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貪腐概論 名義公有實質黨有的公有制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馬克思曾經認為自己發現了壹個真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矛盾,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他曾經的辦法是用暴力手段剝奪私人資本,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保障的國家所有產權制度,即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應該說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既要保持階級鎮壓,又要維持社會公平,當執政者掌管全部國民財產時,必須保持聖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產階級的工農大眾也應該象聖徒壹樣,無怨無悔,忘我工作,實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國家統治者還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領,精確細微地發現每壹個問題,制定周密的國民經濟計劃,讓經濟運行恰到好處,讓人民普遍受益,聖人聖徒壹起建設共產主義。怎麽實現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馬克思沒有詳盡的論述,但在階級鎮壓體制下,剝奪壹部分人的權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從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馬克思為醫治人類社會的弊病所開出的藥方。可惜,馬克思沒來得及看到他的理論實踐,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孫們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中共實行的公有制分為兩種:壹是全體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稱作國家所有制;二是勞動群眾所有的“集體所有制”,歸參與集體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國有資產管理分別由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各級政府及城市街道或鄉村自治組織實施。待到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這種極具誘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卻遭到了無情的嘲弄,不但沒有達到原設計標準,反而演變為全面貪腐的官僚體制。所謂全民所有制,在全民無權用選票委托代理人參與資產管理時,就只能是壹種空洞的政治經濟學術語,無非公有制掩蓋下的黨有制而已。共產黨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同時又是全民資產的管理者,掌控著國家經濟活動的壹切方面,它營造著壹個無處不在又毫無制約的活動空間。中共通過“黨管幹部”原則控制政府及官員,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防止黨政官員貪汙和濫用職權,壹切貪汙案件都要先經過紀委的審查,經過同級或上級黨委書記決定後,方能交給司法部門審理。這就形成國有資產經營者只對書記負責就夠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面前,全民資產的黨有化便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制約人性貪婪的辦法是有效監督,是權力的制衡,無人可以監督共產黨,貪婪之人性失去制約,就象人體的防癌基因缺損壹樣,貪腐文化便如癌細胞般迅速擴散於整個社會。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否定了歐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為資本收歸無產階級就可以解決剝削問題,卻沒料到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迅速成為最兇惡最殘酷的剝削階級,又墮落為侵吞全民資產的血口巨鱷。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誘使人們走向了邪路,以為靠新型專政取代市場規則,便可壹勞永逸地解除人類的苦難,卻不料成為人類史上最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也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悲哀。人類社會不經過共產主義的失敗試驗,還以為馬克思主義真是好東西呢。    其悲哀還在於公有制並不能為公眾謀福利,因為公有財產無論多寡,都要首先滿足專政機器的運作需求,這套系統極其龐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維持在最低水平。社會財富再多,放在國家這口大鍋裏就顯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資產壹旦超過家庭消費需求,財富就變為壹組數字,壹個成功的標簽,壹種死後帶不去反而會貽害子孫的禍患。錢多到花不完了,賺錢的意義也會轉化為社會責任,升華為壹種社會服務意識,如何反饋於社會便成為壹種當然的選擇,否則便有攫取不義之財之嫌,落下為人垢病的為富不仁形象。過去富人捐資助學或修橋補路,就是壹種回饋鄉梓之情,死後帶不進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聲。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將個人資產的絕大部分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全部留給子孫,體現高尚情操。美國富人普遍有捐贈社會的熱心,說明私有制度的優越性,與腐蝕社會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公有制度下,個人財產多為隱性財富,見不得陽光,貪汙八千萬沒事,捐出壹百萬就壹定會招來麻煩,讓人置疑財富的來源。所以我們很少聽說中共領導人有大手筆的慈善捐贈,僅鄧小平有過幾千塊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亂墜。鄧為什麽不捐出百萬大單呢?不是沒有錢,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實際上現代社會的私有資產大部分以股份形式運作,也是壹種自願組合的社會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為資本擁有者。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同了,資產所有者的“全民”因無投票權處於缺位狀態,全民資產實際是在黨政官員手中,餓死幾千萬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卻自行將幾百億美元之多的國民財富,以輸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給了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們。