的社會救濟金(視年齡不同而不同)夫婦倆81鎊/周。若育有19歲以下子女，每個子女31鎊/周。社會救濟金是勞工最後防線。它能保障因長期失業、患病等原因至全無收入的極貧苦者亦能過上溫飽的生活。
病假工資發放規則﹕連續病假四天後可領病假工資(四天之內領原工資額不變)病假工資額60.2鎊/周，可連續領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領無期限的社會救濟金。
殘疾人福利金發放規則﹕依殘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鎊/周﹔第二等35鎊/周﹔第三等14鎊/周。
退休金發放規則﹕基本退休金為67.5鎊/周。本人亡故後，遺孀可續領亡夫的退休金，而且無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開始領取退休金。
養老金發放規則﹕男性年滿65歲，女性年滿60歲，可向政府申請養老金。數額為單身52鎊/周，夫婦83鎊/周。養老金與退休金不衝突。
免費教育規則﹕公共中小學壹律免學費、雜費、書費。學校給全體學生提供免費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屬公立。收學費極低，而政府還給家庭貧困者提供獎學金。
婦女懷孕生育福利法規﹕1)產前檢查壹律免費和帶薪。2)僱主不得解僱懷孕和生育的婦女。3)生育職業婦女可獲18周產假。前6周得原工資額90%，後12周得每週57.5鎊的補助金。4)生育婦女休完假後可復職，薪資不降。5)非職業婦女懷孕生育期間，可領社會救濟。6)任何婦女壹產下活嬰兒，即可獲政府100鎊補助。若是死嬰，只要懷孕期超過28周也可領取100鎊。
兒童福利法規﹕1)雙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兒童福利補助15.5鎊/周。2)單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17.5鎊/周。3)無論是雙親或單親，從第二個子女起每個獲10鎊/周。
寡婦福利法規﹕60歲以下丈夫去世，或雖已60歲以上，但丈夫去世時尚未領退休金者，可壹次性獲政府寡婦補助1000鎊。若還有孩子要撫養，則可領52鎊/周的寡婦育兒補助，多子女還可按規定遞增補助額。
英國工黨所創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可謂包羅萬象不勝枚舉。50年代，西歐國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紛紛制定各種社會保障、福利條例。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總開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國為52.4%，德國為58.8%，瑞典為58.7%。可見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視。
雖然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廣泛的讚揚和認同，但批評之聲亦不絕於耳。批評的焦點有這樣幾個﹕壹、龐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成了國家不堪重荷的負擔，拖累了經濟的發展。二、過於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會消蝕了勞動者的勤勉奮發精神。艾哈德對此如是說：“如果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對每個人從壹出生就給他全部安全，保護他絕對不冒人生的風險，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業雄心得到充分的發展。”三、由於成功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當的付出，卻無所受惠，這無疑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資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這當不利於生產技術的發展。
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到了怎樣的程度就會成為國家財政不堪承擔的重荷，這是值得考慮的。開支的數額必須量入而出，要考慮本國國民收入、經濟能力、受惠人數等因素。應該說，相對處理得當的話，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應該警惕的則是，有人用壹個空泛的“不堪負荷”論，就想從根本上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領導中、下層民眾奮鬥多年才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顯然，這些人大多是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人士。因為資產階級中的開明派也是支持這個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爾內閣公佈的“貝弗裏奇報告”也是宣稱要把英國建成福利國家。丘吉爾本人就在此後的壹次廣播演說中描繪了戰後英國將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講的那段話似是而非。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無論多麼全面也只是給予壹個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幫妳度過疾病、傷殘等意外事故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壹個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麼會僅僅滿足於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所給予的溫飽水準呢﹖他當然會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讓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正是給他發揮其潛質的外部條件。有壹個很聰慧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後因家裡太窮，父親久病，欠債甚多。因此暫放棄升學，跟著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掙錢。有壹天在打石時不慎跌下，當場給堅硬鋒利的巖石擊穿胸膛而死。壹個本來會很有出息，會給社會作出更多貢獻的青年就這樣以二十歲的青春年華告別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們在為他撒壹鞠同情之淚時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正是由於貧窮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所至呢﹖當然失足身亡是較極端的事件。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在多年艱辛的生活掙紮中，壹些本來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盡了他們的年華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識和事業的高峰，終至無所作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公﹔對於社會來說是損失。另外，對於那些本身就胸無大誌，能力平庸者，社會給予他們的“安全”也就談不上是阻礙了他們的發展。
不過，艾哈德另壹段話倒有些道理：“社會安全首先必須從人們自己的勤奮中得到。壹個人必須要自己負起責任。只有當個人負責還嫌不足時，國家和社會才插手進去。”這句話運用在實際中，就是德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經濟來源2/3出於民眾自己交納的集資。這壹具體措施是值得其他國家在制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借鑒參考。
至於有些高收入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資，而自身又絕不會去領取救濟之類，以至認為自己吃了虧，要走之則吉，那就純粹是壹種自私行為，不應予以遷就，即不應因此就放棄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項目。而且當社會的進步達到任何國家、地區都建立了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為此按規定交納集資時，他們又再“外流”到什麼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們是對具體措施提出意見則是很正常的。譬如領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的數量和時限都可以商榷。醫療費是否應考慮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禮晚年寫回憶錄時，曾承認當時他力主全面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低估了人們的私心”。確實，這是很值得今後人們從事這方面工作時借鑒吸取的。
