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改革開放概論 中共不是左派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六年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麽企業從那裏得到人手和土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商品的理論，只有在壹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雇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壹方面既是商品生產，另壹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麽，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麽實行計劃經濟，要麽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了資本主義。所以，壹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空想，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
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到現在已雇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雇傭的壹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壹分配制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傳統的終身用工制。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
這表示甚麽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制度。馬克思對此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裏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而不是其他。每壹個生產者，生產甚麽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在商品生產裏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壹種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壹種事前的調節，預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裏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裏。這兩種方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壹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麽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妳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主義，但妳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妳壹味雞蛋裏挑骨頭。妳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濟都不過是公有制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占多數。有這壹條，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制」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壹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完全受中共壹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制壓制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壹律向國有經濟過渡，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保障（盡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國兩制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制資產階級壹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占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壹定隨之而變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壹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制本身就是壹種準私有化，因為在租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制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潤壹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壹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壹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壹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裏。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
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
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壹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現在中共宣布，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幹預企業，企業的廠長、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制的分別只在於：舊體制下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制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過問。所以，說現在體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了承包制。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壹定的物質利益關系，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制最大問題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制），以便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壹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裏有兩種選擇。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壹條路中共是決不會采取的。早在改革初期，任何有關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壹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采取這種辦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
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所有制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有權掛鉤，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壹來，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力還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壹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有壹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權，但另壹方面各個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
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壹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壹步暴露出來。
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始終要維持計劃體制。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終或大或小地支配著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必擇其壹。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利率、價格等經濟杠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壹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壹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
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麽社會主義招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麽呢？果真是社會主義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制主義，對於鄧小平的開明專制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制、工人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壹直堅持的，其實只有國有制和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有國有制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進行壹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壹黨專政這壹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說，壹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采取甚麽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壹步暴露自己的背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壹個大問題，盡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壹切要上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制等。少部份才用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借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追究。
從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
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嚴重些，因為這裏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壹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壹，那麽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是壹點五八，八五年是壹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控制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入，壹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壹可以看到，由於物價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點壹了。但這個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方公布，已經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壹九五二年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份之壹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賬」的性質。可是，「欠賬」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壹方面是因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
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
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
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制，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系的問題，就說中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著眼於爭取個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是壹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壹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點五高速，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壹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麽這樣不穩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將近三十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二十壹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壹百元所帶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二十五點壹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就會壹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壹是浪費了的。—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壹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占全部職工人數的壹成多。
為什麽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壹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制，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
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壹下都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壹有機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壹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壹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制」嘛。工作沒有紀律，上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壹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
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這個危機，壹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制，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廠長，壹種辦法就是進壹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賦予廠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壹步犧牲工人利益。
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麽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工人互相競爭。妳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壹步開放物價啦！妳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我們就宣布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工人來同妳們競爭啦！妳不幹，可想幹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打廠長。壹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壹個進步。
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麽道路？
走資本主義嗎？那麽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會主義嗎？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制嗎？那種體制有什麽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七，不要鄧小平的壹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制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制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制度。我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制度不是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壹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
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裏，就會變成走回頭路，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本的政治權力著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制訂最低工資法；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制；國家公開所有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國社會開始畸形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並不能真正刺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著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
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著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松寬松」，但是棍子還是要打；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壹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制度移殖到中國。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壹步，這次就是要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制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工人，壹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壹直享有就業權的，就只是占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道，在中國，工資壹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余全部物質生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壹些大企業，理發、育嬰、兒女上學等等，都是由廠辦的理發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壹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開除，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著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壹家紡織廠壹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裏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裏斷絕了聯系，我們管不著；勞動保險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她「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病情壹天天惡化。」（註壹）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個被開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著：『妳憑什麽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註二）這種事例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沖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壹位工人說：「共產黨從壹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麽現在又變了卦？」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壹年來瞭望周刊就經常撰文宣傳制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壹千五百萬，而這壹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裏壹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壹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安置壹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著百份之二的『待業率』。」（註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幹』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註四）
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壹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壹定錯。
要看是哪壹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麽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
古代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妳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裏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壹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壹方面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中共壹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壹面它自己卻加速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妳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妳叫現在的社會主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征，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壹樣。