現在也壹樣,為了召開“非洲高層論壇”會議,壹口氣免除了非洲壹百億美元的債務,而免除公民義務教育階段收費總是舍不得,要號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鍋裏,都是有權的撈得多,沒人關心留給民眾應該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虛偽。私有體制下,國家肯定要考慮自已國民的需求,不會將財產先送給不相幹的人,否則就是亂用納稅人的錢,就要下臺。即使在封建社會,作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員不開倉放賑和免除賦稅,看著饑民餓死也是不可思議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稅賦來源,是維系國脈的需要,若引起饑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澤東的共產黨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與民眾個人無稅賦關系,全部資產歸公,剩余價值便掌握在官員手中,餓死人可以省下口糧,並不是件值得驚慌失措的事。農民的死活純粹是壹種心理壓力,所以說有良心的彭德懷大躍進中憂心忡忡,而大多數黨政高層人物並不放在心上,照樣開會跳舞。劉少奇也無非說了句“這是將來要上史書的”,未談及餓死人對中共政權有什麽現實的損失。只要神經足夠堅硬,完全可以渡過危機,甚至根本談不上是執政者的危機。毛澤東在這方面堪稱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難時期所寫的詩詞依舊豪情滿懷,絲毫看不出有自責之心或心緒沈重的樣子:“熱風吹雨灑江天”、“中華兒女多奇誌”、“芙蓉國裏盡朝暉”、“無限風光在險峰”、“只緣妖霧又重來”、“猶有花枝俏”、“凍死蒼蠅未足奇”、“基本吃素,飯後百步。遇事不怒,勞逸適度。”詩言誌,在毛看來,大躍進的問題與成績相比,最多是壹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這種處變不驚又安若泰山的“偉大精神”,就是緣於全民資產歸共產黨所有帶來的莫大好處。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沒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問題,公有制度對個體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極端漠視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沒有壹種由稅賦形成的契約關系,政府是資產所有者,又是剩余價值的分配者,民眾數量多少不影響政府對社會財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發生大規模逃亡事件,幾十萬人逃到蘇聯,毛澤東知道之後說:“願意走,可以歡送嘛!”[1] 這要在封建時代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沒有人民,政府便無法支持。劉備逃離新野,帶著十余萬百姓,後有追兵,步履艱難,仍不能離棄人民。因為有了人民才有稅賦和兵源,才有統治者生存的基礎,否則就是壹幫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國人口太多,死掉幾千萬顯不出來,逃掉幾十萬也就連個眉頭也不用皺壹下。現在農民不用交稅了,卻未必壹定是好事,在無稅賦關系的體制下,農民對政府來說是多余的負擔,權益更難得到政府關註。所以農民工進城受盡老板的壓榨剝削,連最低工資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對農民只有補貼而無稅收,在勞資爭端中其執政天平自然會倒向稅收來源的資方。西方國家即以個人所得稅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人民用納稅方式購買政府的服務,形成理直氣壯的契約關系。政府靠納稅人養活,不光靠資本家生存,勞動者是大多數,無投票權不納稅的意識也深入人心,在納稅與投票兩方面的制約下,政府不為民眾辦事是不能被納稅人允許的。中共的經濟改革放松了對對私人資本的管制,允許非國民經濟關鍵行業的市場化,變單壹公有制為國有與民營的雙軌制模式。但由於中共對國家權力和民生命脈的雙重壟斷,使得政府的權力市場化,制造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制造了空前腐敗的社會。      壹、腐敗之源      誠如鄧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 極權體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終通往無可救藥的歸宿。在各種社會危機中,腐敗是最大的問題,中共執政以來,從未建起壹個既高效又廉潔的行政系統。過去之所以比較廉潔,壹是中共以打倒國民黨腐敗政府為號召,執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會財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那時政治掛帥,運動不斷,階級鬥爭天天講,民間又極其貧困,政府沒有大規模腐敗的資源,加上對領袖和革命的神化宣傳,民眾總以為中共比起歷代政府來要廉潔得多。其實這只是壹種片面宣傳而成的影象,中共執政集團的腐敗並不為人所知,在中國人餓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進口奢侈品,供高層領導享受。毛澤東愛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進口貨。與現在朝鮮用外匯進口首飾酒類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層統治集團享受、而不顧上百萬人餓死沒有兩樣。同樣是農民戰爭起家的西漢政權,廉潔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劉邦馬上得天下,壹生忙於征戰,不得休息,蕭何營造未央宮,劉邦見宮闕甚壯,怒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3] 秦末漢初,長安毀於戰火,建造宮殿順理成章,劉邦雖已為帝,總還有些布衣本色。與民休息是漢朝治國之策,到了文帝時,更為節儉,在位23年,沒有修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消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他想修個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立即作罷。“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4] 文帝還裁撤大部分宮女,釋其歸家。貞觀二年,大臣上奏說,依《禮記》所言,夏季最後壹個月,可以住進高樓,今宮中低下潮濕,皇帝應該建壹座樓閣來居住。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懇請再三,太宗堅不允之。[5] 後代明君修身治國,無不以漢文帝與唐太宗為鏡,節惜民生物力,毛澤東就差多了,到處在風景區建行宮別墅還嫌不夠,竟然主動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給自己造別墅。中共諸侯們也從不放過享樂機會,還在延安的山溝裏,就已是舞會宴請不斷,美女作伴,唱戲聽歌,好不快哉。壹位當時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記述了中共高層壹次宴會的精彩盛況,十分傳神:

