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蛤不如评蛤)刘仲敬:江澤民
江澤民出身于徽州移民的後裔、揚州的殷實之家,從他遺留至今的故居就可以看出。東關區接近大運河,是揚州的富人區。祖父行醫多年,又擔任輪船公司的管理人員。江澤民後來說他們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資本家。其實住宅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他們比普通的地主和商人有錢得多。有背景的官紳,例如著名的劉文彩,可能超過他們,沒有背景的地主不大可能。城裡人當中,只有外國僑民、官宦和鹽商才有更好的住宅。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屬於中產階級的頂峰,江家在江澤民祖父一代已經達到了這個層次,不過江澤慧自吹的書香門第,他們還差一點點。江澤民祖孫三代(包括所謂的養父江上青)留下的詩歌都很糟糕,說明他們的家學還是有問題,只是在全社會每況愈下的大環境內,冒充紳士的難度大大降低了而已。革命以後的醫生和管理人員大多數住不起數百平方米的花園小院,本身就是社會日益無產化的證明。這樣的家庭不會輕易拋棄基業逃難,更不會落到“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的下場。沒有背景的殷實家庭想要繼續發展,自然會向有背景的方向努力。江世俊在汪兆銘政府內飛黃騰達,在他們自己看來無疑是成功的表現。
江澤民考入揚州中學的時候,戰爭剛好爆發。日本人的佔領顯然沒有既改變江家的價值觀,也沒有妨礙不問政治的優等生爬向社會階梯。江澤民在十七歲的時候考上了中央大學,可見日本人和汪兆銘確實保護了許多安靜的書桌。江澤民後來自稱江上青的養子,但他顯然沒有分享聖戰者顛沛流離的生活。江上青是妾生的兒子,容易把家庭內部的壓抑感轉化成革命的荷爾蒙。如果江上青顧念親生兒子的安全,把他託付給南京國民政府官員的家庭撫養,比較符合人情事理,相反的安排就難以理解。如果這種說法是江澤民後來發明出來的,企圖增加自己在共產黨內的資源,反倒可能性更大。江澤民的家庭沒有任何公開反對,平靜地接受了日本人主導的新體制,努力通過合法途徑,在新體制內上升。他們的祖先在揚州十日以後,也是這樣適應滿人的。小康以上的順民家庭遭遇亂世,一般都是這樣處理問題的。只有無恆產無恒心的社會邊緣人,才會在意爭取“義軍”或“革命志士”稱號的渺茫機會。所謂王莽篡漢,西京群盜皆稱復漢。順民社會無論反正都會把他們當成落草的盜匪(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誤入歧途的青年”),除非幾十年後發現他們的領袖恰好名叫朱元璋。如果這種小概率事件當真發生,家族史的編纂者就很需要強調黨性的原則了。無論如何,江澤民是新生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考慮到戰爭至少使中學停頓了一兩年,江澤民家庭的生存模式和教育模式已經充分證明了他們的適應能力和適應願望。
江澤民在中央大學的短暫經歷,給後世的傳記作家製造了無數麻煩。江澤民欽定的和熱愛江澤民的作家,運用放大鏡和顯微鏡四處尋找,渴望發現江澤民和江上青的聯繫,得到的結果不是比聖雄甘地的懺悔紀錄還無聊,就是比井岡山會師的主角名單還矛盾。江澤民唱過《畢業歌》,還參加過一次反對鴉片的學生社會活動,僅此而已。他如果確實熱愛理論上的養父,顯然已經表現出優秀布爾什維克的素質,沒有向周圍的同學暴露党的機密。江澤民討厭的和憎惡江澤民的作家興高采烈地宣佈,他參加了李士群主持的幹部訓練班,然而任何稍有常識的讀者都能看出,這些組織不見得比1986年的共青團邪惡到哪裡去。如果讀者的意思是要運用共產黨整人的方式,公平合理地行使逆向解釋的權利,江澤民當然就是漢奸。如果讀者的價值觀跟江澤民的真實家庭差不多,也就是無論誰當權,只管往上爬就行了,那就很難認為這種做法比“悶聲大發財”更糟。江澤民後來吸引“蛤絲”的多才多藝,主要來自寬裕的少年時代。江上青的親女兒江澤慧回憶童年,就只記得無窮無盡的貧困和饑餓。白區党在南京附近的活動不少,明顯沒有將沉迷小資情調的江澤民考慮在內。