妳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壹段時間，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與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勵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制度稱為「鐵飯碗」，那麽我們也並不贊成所謂「鐵飯碗」制。可是，這種制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壹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壹定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壹定等於「鐵飯碗」。「人人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壹切願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壹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
人人有工做，這是壹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壹個目標。至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壹定關系。可以采取「鐵飯碗」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這種手段，根本采取另壹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壹方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
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壹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壹個經濟資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是不可能的。
是什麽造成企業的困境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松弛），根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壹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制度。
這種管理制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制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飯碗」只是整個工奴制度的其中壹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制度，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壹個人壹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壹種制度，連中共也承認是壹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其實也同全民就業毫無關系）。這樣壹種勞動管理制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壹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而是制定這種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壹種荒唐的制度為什麽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壹方面，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聲。另壹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
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桿插到底」，全國壹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勞動力公有論」。（關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壹文）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制的壹個部份，那麽，工奴制（或「勞動力公有」制）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壹個組成部份。按照這種制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制。
這樣壹種制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革幅度怎樣大，壹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制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
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於工奴制，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且也更在於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壹億三千萬工人，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
有解決，反而隨著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壹齊來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壹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對它也根本不像壹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制造失業等等，除了為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當然不是把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個勁地走資本主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制）化公為私，從政治官僚搖身壹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妳們根本無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產！（壹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妳們固無權壟斷支配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妳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妳們：把工廠、礦山交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妳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復。其實，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麽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的關系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制度本身固然是壹種沒有效率的制度，可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壹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的效益，壹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壹種優越制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壹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是通過制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壹面裁汰冗員，壹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壹條道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壹條道路才是工人所應支持的。
壹九八九年二月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汙，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幹預股市分不開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系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幹涉股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度采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幹預經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幹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幹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幹預經濟，認為只要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復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幹預，而不是不作幹預，只是幹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麽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麽不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麽中央容許他們這種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汙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壹）「上市公司中符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幹預太多，不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裏面牽涉到如何挑選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系，如何產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作都直接關系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系』才可買到。」（註三）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制造機會（註四）。「股份制企業裏邊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麽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幹預，但另壹方面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幹預仍是起很大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幹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幹預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幹預不幹預，而在於幹預什麽、怎樣幹預，尤其是由誰幹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麽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很少關系，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沈大有關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麽鄧旋風很有關系。所以，要解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政治不幹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盡管也可以搞，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麽強大，那麽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閑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汙。事實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汙、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潤為目的，那麽，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註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性投資，那麽，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麽生產，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業和商業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麽玻璃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麽企業從那裏得到人手和土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商品的理論，只有在壹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雇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壹方面既是商品生產，另壹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麽，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麽實行計劃經濟，要麽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了資本主義。所以，壹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空想，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
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到現在已雇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雇傭的壹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壹分配制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傳統的終身用工制。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
這表示甚麽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制度。馬克思對此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裏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而不是其他。每壹個生產者，生產甚麽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在商品生產裏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壹種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壹種事前的調節，預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裏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裏。這兩種方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壹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麽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妳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主義，但妳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妳壹味雞蛋裏挑骨頭。妳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濟都不過是公有制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占多數。有這壹條，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制」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壹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完全受中共壹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制壓制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壹律向國有經濟過渡，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保障（盡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國兩制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制資產階級壹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占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壹定隨之而變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壹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制本身就是壹種準私有化，因為在租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制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潤壹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壹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壹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壹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裏。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
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
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壹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現在中共宣布，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幹預企業，企業的廠長、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制的分別只在於：舊體制下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制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過問。所以，說現在體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了承包制。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壹定的物質利益關系，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制最大問題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制），以便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壹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裏有兩種選擇。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壹條路中共是決不會采取的。早在改革初期，任何有關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壹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采取這種辦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
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所有制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有權掛鉤，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壹來，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力還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壹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有壹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權，但另壹方面各個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
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壹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壹步暴露出來。
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始終要維持計劃體制。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終或大或小地支配著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必擇其壹。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利率、價格等經濟杠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壹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壹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
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麽社會主義招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麽呢？果真是社會主義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制主義，對於鄧小平的開明專制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制、工人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壹直堅持的，其實只有國有制和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有國有制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進行壹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壹黨專政這壹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說，壹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采取甚麽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壹步暴露自己的背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壹個大問題，盡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壹切要上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制等。少部份才用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借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追究。
從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
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嚴重些，因為這裏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壹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壹，那麽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是壹點五八，八五年是壹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控制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入，壹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壹可以看到，由於物價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點壹了。但這個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方公布，已經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壹九五二年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份之壹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賬」的性質。可是，「欠賬」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壹方面是因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