  刑官舉行了答謝宴會。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    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鮮……然後,端上各種香噴噴的湯來。    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他的神情莊嚴肅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國名菜糖炒筍雞端上來了。然後是各種不加鹽煮的粥;酥軟的薄餅;還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廚師。    毛對每個和他談話的人都親切地微笑,還教多爾馬托夫怎樣吃紅辣椒;應該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嚨口,然後吞下去,不要放在舌頭上。    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壹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的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    毛澤東抽起煙來,壹根接著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國古代執掌刑法的官員,借以比喻握有肅反大權的康生。康生的宴會不容易比過正宗的滿清帝王,大清帝後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兩銀子。遜帝溥儀丟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氣派,壹聲“傳膳!”無論早晚,幾十名穿戴齊整的太監隊伍,擡著大小七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浩浩蕩蕩地直奔養心殿而來。下面是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譜:    口蘑肥雞/三鮮鴨子/五綹雞絲/燉肉/燉肚肺/肉片燉白菜/黃燜羊肉/羊肉燉菠菜豆腐/櫻桃肉山藥/爐肉燉白菜/羊肉片川小蘿蔔/鴨條溜海參/鴨丁溜葛仙米/燒茨菇/肉片燜玉蘭片/羊肉絲燜跑跶絲/炸春卷/黃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鹵煮豆腐/熏幹絲/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絲/五香幹/祭神肉片湯/白煮塞勒/烹白內……    皇帝壹日兩餐,早膳即是午餐,從規模上看,延安土皇帝與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無幾。民國年代皇帝已不象過去那麽擺譜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這多菜。延安盡管挖來溥儀的大內廚師,若想搞出滿漢全席也不容易,因為普通幹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黑豆是驢用食品,自古當兵吃糧,到了與驢爭食的地步,實在是沒辦法,因為物資太缺乏了,靠農民的小米或蘇聯的盧布總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鴉片走私貿易發展起來,才滿足了旺盛的需求,條件大為改善,大竈也能吃到四菜壹湯了。毛吃海參時的專註神情,可以看出這等層次的宴會不是天天有的,最窮困的時候,黨中央只能保證毛主席每天壹只雞。後來美軍觀察組進駐請安,也經常宴請中共領袖,帶去不少洋酒。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蔣委員長於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本人就從不飲酒,也不愛喝茶,抗戰時期,國家窮困,即使是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常是吃不飽飯。毛澤東有詩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重慶雖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遠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產黨最喜歡的是軍事共產主義,尤其在供應緊缺年代,因為軍事共產主義實行軍隊式的供給制,本屬於大家的東西集中到軍頭將腦手中,由他們來分配,領導自然先滿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竈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服裝供應制度也分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保健、保衛也按等級享受不同待遇,老幹部連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權,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別待遇。各主要機關首長可吃小竈,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夥食費外增加壹元,是大竈標準的三四倍。引起了眾多議論後,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竈待遇,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竈,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竈,地委級則應設中竈。中竈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竈,仍保持大竈夥食標準。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臺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還可享受“特別保健”。按常理,共產黨內部的等級差別並不比國民黨政府中的差別更大,但共產黨人標榜為共產主義者,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這種差別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級制形成的差別越來越大,條件好的地區,小竈標準超出大竈幾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竈待遇標準由國家文件明確規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正副首長委員以上,和省委級以上的正副秘書長及其他與以上各職同級人員。2.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及政務院所屬部、會、院、署、行辦公廳正副主任、正副司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司轄處正副處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區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長、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區直屬市正副市長以上及其他與以上同級人員。5.各省正副廳長、正副專員、各市(等於省的)正副局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6.參加革命機要工作連續期滿十五年以上者。7.