悶聲大發財的價值觀能夠接受任何人統治,只怕統治者不夠穩定。不幸由於日本的投降,這種事情還是發生了。國民黨懷著翻身農奴把歌唱的感情,把強者的利用當成了自己原有的能力和應有的權利,把自己在窮鄉僻壤吃苦的怨恨發洩到留在沿海享福的“漢奸”和“偽學生”頭上。汪蔣鬥爭導致中央大學一分為二,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發現他們要替汪兆銘付出代價。國民黨頒佈了《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式》,相當於塔利班的毛拉對蘇聯培養的工程師進行甄別、延安知識份子給留美學生辦學習班。“偽學生”江澤民一面高呼“科學不偽”的口號上街遊行,一面加入了共產黨。他很快就發現將憤怒引向“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比較容易,論證“偽學生”和順民的無辜比較困難。滿洲國的職業軍人和技術人員經歷了同樣的遭遇,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宣傳一致聲稱:前者代表還鄉團,後者代表翻身農奴。其實真正的翻身農奴出於德性、資源和經驗的匱乏,一般只能做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被人利用以後犧牲,是他們預先註定的命運。共產黨至關緊要的行動主體和組織核心(“第一條戰線”和“第二條戰線”)都是“漢奸”、“還鄉團”對“誤入歧途的青年”、“翻身農奴”的階級報復,只有改造物件和社會週邊(農村土改和城市公私合營)才是幕後核心(新社會精英)利用“翻身農奴”打垮舊社會精英的過程。翻身農奴在精英路線上,直接毀於還鄉團的報復;在屌絲路線上,做完炮灰就回到自己應有的位置上。青年江澤民有沒有從切身經驗當中領悟這套掛羊頭賣狗肉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已經無法考證,但他掌權以後的做法,證明他肯定在以前的某個時間段看透了這個世界。黑材料專家們無比認真地揮舞漢奸的帽子,恐怕只會引起他的輕蔑。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國民黨的翻身農奴在整人技術方面還是不如列寧的嫡系。重新考試的小把戲難不倒江澤民這種優等生,他還是轉入交通大學完成了學業。他在資本家的冰淇淋企業工作了兩年,就落入南下幹部的學習班手中。此後幾十年,同樣的故事不斷重演。南下幹部在上海,很像黃鼠狼佔據了看門狗的位置。母雞每一次覺得似乎可以安定下來生蛋的時候,黃鼠狼就要弄一個雞飛蛋打的場面。黃鼠狼餓得爬不動的時候,母雞又會覺得下蛋的好日子來了。如此周而復始。吳越人民不僅習慣為征服者打下手,而且在長期的狼狽關係中已經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他們只能暗中懷念滿洲人和日本人,因為有條不紊地吃雞蛋總比折騰不休地砸雞蛋好,但誠實從來不是弱者的美德,後者即使在怨天尤人的時候都是欺善怕惡的。學習班就是為江澤民這種人準備的,因為每一種德性都有其相應的剋星。他永遠不會放棄向上爬,因此非要“追求進步”不可,但階級的烙印如此明顯,簡直是天造地設的教育改造物件。江家的文化傳統就是無論如何委屈,在任何政權下都要盡可能適應環境。在真正的無產階級幹部眼中,這種人太適合虐待了。如果沒有汪道涵的保護,他追求又紅又專的努力很可能以悲劇收場。
