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面臨的困境
作者 張傑
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脫鉤正在進行，盡管歐盟還在利益和人權維護之間徘徊，但香港、維吾爾族問題是中西解不開的兩個死結。面對西方經濟脫鉤，習近平提出的應對之策是經濟內循環。我們需要思考的第壹個問題是經濟內循環能夠讓中國度過難關嗎？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制於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習近平多次強調：“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第二個問題是中國舉國體制的運動式科技創新能夠成功嗎？美國新總統拜登即將於2021年1月20日入主白宮。通過習近平對拜登晚到的祝賀可以感知他內心的矛盾和忐忑不安。第三個問題，拜登政府能夠改變川普的對華政策嗎？這三個問題是當前中國的熱點問題，也是籠罩中南海的愁雲。經濟學家許小年2020年11月21日在“東軟解決方案大會”的演講或許可以解答我們疑問。我們不妨聽聽許先生說了些什麽。
第壹，經濟內循環此路不通
在中美相互征收懲罰性關稅之後，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仍然高達35%。除了世界小型經濟體以外，在大型經濟體中，中國仍然是對外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35%中20%是出口，15%是進口。我們的主要貿易夥伴是美國、歐洲、日本。換句話說，貿易夥伴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我們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市場遭受阻礙，我們能否用內需替代，能否用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替代呢？
看壹下數字就明白了。2019年的統計數字表明，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6.5倍，美國的人均GDP是6.5萬美元，中國的人均GDP是1萬美元。我們壹般把1萬美元作為中等發達或者中等收入的壹個標準、壹個門檻，所以中國已經進入到了中等發達或者中等收入國家這樣壹個範圍。歐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國的4倍。
人均GDP是購買力的指標，由於在購買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們對發達世界的出口很難由內需來替代。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是多少呢，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印度只有2000美元，僅僅是中國的1/5~1/2。不發達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們所失去的發達世界出口市場。
如果和發達世界脫鉤，不僅對中國經濟的總需求會產生無法替代的負面沖擊，對中國經濟發展更大的傷害是科技，是科技脫鉤。
第二，舉國體制不支持科技創新
現在中國出現了芯片熱，這種芯片熱會不會又像過去的電動汽車熱、太陽能電池熱呢？教訓太深刻了。進行科技創新，不能搞群眾運動。科技的創新只能依靠企業，依靠企業家。
我們芯片設計的軟件、制造設備，甚至生產工藝，現在都依賴海外。這些技術不是壹天，不是投入資金就可以解決的，是要依靠企業持續的投資研發，經過長期的積累，才能夠提高水平。
以軟件開發為例，在核心的軟件開發上，我們依賴海外平臺，依賴海外生態，安卓系統、手機操作系統，這是谷歌控制的開發平臺。離開海外開發平臺，就會使中國手機操作系統的研發落後於國際水平。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今天仍是基礎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第壹重鎮，這是事實。每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國家是美國。今天看到的數字化、信息化等等這些技術的創新和商業模式的原型都在美國。我們津津樂道的新四大發明其實並不是我們的發明，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說電子支付，支付寶做得很好，微信支付做得也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國的發明，是美國公司的發明，是馬斯克參與的壹項創新，這家公司叫PayPal。
電商也不是中國的發明，淘寶、天貓、京東做得都很好，我們依托壹個巨大的市場，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發明而言，這不是我們發明的，eBay首先做了電商，然後又由亞馬遜把它推廣到幾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們在國內市場上做得好，但這並不是說這些都是我們的新四大發明，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在科技上的落後，是提高水平的前提。
第三，中美關系難以緩和
中國很多人希望拜登上臺，希望拜登改變川普的對華政策。但這只是壹廂情願。從目前的情況下，拜登已經贏得了這壹屆大選。拜登不大可能改變川普的對華政策基調，只可能改變它的手法，從川普的單打獨鬥轉向協調盟友，共同遏制中國。
因為美國的政策取決於選票，選票的背後是民意。美國的民意是朝野壹致認為過去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現在是時候改變了，改變成什麽樣？基本上是改變到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上。過去為什麽美國的民間和政府認為他們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呢？美國人希望通過開放美國的市場，通過和中國進行經濟交流，希望中國加入到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中來。
今天他們經過反省之後，認為過去的政策是失敗的。支持川普政府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得到了美國民間、美國政府相當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變，拜登政府很難在對華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變。