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嚴重殘害,如受嚴刑及屢次作戰負傷等,因而影響健康,現在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以上人員。8.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之婦女幹部,曾任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    享受中竈待遇者的範圍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正副科長級、地方機關正副縣長級,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八年以上者。2.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的幹部,及期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員並安心工作者。3.會計、審計、醫生、司藥、護士、機要、報務、文書、印寫、檔案、演員、研究員、編譯、記者等人員,能掌握業務,安心工作,從事該項工作連續期滿八年以上者。[7]    隨後政務院依據竈別來統壹制定的工資標準,擴大等級系數,其最高和最低之差達折算成小米竟達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後來經數次改動,差別也總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北京地區最高工資(加物價津貼16%)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這是依照蘇聯經驗,但比之蘇聯的差別還是小許多,因為物質條件無法與蘇聯相比。共產黨名義上實行共產主義,實踐上又反對平均主義,在具體政策方面反而強化了封建等級觀念,構成“新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體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共產黨反政府組織也享受同樣的差別待遇,毛澤東在輸出革命的同時,也輸出著中共的三類九等制度。當年設在湖南益陽山區的馬來西亞共產黨秘密廣播電臺(馬來亞革命之聲),總共不過80來人,卻也引入中共等級森嚴的大中小竈制度,夥食費按級別分30、60、90元三等,這按當時中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當高的待遇。[8] 差別不光體現在工資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據這種等級差別,並擴大到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寺院及僧侶都有行政級別。生活待遇也極為細化,大到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配備,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標準,小到洗澡時處長以上幹部洗盆塘,壹般幹部及勤工人員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規章的形式頒發。只有封建制度才會有嚴格的等級差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已經蛻變為“封建社會主義”,奪取政權後,革命的風險系數大為降低,進入共產黨幹部體制以追求等級待遇成為人們體現個人價值和社會認同的唯壹途徑。不斷強化行政等級差序的特權制度,服務於專制體制,是迎合人們牟利動機和鞏固政權的最好辦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觀。被共產黨詛咒的國民政府,最高與最低的工薪差別也只有10上下倍,認為國民黨政府“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不能刺激積極性。楊奎松寫道:“戰後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資標準,等級雖然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7個級別,但每級的相差數擴大許多。以每壹級的最低檔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之比例,更達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當於國民政府總統和五院院長級別的主席、總理、委員長級,最高級與最低級之差也達到26∶1之數,仍高出許多。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還略顯平均。”[9] 於是共產黨大力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壹面主張共產主義道德,提倡艱苦奮鬥;壹面批判平均主義思想,讓領導幹部搞特殊化,共產黨怎麽說都有理。美國總統的年薪比壹個普通工人也不過多出數倍而已,克林頓在職時年薪僅為10多萬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為5萬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強化等級觀念,與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產革命宣傳相去甚遠,也揭示了共產革命的實質。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之下來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的鬥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看來,平均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遇到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無可奈何。毛澤東曾嘲笑國民黨的縣長,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汙、刮地皮,壓迫老百姓。而共產黨的縣長、區長、鄉長們,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待到共產黨奪取了天下,幹脆將全民的財產共到共產黨手裏,其貪汙刮地皮更為血腥。經濟開放之後,沒包養情婦的縣鄉幹部絕無僅有,共產黨不僅等級森嚴,貧富懸殊,而且與人民群眾基本隔離,吃的東西也不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是由特供基地專門生產的無毒無害食品,市場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們肚子裏。政府及領導住處警備森嚴,如臨大敵,平頭百姓嚴禁入內。我們常聽到外國首腦被刺的消息,中共領導人從來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自稱是人民勤務員的中共官員,卻自動與民眾隔絕開來,例行的視察民情,無非前呼後擁的做秀而已。當年陳永貴壹當上省級領導,下田幹活跟著警衛員,搞得老陳很不自在,領導種田,警衛員閑著,硬是給攆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和威嚴的官僚集團,不僅是中共,凡是共產國家,都是這種格局,無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會主義。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幹部吃大、中竈,中委吃小竈。