蘇聯專家準備在滿洲建立史達林汽車廠的分支,需要一批見習工程師。汪道涵把江澤民塞進了第一機械工業部的留學生名單,這些人就是未來技術官僚的模型。江澤民不僅很快適應了計劃經濟管理者的角色,而且體現出頗有吳越特色的分寸感。他從來沒有錯過任何一次運動,從來不會找不到整人的理由,例如你說蘇聯車床的聲音比美國車床大,就是一條符合右派指標的罪名,但他從來不肯充當實驗品性質濃厚的積極分子,從來不會打擊那些有可能捲土重來的危險人物。這些特長保證他不斷升官,但不足以保護他逃避接二連三的學習班。鄧小平上臺後,江澤民心有餘悸地說: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他寧願去美國讀一個理工博士。不過他當上部長和市長以後,就不再說這種話了。毛澤東的破壞活動給技術官僚界留下了太多的空缺,實際上幫了江澤民的忙。如果他真到美國讀博士,估計只能以工程師和殷實的中產階級終老了,但他這種人如果沒有遇上車禍和聖戰者,總是免不了會積累一筆產業的。吳越人特別擅長依附秩序,但並不擅長創造秩序。江澤民意外崛起,其實是聖戰者太多造成的時空扭曲。
江澤民在1989年的風暴當中,仍然把自己定義為依附者和執行者。他顯然覺得政策向什麼方向傾斜,執行者不負責任。只要執行的成績好,就是他的功勞。論功行賞是應該的,他時刻渴望向上爬,但覬覦大權的圖謀,他根本沒有。他能幹活,但沒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做的事情,總是反映了依附目標的想法。他對依附目標的真正企圖把握不准,說明他當時仍然沒有進入核心。他在上海知識份子座談會上的講話,實際上體現了趙紫陽的調和主義。他進京之日,並不知道個人前途是凶是吉。他推行治理整頓,以為這是黨內老人真正想要的。鄧小平撇開他南下,他緊跟新政策也沒有什麼困難。別人可能責備他沒有政治節操,他自己大概以為這不過是管家和工程師的職業習慣。鄧小平年齡已老,力不從心,三次選擇,一蟹不如一蟹,陷入了類似武則天和慈禧晚年的心情,經不起折騰了。時間能夠戰勝一切,包括梟雄在內。沒有人對江澤民完全滿意,但誰都覺得換別人只會更糟。他在陰差陽錯當中行使管家的職能,outlive鄧小平和雙手沾滿鮮血的老前輩;又在陰差陽錯當中接受了後冷戰時代的經濟全球化,坐享免費搭車客的紅利。
鄧小平一代不能承擔退位的風險,因為他們的革命本身就是一連串犯罪和間諜活動。他們做不成革命家,就只能做犯罪分子。他們即使在統戰需要開明統治的時候,本人也是殘酷的。江澤民的統治往往是殘酷的,對某些特殊群體甚至比鄧小平更加殘酷,但他個人的殘酷就不如老前輩,經常流露胸無大志、求田問舍的跡象。大權對他是儻來之物、意外之財,他在世界上不再有其他期望。只要別人不來妨礙他悶聲大發財,他就不妨礙別人悶聲大發財。如果有人妨礙他,他就會拿出列寧主義留下的鎮壓機器,但這種做法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命運將這台機器送到了他的手中。他本來很可能變成汪兆銘政權的高級事務官,或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總工程師,運用這些社會流行的管理方式,也不會有多少不適。體制在他的領導下,迅速退化為各種經營政策的分利集團。江澤民政權的特徵是管家的務實主義,小事聰明大事糊塗,技術改善路線衝突,向抵抗力最弱的方向發展,希望時間繼續替他解決一切麻煩。他儻來的體制留下了兩項致命的遺產:共產主義的使命和天朝復活的使命,跟他搭上的便車路線南轅北轍。前者需要背靠歐亞大陸,向海洋體系挑戰。後者需要背靠海洋體系,肢解大陸核心。兩者早晚撞車,然而歷史的時間表不同於個人的時間表。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只要選好聽話的接班人就成了。任何一方的路線轉變都需要費很大的力氣,而一個吃飽的管家是不會為別人的宅邸冒險改變現狀的。造化弄人,十幾年來一直有利於他的陰差陽錯,忽然轉向相反的方向,仿佛存心要他在垂老之年面對慘淡的未來。