除以上幾種之外，還有壹種批評是來自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他們說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工人階級仍然處受剝削地位。”據1985年英國統計局統計，就財產狀況而言，佔全國人口5%的人擁有全國私有財產的41%。”“貧富差距仍然很大。”“遠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不能改變國家的階級實質。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談得到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呢﹖”
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並沒有說他們要完全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在他們的“基本價值”理論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現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則是公正的。他們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與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數人擁有較多的財產是當代社會結構中的必然現象，平均是沒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於5%的人擁有41%的財產這是否太懸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卻不可以作為斷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沒有意義的依據。而且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實施的基礎上，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財產擁有量又有壹個適當的差別，那就是當代人類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園。因為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既保障了大多數人享有壹定的物質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種種緣故陷入貧窮困苦之中，又讓壹些才智傑出者能通過奮發進取去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那就是壹種甚佳的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處處的祥和之中有差別。這是當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間佳境。至於共產黨向人們描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實在太遙遠，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起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可能實現。因為從1917年11月至今共產黨執政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了他們的南轅北徹。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指揮下，人們都在拼命地勞動，然而消費品匱乏乃至飢饉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極化現象更令人震驚。共產黨的理論家以英國5%的人擁有41%的財產來貶低英國工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意義，這真令人齒冷。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5%的人很可能擁有財產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過這些都是他們黨和國家的機密，絕對不會予以公佈罷了。然而世人還是可以看得到，在他們統治的國家裡，高樓大廈之下，酒綠燈紅之旁，普羅大眾處於掙紮奔命之中。無論是國營企業中壓縮出來的人們還是私營企業裡的勞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報紙上常有這樣的報道﹕某個民工因工傷送往醫院搶救，但由於壹時交不出壹筆預付醫療費或手術費。醫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這種視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徑真是令當代文明蒙羞。醫院卻振振有詞地說，搶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錢怎麼辦﹖實際上，這樣的情況遠非每天發生，就算偶爾收不到或收不夠錢也不會令醫院關門。當然關鍵的責任在政府。即使沒有英國那樣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這類悲劇。只要政府稍微關心壹點底層民眾的疾苦，就應下達文件知會各醫院﹕凡有此類情況，醫院應先予以搶救。政府將以行政力量協助醫院收回醫療費用，若確收不到，醫療費用由政府承擔。可是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人們每時每刻考慮的都是怎樣確保“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事。多少有關國計民生的事項都排不上他們的日程表，遑論幾個工傷民工無醫而死的雞毛蒜皮之瑣事了。不過，既然這樣，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怎麼還有臉去批評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產業民主制度
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並不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為滿足。他們繼而為實現《法蘭克福聲明》中所提出的“經濟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於民主社會主義部份認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營企業中工人群眾毫無疑問仍然處於純屬被僱傭的勞動力的地位。對企業裡的壹切事務無權置喙，這顯然不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眾在社會上擁有選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所有政治權利，但壹回到工廠、企業裡就重新變成壹架會說話的機器，完全被動地聽從驅使，那馬上會使已經爭得的政治權利失去光彩。因為社會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並不止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則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中。
1962年社會黨國際的《奧陸斯聲明》較十壹年前的《法蘭克福聲明》更為具體地提出：“應在民主制內建立起壹種機構，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響工業決策和條件以及總的經濟形式。”1969年社會黨國際第十壹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社會黨人要用經濟民主和工業民主的新形式來補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於實現社會民主。”1986年社會黨國際發表的《利馬委託書》表示社會黨人要“致力實現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全體公民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決策，保證工薪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影響。”並強調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與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進的持續過程。”