大竈標準為縣團級以下待遇,軍隊團級和邊區廳級幹部的夥食標準為壹菜壹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壹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壹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保證毛澤東每天有雞吃。陳雲在解釋別人的疑問時說:“……同誌們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對中國革命多麽重要!所以,毛主席不願吃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雞。和我們每壹個革命同誌壹樣,毛主席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0] 在等級社會中,人的地位高低也決定著生命價值的貴賤,在家裏好東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況君臣之間。為了保障高幹的小竈食物供應和其它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甚至引進了荷蘭奶牛,專供高層領導鮮奶。延安高幹供應制度的建立,對於形成毛澤東為中心的等級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代宣告結束,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已被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籠罩。其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下確保對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盡管妳學貫中西,名滿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槍桿子的大老粗吃香。讓知識分子在等級制度下降低人格尊嚴,爭相獻媚以換取個人幸福。在任何壹種專制體制下,等級秩序是極其重要的,必須有界線分明的貴族和賤民階層,它涉及到政權和道德的穩固,便於對臣民的統治,也會消減社會上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氣。這在壹個農民社會裏是非常關鍵的,人們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貴賤原因,“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不去追問制度缺陷及權利歸屬。當時元老級人物王若飛不吃香,王實味資歷淺供職於馬列學院,同是中竈待遇。後來王實味寫批評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竈就吃不上了。所以,這個等級制度壹經建立,立即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普遍歡迎,滿足了他們打天下後坐天下的願望,自視為革命功臣,終於從賤民上升為貴族了。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高級文職幹部,原本就是黨內貴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級制的影響而欣然接受。從此,毛氏王朝統治下的臣民,都是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壹切行動聽指揮,妳不需有頭腦,妳只是壹顆鏍絲釘,有熱情就足夠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思想式的軍事共產主義,青壯年都是民兵,吹號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槍架在田裏,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公共食堂裏免費聚餐,壹幅軍事共產主義的經典畫面。列寧執政之初,就實行過軍事共產主義,社會軍隊化更是毛時代的治國方式。軍隊等級森嚴,官大壹級壓死人,壹個人無論出身地位,從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軍事化的各級機構按照級別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則就是不得越位。軍隊與地方劃分為科營級、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壹直到中央,軍隊級別與行政級別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廟是處級單位的,主持就是處級喇嘛,享受縣團級待遇,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壹級,就是副省軍級喇嘛了,班禪喇嘛是國家領導人序列,比照級別應該是中央軍委副職壹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屯墾性質,主要任務就是種田,從師部到連隊全是軍隊編制。文革時企業也按軍隊編制,照級別排序,分公司機關叫團部,下面是營連排,總公司是師壹級,總經理後來退居二線,也給了個省轄市政協副主席養老,若貶到縣政協,壹定是犯錯誤降了級。文革時學校也實行過軍事化管理,連排班齊全,直到現在的中學大學都要實行入前軍訓,就是軍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脈。    中共建政之初物資匱乏,中央領導階層名義上采取工資制,實際還是特殊供應,很多方面是免費的。比如大躍進後的困難時期,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黃豆”三個級別,中央高層居最高的“肉蛋”類,工人是不入級別的棒子面糊糊類,農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類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團,以供毛澤東和中央首長跳舞伺寢之需,延續從延安養成的跳舞習慣,那時舞會是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彭德懷斥之為“選妃子”,時值彭老總在朝鮮苦戰,氣得對浦安修發牢騷:“前線戰士那樣苦,北京還到處跳舞!”也實在讓人寒心,前線“最可愛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與吃加熱罐頭鉆鴨絨睡袋的美國大兵決戰,後方親愛的領袖居然摟著可愛的美女,軟玉溫香,長夜當歌,被翻紅浪。1957年,彭德懷怒氣沖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毛是“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和汪東興不幹好事。[11] 毛無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團,改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辦法,向北京黨政軍各文工團調用舞女,直跳到文革開始。美女對中央首長的各項服務都是免費和敞開供應的,自然不用首長個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縱,老來幹勁十足,常讓他的宮女們研讀“素女經”,宮女的工資由中央政府列支。彭節儉耿直和不喜拉幫結夥的秉性反襯出旁邊人的卑劣品行,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全國上下,唯有彭老總不稱主席,還是叫老毛,不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反對給毛在各地建別墅。