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的演變過程 從武裝叛亂到毛左共產黨執政時期

作者 王慶民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它也已在中國大陸執政了70余年。中共的發跡、崛起和當權,貫穿了中國整個現當代歷史。如今的中共政權,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執政時間最久(之一)、統治最為穩固的獨裁政權,且越發變得難以撼動。中共從建黨到執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響著中國、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每個中國國民的人生。要想認清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推動民主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就要剖析中共建黨以來的史跡、挖掘中共的隱秘內情、遠望中共未來的動向走向。惟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尋到擊破中共“完美獨裁”的方法,進而為實現變革鋪平道路。

(一)中共的發跡史暨因何奪取政權
研究中共,首當其沖的就是研究它的發跡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統治中國的龐然大物的。關於這些,事實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中共官方自己還是他的敵手對頭,都有長篇累牘的史料和分析。不僅它的發跡至其執政這一過程,本文所論述的其他許多關於中共的議題,也都有數不清的現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則盡可能不采用其他學者已有的成體系的、具體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據那個時代基本歷史背景和初端史實,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綜述。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類似,但論述分析過程是獨立的。

    (1)外部勢力

言歸正傳。中共的誕生和早年的發展,是帶有強烈的外來、西方背景的。眾所周知,近代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義思想和啟蒙思想均誕生於西歐,開創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誌人,《共產黨宣言》則首先發表於英國,共產主義者及其早期組織第一國際也主要活動於西歐諸先發工業國。而後來,共產主義運動又在俄國風起雲湧,俄國也成為世界上首個建立長期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共產主義政黨的建立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溯及本源皆是來源於西方和北方(俄國)。

不僅在來源上共產主義是“西來”的,中國早期(1915-1935)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活動、中共的建立與運作,也深受中國以外力量的影響。實際上受蘇聯操控的共產國際,曾長期操縱甚至主導著中共的運作,指導或說指揮著中國的工人運動、武裝起義等。

外部勢力對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謂至關重要。無論是物質上的金錢、物資支持,還是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協助建立組織機構、提供情報,都是中共得以建黨並在中國立穩腳跟的前提。雖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後,外部勢力對中共的影響力大大減弱,但依舊是中共能夠奪取政權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蘇聯在中國東北對中共的各種支持,例如移交繳獲的數十萬計的日軍裝備,以及對國軍接收與布防的阻撓,就對中共贏得遼沈戰役起到了關鍵作用,繼而奠定了中共奪取整個內戰勝利的基礎。

可以說,沒有外部勢力,中共就不可能發展壯大,更不用說占領整個中國大陸、取得執政權。雖然外部勢力的支持並不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決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樣的歷史史實,對照當今中共動輒指責外國“幹涉中國內政”,唾罵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等“勾結境外勢力”,是十足的諷刺。

    (2)三大群體尤其農民的支持

當然,中共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內因還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內因又是多方面的。在內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綱領能夠吸引到占人口多數的農民階級、人數眾多且代表現代化生產力的工人階級、頗具影響力的關鍵的知識分子這三者的共同而廣泛的支持。

不同於俄國革命和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中共最大的依靠是農民,準確說是佃農、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等農民中的中下階層。毛澤東的成名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深刻剖析了農村社會的階級問題,還設計了鼓動農民運動乃至農村武裝暴動的詳細可行方案。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敏銳的觀察到了占當時國內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階級的巨大潛力,以及以佃農與地主關系為代表的農村生產關系、階級矛盾,並選擇成為佃農和小自耕農等“貧下中農”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國民黨則傾向於支持地主階級、農村精英)。他們通過宣傳和動員,拉攏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參軍,而更多普通農民則被領頭人和大勢裹挾著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成為中共基層組織和軍隊的成員。

