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全）

第八章：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中共党国的治理方法，阐明了新疆的人权侵犯是如何进行、由谁来执行的。以实现政治调整为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并非是旧时代的产物，相反，它们正发生在中国社会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当下的时代。而且，新疆的运动沿着种族和宗教两条线展开，产生了十分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也是众多民主国家第一次近距离经历中国的大规模运动，同时有意或无意地消费其产出，如强迫劳动的产品。 [410]

新疆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和中国更大范围的威权统治模式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事实上，新疆两次运动期间使用的许多治理手段是在其他地方构思出来的，如2004年北京率先启用的网格化管理制度， [411] 以及2015年在西藏先行的十户联防制度。 [412]

新疆的一些治理手段也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推广。2017年，新疆政法委接待了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的22个考察团。 [413] 2018年，宁夏政法委书记张韵声在视察了新疆的维稳指挥部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后，表示要“学习借鉴”新疆的经验。 [414] 同年，香港政府的反恐专责组也高调访问新疆。 [415]

研究人员应该进一步分析中国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心理驱动因素、其产生的集体创伤以及社会影响。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过个人创伤的高级官员都在近年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帮助策划了新疆的镇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个例子是朱海仑和习近平。两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接受过再教育——朱海仑在新疆， [416] 习近平在陕西农村。 [417] 他们两人后来后声称艰苦劳动的经历磨练、转变了他们的心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的家庭受到迫害。分析人士认为，当年为了度过难关，习近平变得“比红更红”。 [418] 如今借用毛泽东的手段，他调动了中国官僚系统的大量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稳定和服从，维吾尔和其他原住民社区首当其冲。本文探讨的两项运动已经导致新疆汉人和原住民社区之间越来越难以互信、彼此怨恨。 [419]

没有在党国系统内进行的根本的清算，没有在整个中国社会上对种族关系和定居殖民主义更广泛的反思，新疆运动式的政策难以被撤回，两次运动中产生的无数冤案也不会得到平反。