在毛的眾多大臣中,僅有他敢在毛睡覺的時候闖進去,驚了大駕,不顧君臣名份。延安時的作家王實味,看到專為首長開舞會,演出京劇,大為不滿,前方日寇猖狂,後方歌舞升平,於是寫了評論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譏諷這種狀況。有壹次他還對俱樂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顆手榴彈把妳們全炸死!”結果跳舞的沒事,不跳舞的反誤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萊將跳舞引進延安後,跳舞之風刮遍延安,毛澤東亦熱衷於跳舞,既有利於鍛煉身體,更是獵艷的大好機會。毛輕易將美麗年輕的吳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賀子珍醋性大發,對毛怒吼道:“龜兒子,妳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住隔壁的史沫特萊去勸架,賀又對史沫特萊喊:“帝國主義臭婆娘!都是妳招來的,滾出去!”牛高馬大的史沫特萊把賀子珍打倒在地,賀朝毛大叫:“妳算個什麽男人?什麽丈夫?什麽共產黨員?妳就看著帝國主義婊子打我?”[12] 偉大領袖自此更加移情別戀,搞上了江青,賀終於被打入冷宮,淒苦壹生。楊開慧溫柔賢淑,也有文化,毛都棄之如敝屣,何況河東吼獅之輩。那時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權,連賀子珍都無奈於毛的放縱,王實味正是觸了大忌,忘記了共產黨壁壘森嚴的等級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強給予平反。    毛澤東表面上也懲治過腐敗,但從內心並不反對腐敗。1974 年初,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原意是幫助江青等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國務院和軍委的更多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當時各地開後門形成風氣,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安排子女親友入學參軍,逃避上山下鄉,民間多有怨言。這卻點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邊女友上了北大,未經正式手續,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壹種權色交易,他帶頭開後門,自然不好抓葉劍英等元老派的辮子。於是毛說:“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認為批走後門幹擾了運動大方向,致使腐敗之風在黨內迅速蔓延。    共產社會是壹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式制度,黨政官員享有特權,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獨裁專政體制下,特權壹定導致腐敗,這種腐敗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隨著權力的上升,腐敗程度也相應升級。何況壹黨壟斷壹切領域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權力越大就越向經濟領域滲透,利用權力來謀取壹黨及個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體制,共黨專政是最腐敗的制度,比如蘇共高幹的特權比沙皇時代的貴族還要優越:    高幹是生活在另壹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的,總有壹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妳。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妳使喚,使妳每壹項願望都得到滿足。妳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妳在獵場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萬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樣,只要手指頭壹指,事情就辦成了。[13]    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75萬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3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約與18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實,紅色新貴族的特權比皇權時代的舊貴族還要大,共產黨可以通過公有制來隨意支配國民財富,舊貴族多半要動用私人財富,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從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就能感覺到,貴族有時候不過是空架子。在中國人挨餓的1959年,中共貴族們可以上廬山開“神仙會”,遊山吟詩,還有美女陪舞,有茅臺酒土特產供應。毛澤東不愧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溝子,便從此“閱盡人間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別墅,又乘專列縱橫馳騁,出訪蘇聯也是乘專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樣,壹去就是幾個月。毛並不熱心出訪,喜歡乘德國進口的專列隨意到南方巡遊居住,所到之處遍設行宮別墅,比乾隆下江南還排場。毛也喜歡遊泳,說中央全會可在各省輪流召開,“河南壹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壹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14] 廬山美廬是宋美齡的別墅,毛用過嫌小,江西省又給毛修了更大的蘆林別墅,園林面積1萬余平方米,主房建築面積4500平方米,是美廬的五倍,1960年動工,次年完工。這樣毛僅在廬山就有了美廬和蘆林壹號兩套大別墅,供他個人使用。要知餓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敗透頂,也帶壞了手下的人,他的侍從人員——“壹組”也是壹幫趁機揮霍民脂民膏的家夥,隨處白吃白拿,全不顧國難當頭。豈止別墅,毛活動過的地方都要留作紀念,以致紀念館遍布全國,超過歷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從延安向西柏坡轉移,途中經過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暫停留過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紀念館”,至今仍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漢文帝因百金而棄露臺,毛澤東費億金狂修別墅,四千萬餓殍慘死,六萬萬面呈菜色,無絲毫愧疚之心。國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悲哉!