從社會黨國際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條清晰的軌跡，那就是他們推進經濟民主的信念日益堅定和具體。在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那就是它所創立的“共決制”。在諸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它把經濟民主的理念付諸實圩鈐紜⒆顝V泛、最具體。能夠這樣當然絕非偶然，而是有深遠的思想淵源。
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初創時期的《哥達綱領》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選出的負責人監督礦山、礦井、工廠、作坊以及家庭工業的勞動。”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討論稿中提出“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企業視察員負責監督壹切工業企業，並負責調整城鄉的勞動關系。”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民黨曾幾次執政，這為它發展其經濟民主理念提供了條件。1921年德國黨的“格爾利茨綱領”中提出“發展代表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經濟委員會制度。”四年以後的“海德堡綱領”則進壹步明確：“發展經濟委員會制度，行使工人階級對經濟組織的共決權。”“共決”壹詞至此正式出現於行文。標誌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共決制”理論的初步形成。如果說昔日它所主張的經濟民主還處於較為空泛的“監督”之說的話，那麼此時的“共決制”則表現出要真正讓工人階級在經濟事務中發出聲音的決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處境日見艱難乃至顛沛流離的德國黨沒有機會去實踐其“共決”主張。
二戰以後的大選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微小的比率輸給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實力十分強大的在野黨。它利用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動“共決制”的實施。終於，1951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在僱傭1000人以上的煤鋼企業監事會和理事會中實行僱員共同決定法》。該法規定監事會由11名成員組成。資方勞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員為主席。
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作了這樣的闡述：“對經濟成果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工人和職員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進行共決的大門之外。然而，民主卻要求職工能在企業和整個經濟中共決。職工必須從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奴僕，變成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公民。”“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實行的共決，標誌著壹個新的經濟制度的開始。必須將共決進壹步發展成為適用於大企業的民主企業法。職工在經濟部門的自治機構中的共決必須得到保證”。
這表明德國黨並不滿足於只在鋼、煤大企業中實施共決制而是要將它推而廣之，並且首次把共決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執政權。終於得以把共決制在全社會鋪開。新的共決法將實施範圍擴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鋼鐵企業。其涉及面為500個大企業，僱員人數超過400萬。
共決制中，僱員代表有權與資方共同決定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有權參與決定理事會的成員，並同理事會壹起研究決定利潤的使用。對企業開發新產品，購置重大新設備，或作某項大宗投資，僱員代表都擁有批淮權。在企業日常事務中僱員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願望，以影響公司對此的決定。
除了大型企業中的共決制之外，德國黨在執政後還制定了《工廠委員會法》。該法規定﹕凡有五人以上職工的工廠都應成立三人以上組成的工廠委員會。其成員壹般不脫產。300人以上的企業才可以考慮設置專職脫產委員。委員會成員在僱員中選舉產生。委員會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僱主不得幹涉委員會內部事務和運作。委員會委員在三年任職期內及卸任後壹年內，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廠裡每季度須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壹次，由僱主向職工報告本企業各方面的情況。工廠委員會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可對工廠的各項事務參與決定和施加影響。參與決定的範圍有﹕工作時間的長短及安排，工資數額、勞動保護設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響的內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計劃、工種調動安排、工藝流程的設置、企業管理制度、企業的改建、擴建、遷移、設備更新等等。當工廠委員會與僱主發生意見衝突不能搭成協議時，可將問題提交調解委員會裁決。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則設置公共勞動法庭。它由壹名職業法官，僱主僱員各數名陪審員組成。主要用於解僱事端。按規定僱主有權解僱僱員。若僱主因企業經營情況須解僱僱員多人，工廠委員會有權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數量的補償費。這就是1980年聯邦勞工法庭曾做出的決定：“企業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說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廠委員會的同意。”
不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實現工人參加管理和決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去設計最合適的方式和途徑。這正如1989年6月社會黨國際的《原則聲明》所指出的：“經濟民主不存在單壹不變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國家有進行大膽試驗的餘地。”
例如在法國是成立企業委員會，法律規定凡50人以上的企業皆可成立企業委員會，不足50人者可聯合當地同行業其他企業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相似外，其關註面還更廣壹些。如企業內部醫療服務條件與水平，職工食堂的質量，娛樂體育活動場所與設施等等。然而法國的企業委員會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有壹個重大區別，就是法國企業委員會中由資方人員擔任主席。這顯然給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權。1981年法國社會黨上臺執政後，立即對這個規定開刀，限制這個主席的權力。即﹕在企業委員會討論決定單純與職工利益有關的問題時，作為主席的資方人員沒有表決權。
在比利時、瑞典、荷蘭等壹系列歐洲國家，都依法設立了企業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工人董事會等等。大同小異地實現了工人參加管理的訴求。
如果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所推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來自各個角度的質疑和批評的話，那麼，他們所從事的讓工人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沒有受到明顯的負面評價。因為它的確給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都帶來了益處。