中共選擇依靠農民階級的決定無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更普遍的形式,實際重要性超過了城市工人暴動。無論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還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農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來源,農村是中共物資和給養的主要來源。在中共武裝起義到開國大典這22年間,除最後幾年的攻城略地外,絕大多數時間中共勢力範圍幾乎全在農村。而大城市都是國統區,中共大多只能進行地下活動,只有在抗戰期間可以在重慶等少數城市進行有限的公開活動。而地下活動和地上公開的占領和活動的影響根本不在一個維度。所以,稱解放戰爭勝利前的中共為“農民黨”都不為過。

中共奪取政權的最直接原因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中共在軍事上勝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著比國民黨多出數倍乃至更多的自願兵源。在兩次國共內戰時期,雙方武器裝備差距其實並不大,兵力數量仍舊非常重要,人海戰術仍是這種較低級水平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貧下中農”階層的人數遠多於地主、鄉紳階層。“貧下中農”受益和感激於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願的、積極的參加中共軍隊及民兵組織。此外,也有許多在強製土改/流血的土地鬥爭中受益的農民,也被迫參軍幫助中共打贏戰爭,以避免被地主還鄉團清算。在戰爭中,無論是出於被洗腦的政治理想還是為捍衛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實際利益,或者擔心被國民黨和地主清算,他們普遍會積極和勇敢的戰鬥。中共對軍隊的極強控製力、對軍隊基層強大的滲透和動員能力,也是中共軍隊逃兵少、作戰積極的重要原因。中共軍隊的士兵也擔心逃亡回鄉後遭到中共基層組織的清算和批鬥。而國民黨軍除得到地主階級發自內心的支持外,只能通過“抓壯丁”等方式補充兵源。這樣補充的兵源往往兵無戰心,戰鬥意誌薄弱、易叛變和逃亡。國軍對士兵及士兵家鄉也沒有足夠強的控製力,逃兵不擔心回鄉後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戰場。中共還經常發動心理戰,勸誘國軍投誠,對高級軍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而異的方式誘降。這樣情況下,解放戰爭期間國共雙方兵力對比逐漸逆轉,就不足為奇了。

農村、農民是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的根基,而工廠、工人則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鐵臂。在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躍的早期,工人曾與中共親密合作,包括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和一些城市的武裝暴動。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後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為白色恐怖的“白區”或日軍占領的淪陷區,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區遭遇沈重打擊,中共與工人的關系變得疏離。雖然中共仍舊在城市工人階級中積極經營,但影響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進城時,劉少奇就感嘆城市工人已變得陌生,習慣了國民黨統治時期與資本家的調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閡。但是,工人階級也並沒有真正的被國民黨政權馴服,它在內心依舊更親近中共,打算做國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廠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部分工人還是發動了不少運動掣肘國民黨。當中共重新進城後,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邊,並在中共建政後旋即超越了農民階級,成為中共政權在和平建設時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後頒布的憲法上寫著“中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評論建國前中共與工人、農民的關系,這句話恰恰需要倒過來,即當時的中共是主要依靠農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勢力。

知識分子則是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一支關鍵的力量。知識分子雖然人數不及農民和工人,無法成為社會的主體,但卻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視拉攏知識分子。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不僅只是共產黨人,更是當時中國文壇、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有留歐、留蘇、留日經歷,在國內也是萬裏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可謂是“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博得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好感。瑞金時期、延安時期,中共都和中國知識界來往甚密。而中國知識界則普遍有著親共傾向,有些還不遠萬裏從國統區投奔中共。大批在那個時代稀缺而珍貴的青年學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國統區進行學運甚至地下工作,代表著未來中國精英的選擇。中共還成功的拉攏了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第三勢力”,結成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從重慶談判到內戰,再到中共主導的政協召開,知識分子為中共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觀的輿論、意識形態、人脈支持。

總之,中共在奪取權力的道路上,成功的爭取到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大力支持,無論從人數還是影響力上都超過了國民黨政權。所以中共說決定歷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並沒有錯。只是,中共對於這三大群體只是利用,通過虛假的、欺騙性的承諾得到支持,而掌權之後就逐漸變臉。知識分子、農民階層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工人也並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說中共的特權階層、領導幹部)成為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統治者、食利者。