  當然,老毛的別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薩達姆的75座行宮別墅也不全是老薩下令修建的,但獨裁者們善於利用權力營造特權規模,卻是其獨裁的結果。可悲的是,毛澤東壹雙破皮鞋、壹件爛睡衣、壹碟紅辣椒、壹碗紅燒肉的經典傳說,化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至今還在感動著壹些可憐的學生娃娃。他的“樸素”不過是農民的習慣而已,有時維持這種“樸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錢,他去莫斯科訪問,大木板床還要專機運去,這決非為了省錢,因為毛下榻於斯大林的第二別墅裏,裏面不會沒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費。毛在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時,搜刮了大批金銀財寶,預留後路。直到長征前夕,毛得知中央決定把他丟在根據時,才上交中央,算是買了壹張逃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離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極為奢侈的,但毛對別墅的熱愛超過了歷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夠他老人家享用十萬輩子。都說毛澤東不愛財,衣袋裏從不裝錢,從不壹五壹十地點算他的工資,但毛卻是建國以來中國第壹位富豪,李誌綏說:“《毛澤東選集》已使毛賺進三百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國的首富之壹。”[16] 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據說印了50億本,夠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幾多稿費就不知曉了。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絕對是當時中國的首富。1976年毛澤東死時,供他個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達7600萬元,其中7582萬余元,是毛澤東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開戶的存款。毛澤東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而獲稿酬,還有外文出版的版稅,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後很多年還繼續支付著,文革期間全國取消了稿費,但毛的稿費從未中斷。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累計達 1.3121億元人民幣。毛澤東是極其愛財的,早年毛澤東打著留法勤工儉學的旗號,從章士釗那裏弄到兩萬大洋,並沒有幫助其它人去法國,而是據為己有。毛的同學很奇怪,他怎麽壹下子變得闊氣了?其實章士釗的這筆錢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教育專款,毛晚年心血來潮,說要償還這筆錢。中央蘇區時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際,大撈了壹把,紅軍有了錢,他個人也發了財:“壹輛卡車滿載著沈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全部這麽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壹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17] 進京之後,毛又用稿費建立了個人的小金庫——私房錢,經常用小金庫的錢做壹些隨心所欲的事,有時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樣財大氣粗,壹次討論三線建設時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那麽不搞攀枝花,我騎毛驢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稿費去搞。”那些大賺稿費東西都是他的講話、電報、批示、書信等等,原本是職務行為,也大部分為專職秘書所寫,卻借機狠狠敲詐了全國人民。在取消了稿費之後,全國只有他老人家獨享稿費待遇,沒有比這更愛財更無恥的了。衣袋裏不裝錢,不摸錢數錢,嫌錢臟,是衣食無憂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買菜購物,裝錢何用。鄧不平身上也是壹塊也掏不出來,因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專職人員照料,無需裝錢。民選的美國總統也壹樣,不能輕易上街購物,克林頓在上海街頭買了個雪糕,是隨從人員事先為他兌換好了鈔票。布什總統有壹次進超市視察,看到收銀員不必將商品價格手工輸入電腦,價錢就統計出來了,感到驚異,卻不知掃描儀將商品信息條碼讀入計算機,即可累加出價款總數,可見總統先生已是多年不進商店購物了。做為帝王,除了為毛澤東身邊服務的人員,除了為毛飲食健康服務的專家團隊,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秘密小組也有很多個。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組”,是將毛澤東要看的書,特別註釋後,排成“大號字”編輯出版的專職小組。承擔這壹任務的主要有復旦大學的歷史系、中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教授與專家。這種註釋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後來,毛澤東發現這15本有被他人閱讀,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為了只為毛澤東個人閱讀的專有讀物。隨著毛澤東白內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號”。而當時並沒有這種字體,字模是由當時在上海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特地為毛澤東翻制的。還有古詩詞“吟唱小組”,均以文藝界名流錄音,請古典文學專家解讀給演員。還有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的戲劇及專用播音設備。毛抽的雪茄也是專用的,從煙草種植基地到卷制過程都有專人負責,再經由四川什邡煙廠-成都軍區-中央警衛局-中央特工處(服務處)壹條龍服務小組,最終被送到毛澤東手中。江西景德鎮是中國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達壹項重要政治任務,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鎮為毛研制生產代表最高水平的專用瓷器,組織全國壹流專家,精選用料,精心設計,燒出極為珍貴的“毛瓷”。“毛瓷”工藝水準超過宋明官窯制作,件件價值連城。    要了解毛澤東,不能光看斯諾、師哲、汪東興、李銀橋們寫的東西,還要讀壹讀弗拉基米、李德、張國燾、王明、李誌綏等人的書,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澤東形象。這些人見到過毛,其敘述多半是真實的,褒貶不壹的觀察,正說明人性格的復雜。即使個人生活節儉,也並不等於治國有道,可惡的是表面上的簡樸而背地裏窮奢極欲。明崇禎皇帝生活儉省,仍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堯,鮑參刺肚總嫌不夠,軍中大擺盛宴,卻是常勝將軍。人性亦善惡摻雜,此消彼長,壹似《鏡花緣》裏兩面國,個個頭戴浩然巾,遮住後腦,只露壹張正臉,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著壹張惡臉,鼠眼鷹鼻,滿臉橫肉,血盆口壹張,噴出壹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在毛澤東的各種傳記中,即得利益者說好,遭貶者叫糟,各人接觸深度、觀察角度、職務地位、人格喜好、思維方式、言論環境多有不同,只有綜合起來,壹個完整的形象就會躍然紙上。每壹個大人物,都是歷史舞臺上的演員,壹舉壹動,無不映入看客眼簾,載入史冊,至於扮相好壞與舞臺效果如何,是演員自己的事,旁觀只對自己的敘述負責即可。      