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
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
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制，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系的問題，就說中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著眼於爭取個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是壹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壹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點五高速，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壹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麽這樣不穩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將近三十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二十壹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壹百元所帶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二十五點壹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就會壹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壹是浪費了的。—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壹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占全部職工人數的壹成多。
為什麽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壹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制，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
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壹下都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壹有機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壹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壹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制」嘛。工作沒有紀律，上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壹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
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這個危機，壹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制，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廠長，壹種辦法就是進壹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賦予廠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壹步犧牲工人利益。
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麽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工人互相競爭。妳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壹步開放物價啦！妳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我們就宣布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工人來同妳們競爭啦！妳不幹，可想幹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打廠長。壹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壹個進步。
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麽道路？
走資本主義嗎？那麽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會主義嗎？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制嗎？那種體制有什麽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七，不要鄧小平的壹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制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制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制度。我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制度不是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壹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
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裏，就會變成走回頭路，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本的政治權力著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制訂最低工資法；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制；國家公開所有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國社會開始畸形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並不能真正刺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著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
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著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松寬松」，但是棍子還是要打；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壹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制度移殖到中國。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壹步，這次就是要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制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工人，壹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壹直享有就業權的，就只是占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道，在中國，工資壹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余全部物質生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壹些大企業，理發、育嬰、兒女上學等等，都是由廠辦的理發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壹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開除，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著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壹家紡織廠壹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裏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裏斷絕了聯系，我們管不著；勞動保險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她「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病情壹天天惡化。」（註壹）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個被開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著：『妳憑什麽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註二）這種事例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沖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壹位工人說：「共產黨從壹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麽現在又變了卦？」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壹年來瞭望周刊就經常撰文宣傳制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壹千五百萬，而這壹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裏壹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壹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安置壹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著百份之二的『待業率』。」（註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幹』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註四）
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壹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壹定錯。
要看是哪壹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麽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
古代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妳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裏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壹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壹方面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中共壹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壹面它自己卻加速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妳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妳叫現在的社會主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征，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壹樣。
妳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壹段時間，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與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勵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制度稱為「鐵飯碗」，那麽我們也並不贊成所謂「鐵飯碗」制。可是，這種制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壹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壹定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壹定等於「鐵飯碗」。「人人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壹切願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壹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
人人有工做，這是壹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壹個目標。至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壹定關系。可以采取「鐵飯碗」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這種手段，根本采取另壹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壹方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
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壹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壹個經濟資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是不可能的。
是什麽造成企業的困境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松弛），根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壹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制度。
這種管理制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制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飯碗」只是整個工奴制度的其中壹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制度，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壹個人壹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壹種制度，連中共也承認是壹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其實也同全民就業毫無關系）。這樣壹種勞動管理制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壹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而是制定這種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壹種荒唐的制度為什麽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壹方面，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聲。另壹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
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桿插到底」，全國壹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勞動力公有論」。（關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壹文）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制的壹個部份，那麽，工奴制（或「勞動力公有」制）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壹個組成部份。按照這種制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制。
這樣壹種制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革幅度怎樣大，壹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制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
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於工奴制，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且也更在於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壹億三千萬工人，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
有解決，反而隨著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壹齊來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壹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對它也根本不像壹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制造失業等等，除了為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當然不是把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個勁地走資本主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制）化公為私，從政治官僚搖身壹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妳們根本無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產！（壹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妳們固無權壟斷支配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妳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妳們：把工廠、礦山交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妳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復。其實，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麽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的關系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制度本身固然是壹種沒有效率的制度，可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壹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的效益，壹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壹種優越制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壹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是通過制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壹面裁汰冗員，壹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壹條道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壹條道路才是工人所應支持的。
壹九八九年二月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汙，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幹預股市分不開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系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幹涉股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度采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幹預經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幹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幹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幹預經濟，認為只要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復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幹預，而不是不作幹預，只是幹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麽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麽不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麽中央容許他們這種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汙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壹）「上市公司中符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幹預太多，不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裏面牽涉到如何挑選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系，如何產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作都直接關系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系』才可買到。」（註三）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制造機會（註四）。「股份制企業裏邊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麽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幹預，但另壹方面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幹預仍是起很大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幹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幹預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幹預不幹預，而在於幹預什麽、怎樣幹預，尤其是由誰幹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麽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很少關系，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沈大有關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麽鄧旋風很有關系。所以，要解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政治不幹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盡管也可以搞，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麽強大，那麽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閑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汙。事實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汙、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潤為目的，那麽，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註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性投資，那麽，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麽生產，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業和商業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麽玻璃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