  (3)軍事因素

如前所述,軍事上的勝利是中共奪取政權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當然還有戰爭本身的、戰略戰術等作戰層面的因素。

毫無疑問,毛澤東等中共指戰員的水平要高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面。當國民黨執著於對大城市的占領時,解放軍選擇了“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實力、殲滅國軍有生力量作為主要目標。國軍策劃的“全面進攻”、“重點進攻”都被解放軍瓦解,國軍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軍利用局部優勢,集中力量消滅突出的、最精銳的國軍,其余部隊不戰自潰。對這類戰術的純熟運用,讓解放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國軍還面臨內部不團結、號令不統一的問題。雖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各地軍閥、各派軍隊,但實際上軍中各勢力依舊擁有較大自主權,高級將領將部隊視為自己的私產,在內戰中經常將保存實力放在第一位,對同袍被圍見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國軍整體的戰鬥力。而解放軍相反,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全國的解放軍一律聽令於中共中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非某個將領的“私兵”,有著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標。軍權高度集中的同時,又將具體戰術製定權下放,保障各級指戰員的靈活性能動性。

在軍紀和戰鬥意誌方面,國軍也顯著差於解放軍。國軍不同軍隊軍紀和素質有很大差別,如嫡系部隊紀律較好,戰鬥力強,但雜牌軍就差劣很多。而國軍只有少數嫡系,大多數都是雜牌軍。國民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沒有政治信仰,不知為何而戰,只是被迫當兵或為填飽肚子。到了戰爭後期國民黨敗勢明顯時,軍隊更是兵無戰心一潰千裏。而解放軍軍紀雖不如中共吹噓的那樣嚴明,但無論如何都好於國軍。解放軍的思想教育和戰鬥動員都落實到了基層,讓本就有信仰和明確利益訴求的官兵更有戰鬥力。解放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劣勢時仍能堅持作戰,不屈不撓,最終逐步壯大。

中共的又一個軍事優勢是,有一個穩定支持軍隊及軍事行動的後方、根據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農村和農民,並且在抗戰期間開辟了大量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由各地黨組織控製,統一服務於中共的戰略目標。在解放戰爭中,這些根據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糧、出錢,提供情報,掩護主力軍隊轉移,合格的完成了作為戰爭後方的任務(哪怕從地理位置這些根據地並不一定在解放區內部)。這些根據地平時除受到少量滲透和微乎其微的騷擾破壞外,可謂安如磐石。國軍如派主力部隊進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無法對化整為零的中共基層力量造成太大殺傷。與中共如魚得水相反,國民黨雖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國連成一片的國統區,但卻無力對基層進行控製,城市鄉村都被中共滲透。各大城市經常爆發學潮、工潮,反國民黨的各政治團體活動已半公開化,讓國民黨疲於應付。這樣的“後方”根本起不到作為後方應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報戰上的勝利,成為解放軍戰勝國軍的關鍵。中共情報系統早已滲透到國民黨高層,以致中共對國軍的部署和動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戰爭期間身處國軍決策層的少將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戰役中國軍的兵力部署,導致原本實力占優的國軍被解放軍圍殲。還有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也是中共間諜,直到國軍撤到臺灣時才暴露。而國民黨方面完全無法滲入解放軍指揮系統,對中共高層的戰略決策一無所知。雙方在情報戰方面的成果可謂差距懸殊。

“槍桿子裏出政權”。國共爭霸中,軍事較量的結果是最直接的、具決定性的。中共能夠取得政權,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說到底還是憑借暴力實現的。當然,軍事上的勝負受許多非軍事因素的影響,例如兵源就取決於雙方的支持基礎,外援則取決於外交。

    (4)運氣與機遇

不得不說,中共最終取得政權,也在於其有著非凡的運氣。在創黨初期,中共就險些被“一鍋端”。1931年,顧順章叛變又差點讓中共在“白區”中樞被一網打盡。但相對於這些,對中共最有幸的,莫過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的爆發。

