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丽背后-中共的西南征敛政策
就贵州的现实情况而言，毛泽东和邓小平除了宽大并无其他选择。人民解放军只接管了贵阳、安顺、遵义以及连接贵州 四川、湖南公路沿途的城镇。这 多山省份的其他地区仍然未被占领，而许多解放军部队都于1949 年底离开贵州进入四川和云南。 14 生活在湘西—贵阳公路沿线而 愿意放弃权力、服从共产党的人，例如地方豪强杨凤池和魏德茂，都只是在表面上投降解放军并被授予官职。在 1935-1949 年间一直担任贵州省岑巩县国民党政府保安队队长的杨凤池，于 1949 11 月人民解放军进入时立即投诚。他在该县两个新成立的机构中获得了职务：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和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魏德茂是一个真正的匪首，他在老家镇远县对解放 军曲意逢迎， 此人在当地区政府获得了一个职位。 16杨和魏都在等待机会反抗占领此地的中共军队。
中共占领者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各种职位的政策，在几个月后被证明是适得其反。但比起他们所给予的来说，他们所拿走的造成了更大的危机。过度的粮食征收最终将许多人推向了像杨凤池和魏德茂这样的反叛领袖那边。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 1949 年末、 1950 年初中共士兵、干部和学生的首要活动就是找饭吃。西南服务团成员任希文记得 1951年1月重庆的一名中共财政官员传达了这样的讯息：“进入新区，要争取时间，解决好征粮征税。”三个星期之后，任希文到达了贵州西南部。在那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宋任穷告诉一批准备进入云南的干部，｀｀粮食一定要拿到手。”
早在 1949 年12 月27 日，宋任穷就已经向他的部下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抵达云南后立刻对 1949 年收获的粮食进行征收。 18 由于国民党已经在 1949 年秋征过这次粮，这一政策因而立刻在整个西南地区引起公愤。根据当时住在成都附近的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的回忆，1950 年2月与 3月成都地区的征粮率“比国民党几个月前对同次秋收的征粮率高出四分之一强”。”而根据 1950 月邓小平所写的一份报告，施坚雅的数字实际上是十分保守的。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新政府在四川已经征收到 百万多吨粮食，是国民党征收粮食总量的 一倍多。邓承认干部们忽视了负担过重的四川“小地主”的恳求，“对向国民党缴纳的负担不予扣除＂。即便如此，人们对双重征粮的普遍抵抗使得中共的征粮目标最多也只完成了四成。 20
施坚雅认为，中共对富裕的成都平原进行狂热的征粮是为了向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粮食。但是资料证明，即使是相对缺粮的云贵山区也面临着沉重的征粮负担，要知道在这里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得种植鸦片远比种植粮食获利丰厚。 21 很明显，整个西南地区的中共部队一不仅仅是那些进入西藏的部队，所需的粮食要大千西南地 实际能够提供的数暨。这一问题也不仅限于西南。正如高睁在第8章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未能在新疆获得充足的粮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得不从事军垦建设。
西南地区的额外粮食征收负担已经将老百姓逼至绝境。在贵州思南县，孙秀和的两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中共的征粮置是国民党征粮量的五 倍。后来孙秀和作为 名朝鲜战争的战俘向美国陆军审讯官抱怨说，中共政权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人口情况，这使得许多家庭陷入穷困。孙说，在整个思南县， 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 是马铃薯， 30% 是玉米， 10% 是“草、叶、根等“。孙秀和说，在
更穷的人家，饮食构成的 70% 是马铃薯， 30% 是各种野菜。因为他家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孙在 1950 10 月参加了解放军。 1951 年孙被派往朝鲜战场，他很快就开了小差井向美国军队投了降。 22
我们已经看到贵州的中共占领者在若干方面估计错误。首先，中共士兵和干部很快穿过该省，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国民党投降部队。在少数人民解放军仍然占据优势的地区，旧的地方豪强也被允许渗透到新政府中。而沉重的税收效果更糟。中共狂热的粮食征收摧毁了穷苦衣民和他们所谓的解放者之间的第一次互动。反抗在枪口下征收重税是富有的地方豪强和穷苦农民的共同意愿。这一同盟的存在，加上许多原来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心存异志，都在 1950 年春为贵州的新政权制造了麻烦。