勞工階級在工廠企業中不再處於完全無權的，僅僅是被企業主以貨幣購買來的勞動力的地位。他們可以對許多事務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要求。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資產者在勞工代表有權對許多事務進行查詢、了解、決定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在行為模式上有所收斂。不可隨心所欲地獨斷專行。然而，這其實對資產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為當工人能夠參與管理後他們的心態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他們會把自己的未來與企業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聯繫起來，因而提高了他們的主動精神去發揮自己的技術水平和聰明才智。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適當的滿足後，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肯定會由此提高。有壹個統計數字說，1972－1976年間德國實行共決制的企業，工人年平均產值提高17%，而沒有實行的，只提高了4%。從國家整體局勢來看，德國也是歐洲各國中社會秩序相當穩定的國家。另壹個國家─奧地利的情況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這個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讚揚為在當時歐洲諸社會民主黨中“唯壹生氣勃勃的力量”的黨，在戰後奉行了比德國共決制更溫和的“社會夥伴關系”─壹改良主義氣味更濃，離馬克思主義更遠的理論框架，以致取得了極其獨特的社會成效。1970-1979年，國民生產總產值增長了52%，失業率極低，保持在2%左右，通貨膨脹率不超過4%。勞資糾紛甚少發生。工人年人均罷工時間才幾分鐘，1979年為半秒鐘。整個社會的穩定系數極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歐洲國家的動蕩不安中，奧地利被譽為“沙漠中的綠洲”、“極樂島”。綠洲，當是對本國所有的人而言，即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而且很可能，資產階級才是得利益的大頭哩﹗
毫無疑問，正像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壹樣，他們所奉行的工人參加管理的經濟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論家的抨擊。
共產黨的理論家說，資本家和工人決不能真正地在實行平等共決。因為“生產資料還是歸資產階級私有，工人沒有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這就談不上平等共決，而且在實際操作中“監督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中，是有種種限制工人代表權力的規定。最後決定權仍然在資方代表擔任的主席的手中。”
勞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參與管理，“共決制”的實行過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實地共決，這是值得考慮的。工人們的專業管理知識缺乏，也不時時身處生產的管理環節中，對許多問題缺乏系統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對於他們能否有效地參與決策共決的確是難以令人不無疑問的。然而第壹，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是個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無缺，應該允許它有壹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其次，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應與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會說話的生產工具出現於生產場所中的情形作比較。只要肯作這種正常的比較，就會承認，即使目前工人參加管理決策，尚未達到真正的平等共決，但也是壹個巨大的進步。再次，最起碼，工人有權參與管理就可對有關工人的許多切身利益事項進行經常性的關註和爭取。例如﹕工資、工時、休假、勞動保險等等，這對維護工人群眾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於說工廠企業裡生產資料仍為資本家所有，故“並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工廠企業中被剝削、奴役的僱傭地位。”進而以此來否定工人參加管理的全部意義，那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點不同，也就不是討論可以解決的了。
在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黨理論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這樣的觀點是令人不無驚訝的。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統治的國家裡已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私人企業。顯然，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工廠裡的工人是處於被剝削、奴役的地位。實際也的確如此，而且這些工人在工廠壹切事務中毫無參與權，還完全處於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極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產黨是這樣“改革開放”的，那它的理論家們又有何面目去批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與管理的政策呢﹖
當然，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可以閉眼不看這些已是星羅棋布但終究未取得正統主流地位的私營企業，而仍以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為參照物。按照理論家的說法，只有在他們的國營企業裡，資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當家作主，做了工廠企業的主人。以此為對照，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加管理就應該是不值壹談了。
在這裡，世人看到了壹齣從政治童話到政治神話，再到政治笑話的演進過程。
在共產黨即將執政和執政之初，人們懷著對新政權的熱切期望，也聽信了他們許多美好的描繪。“工人當家作主”這是壹個多麼美麗的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虔誠地信仰跟隨，這個美麗的童話就會變成現實─這是許許多多善良民眾的以為。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原來籠罩在事情真實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霧終究飄散。人們明白了。所謂工人當家作主其實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代表他們當家作主。更具體的是某個、和某些共產黨的幹部當家作主。資本家走了，共產黨幹部來了，或個別“先進工人”變成了共產黨幹部。這些幹部取代了資本家指揮管理生產，非但如此，還管理他們的日常生活﹔管理他們思想觀點﹔管理他們的昇降去留﹔甚至還管理他們的子女就業等等。於是他們知曉了自己真實身份─壹個被共產黨黨營工廠僱傭的勞動力。至於當家作主之類，實在是永遠不會變成現實的神話。
二十世紀業已過去，新的世紀來到了人間，經過幾十個春秋風吹雨打的沖刷和磨練，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麼貨色。可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還在留聲機般地重彈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裝則都不值壹談的萬古不變的老調。這不能不是當代最大的政治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