1927年到1934年,經過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中共控製的地盤不斷壓縮,最終被迫“長征”。值得強調的是,紅軍在江南蘇區的潰敗,主因並不是中共所稱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的意外結果,而是當時國共實力對比和中國政治軍事社會情勢下的必然。在國民黨政權強大的武力打擊下,中共已無法繼續再在靠近國統區中心的華東、華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數路紅軍經過長征的艱苦跋涉,來到陜北落腳。此時僅僅幾萬殘兵疲兵,卻面臨著駐紮在陜西的數十萬國民黨軍(東北軍、西北軍)的圍剿。現在的人們將陜北理所當然的當成長征的終點,以為到了陜北紅軍自動就安全了,其實並不是真相。如果沒有後面的變故,陜北對於紅軍,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川那樣,是逃亡過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離開的一個地點。那時,虛弱的紅軍即將面臨國軍的致命一擊。如果攻擊發生,紅軍不是被殲滅,就是再度“長征”,逃往蘇聯和蒙古。雖然這期間紅軍也取得了如直羅鎮戰役那樣的勝利,但仍不足以與陜西的國軍主力抗衡。紅軍西路軍慘敗於西北地方武裝馬家軍,就證明了當時紅軍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時,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蔣抗日”,並向紅軍拋出橄欖枝。結果不僅提前暴露了蔣介石籌備的抗日計劃,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華,還讓紅軍絕處逢生、死灰復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麽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面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遊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遊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麽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遊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復性殺戮、強奸,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沖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陜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毛澤東晚年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確實是發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好運還在繼續。在對華問題上,美國始終猶豫不決。不同於在歐洲堅定的建立“鐵幕”對抗蘇聯,在亞洲美國只把日本、韓國作為不可侵犯的底線,對中國的未來曖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慶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國軍政要員,讓他們對這支看起來淳樸和富有理想主義的力量充滿好感。兩相對比,這些美國人更加厭惡腐敗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替國府說什麽好話。而繼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與蔣介石有隙,不願意全力支持後者。美國主導的調停工作還讓中共在關鍵時刻有了喘息之機。不像蘇聯給予中共實實在在的支持,美國一直限製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導致國軍僅有少量美械部隊,大多數軍隊武器裝備與中共軍隊並無太大差距,空軍力量也不足以對地面戰場產生重大影響。

就是在美國的猶豫不決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時間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即便如此,杜魯門還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臺灣,一度打算默認中共統一中國,試圖以此換取中共在美蘇冷戰對抗中的相對中立。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權入侵半島南部,美國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避免國民黨政權的徹底覆滅。但這只能讓蔣介石保住那塊小島,中共則很快占據了全部中國大陸,並成為統治它至今的主人。

    (5)綜述

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既是因為它在特定的時期的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也有運氣和機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奮鬥與能動性非常可觀,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軍事上的成功是它當政的最直接原因,“槍桿子裏出政權”誠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為列寧式政黨典範所有的嚴密組織性、毛澤東等領導人個人的強大能力、得到國內地域性利益集團的支持等。但因為比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論述了。

(二)歷次政治運動浩劫慘痛中共卻屹立不倒的原因
從蘇區的肅反,到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的鎮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鎮壓,都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創傷,不僅國民深受其害,許多時候中共內部的黨員幹部也難以免災。但這個政權卻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看起來令人費解。

不過探究其原因,也沒有多麽神秘。

首先,中共政權對於國家擁有絕對的控製力,壟斷了包括暴力資源在內的各種重要資源,沒有人可以進行製約和對抗。一個暴政垮臺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夠推翻它的力量存在。否則,暴政再肆虐,受害者無力反抗,那再殘酷的暴行都無法使政權覆亡。而中共正是有這個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時,並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進行反抗,零星的抗爭根本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大饑荒更典型,即便幾千萬人餓死,也沒能阻止和團結起來爭個活路。因為軍隊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權壟斷,而戶籍製度及隊社、街道、單位及相關基層黨組織等的存在,則讓原子化的民眾根本無力對抗,甚至連逃荒要飯都被遣返。中國大陸全部置於中共控製之下,又能逃到哪裏去呢?毛澤東帶領中共創建了許多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政府,但它執政後卻最為提防基層的星火燎原,不允許再有一塊革命根據地出現。