江澤民考入揚州中學的時候,戰爭剛好爆發。日本人的佔領顯然沒有既改變江家的價值觀,也沒有妨礙不問政治的優等生爬向社會階梯。江澤民在十七歲的時候考上了中央大學,可見日本人和汪兆銘確實保護了許多安靜的書桌。江澤民後來自稱江上青的養子,但他顯然沒有分享聖戰者顛沛流離的生活。江上青是妾生的兒子,容易把家庭內部的壓抑感轉化成革命的荷爾蒙。如果江上青顧念親生兒子的安全,把他託付給南京國民政府官員的家庭撫養,比較符合人情事理,相反的安排就難以理解。如果這種說法是江澤民後來發明出來的,企圖增加自己在共產黨內的資源,反倒可能性更大。江澤民的家庭沒有任何公開反對,平靜地接受了日本人主導的新體制,努力通過合法途徑,在新體制內上升。他們的祖先在揚州十日以後,也是這樣適應滿人的。小康以上的順民家庭遭遇亂世,一般都是這樣處理問題的。只有無恆產無恒心的社會邊緣人,才會在意爭取“義軍”或“革命志士”稱號的渺茫機會。所謂王莽篡漢,西京群盜皆稱復漢。順民社會無論反正都會把他們當成落草的盜匪(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誤入歧途的青年”),除非幾十年後發現他們的領袖恰好名叫朱元璋。如果這種小概率事件當真發生,家族史的編纂者就很需要強調黨性的原則了。無論如何,江澤民是新生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考慮到戰爭至少使中學停頓了一兩年,江澤民家庭的生存模式和教育模式已經充分證明了他們的適應能力和適應願望。
江澤民在中央大學的短暫經歷,給後世的傳記作家製造了無數麻煩。江澤民欽定的和熱愛江澤民的作家,運用放大鏡和顯微鏡四處尋找,渴望發現江澤民和江上青的聯繫,得到的結果不是比聖雄甘地的懺悔紀錄還無聊,就是比井岡山會師的主角名單還矛盾。江澤民唱過《畢業歌》,還參加過一次反對鴉片的學生社會活動,僅此而已。他如果確實熱愛理論上的養父,顯然已經表現出優秀布爾什維克的素質,沒有向周圍的同學暴露党的機密。江澤民討厭的和憎惡江澤民的作家興高采烈地宣佈,他參加了李士群主持的幹部訓練班,然而任何稍有常識的讀者都能看出,這些組織不見得比1986年的共青團邪惡到哪裡去。如果讀者的意思是要運用共產黨整人的方式,公平合理地行使逆向解釋的權利,江澤民當然就是漢奸。如果讀者的價值觀跟江澤民的真實家庭差不多,也就是無論誰當權,只管往上爬就行了,那就很難認為這種做法比“悶聲大發財”更糟。江澤民後來吸引“蛤絲”的多才多藝,主要來自寬裕的少年時代。江上青的親女兒江澤慧回憶童年,就只記得無窮無盡的貧困和饑餓。白區党在南京附近的活動不少,明顯沒有將沉迷小資情調的江澤民考慮在內。
悶聲大發財的價值觀能夠接受任何人統治,只怕統治者不夠穩定。不幸由於日本的投降,這種事情還是發生了。國民黨懷著翻身農奴把歌唱的感情,把強者的利用當成了自己原有的能力和應有的權利,把自己在窮鄉僻壤吃苦的怨恨發洩到留在沿海享福的“漢奸”和“偽學生”頭上。汪蔣鬥爭導致中央大學一分為二,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發現他們要替汪兆銘付出代價。國民黨頒佈了《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式》,相當於塔利班的毛拉對蘇聯培養的工程師進行甄別、延安知識份子給留美學生辦學習班。“偽學生”江澤民一面高呼“科學不偽”的口號上街遊行,一面加入了共產黨。他很快就發現將憤怒引向“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比較容易,論證“偽學生”和順民的無辜比較困難。滿洲國的職業軍人和技術人員經歷了同樣的遭遇,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宣傳一致聲稱:前者代表還鄉團,後者代表翻身農奴。其實真正的翻身農奴出於德性、資源和經驗的匱乏,一般只能做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被人利用以後犧牲,是他們預先註定的命運。共產黨至關緊要的行動主體和組織核心(“第一條戰線”和“第二條戰線”)都是“漢奸”、“還鄉團”對“誤入歧途的青年”、“翻身農奴”的階級報復,只有改造物件和社會週邊(農村土改和城市公私合營)才是幕後核心(新社會精英)利用“翻身農奴”打垮舊社會精英的過程。翻身農奴在精英路線上,直接毀於還鄉團的報復;在屌絲路線上,做完炮灰就回到自己應有的位置上。