哪是不是美國政府處心積慮地要和中國過不去呢？我們可以看壹下歷史。在歷史上，凡是壹個大國，壹個落後的大國，試圖通過工業化來提高國力，來對國家的經濟各個方面進行現代化的改造，都會在國際舞臺上破壞原有的均勢，使得國際的格局向壹個新的均衡移動。
以上是許小年的演講主要內容，應該說還是很深刻的。我與許先生前兩個問題觀點壹致，但對於中美沖突的理解上存在分歧。許先生認為，中美沖突源於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講的，當壹個新的力量崛起的時候，原有秩序的維護者，會想方設法遏制新的力量成長，雙方會產生激烈的沖突，甚至刀兵相見。
中美沖突真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嗎？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問題顧問余茂春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回答。他說這個命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它是基於兩個根本錯誤的出發點。第壹、修昔底德陷阱是說壹個老牌的正在衰落的強國對於壹個新興的強國自然會發生沖突，這完全是壹個偽命題，因為美國不是壹個沒落的國家，指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列主義壹個根本信條是相信帝國主義每天都在爛下去，是在日益沒落，這也就是為什麽新華社或《人民日報》到美國來的記者全心全意地註重美國社會的陰暗面。美國壹旦有什麽問題，他們就振奮起來，以便證明他們對列寧主義信仰的正確性。但是，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全球影響力、軍事等許多方面是壹個超級大國，是壹個強盛的國家，表現出來的紛亂和黨派爭鬥正好反應出美國社會的活力。美國人對自己立國的根本原則和價值是非常信任的，而中國看似強大，但實際上虛弱，壹個任誌強就可能把中國政治牌局打翻，壹個蔡霞就可能造成重大事件，中國是以壓制和控制來維持強大的外貌。修昔底德陷阱命題的第二個誤區是把問題局限在中美之間，實際上現在美中關系的問題是中國和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問題，不是美國這個帝國不滿意中國的崛起，而是中國崛起方式與所依賴的實力對全世界現存的民主與自由秩序造成很大威脅。所以修昔底德陷阱是壹種非常過時的說法。中美之間的沖突不僅僅是中美對立，而是中國和整個世界之間的對立。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沒有黨派紛爭，美國總統只是順應民意。不管拜登入主白宮或川普繼續留任，他們對華政策不會有任何實質改變。
綜上所述，經濟脫鉤、科技創新和中美關系對於中國都無解，這三朵愁雲壹直籠罩在中南海上空。當然，說難很難，說簡單也簡單，那就是習近平政權改弦更張，放棄極權主義路線，解開香港自由民主和維吾爾人種族迫害的死結，自然中西脫鉤變成中西合作，科技困境變成合作共贏，中美對抗變成中美友好。但可惜，狂奔在極權主義高速公路上的習近平人叫不走，鬼叫飛跑，好言勸不了要死的鬼。
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脫鉤正在進行，盡管歐盟還在利益和人權維護之間徘徊，但香港、維吾爾族問題是中西解不開的兩個死結。面對西方經濟脫鉤，習近平提出的應對之策是經濟內循環。我們需要思考的第壹個問題是經濟內循環能夠讓中國度過難關嗎？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制於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習近平多次強調：“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第二個問題是中國舉國體制的運動式科技創新能夠成功嗎？美國新總統拜登即將於2021年1月20日入主白宮。通過習近平對拜登晚到的祝賀可以感知他內心的矛盾和忐忑不安。第三個問題，拜登政府能夠改變川普的對華政策嗎？這三個問題是當前中國的熱點問題，也是籠罩中南海的愁雲。經濟學家許小年2020年11月21日在“東軟解決方案大會”的演講或許可以解答我們疑問。我們不妨聽聽許先生說了些什麽。
第壹，經濟內循環此路不通
在中美相互征收懲罰性關稅之後，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仍然高達35%。除了世界小型經濟體以外，在大型經濟體中，中國仍然是對外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35%中20%是出口，15%是進口。我們的主要貿易夥伴是美國、歐洲、日本。換句話說，貿易夥伴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我們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市場遭受阻礙，我們能否用內需替代，能否用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替代呢？
看壹下數字就明白了。2019年的統計數字表明，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6.5倍，美國的人均GDP是6.5萬美元，中國的人均GDP是1萬美元。我們壹般把1萬美元作為中等發達或者中等收入的壹個標準、壹個門檻，所以中國已經進入到了中等發達或者中等收入國家這樣壹個範圍。歐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國的4倍。
人均GDP是購買力的指標，由於在購買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們對發達世界的出口很難由內需來替代。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是多少呢，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印度只有2000美元，僅僅是中國的1/5~1/2。不發達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們所失去的發達世界出口市場。
如果和發達世界脫鉤，不僅對中國經濟的總需求會產生無法替代的負面沖擊，對中國經濟發展更大的傷害是科技，是科技脫鉤。
第二，舉國體制不支持科技創新