非常類似的例子還有朝鮮的金家政權、柬埔寨紅色高棉,都是製造了慘重災難卻並沒有導致人民的有效反抗。東方社會崇尚秩序、集權,個人自由原本就被剝奪許多,而深受列寧和斯大林現代極權主義影響的各東方共產黨政權則變本加厲,在利用舊有的巢窠基礎上編織更密的羅網,讓受害者只能任人擺布。當整個社會就是大監獄,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牢籠中的人們,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國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與東方人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例如他們認為允許人自由遷徙、私有領地受到保護是天經地義,完全想不到有連穿衣吃飯都被嚴格管束的國家。

第二,中共是一個體系嚴密、內聚力強的組織,其團結性、紀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驚人。這樣的組織就意味著它不容易從內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權對國家有強大的控製力,統治階級之外的人無力反抗。那麽統治階級內部呢?

中共統治集團的運轉,結合了列寧式政黨、斯大林式官僚體系、中國傳統的等級製等多種政治機體的特點,這是毛澤東等人有意為之的結果。其具體的運作細節我並不了解,從它顯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來看,它的確能夠讓成員對黨保持忠誠,哪怕黨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會看成是黨內一些人的個人行為,而不會因此反黨和背叛(除非有強勁的外部力量拉拽)。當一個人成為中共體系內的成員,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會將殘酷的政治鬥爭包括對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應,主動為中共及它的體製辯護,很難跳脫出黨營造的價值體系。

第三,中共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糾錯能力。歷次政治運動都不會無限期進行,在出現某個機會或達到某個閾值後就會停止。中共還會對此前發生的錯誤做出一定的補救,哪怕這種補救受益不均、杯水車薪。這樣黨內外都不會對中共徹底喪失信心,自然也不會想去推翻它、摧毀它。何況,國人普遍對強權強人犯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傷害或者只是減少傷害(還在繼續傷害),人們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會考慮什麽補償和追責。所以政權不斷犯錯、改錯,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無論如何受害,也還享受著既得利益。而差異化的資源分配,總是可以讓既得利益者對政權忠誠。雖然中共歷次政治運動都有黨內成員甚至高層受害,但是他們所受苦難普遍低於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如果不死,他們都有復出的機會,文革後大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成為顯貴就是例子。現在進監獄的貪官汙吏,也比牢獄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況這些人通過各種假釋和減刑,很快就又過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們自己無出頭之日,子女還能利用他們遺留下來的龐大資源和關系網。

所以他們知道,只要還是黨的人,就還有日子過,未來還有好日子等著。如果叛黨反共,挑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不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數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徑),還必然死無葬身之地,還牽連子女。他們當然會做出相對最優的選擇。

(三)中共不同領導人當政時期的特點及演化趨勢
由於時代背景不同、領導人個人價值觀和性格不同,不同時期的中共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並反映在現實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識形態上。但另一方面,中共從建黨到建政至今,又有著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同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著一致的觀點與主張。

    (1)毛澤東掌權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很富有理想主義的、非暴力的政黨。那時候的中共,還沒有變成列寧式政黨,黨內的民主氣息還很濃厚。

到了北伐戰爭時期,中共開始蛻變為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功利性明顯的政黨。這時中共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魚龍混雜。雖然這時已開始變成列寧式的具有嚴明紀律的政黨,但還沒有形成黨內的專權獨斷。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在城市和鄉村的作為,已經顯露了它暴力、殘忍、為達目的不惜代價的特征。