青年江澤民有沒有從切身經驗當中領悟這套掛羊頭賣狗肉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已經無法考證,但他掌權以後的做法,證明他肯定在以前的某個時間段看透了這個世界。黑材料專家們無比認真地揮舞漢奸的帽子,恐怕只會引起他的輕蔑。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國民黨的翻身農奴在整人技術方面還是不如列寧的嫡系。重新考試的小把戲難不倒江澤民這種優等生,他還是轉入交通大學完成了學業。他在資本家的冰淇淋企業工作了兩年,就落入南下幹部的學習班手中。此後幾十年,同樣的故事不斷重演。南下幹部在上海,很像黃鼠狼佔據了看門狗的位置。母雞每一次覺得似乎可以安定下來生蛋的時候,黃鼠狼就要弄一個雞飛蛋打的場面。黃鼠狼餓得爬不動的時候,母雞又會覺得下蛋的好日子來了。如此周而復始。吳越人民不僅習慣為征服者打下手,而且在長期的狼狽關係中已經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他們只能暗中懷念滿洲人和日本人,因為有條不紊地吃雞蛋總比折騰不休地砸雞蛋好,但誠實從來不是弱者的美德,後者即使在怨天尤人的時候都是欺善怕惡的。學習班就是為江澤民這種人準備的,因為每一種德性都有其相應的剋星。他永遠不會放棄向上爬,因此非要“追求進步”不可,但階級的烙印如此明顯,簡直是天造地設的教育改造物件。江家的文化傳統就是無論如何委屈,在任何政權下都要盡可能適應環境。在真正的無產階級幹部眼中,這種人太適合虐待了。如果沒有汪道涵的保護,他追求又紅又專的努力很可能以悲劇收場。
蘇聯專家準備在滿洲建立史達林汽車廠的分支,需要一批見習工程師。汪道涵把江澤民塞進了第一機械工業部的留學生名單,這些人就是未來技術官僚的模型。江澤民不僅很快適應了計劃經濟管理者的角色,而且體現出頗有吳越特色的分寸感。他從來沒有錯過任何一次運動,從來不會找不到整人的理由,例如你說蘇聯車床的聲音比美國車床大,就是一條符合右派指標的罪名,但他從來不肯充當實驗品性質濃厚的積極分子,從來不會打擊那些有可能捲土重來的危險人物。這些特長保證他不斷升官,但不足以保護他逃避接二連三的學習班。鄧小平上臺後,江澤民心有餘悸地說: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他寧願去美國讀一個理工博士。不過他當上部長和市長以後,就不再說這種話了。毛澤東的破壞活動給技術官僚界留下了太多的空缺,實際上幫了江澤民的忙。如果他真到美國讀博士,估計只能以工程師和殷實的中產階級終老了,但他這種人如果沒有遇上車禍和聖戰者,總是免不了會積累一筆產業的。吳越人特別擅長依附秩序,但並不擅長創造秩序。江澤民意外崛起,其實是聖戰者太多造成的時空扭曲。
江澤民在1989年的風暴當中,仍然把自己定義為依附者和執行者。他顯然覺得政策向什麼方向傾斜,執行者不負責任。只要執行的成績好,就是他的功勞。論功行賞是應該的,他時刻渴望向上爬,但覬覦大權的圖謀,他根本沒有。他能幹活,但沒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做的事情,總是反映了依附目標的想法。他對依附目標的真正企圖把握不准,說明他當時仍然沒有進入核心。他在上海知識份子座談會上的講話,實際上體現了趙紫陽的調和主義。他進京之日,並不知道個人前途是凶是吉。他推行治理整頓,以為這是黨內老人真正想要的。鄧小平撇開他南下,他緊跟新政策也沒有什麼困難。別人可能責備他沒有政治節操,他自己大概以為這不過是管家和工程師的職業習慣。鄧小平年齡已老,力不從心,三次選擇,一蟹不如一蟹,陷入了類似武則天和慈禧晚年的心情,經不起折騰了。時間能夠戰勝一切,包括梟雄在內。沒有人對江澤民完全滿意,但誰都覺得換別人只會更糟。他在陰差陽錯當中行使管家的職能,outlive鄧小平和雙手沾滿鮮血的老前輩;又在陰差陽錯當中接受了後冷戰時代的經濟全球化,坐享免費搭車客的紅利。