現在中國出現了芯片熱，這種芯片熱會不會又像過去的電動汽車熱、太陽能電池熱呢？教訓太深刻了。進行科技創新，不能搞群眾運動。科技的創新只能依靠企業，依靠企業家。
我們芯片設計的軟件、制造設備，甚至生產工藝，現在都依賴海外。這些技術不是壹天，不是投入資金就可以解決的，是要依靠企業持續的投資研發，經過長期的積累，才能夠提高水平。
以軟件開發為例，在核心的軟件開發上，我們依賴海外平臺，依賴海外生態，安卓系統、手機操作系統，這是谷歌控制的開發平臺。離開海外開發平臺，就會使中國手機操作系統的研發落後於國際水平。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今天仍是基礎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第壹重鎮，這是事實。每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國家是美國。今天看到的數字化、信息化等等這些技術的創新和商業模式的原型都在美國。我們津津樂道的新四大發明其實並不是我們的發明，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說電子支付，支付寶做得很好，微信支付做得也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國的發明，是美國公司的發明，是馬斯克參與的壹項創新，這家公司叫PayPal。
電商也不是中國的發明，淘寶、天貓、京東做得都很好，我們依托壹個巨大的市場，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發明而言，這不是我們發明的，eBay首先做了電商，然後又由亞馬遜把它推廣到幾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們在國內市場上做得好，但這並不是說這些都是我們的新四大發明，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在科技上的落後，是提高水平的前提。
第三，中美關系難以緩和
中國很多人希望拜登上臺，希望拜登改變川普的對華政策。但這只是壹廂情願。從目前的情況下，拜登已經贏得了這壹屆大選。拜登不大可能改變川普的對華政策基調，只可能改變它的手法，從川普的單打獨鬥轉向協調盟友，共同遏制中國。
因為美國的政策取決於選票，選票的背後是民意。美國的民意是朝野壹致認為過去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現在是時候改變了，改變成什麽樣？基本上是改變到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上。過去為什麽美國的民間和政府認為他們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呢？美國人希望通過開放美國的市場，通過和中國進行經濟交流，希望中國加入到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中來。
今天他們經過反省之後，認為過去的政策是失敗的。支持川普政府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得到了美國民間、美國政府相當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變，拜登政府很難在對華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變。
哪是不是美國政府處心積慮地要和中國過不去呢？我們可以看壹下歷史。在歷史上，凡是壹個大國，壹個落後的大國，試圖通過工業化來提高國力，來對國家的經濟各個方面進行現代化的改造，都會在國際舞臺上破壞原有的均勢，使得國際的格局向壹個新的均衡移動。
以上是許小年的演講主要內容，應該說還是很深刻的。我與許先生前兩個問題觀點壹致，但對於中美沖突的理解上存在分歧。許先生認為，中美沖突源於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講的，當壹個新的力量崛起的時候，原有秩序的維護者，會想方設法遏制新的力量成長，雙方會產生激烈的沖突，甚至刀兵相見。
中美沖突真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嗎？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問題顧問余茂春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回答。他說這個命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它是基於兩個根本錯誤的出發點。第壹、修昔底德陷阱是說壹個老牌的正在衰落的強國對於壹個新興的強國自然會發生沖突，這完全是壹個偽命題，因為美國不是壹個沒落的國家，指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列主義壹個根本信條是相信帝國主義每天都在爛下去，是在日益沒落，這也就是為什麽新華社或《人民日報》到美國來的記者全心全意地註重美國社會的陰暗面。美國壹旦有什麽問題，他們就振奮起來，以便證明他們對列寧主義信仰的正確性。但是，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全球影響力、軍事等許多方面是壹個超級大國，是壹個強盛的國家，表現出來的紛亂和黨派爭鬥正好反應出美國社會的活力。美國人對自己立國的根本原則和價值是非常信任的，而中國看似強大，但實際上虛弱，壹個任誌強就可能把中國政治牌局打翻，壹個蔡霞就可能造成重大事件，中國是以壓制和控制來維持強大的外貌。修昔底德陷阱命題的第二個誤區是把問題局限在中美之間，實際上現在美中關系的問題是中國和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問題，不是美國這個帝國不滿意中國的崛起，而是中國崛起方式與所依賴的實力對全世界現存的民主與自由秩序造成很大威脅。所以修昔底德陷阱是壹種非常過時的說法。中美之間的沖突不僅僅是中美對立，而是中國和整個世界之間的對立。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沒有黨派紛爭，美國總統只是順應民意。不管拜登入主白宮或川普繼續留任，他們對華政策不會有任何實質改變。
綜上所述，經濟脫鉤、科技創新和中美關系對於中國都無解，這三朵愁雲壹直籠罩在中南海上空。當然，說難很難，說簡單也簡單，那就是習近平政權改弦更張，放棄極權主義路線，解開香港自由民主和維吾爾人種族迫害的死結，自然中西脫鉤變成中西合作，科技困境變成合作共贏，中美對抗變成中美友好。但可惜，狂奔在極權主義高速公路上的習近平人叫不走，鬼叫飛跑，好言勸不了要死的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