-引自
从反共到抗美：
1950-1951 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
周杰荣 (Jeremy Brown)
中共占领者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各种职位的政策，在几个月后被证明是适得其反。但比起他们所给予的来说，他们所拿走的造成了更大的危机。过度的粮食征收最终将许多人推向了像杨凤池和魏德茂这样的反叛领袖那边。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 1949 年末、 1950 年初中共士兵、干部和学生的首要活动就是找饭吃。西南服务团成员任希文记得 1951年1月重庆的一名中共财政官员传达了这样的讯息：“进入新区，要争取时间，解决好征粮征税。”三个星期之后，任希文到达了贵州西南部。在那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宋任穷告诉一批准备进入云南的干部，｀｀粮食一定要拿到手。”
早在 1949 年12 月27 日，宋任穷就已经向他的部下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抵达云南后立刻对 1949 年收获的粮食进行征收。 18 由于国民党已经在 1949 年秋征过这次粮，这一政策因而立刻在整个西南地区引起公愤。根据当时住在成都附近的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的回忆，1950 年2月与 3月成都地区的征粮率“比国民党几个月前对同次秋收的征粮率高出四分之一强”。”而根据 1950 月邓小平所写的一份报告，施坚雅的数字实际上是十分保守的。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新政府在四川已经征收到 百万多吨粮食，是国民党征收粮食总量的 一倍多。邓承认干部们忽视了负担过重的四川“小地主”的恳求，“对向国民党缴纳的负担不予扣除＂。即便如此，人们对双重征粮的普遍抵抗使得中共的征粮目标最多也只完成了四成。 20
施坚雅认为，中共对富裕的成都平原进行狂热的征粮是为了向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粮食。但是资料证明，即使是相对缺粮的云贵山区也面临着沉重的征粮负担，要知道在这里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得种植鸦片远比种植粮食获利丰厚。 21 很明显，整个西南地区的中共部队一不仅仅是那些进入西藏的部队，所需的粮食要大千西南地 实际能够提供的数暨。这一问题也不仅限于西南。正如高睁在第8章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未能在新疆获得充足的粮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得不从事军垦建设。
西南地区的额外粮食征收负担已经将老百姓逼至绝境。在贵州思南县，孙秀和的两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中共的征粮置是国民党征粮量的五 倍。后来孙秀和作为 名朝鲜战争的战俘向美国陆军审讯官抱怨说，中共政权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人口情况，这使得许多家庭陷入穷困。孙说，在整个思南县， 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 是马铃薯， 30% 是玉米， 10% 是“草、叶、根等“。孙秀和说，在
更穷的人家，饮食构成的 70% 是马铃薯， 30% 是各种野菜。因为他家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孙在 1950 10 月参加了解放军。 1951 年孙被派往朝鲜战场，他很快就开了小差井向美国军队投了降。 22
我们已经看到贵州的中共占领者在若干方面估计错误。首先，中共士兵和干部很快穿过该省，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国民党投降部队。在少数人民解放军仍然占据优势的地区，旧的地方豪强也被允许渗透到新政府中。而沉重的税收效果更糟。中共狂热的粮食征收摧毁了穷苦衣民和他们所谓的解放者之间的第一次互动。反抗在枪口下征收重税是富有的地方豪强和穷苦农民的共同意愿。这一同盟的存在，加上许多原来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心存异志，都在 1950 年春为贵州的新政权制造了麻烦。
-引自
从反共到抗美：
1950-1951 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
周杰荣 (Jeremy Br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