鄧小平一代不能承擔退位的風險,因為他們的革命本身就是一連串犯罪和間諜活動。他們做不成革命家,就只能做犯罪分子。他們即使在統戰需要開明統治的時候,本人也是殘酷的。江澤民的統治往往是殘酷的,對某些特殊群體甚至比鄧小平更加殘酷,但他個人的殘酷就不如老前輩,經常流露胸無大志、求田問舍的跡象。大權對他是儻來之物、意外之財,他在世界上不再有其他期望。只要別人不來妨礙他悶聲大發財,他就不妨礙別人悶聲大發財。如果有人妨礙他,他就會拿出列寧主義留下的鎮壓機器,但這種做法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命運將這台機器送到了他的手中。他本來很可能變成汪兆銘政權的高級事務官,或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總工程師,運用這些社會流行的管理方式,也不會有多少不適。體制在他的領導下,迅速退化為各種經營政策的分利集團。江澤民政權的特徵是管家的務實主義,小事聰明大事糊塗,技術改善路線衝突,向抵抗力最弱的方向發展,希望時間繼續替他解決一切麻煩。他儻來的體制留下了兩項致命的遺產:共產主義的使命和天朝復活的使命,跟他搭上的便車路線南轅北轍。前者需要背靠歐亞大陸,向海洋體系挑戰。後者需要背靠海洋體系,肢解大陸核心。兩者早晚撞車,然而歷史的時間表不同於個人的時間表。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只要選好聽話的接班人就成了。任何一方的路線轉變都需要費很大的力氣,而一個吃飽的管家是不會為別人的宅邸冒險改變現狀的。造化弄人,十幾年來一直有利於他的陰差陽錯,忽然轉向相反的方向,仿佛存心要他在垂老之年面對慘淡的未來。
6 个评论
不错。在历届核心中,江是最像人的,其他的都更像脸谱或者神像。
刘仲敬说话我完全看不懂。
这篇文章写的看起来是不是翻译过来的?如果是原文的话刻画的入木三分。续1秒
蛤蟆和维尼对我们来说证明了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是否能学习到多元化的文化知识很重要这种教育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却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这句话和我上面说得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在国内外很多连环杀手他们在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都是被严重伤害过的,再加上没有被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导致成人后变成一个恶魔。
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多了解一下他们童年以及青少年的过往,就能判断出来他们作为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不是没有道理的。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却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这句话和我上面说得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在国内外很多连环杀手他们在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都是被严重伤害过的,再加上没有被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导致成人后变成一个恶魔。
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多了解一下他们童年以及青少年的过往,就能判断出来他们作为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