“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遭遇慘痛打擊,整個黨變得敏感和神經質。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下,中共變得越發殘忍,並且這種殘忍開始大範圍針對內部。在蘇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就是最典型的體現。這時的中共已與蘇共無異,黨內沒有民主法治和及時糾錯機製,人與人的分歧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渠道,政治鬥爭愈演愈烈。為政黨的“純潔性”及排除異己的私人目的,反動肅清變本加厲,肉體消滅成了黨內鬥爭中司空見慣的手段。

    (2)毛澤東時代

1936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掌握了中共的大權,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毛澤東是一位個性鮮明、權力欲旺盛、鬥爭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響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響持續至今。在毛權力鼎盛時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實現個人意誌的工具。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實現了思想意誌上的統一、紀律的統一、行動的統一。當然這種統一指的是宏觀上的、整體上的,並不是說在何時何地中共所有成員都步調一致、沒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為共同目標而凝聚在一起,卻沒有一個現實的領導核心。毛的出現,讓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實際效忠的對象。同時,個人崇拜也出現並形成,毛澤東被神化,其言論成為金科玉律,一舉一動都被賦予偉光正的含義,批評的聲音日漸消失,毛成為中共、中國的主宰者。

毛澤東掌權後,中共不僅確立了領導核心,也明確了具體要實現的目標、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來。毛澤東既是天才的理論家,又是堅定的實幹家。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充滿著毛的神思妙想,讓人不得不感嘆。中共之所以能夠以弱勝強,擊敗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毛澤東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正確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時代的中共總體是暴烈的、帶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變動是劇烈而涉及廣泛的。無論是抗戰和內戰中的軍事沖突,還是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都是到處見血和出人命的。這與後面幾任中共領導人掌權時的情況有顯著差異。

毛澤東掌政時期的中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面,它依舊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建國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承諾、在解放區推動民主試驗和“三三製”等,建國後實行公有製、集體化,乃至發動文革,將政治理想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權後中共實際上放棄了對馬列主義基本教義的堅持,代之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如依靠農民而非工人贏得革命勝利、利用中國傳統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馭民之術操控社會、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個人主義思想、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高於國際共運力量合作等。毛對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改造,讓中共得以“接地氣”的存在於中國。在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為拉攏更多力量,主動對各階層伸出橄欖枝,包括對地主和資本家妥協,建立統一戰線。中共進軍東北後,還赦免、收編、留用了大量日軍及前偽滿軍人(包括一些戰犯),以及偽滿經濟、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統的專業技術人員。這些都是為中共生存發展而做出的務實舉措。建國後中共在內政外交上的務實主義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如選擇與意識形態對手美國和解聯美製蘇、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開七千人大會檢討冒進過失、嚴厲鎮壓知識分子卻爽快赦免國軍將領、每次政治高潮後都會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人員等。

毛時代中共的這些特征,既有時勢造成的,也有毛個人決策的因素。無論如何,毛澤東的主觀行為對於中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更加主觀和主動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領導人主要是順應時勢,毛則帶領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時勢。

由於毛澤東掌權時間很長,所以毛時代的中共特點是有明顯變化的,如建國前和建國後的差別。但共性大於差異。

    (3)華國鋒時期

華國鋒當政期是眾所周知的過渡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是他當政時的關鍵詞。之所以說他“當政”而不是“掌權”,是因為他當時並不握有全部實權。他是依賴汪東興這樣的毛的遺忠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強坐了大位。

華國鋒時期的中共在守舊和改革間搖擺。當時人心思變,普遍對文革造成的嚴重破壞如經濟崩潰和無政府狀態不滿,希望讓國家走上正軌。但因毛剛剛去世,余威猶在,極左力量還把持著重要職位,反對大幅改變毛時代的方針政策。

隨著鄧小平的復出和改革派的崛起,過渡期走向終結,華國鋒也結束了他短暫的“英明領袖”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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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1-06-12

2 个评论

共匪依靠工農大眾充當建國炮灰,共匪建國之後工農大眾成為共匪壓榨的對象。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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