二、法制失效      毛澤東時代的腐化,多限於高層的小圈子,壹般幹部也僅是多吃多占。壹來毛鐵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運動,三是群眾有擁護共產黨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類不成體制的監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掛帥的政治原則下,腐敗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罪行,幹部們占點便宜難免,大肆貪汙無膽。文革告終,改革開始,紅色家族不再滿足供給制的小打小鬧,利用權力加價格雙軌制,開始瘋狂掠奪國民資產,加之取消了僅有的“四大自由”,貪汙狂潮如海嘯般席卷中國大地。這是六四運動的起因,也是現今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時的國內狀況,現在看來小巫得很。那時學生反對的腐敗行為,無非哪個高官的兒子搞捐獻,某某的姑娘倒彩電之類,比之於今動輒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貪腐規模,簡直不足掛齒。六四的血腥鎮壓,表示了權貴階層誓死保衛即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壹方面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壹方面繼續高層的腐敗,壹方面對官場的腐化行為不斷地放寬法律限制,遂使貪汙如狂風壹樣刮遍中華大地。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中共極為重視立法,出臺了許多懲治特權腐敗的法律條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懲治力度,對貪汙罪的處罰可以說極其嚴厲——    第三百八十三條 對犯貪汙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壹) 個人貪汙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二)個人貪汙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三)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汙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對多次貪汙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汙數額處罰。    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若是根據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這個計算還是偏低,若以貪汙受賄幾千元即為犯罪標準,國家機關或司法機關犯罪率絕對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為官員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訴的,更多的隱藏犯罪並未統計在內,而壹般民眾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處罰,能逃脫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兩高報告”裏說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員犯罪比例越來越高,另壹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共產黨無法全部懲處內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標準,共產黨也已經整體墮落為最龐大的犯罪集團和自我服務型的利益集團,連最高法院副院長都是大貪腐犯罪分子。共產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貪腐最黑暗的王朝,歷史最大的貪官諸如和珅,身為帝王寵臣,也不過弄了幾億兩。南京壹個縣區級幹部,短短幾年竟能貪汙20億元人民幣,轉移到國外。帝制年代,官員尋租的渠道多是賣官鬻爵,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極少,整個大清帝國,知縣也不過千余人,官員斂財的速度很有限。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如果放在現在,壹個知府(地區級)想弄錢,多少個億也能到手。除了賣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大肆圈錢,只要有後臺有膽子,如同開動了印鈔機壹樣。中國十大太子黨集團,哪個都有成百上千億元的資產,無任何政治風險和經營風險。賺了權貴們分贓,賠了國庫再註資,還有股市以供圈錢。對共產黨來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義任意搶劫公民財產和國民財富,壹塊地皮,就可以翻來復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們壹天掠奪的錢,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國庫收入還要多出多少倍。而龐大的國有財產基數,為各級共黨分子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方便的斂財機會。關於社會的腐敗程度,早年民間流傳壹種說法:處級以上幹部全部槍斃,科級隔壹個斃壹個,可能有冤枉的,但總比漏網的要少。這看似過激的情緒表現出老百姓的深惡痛絕,卻也不能說是信口胡言,腐敗已是遍地蔓延之勢,無官不貪。這還不包括那些利用職權以公肥私敲詐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稅務人員,這些人是公務員的最低層,沒什麽級別,算不上什麽官員,卻也是相當肥沃的營生。那所謂“領導幹部”,諸如鐵道部長、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壹類的實權人物,全部槍斃,肯定沒有壹個是冤枉的。根據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萬元就能槍斃,真照此辦理,肯定剩不下幾個幹部了。這還沒把村委會、居委會和小國有單位裏根本排不上國家行政級別的黨員幹部的貪腐算進來,也不包括各單位頭頭腦腦私設“小金庫”亂支亂用問題、公款吃喝問題、公款出國內外旅遊問題,公款嫖娼私蓄情婦問題,若將這壹塊消費也算作貪汙,官場上有沒有壹個好人都成疑問。所以在實際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憲法壹樣,壹開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再修改解釋多少次都沒什麽用。貪汙數額越來越巨大,刑法的反貪條款就顯出其紙老虎特征,貪汙分子與法律對峙起來,紙老虎只有往後退縮。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沒有貪汙10萬元被槍斃的,貪汙不上億壹般判不了立即執行的死刑。貪汙日益兇狠,量刑下限只能隨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釋來掏空刑法,法不責眾,貪汙5000元的案件檢察院也根本也不會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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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1-05-10

2 个评论

共匪建立的社會制度是為權力尋租服務的,共匪屬於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
共匪建立的公有制實際上是黨有制,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實際上是黨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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